我从2012年开始正式设计保障性住房,到现在已经有了4个版本,4.0阶段就是阡集创。
我是辽宁人,那个时候高考全省200多名,才考了同济大学。
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篆刻、书法,受到了父亲的一些影响,那个时候就觉得,可以报一个美术相关的专业。
我们招生的时候很有趣:一张很大的纸,纸上是全国高校的介绍。我印象特别深,清华有建筑学,但我掂量了一下,估计自己考不上……同济?上海挺好的,就这么误打误撞,选了这个专业。
其实建筑师是一个很特殊的职业,很多人会误解,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好看的、漂亮的房子。就像有的是网红类建筑师,我这样的,叫自己是社会介入型建筑师。
我的老师叫陈伯清,今年已经86岁了,是陆家嘴包括整个三件套的甲方总建筑师。他当时跟我说:你做了这么几年住宅,是不是可以做一些研究?
于是从2002年开始,我做了“聊宅志异”研究,做着做着,我就对房地产开始心生厌恶。为此跟我同学还吵了一架,我说这个社会的年轻人和弱势群体,为什么没有人保障他们的居住方式?
所以当时我提出了两个非常超前的观点,一个是青年保障性住宅。那是07、08年,当时的80后差不多毕业来找工作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他们的居住现状有多不堪。
第二个,是直到现在上海市都在做的事情,叫城市填空计划。因为中国的社区都非常大,但是从城市发展的规律来说,它是不对的。我们房地产户型全世界最好,但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尤其是新城,都肉眼可见地在恶化?
你去任何一个城市的老城区,逛街的感受都是非常好的,但新城变成了永远都是在“去打卡的路上”,而回家的路上却没有任何可以留恋的,那么这就是城市出现问题了。城市的扩张,就跟人长身体一样,在长高长壮的同时,肌纤维也要变得更致密,才更健康。
我们(建筑师)框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面,在内耗、内卷,然而建筑学恰恰是一个需要去拓展的行业。
后来我开了一家咖啡馆,我发现面对社会的途径,不再是那张图纸,而是橱窗——我会看到形形色色的客人、路人,我才意识到真正的城市,是经过肉身接触、交互的,属于社会基层的城市。
而我们做所有的设计,都要设身处地的,以一个蝼蚁视角去看待。

我这两天跟一个法国建筑师聊,因为法国的社会住宅是全世界比较发达的。我们发现一个现象:无论是欧洲的社会住宅,还是我们这的“保障性住宅”,创新永远发生在这类住宅类型中,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因为社会住宅面向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后续要运营30、50年,后面所有的问题都会变成自己的问题。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出发点从来不在于什么物业增值、资产保值,而是人群的耐用性,和将来的可变性,其实这些东西更触及设计本身。
在龙南佳苑建成之后,网上很多人就跟我讨论、质疑,包括在一些专业网站上都有几百条的回复。比如房子隔音问题、漏水问题、阳台过高问题,还有什么开门不方便对空间的影响。
看到这些问题之后,我就做了个决定,我要回去住两年,去体会一下到底这些问题出现在哪里,然后以后怎么解决。因为你不去住,就不可能知道这些问题的所在,甚至你就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样的人。
回去之后我就发现,以前很多的设想还是太天真了,我以为隔壁跟我一样,59平米一房一厅,大概会住三口之家,其乐融融,完美。但其实我一问,他们家住了5口人。这些信息你不去调研,只是拍个视频的话,是不可能知道的。
我们国家从2010年的“国十条”开始,刚刚进入公共租赁住房时代,不像欧洲、日本或者新加坡,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了。
比如法国,有的公租房就很有趣:租金并不是严格定死的,一个月多少钱,而是按你收入的百分比来设定。新加坡的方式又不一样,叫组屋,它是可售的,这也是一种保障方式。
我是觉得,我锁定在上海做保障房研究,是基于上海的地理、政治、经济和人群,而形成的一种算法。但把这个事放到深圳,甚至放到我的老家东北,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做法,所以这个东西在中国的未来,是任重而道远。
但我一直同意很多建筑理论家的观点,建筑学无所谓本体,它本来就是一个多学科的重叠,应该大量地拓展、外延,然后去交织出它所谓的“不停变化的内核”。
所以我一直在跟年轻小伙伴讲:我们首先不是一个建筑师,我们首先是一个人。所有的住宅是必须和人有关,抛开人的一个建筑空壳、物理空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还让摄影师回去临港双限房,拍了很多照片,很有意思:很多人养花,花就堆在露台上。
我看着很开心,一个房子被使用过的感觉,还是挺美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