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后, 杨绛一家的生活逐渐安稳, 在工作和创作上, 都有了成绩。 然而,他们的身体状况却总是欠佳。 杨绛有冠心病; 钱锺书患气喘、肾病; 钱瑗,肺癌转脊椎癌, 发现时已是末期。
1994年夏天,钱锺书住院, 杨绛每天为他送饭送汤。 1995年冬天,钱瑗也住进医院, 但无法每天相见,只是每晚通电话, 每星期去看她。 三人分居三处, 杨绛成为了这个家传递消息的联络员。
不过,这样的日子, 两年后就结束了。 是让人心碎的结束。 1997年春天,女儿钱瑗病逝。 1998年冬天,爱人钱锺书病逝。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 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 尽管杨绛向来坚韧, 但至亲的离世, 对她仍然是巨大的打击。 “悲痛是不能对抗的,只能逃避。” 1999年, 她选择了一件需要投入全部心神的工作, 来逃避悲伤。 ——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 《斐多》讲的不是文学,是哲学。
以前从未涉猎哲学的杨绛, 翻译时尽量避免哲学术语, 努力把这篇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 翻译成戏剧似的对话。 在一遍遍阅读中, 几千年前苏格拉底从容就义前 对生死话题的侃侃而谈, 仿佛就在眼前。 “他那灵魂不灭的信念, 对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观念的追求, 给我以孤单单生活下去的勇气, 我感到女儿和锺书并没有走远。” 杨绛在哲学中找到了答案, 治愈了自己。 “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 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走, 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 尽我应尽的责任。”
杨绛开始整理钱锺书留下的 各种手稿和笔记。 个中艰辛,并不比翻译《堂吉诃德》来的少。 此时的杨绛,已年近九十高龄, 手稿不仅数量繁多,前后互引, 里面还掺杂着杨绛并不擅长的 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 因此,整理时要付出巨大的精力。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 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的。” 杨绛清楚地知道, 人生里充满了苦难。 但纵观其一生, 不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之中, 她似乎从未有过失控的时刻。 在杨绛百岁之年的一次采访中, 记者问她, 身上那无怨无悔、向上之气来自哪里? 杨绛回答,来自于信仰: 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 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记者又问, 您看重“自由”, 可是却又总是在“容忍”, 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 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 这好像是两个气质不同的东西。
杨绛回答, 这也忍,那也忍, 无非是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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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衡巽:《记杨绛先生》,《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坐在人生边上——杨绛》,纪录片,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