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们想的只是让我们厂活下来,让100个工人不至于失业。但是现在我们的使命是帮助女性实现自我计划生育的权利,帮助非洲更多的妇女,让她们自己来决定生不生、什么时候生,而不由男性做主。让她们能够更自由地选择想要的生活方式和未来。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达华药业的周成杰。我们公司33年来只生产一种产品,是一种长效避孕产品。
在讲我们的故事之前,我先为大家讲一个名叫Mariam的女性的故事。她是一位乌干达妇女,12岁就结了婚,13岁生下了一对双胞胎,过了两年又生了三胞胎,15岁就已经是五个孩子的妈妈了。那个时候,她就跟丈夫说,我们一起做点计划生育吧,丈夫没有同意。到2016年,她已经生了44个孩子,其中有6个不幸夭折了,只有38个活了下来。Mariam的故事被很多媒体报道。在非洲,女性的生育负担非常大。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截止2024年,全球十大高生育率的国家全部在非洲。排名第一的尼日尔每名妇女平均要生育6.64个孩子。最低的布隆迪每名妇女也得生4.9个孩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妇女的避孕率是世界上最低的。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的数据,该地区只有26%的育龄妇女使用现代避孕方法,也就是安全期避孕法或体外射精法以外的方法。而且在非洲很多不发达地区,往往方圆几百公里才有一个诊所。苏丹一个叫皮博尔的小镇,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到那里之前,人们甚至已经有20多年没看到过医生了。那里的妇女如果想得到一些口服避孕药或者避孕针剂,第一是买不到,第二是负担不起长期使用的费用。而她们的丈夫往往不愿意使用安全套。所以对她们来说,避孕药的有效期越长越好,价格越低越好,最好还能带有可逆性。由于医疗条件和战争的影响,非洲孩子的夭折率远高于中国,如果孩子不幸夭折,可逆的避孕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长效且可逆的避孕方法主要有皮下避孕埋植和宫内节育器,后者在中国被称为“上环”。然而在非洲,宫内节育器的推广并不顺利,很多部落认为女性的子宫非常神圣,不应放入避孕环等异物。于是,皮埋胜出。皮下埋植避孕棒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评价为是安全、高效、可逆的长效避孕方法。2006年,一家名为“家庭健康国际”(FHI360)的非营利组织接触到了我们达华的皮埋产品。FHI360成立于1971年,全称是Family Health International,致力于研究安全有效的计划生育手段。在当时的FHI360看来,皮下埋植避孕几乎是最适合东南亚、非洲、南美等不发达国家女性的避孕产品。
知道了达华的存在后,FHI360的学者马科斯非常激动。因为皮埋虽然方便,但是价格很高,在贫困地区难以推广。那时全世界只有三家单位能够生产这种产品,两家跨国巨头和我们这家小厂。而且我们基本上是在国内销售,没资格去国外,所以国际市场完全被两家跨国巨头垄断了。他们一套皮埋产品的价格为18-21美元。相比之下,我们的产品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从90年代上市是35元,一直到本世纪初加上植入针一共才38元。所以马科斯才激动,这就相当于找到了跨国公司的平替。这个就是我们的皮埋产品,左炔诺孕酮硅胶棒,英文叫Levoplant。它是在1992年由上海计划生育研究所和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等共同研制成功。其主要成分左炔诺孕酮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强效孕激素,也是现在常用的紧急避孕药的主要成分。
它由两根长约2.4厘米的药棒组成,由专业医护人员通过一根植入针把这两个小棒埋植于女性上臂内侧皮下,完成植入手术。一次植入花费约2-5分钟,便可以在数年内持续缓释孕激素,避孕有效期长达3-4年,有效率99%以上。因为是埋植在皮下的,所以基本不会影响日常活动。如果想生孩子了,取出之后便可迅速恢复生育能力。达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生产这个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工厂全部的订单几乎都来自国家计生委药具管理中心的采购,销量稳定在每年10万到20万套,饿不死也吃不饱。全厂员工都很开心,工作不忙,也不用去加班跑市场。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厂里的情况总会有变化。皮埋使用的这种孕激素进入人体后,会打破体内原有的激素平衡,所以使用初期会产生一点副反应。最明显的就是月经不规律和阴道点滴出血,这导致国内很多女性不愿意用。另外国家生育政策也改变了,二胎三胎开始放开。在这两个因素影响下,我们的皮埋销量不断下降,从每年十几万套变成了几万套,公司一下就难了,面临裁员降薪的困境。这时,鼻子很灵的跨国公司出现了,他们计划出资500万元收购我们。收购之后,达华就只能作为他们的代工厂,而无法再生产自己的产品。当时谈收购的时候,我们老厂长张国强专门飞到北京请示计生委的领导:领导,现在有个公司要收购我们,我们现在工资也发不太出,很困难,是不是可以把厂子卖掉?当时计生委的领导就拍拍我们张总的肩膀说:“小张啊,我知道你们厂很困难,现在也是市场经济了,企业还是要生存的,对吧?但是咱们中国开发一个自己的产品不容易,国家投入了很大。你回去自己心里面好好衡量一下。”我们老厂长回去就想了想,觉得肩膀上的担子很重。如果卖给他们,就等于两家跨国公司完全垄断了这个产品,我们中国也失去了一个特殊的剂型。深思熟虑后,他还是拒绝了对方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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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转折来了。FHI360知道达华的第二年,就向盖茨基金会提出了一个立项申请。盖茨基金会很快就批准了,并提供了1700万的资金支持。这张图上左边的两位是FHI360的专家,其中高一点的那位男士就是马科斯。右边这位胖胖的就是我们的老厂长张国强,剩下那位大家都认识,是比尔·盖茨先生。当时马科斯带着这份合同找到老厂长的时候,我们是怀疑的: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有人带了1700万美元来支持我们改造工厂,图什么呢,不会是国际诈骗吧?跨国公司收购只出500万,这1700万美元买我们10个厂都有的找。马科斯来了第一次没谈成,但他没放弃,来达华访问了好几次。后来经过不断沟通,我们终于明白了他的意图。马科斯是想把我们这个小厂的产品卖到世界上,让更多贫穷地区的女性能够用得起。用的人多了,市场自然就大了,市场大了价格就可以下降,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循环;二来,竞品的出现会打破跨国公司对皮埋产品的垄断,也许可以撬动整个世界的皮埋产品价格。协议的内容是,他们在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之下,向我们提供价值1700万美元的技术支持,指导我们进行生产线的改造,重点提升我们产品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并且开展临床实验,在海外国家进行药品注册。而我们也承诺,向全球市场尤其是非洲最不发达的地区提供价格合理、安全有效的皮埋产品。老厂长当初还做出了口头承诺,一旦工厂摆脱困境,走上了正轨,我们也愿意拿出一小部分的利润来回馈全球的妇女。盖茨基金会做大慈善,我们达华做小慈善,让这个产品走向世界。要走向世界,第一步便是要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药品预认证(Pre-qualification),简称PQ认证。WHO-PQ是世卫组织为了解决药品质量及其供应方面的问题,在2001年建立的药品资质审查制度。通过了这项认证,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可以参与国际公共采购项目。这些主要采购方包括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等组织,这些组织采购的药物会被无偿地发放到以非洲为主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当时,达华岌岌可危,国内销量下滑严重。所以通过PQ,获得稳定的巨大市场,保住公司,成了我们公司上下唯一的目标。2010年,WHO正式受理达华的申请。这是当时我们第一次接待WHO的专家来厂。虽然启动了PQ,但是达华当时还是比较落后的。我们这个公司坐落于崇明岛,那是个属于上海却不像上海的地方,我作为一个上海人都从来没有去过。在2009年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桥建成之前,出入崇明岛只能靠半小时一班的轮渡,从岛上回家,需要花5个小时。这是我们公司周边的房屋,大部分都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岁数比我都大,到现在还有人住着。崇明岛与上海经济最好的浦东新区就相隔了一条江,经济的发展却相差巨大。在崇明岛这样的条件下,很少有大学生愿意去那里工作。当时厂里的员工一共有60人左右,一半以上都是生产线上的女工,大学生一共只有“一个半”。这是我们的自我调侃,因为只有一个本科生,还有一个大专还没念完。我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到达华的。2011年,集团将我所在的生物制药公司转让,然后希望我们团队整体转入达华,就此开始肩负起PQ认证的工作。起初,我是不太愿意去达华的。公司只负责重新签劳动合同,而我要考虑的就多了。我学的是“四大天坑”第一名生物学,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工作,马上公司就要没了。尤其让我去搞一个化学药,和我所学专业完全不对口,我到底能不能发挥所长,能不能在新公司获得更好的发展呢?而且我那个时候也不懂什么PQ呀、预认证呀。后来去网上一查,才发现当时在中国几千几万家厂里面,通过WHO-PQ认证的成品药一共只有7个,且都来自比较大的药厂。这一下让我觉得通过PQ是一件人生中值得挑战的事情,于是就留了下来,一留就是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