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者马颖毅的研究对象是在美国的中国本科留学生群体。她发现，他们并非都是美国媒体所描述的“开豪车的富二代”“学术作弊者”，有不少学生来自普通家庭。从他们的讲述中，马颖毅看到中国过去40年的飞速经济发展在两代人身上烙印的“野心与焦虑”。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时隔4年将重返白宫。上一次执政期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学生签证采取限制政策，特朗普本人则屡屡曝出煽动种族主义的言论，这一切仍历历在目。特朗普再次当选，让许多有赴美留学计划或者已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感到前途未卜。
赴美留学的黄金年代结束了吗？去美国留学还值得吗？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出国留学？这是美国雪城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马颖毅时常被问到的问题。
24年前，马颖毅从南京大学毕业，拿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专业的硕博连读奖学金。过去十余年间，她见证了美国高校里中国留学生尤其是本科生数量数十倍的增长。这也成为她写作《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一书的契机。
2012年起，马颖毅深入美国50多所高校、中国9所高中，访谈了上百名出生于1990年代的留美学生。他们并非都是美国媒体所描述的“开豪车的富二代”“学术作弊者”，有不少学生来自普通家庭。从他们的讲述中，马颖毅看到中国过去40年的飞速经济发展在两代人身上烙印的“野心与焦虑”。
留学美国一度被视为一种“教育福音”，能让孩子从日益内卷的中国教育体制中解放，接触更高质量的教育、更多元的价值观。这种所谓“信仰”有其事实基础，但也并非完全理性。而今，更新一代的留学生及其家长也不得不开始思考：这条曾经“理所当然”的留学之路，是否还能通向光明的未来？
以下是马颖毅的自述。
马颖毅教授（图/受访者提供）
野心和焦虑，是硬币的两面
最初关注到在美国的中国本科留学生群体，是因为我在媒体上看到了一些标题非常“惊悚”的文章。
当时，美媒对中国留学生的关注点主要有两个。一是把目光聚焦在财富之上，比如穿着路易威登时装，在美国大农村开着法拉利、兰博基尼的富二代；二是强调中国学生的学术诚信问题，关于他们作弊、代写、抄袭、学历造假的新闻层出不穷。
2005年到2019年，就读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中国本科生数量增加了16倍，我任教的雪城大学，也出现了不少中国学生。在和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能感觉到这些学生和媒体报道所描述的不太一样，而他们经历中的复杂性，也没有被捕捉到。
这些孩子能够到美国读本科，家庭条件肯定是相对优渥的，但绝不能一刀切地认为他们都是富二代。学生家长中，有企业高管，有白手起家的小商人，也有教育、医疗、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士，大部分是中国城市里的白领阶层。
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留学生的报道的截图。（图/The New Yorker）
我自己也是一名留学生。2000年，我从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申请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硕博连读项目。我们那时候的留美学生，绝大部分都得依赖大学提供的全额奖学金才能完成学业。而新一代学生大多是自费留学，这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经济上的“焦虑”。
为了送孩子出国接受更优质的教育，有些蓝领父母会向亲戚朋友借钱，甚至卖房。我访谈调查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学校打工，四分之一的人为了维持生活开销，每周兼职10个小时以上。
父母总会跟孩子说，“你不用管钱，在那边好好读书就行了”。但孩子出国之后，需要独自面对具体的事，他们会担心毕业后是否能有所成，是否能够回报父母对他们所受教育的投资。
《留学的孩子》英文版盲审时，就有审稿人提出，国际学生乃至年轻一代普遍具备“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特征，为什么要特别关注中国留学生？
我认为“野心和焦虑”确实是某种现代性，现代人都有这个特征。留学生群体选择离开家人、故土和熟悉的文化，千里迢迢到美国读书，正是体现了他们比同龄人更大的野心。硬币的另一面，是更强烈的焦虑。
美国顶级高中的马场。（图/《世界的孩子：我在美国读高中》）
中国留学生的特殊之处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用“压缩现代性”概念来描述东亚国家所面临的这种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被高度压缩的情境。
中国用40年时间走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程，身处其中的每个人几乎都带有高度紧张的社会环境的印记。许多留学生的父母可能是农村孩子，小时候经历过极端贫困，通过高考“千辛万苦过独木桥”，改变了命运。他们本身是高考的受益者，但受教育的体验并不好，因此希望孩子能过上不一样的人生。
正如我在书中所说，留学美国已成为一种新的“教育福音”，不仅许诺将学生从中国严苛的应试教育体系中解放，还开辟了通往高质量教育的新路径。
其实，不只是中国父母，哪里的父母都一样，都想复制已有的优势地位，教育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所以，要想理解这群留学的孩子，光看他们的表现是不够的，孩子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带着父母经历的印记，孩子身上也背负着来自父母的期待和压力。
(图/纪录片《买进名校：美国大学舞弊风暴》)
前阵子，我回了国，在耶鲁北京中心办了一场读者见面会，来参加的90%是父母。之前我在国内的讲座，绝大多数提问的也是父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孩子们到哪儿去了？可能孩子们在补课，没有时间。
在中国学生和家长眼中，美国大学的排名在择校时属于绝对优先级。一方面是出于实用主义，毕业后回国找工作的话，国内用人单位特别看重排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家长和学生对美国高等教育缺乏了解。
美国人可能因为学校的某个专业突出、某个社团出名或者教学环境优秀而选择一所大学，在他们看来，“好学校”的定义更多元。除了华尔街和一些咨询公司，大部分公司其实没那么看重学校排名。
我的受访者中，有一名女生选择了排名普通的佐治亚州立大学，因为她妈妈在那里做过访学，对这所学校评价很高。但对于没有家庭关系网的国际学生来说，大学排名填补了他们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知识空白，以一种简化的方式呈现了学院和大学的等级体系，这几乎就是高考评分体系的翻版。
开始研究之前，我设想，新一代留学生中有相当比例从一开始就走在国际教育的轨道上，应试教育的负担会比我们那时候减轻很多。让我意外的是，尽管不用参加高考，应试教育依然“阴魂不散”，只是被一次次的托福、SAT考试刷分所取代。
《小别离》讲述了三个家庭考虑送孩子出国的故事。（图/《小别离》）
我们学校的传媒学院排名很高，2011年前，（申请者）托福成绩要求达到100分。现在中国学生普遍要求自己托福成绩达到105分，甚至110分以上，美国顶尖大学的门槛越来越高。这就跟所有教育内卷的影响一样，需要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收益越来越小，身处其中的人越来越疲惫。
虽然语言成绩越来越高，但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的沉默寡言，仍让美国教授和高校管理层感到束手无策。
课堂讨论是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对学生的学习体验至关重要。美国教师在人际交往中注重边界感，他们认为如果学生很安静、不讲话，冷不丁地点名叫他发言是不太礼貌的事。我的一些同事经常来问我：怎样才能激发中国学生参与讨论的热情？
我刚到美国时，也经历过一段痛苦的适应期。研究生院一个班只有五六名学生，如果不发言，就会特别显眼。当时有一门课的老师找到我，希望我更积极地参与讨论。那门课上讲了许多性别相关的概念和理论，我说我听别人的发言都听不太明白。她问：那你有自己的想法吗？如果有的话，表达就可以了。
留学生Steve（中）在上表演课。（图/《世界的孩子：我在美国读高中》）
比较幸运的是，我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一直主张讨论和质疑。这并不是说我的父母特别有学问，只不过他们本身就是喜欢聊天、开玩笑的人，我们家也不太讲究尊卑长幼。
另外，因为我拿了奖学金，研究生期间需要一边自己上课，一边做助教教本科生，这让我在语言表达以及和美国同学的交往上，慢慢建立起自信。
如今，赴美留学的本科生面临的是另一幅情景。阻碍他们的不仅仅是语言障碍，更多时候是沟通能力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在调研中，60%的受访学生认为自己英语水平良好或优秀，但只有大约30%的学生经常在课堂上发言。
我在书中引用了杜波依斯提出的“双重意识”概念，中国留学生既意识到一种母语者的声音，也意识到自己作为第二语言使用者的声音，他们的内心往往住着一个批判者。
中国“三思而后行”的文化规范和教育体制也让学生在课堂上发言变得异常困难。中国的教育不鼓励自由讨论，突然间到了美国，发言成了评估学生的重要部分。中国学生明白发言的重要性，但思维习惯又转变不过来，所以就更焦虑了。他们总是想给出一个正确的标准答案，其实大部分讨论是开放式的。
（图/《西游ABC》）
《留学的孩子》这本书最初的写作对象主要是美国教授和大学管理者，希望能加深美国教育体系对中国学生的理解。有教授读了之后说，以后鼓励学生发言时，会提醒他们这个问题没有对错。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起到不错的效果。
我也收到了很多中国学生的来信，说他们在学业、社交上的焦虑和反思终于被书写、被看见了。我想，中文版很大一部分意义是给中国家长看，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孩子在留学过程中经历了什么。
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于2020年年初，在那之后，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疫情和地缘政治给留学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人说，赴美留学的“黄金年代”已经过去。这次特朗普二度当选美国总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看法。
中美关系的紧张和前途的不明朗，显然对中国学生有长远影响。不过，就目前来看，影响更多还是心理层面上的。我们不能忘记特朗普是商人出身，随着精英教育的商品化，留学已经成为一门生意。中国学生自费到美国念书，有助于缓解美国大学财政赤字，对美国来说“是赚的”。
很多美国学生本科期间背负了沉重的学生贷款，毕业后如果能找到工作，就不会选择读研。甚至大学本身的意义也正在被质疑，校长和招生办需要出面捍卫大学教育的价值，部分高校招生困难，将面临严峻的破产危机。
（图/《社交网络》）
但在中国，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也几乎没有人会质疑要不要上大学，本科不行就读研，硕士不行就继续读博。
在调研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中国学生计划在美国攻读研究生，而有读研计划的学生的回国率要略高于本科生。可以说，很多人念研究生，就是为了获得更具国际声望的学术证书，能在中国的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留学的含金量正在下降。前阵子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后回国报考乡镇公务员的新闻引发了激烈探讨，但我不认为我在书中提出的“教育福音”已成为过去式。
美国仍拥有40所排名进入全球前100的世界一流大学，进入一所美国好大学的竞争远远没有进入一所中国好大学那么激烈。我所在的雪城大学已经多年没排进过全美前50名，但我的学生申请研究生院，大概率能进前10或前20的学校。
（图/《买进名校：美国大学舞弊风暴》）
从数字上看，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从2019学年的37万人下降至2022学年的不到29万，其中有不少流向了英国和加拿大。即便如此，美国仍是中国学生最主要的留学目的地。
比较明显的变化是，美国正在失去中国顶尖人才。选择赴美留学的清华毕业生人数，从2018年的11%下降到2021年的3%。但对就读于其他985、211或下一层级院校的学生来说，赴美留学仍有很强的吸引力。留学也确实能成为打破内卷状态的一种方式。
总体而言，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我身边的高校老师就没有说特朗普好话的，他再次当选大家都很失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大选更能体现出，美国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和高校以外的人群在政治倾向上越来越分化了。
不过，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离开美国去了欧洲，他在那边也能拿到丰厚的待遇。大部分文科教授说要离开美国，我觉得也就是气话。美国高等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工作环境自由度高，比较理想化，无论特朗普政府以后出台多疯狂的政策，相信高校还是能保有一定自由度。
（图/《社交网络》）
作为研究人员，我的目标是最大程度地呈现我的研究发现，很难针对个人给出什么建议。毕竟，每个人的背景、拥有的资源千差万别。
我当初申请出国的时候，留学中介还很少，我是全部靠自己准备的。当时我的宿舍没有电脑，想上网还得跑到学校附近的网吧，一个小时4块8毛钱，就这样查资料、发邮件申请，也没有抱太大希望能申上。
至于读了社会学以后能找什么工作，都是出国了才开始焦虑，可以说是无知者无畏。文科博士在美国找教职很难，一直到确定工作之前，谁都没有把握能留下。
现在的家长和我父母那一辈、我书中所写的那一代学生家长相比，更见多识广，他们的想法更加复杂多面，对留学的看法也很成熟。送孩子出国读书，绝不仅仅是希望孩子镀个金，而是全方位考虑的结果。
每个学生在面临是否出国、是否留美、个人职业规划的时候，也会更多考虑到“我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我想要怎样的人生”，而不一定是世界格局。
（图/《三十而已》）
回望我的留学生涯和这些年对中国留学生的观察，我认为美国留学最大的意义，是让人习得一种独立生活、独立思考的能力。
一些原本难以想象的事，确确实实在你眼前发生了，你的思想自然而然会变得更加开放。2006年我刚开始工作时才28岁，当时我教的班上有50多岁的学生，这让我非常忐忑，觉得自己各方面还不像“老师”，他也不像“学生”。现在，我对类似的事已习以为常。
这几年流行这样一句心灵鸡汤：“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当然，所谓“不要给人生设限”，也需要实实在在的机会结构去托底。没有一个人或一件事能立刻改变现状，只有通过众多有勇有谋、敢于改变的人，才能建立更多元的人才选拔标准和价值观。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11-27 10: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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