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忘不了这个叫小树叶的女孩？

源济

为什么我们忘不了这个叫小树叶的女孩？

Original 杨苡 余斌 山河小岁月 2024年08月22日 22:12

 阿舒的话：

在李政道（《李政道逝世，忽然想说说那些没拿到毕业证的西南联大学生》）的故事里写了一点王树藏，后台就有许多读者点播王树藏的故事。事实上，小岁月的读者好像一直非常关心这个昵称为“小树叶”的姑娘的故事，三不五时就会给我写信，希望我能讲讲她的故事。

 

王树藏

最开始知道王树藏的故事，是在萧乾回忆录，萧乾对“小树叶”语焉不详，但可以看出带着一些愧疚。后来资料慢慢多了，我们得以了解“小树叶”原名王树藏，河北束鹿（今河北省辛集市）人，她的父亲是王西渠，表舅是画家赵望云。王树藏是萧乾的发妻，两人在1936年结婚，结婚之后，王树藏本来想去日本留学，因为战争，最终进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读书，在那里，她和萧珊、杨苡成为了闺蜜。

 

我们三人会一起谈心。我说大李先生，王树藏说萧乾，陈樨说她堂哥，各自有各自想念的人。

——杨苡

杨苡

但因为萧乾的出轨，两人最终离婚。

 

我过去写过萧乾的这个出轨对象“卢雪妮”的故事，回顾请戳：《在民国，如何玩弄男子？》

 

对于萧乾的出轨，巴金和沈从文都表示了反对。1940年，巴金去了香港一个月，他曾经劝说过萧乾，萧乾告诉巴金，雪妮一会儿就来，他想让巴金见见这个“人见人爱”的四川姑娘。巴金扔了一句:“我不见! ”扭头扬长而去。巴金在晚年这样回忆说：“王是个很好的姑娘。相貌生得端正，年纪比萧珊大一点，诚实，朴素，大方，讲话不多，她是我那位朋友自己挑选的，但不知怎样，我的朋友又爱上了别人……我批评他，同他争论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个人兴趣、爱好或者冲动，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换一个的办法，我劝他多多想到自己的责任，应该知道怎样控制自己的感情，等等等等。我谈得多，我想说服他，没有用！但是他也不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他无权无势，既然没有理由跟妻子离婚，新的恋爱也就吹了”。王树藏也去过一次香港，当时表现得很平静，答应了离婚，本来打算在香港登报，萧乾有点担心王树藏回去路上想不开，就说等她回到昆明之后再离，结果王回去之后，又不答应离婚。

 

萧乾(左)与巴金笑谈

最终，萧乾没能抱得美人归，而王树藏则改名王育常，继续在西南联大求学。1941年寒假后，王树藏和她联大的同学马西林经沈从文介绍，转学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当时的武大文学院院长是陈西滢。我有找到王树藏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太平天国。

 

再怎么样去故纸堆发掘，都比不上当事人的讲述。关于王树藏的最完整的讲述，来自王树藏的好友杨苡。实际上，巴金在文革结束之后给萧乾讲述的王树藏的情况，也是从杨苡那里得知的。

 

上周在南京的时候，特别约杨苡的口述史作者余斌老师吃饭，我们足足吃了三个小时，却好像只说了一点点话题，都不知道余斌老师吃饱了没有。

但这顿饭确实很精彩，餐厅的名字和更多图片大家可以去看二条

余斌老师做的杨苡口述史《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我推荐过很多很多次了，口述史能做到这个份上，基本上属于空前绝后，余老师经常就一个话题和老太太聊好几次，不断确认，不断求证，而就其中很多部分，余老师也做了许多说服工作，让这些细节最终得以和读者见面。我读《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的时候，总会被里面的某些不经意的信息震惊，有时候进一步求教于余老师，往往会得到更惊人的答案，我甚至动过念头，要不要做点《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的批注。顺便说一句，我买的唯一一本张爱玲的传记也是余老师写的，他做的周作人研究也非常非常好，推荐大家闭眼入余老师的书。

 

我特别征得余老师的同意，把这篇杨苡回忆王树藏的文章发在小岁月，文章首发于2022年第四期的《新文学史料》，再次感谢余斌老师。

 

忆王树藏

杨苡 口述；余斌 撰写

 

现在的人没几个知道王树藏这个名字了，要知道多半也是因为萧乾。她是萧乾的第一个妻子，萧乾笔下的“小树叶”。萧乾移情别恋，二人最终离异，后来的人传来传去的，也就是当一段绯闻、八卦。其实回过头去看，从萧乾追她到二人分手，也就几年。说起来她早就改名“王育常”了，“王树藏”就是一个段落而已。

 

不过我和王树藏相识，走得很近，主要倒也就是那几年。有人说她进联大的时候已经改名叫“王育常”了，但我记得我是一直叫她“树藏”的。

 

认识她比认识萧珊好像还早些。联大还没开学，我租房子住在青云街8号，那是个大院子，沈从文、杨振声都住在那里。王树藏那时已经和萧乾结婚了。萧乾在《大公报》编副刊，是沈从文提拔的。在到昆 明以前，杨振声、萧乾、王树藏因沈从文的 关系，在湖南沅陵生活过一段时间，沈先生 有个哥哥在当地是有影响的。他们关系密 切，年齿为序，杨振声年长，是老大哥，沈从 文称“二哥”，萧乾自然是老三了，王树藏 已是萧乾太太了，顺着这层关系，有时也被 称作“三嫂”。王树藏到昆明考联大，大概是萧乾托付过沈从文，也住到这院里来了。那时候我和沈先生已经熟了，经他介绍，和树藏就成了朋友。

 

1947年，巴金与沈从文夫妇

我第一次见到萧乾，是他来昆明为《大公报》组稿。大概是在一家茶馆里吧？长条桌，陈蕴珍、王树藏和我几个女生坐一边，穆旦、林逋、赵瑞蕻几个男生（大都是高原社的）坐另一边。沈先生给萧乾撑场子，说了不少话，说的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桌上放了点糖果零食，老有苍蝇在上面飞。他一面说，一面挥手赶，一挥手，袖子那儿就有棉絮往下掉，塞回去又掉出来（他穿得棉袍太破旧了，张兆和不在，破了也没人给缝补），我看了只想笑又不敢笑。

因为都是巴金、沈从文的粉丝，年龄差不多，又都在联大读书，我和萧珊、树藏老在一起。萧珊外向、开朗、话多，比较起来树藏要沉默一些，不是特别爱说话。但是要论胆量，论独立性，我和萧珊都比不了她。

 

萧珊

那段时间我们和沈先生接触很多——他和巴金是老朋友，又和萧乾熟，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总想着照顾着点。请我们吃小馆子就有好多回。记得有一回，去一家羊杂碎小馆，很简陋的那种，门上挂着羊头，血淋淋的，看着挺吓人。他要了羊眼羊腰口条还有什么，别的还罢了，羊眼（当地说法叫“灯笼”）我和陈蕴珍碰都不敢碰。沈先生看我们一脸惊恐的表情哈哈大笑，连说，勇敢些，勇敢些！结果我和陈蕴珍还是不敢，只有王树藏吃了。

 

三姐（张兆和）来了之后，沈先生住到了大西门内的北门街。要从城外学校女生宿舍去看他，进出城门得花不少时间，但陈蕴珍、王树藏和我还是相约去看沈先生的新居。北门街比离翠湖不远的青云街更僻静，他们的新家在一栋旧式小楼的楼上，窗明几净，比原来的住所温馨舒适多了。这当然是三姐的功劳。我还记得三姐让我们吃大肉包子，说是联大有位师母为了补贴开了一个小吃店，林徽音先生来看他们，就带了些过来。那包子是什锦肉馅的，果然有些特别，和我们在当地吃到的不一样，我们贪嘴，吃了一个又一个。沈先生对我们大谈林徽音的才气，说她才是真正的女诗人。

 

那天正好是除夕，我们和沈先生、三姐一起守岁，在昏黄的油灯和烛光里聊了吃，吃了又聊，特别开心尽兴，把还要赶回宿舍这茬忘得一干二净。等到忽然想起，已是午夜时分了。我们恋恋不舍地起身告辞，三姐说太迟了，不让走，怕我们遇上“强盗”。我们嘻嘻哈哈满不在乎，说我们有三个人，三人一起，对付一个坏人不成问题，不怕! 沈先生笑眯眯，夸我们是“三个勇敢的少女”。就像他给我们打气，让我们“勇敢些”对付羊杂碎一样，“勇敢些”一样是他给我们开的方子。他还给我们甘蔗，开玩笑说可以用来防身。三姐到我们起身时还在不停地说“不行，不行，我实在不放心”，我们还是辞了行，当真舞着两三尺长的甘蔗往回走了。

1938年杨苡在昆明

那时昆明郊外的公路没有路灯，漆黑一片，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说是不怕，心里还是怕，萧珊紧紧挽着我，也不大说大笑了，彼此好像都能感觉到彼此的心跳。偶尔听到有脚步声，就更是紧张，赶紧把手中的“明子”（点着的火把）晃一晃，给自己壮胆。只有树藏是真的不在乎。后来她提议啃甘蔗，我们便吃起来，一路只听到我们撕啃甘蔗皮的声音，王树藏吃着嚼着，不住地“呸！呸！”吐着，在夜里特别响亮，让我们一时忘了害怕，大笑起来。笑过了继续害怕。肖珊忽然说，要是树底下忽然跳出个人来怎么办？树藏一边继续“呸! 呸!”不停，一边说，“打！拿甘蔗打！”其实甘蔗已被啃掉老大一截了。

 

我和赵瑞蕻结婚以后休学了，跟闺蜜之间来往少了许多，后来有了赵苡，搬到城外岗头村，就更不大见面了。不过只要进城，还是会去找她们。有段时间她们和另几个同学合租了金鸡巷的一处房子，萧珊、王树藏、刘北汜、汪曾祺他们都住那里，搭伙吃饭，同学没事就跑那儿去玩，热闹得很。就跟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似的，晚上回不去了或是不想走了，就在那儿挤一挤。男的就往男生那边挤，女的就往女生这边挤。陈蕴珍住楼上，和王树藏、“毛儿妈”三人住一间，我从岗头村进城看电影什么的，在她们那挤过好几回。巴金在昆明也是住在那儿，虽然已是成名作家，照样挤男生宿舍。

杨苡与赵瑞蕻

“毛儿妈”叫缪景湖。“毛儿妈”是外号，因她在联大剧团里客串过一出戏，母亲的角色，萧珊好开玩笑，就这么叫上了，并不是她真有孩子了。其实她那时还没结婚，男友叫陈绍闻，早就开始谈恋爱了。有一天我正好在她们那儿玩，萧珊发现了什么似的大嚷，说“毛儿妈”订婚了都不告诉我们！原来报纸上登了订婚启事，宣布他俩“两地订婚”。陈绍闻人在重庆，念的是中央大学，可能那时毕业了，缪景湖人在昆明，——可不是“两地”嘛。好玩的是事先没跟“毛儿妈”说好，她是不知情的。陈绍闻没告诉她，不知是不是要给她一个惊喜，因为他们相爱好几年了，家里也都是同意的。“毛儿妈”起初还不信，拿报纸一看，真的。她不好意思，在场的人都起哄，开她的玩笑，觉得太有意思了，她双手捂着脸，都快急哭了。陈绍闻中大毕业后进了国立编译馆，好像是我哥招进去的，和我哥很熟，有一阵他给缪景湖的信少了些，景湖就有点急（陈绍闻长得很帅，喜欢他的女的不少），怀疑他是不是移情别恋，写信跟我说，我问杨宪益，他说，哪有这回事？

 

我们开“毛儿妈”玩笑时，记不得王树藏当时是不是在场。这时候她与萧乾的关系已经不妙了。萧乾当时在香港，是《大公报》派他到那边去办报。他在那边爱上了一个小姐，狂追不舍，树藏被搁在了一边，萧乾居然提出离婚。后来没追上，那个小姐是脚踩几只船的。反正是树藏又要去香港和他会合，两人算和好了吧。

年轻时的王树藏

 

树藏走的时候和我们告别，就像是要永别。按计划她和萧乾会合后她就要随萧乾去英国的，萧乾去留学，同时算《大公报》的驻外记者。到处在打仗，谁知道会怎么样？所以像永别似的。但她去的时间不长又会来了，因为萧乾又有了人。回来后树藏人就有些变，更不爱说话。

后来她转去武汉大学读书，武汉冬天冷，我送了条厚被子给她，到武汉后她来信说被子“重而不暖”。那是因为武汉潮湿，她也不知晒一下再盖。

 

她是跟一个姓王的男生一起去的，我和萧珊都以为他们要成一对了，结果没有。她在武大与马建武走到了一起。马建武是联大地质系的，也转到了武大。至少那时候他们已经是地下党了，——如果在昆明还没入党的话。毕业后他们就加入在重庆的中共的新华社。

 

马建武也写诗，是东青社的

皖南事变后形势紧张，她找到我，问能不能住我那儿一阵。那时我在沙坪坝南开中学教书，——不是正式教师，只是代课——，我姐才是正式的，姐姐、姐夫和母亲住在津南村学校宿舍里，我虽是代课，也要有地方住啊，就借了空的仓库住里面。之前她到津南村来看过我，仓库嘛，当然大，她说你住那么大地方，我住你这儿来怎么样？现在王他要来住，我当然愿意，我们又可以谈心了嘛。但这事得通过姐姐他们的，就去问我姐，姐夫罗沛霖也在，没想到我姐还没说什么，罗沛霖很斩截的说，这个不行！我心里想，住这儿是因为我姐是南开的教师，她没说话，你拦着算什么意思？还有，是和我住仓库，又不影响你们。

 

罗沛霖与杨敏如

我知道罗沛霖是地下党，还想：地下党真是缺少人情味啊。王树藏是新华社的，当然是CP，罗沛霖老去曾家岩，照理说，他们是同志。后来才明白，他们都是单线联系，只相信自己那条线上的人。大概也有纪律吧。

 

解放以后，她随丈夫在东北工作，马建武后来改名叫“马西林”了，是哈尔滨一所工学院的党委书记，王树藏是一个系的支部书记。文革时两人都被揪斗。造反派要王交待种种问题，比如和萧乾的关系，和沈从文的关系。当年王树藏去武汉，沈先生给过她路费，造反派追问，跟他没有特别关系，他怎么会给你钱？！事实上沈先生帮过很多年轻人。

 

马西林

解放后我跟王树藏就没联系了，她是干部，我是经常被批的，走的是两条路，不是一个等级的。只是还会从熟人那里得到消息，说她因被斗，精神不正常了。究竟怎样，说不清楚。直到八十年代初年我到北京，与刘北氾、杜运燮等老朋友见面，说起联大旧事，也说到王树藏。他们说他们夫妇已调到北京，马西林现在在中科院办科技大研究生院，担任领导职务，但王树藏已完全疯了。他们曾想去探望，与马西林联系，马一口拒绝了，他们因此对马很有意见。

我听了很难过，也很想知道树藏究竟怎样了。于是就打电话给马西林，我跟他说，我来北京不容易，很想见树藏，巴金也在询问，我见到她也好把情况告诉巴金。他倒答应了。

 

我在北京住我姐那里，在三里河，号称“部长楼”，马西林好像也住那一带。当领导，有小汽车，就先开来接我，由他领着去看树藏，不然的话也去不了。她住在城中一个小院里的一间，照看她的人就是院里的人家。她和马西林夫妇有几个孩子，病成这样，和家人不能生话在一起了。

杨敏如和杨苡

病成什么样？我进小屋时她躺在床上，头歪在一边，两眼直直地看着，一点不认人，两条腿不住地抬起来划弧线，被子在一边。马西林问照顾的人，这样她不冷吗？回说她腿一直动不停，被子盖上去就弄下来，盖不住。跟她说，有老朋友来看你了，她还是两眼直直的。她嗥叫，发出的声音像真的像狼嗥。模样变化倒不是很大，头发也是我熟悉的那样，但实在是两个人了。

 

回来后我就把情况告诉了杜运燮，刘北氾，他们在金鸡巷那段时间，比我跟树藏接触还多，听了唏嘘不已。又怨马西林，说不让我们去，怎么你说要去就带你去了。我说我和树藏都是女的呀！再说，你们不见也好，她现在的样子……

 

我去时她还没平反。听说后来组织上派人当面向她宣布平反决定，就在她床头。她一直是痴呆状态，发出叫声，但不说话的，宣布完了她突然说了四个字：早就该了。说完就死了。

 

再想不到，最后和我详细说到树藏的，是萧乾。

老年萧乾

八十年代以后，我在杨宪益家多次遇到萧乾，后来就有了书信来往。对他背叛树藏这件事，我是一直耿耿于怀的，过去萧珊在世时，两人一起骂过他，他也知道。世事沧桑，萧乾运动中吃尽苦头，后来给他的一封信中，我隐约地表示了对往事的谅解。他回了一封好几页纸的信，显然与树藏的那段是他的一块心病。转述起来麻烦，干脆附上这封信吧，我想虽是私人通信，现在也没什么不可以公开的了。

杨苡老友（我们可以老友相称了吧），谢谢你的信，引起了我不少愉快的及痛苦的回忆。昨晚去宪益府上玩，第一句即（情不自禁地）告诉他：令妹饶恕我了。我对树藏是负债的。我每逢回忆到往事，我没绕过圈子，就那么说的。可在我遇到文洁若之前，我也没幸福过。我还想告诉你，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保护过我——我想她是有意的。忽然一天，由哈尔滨来个红卫兵，要我交代1938年党要我及树藏去延安，我是怎么回答的。我想不出。倒是有这么回事，可当时没去，主要是怕路上？国民党抓进集中营。审了我几次，最后那青年摊牌了。说王树藏说你不肯去延安，因为你不愿受周扬的领导。至此，我大笑了。我反问红卫兵：周扬眼下（指68年吧）是什么人？他说，黑帮头子。我说，好了，倘若38年我为了拒绝接受周扬的领导而未去延安，我岂不成了大先知、大革命派了？我说，可惜那不是事实。红卫兵闹懂了个中逻辑之后，只好放了我。树藏也开了他们个玩笑。

我同树藏结婚后，从没口角过。（有一回在黄源家吃了螃蟹，我一路上嘱她可别吃柿子。回家，她偏啃起柿子。我硬把柿子从她手里打掉在地。）粗暴，但我们确实是相爱的。在共同生活中，在没有第三者时，我总叫她猫（她有时真像猫），她叫我狗。

我们是经赵望云（画家）介绍相识的。我与赵都由《大公报》派往山东去采访水灾，他画我写。她那时刚高中二。（她想结婚是为了摆脱家（有位与她几乎同岁的后母），而我是因亭子间单身汉生活寂寞怕了，想有个家。但我尊重她的意向，婚后她就去了日本留学，八一三之后才乘“出云号”回的上海。那时《大公报》缩版，我已失业，于是，就开始了流亡生活。我？不起我们有个家——当然更不敢生孩子。38年我去了香港，又遇上一位大胆主动的第三者。39年我去昆明，是与那第三者不辞而别，想把自己拯救出来的。我下火车那天，杨振声先生、沈先生和她来接的。当晚她回了联大。

我自然首先自责。但倘若没有813，或我们能有个娃娃作定心砣，我觉得情况会大大不同。自然，归根结蒂是我小资产阶级恋爱观作祟吧。可我受的惩罚也不轻。1944年胡社长到英，才知树藏早已当了妈妈。瑞士那位也如此。唉，说这些干啥！我拥护你及蕴珍对我的愤怒，感谢你今天对我的宽恕。也感谢上帝，给了我个幸福的晚年。只是树藏的结局太惨了。我从巴金那里知道不少。

一直在盼你的寄件，刚才才收到。信读了（在文汇报上读过不少）也读了你的《可怕的间隔》，十分痛苦，十分感动。江苏居然有这胆量、气魄，辟个“文革博物馆”栏 ，还有“历史启示录”，十分佩服。这么大事，硬不让纪念，多怪。而你们还是写了。我去年九月在英国即写了篇《搬家史》，是1949-79年那章回忆录。书上月即寄了样书，以为马上即把自购书寄来，谁知至今无影子。总之，书到我就寄你（明年美国出英译本）。你对我也许可更多些了解。

读完你们的通信，我忽然想，你——对，你应写一本巴金传，会比许多人写得好。乘他健在，我还劝你早些动笔。我与他相识得早，但只是35—37年间真正在一起过。你一定能写好。我一定给你一切能给的支持。

我们间隔的也够呛，重新认识一下吧。我等赵兄的大札。匆白

双安

                                                 萧乾

                                                 10．10

这是1987年的事，关于树藏的结局，他说他“从巴金那里知道不少”，巴金那边，其实就是我那次去看她后写信详细告诉巴金的。

 

巴金写给萧乾信中提到的王就是王树藏

萧乾是1999年去世的，到现在又是十几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