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殷盛琳
编辑 | 王珊瑚
视频剪辑 | 张歆玥
一次告别
弟弟出事后，许多天里，易婷会做情境相似的梦。大部分时间她在想办法救人，或者弟弟在跟她告别。她反复回到那个残忍的冬夜。
2021年12月6日，凌晨两点多，易婷接到弟弟靖博的最后一通电话。姐姐，湖南比上海还要冷，靖博说。她以为弟弟回了湘潭的家，问他，以为你跑出去散心了，怎么回家了？靖博说没有，我在你当年站着的地方，我想替你迈出你没有迈出的那一步。她才惊觉，弟弟正在小区9楼的天台上。电话里，弟弟开始跟她争论起父母究竟更爱谁。靖博说，父母经常在外人面前夸奖她，也会拿来跟自己比较——你看姐姐多厉害，赚了钱，又在外面给他们长脸面。而他一事无成，是个只会花钱的累赘。易婷说，你傻不傻，那是成年人之间的虚荣，不是真心。爸妈明明更爱你。挂掉电话已经凌晨4点多。聊到最后，易婷觉得弟弟的情绪似乎没有一开始那样激烈了，她以为弟弟会重新考虑一下。她接着打给赶往天台的亲戚。亲戚说，靖博正在给妈妈打电话，要他们打120。易婷才意识到，事情也许比想象中更糟糕：“他并不是情绪平复了，而是已经完全没有情绪了，只想平淡地做选择。”易婷后来通过弟弟的通讯、购票记录，以及别人的转述，大概拼凑出他当天的行动轨迹：2021年12月5日下午，靖博避开去上海探望他的父亲，独自前往高铁站，买了回湖南的车票。当晚10点左右，他抵达湘潭，随后直奔家里，走上9楼天台。他打给前女友、姐姐和妈妈，随后一跃而下。手机、耳机留在了空调外机上。易婷当时正在斯里兰卡的首都科伦坡。那里靠近赤道，终年如夏。但之后每次回忆起弟弟出事的晚上，她总说，那天好冷。因为新冠疫情以及政策变化，直到弟弟去世8个月后，易婷才回到国内。而她得知的第一个消息是，父母在做试管婴儿的手术。他们想再生一个男孩。易婷觉得一切荒诞极了。怎么能像养育牲畜一样，一只死掉就再养一只？“他们至今没有跟我探讨过弟弟是怎么回事，他的心理到底经历了什么，没人在意我们的创伤。即使事情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也没人问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2024年初，得知父母多次试管婴儿失败，又在尝试代孕后，易婷去联系过当地派出所。警察告诉她，如果能提供确凿证据，他们可以上门普法，进行劝导。如果代孕者子宫内已经形成胚胎，没有机构有权利要求打掉他。只能等孩子生下后，按照代孕的事实去对父母处以罚金。3月，易婷发来消息，决定公开此事。她说自己这几年备受困扰，她和弟弟都是因为失败的家庭教育和令人窒息的氛围，年幼就患上抑郁症。自己幸运地逃离，而弟弟永远留在了18岁。她从妈妈那里得知，有不少做代孕、试管的家庭，都是因为孩子自杀。“如果这个生命到了这个世界上，他可能会跟我走同样的路，我希望可以避免这一份痛苦。”易婷想通过公开的讲述，阻止父母疯狂的生育念头。也以此纪念弟弟，让更多人关心抑郁症，以及青少年的内心世界。
●靖博的遗照，19岁生日时，易婷为他买了鲜花。讲述者供图
「多啦A梦」的世界
很长一段时间里，易婷都不明白，弟弟怎么忽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在她印象里，弟弟是很阳光的样子，调皮、机灵，不负众望地考上了上海的一本大学。弟弟18岁生日前，他们还一起去逛了宜家，买了许多家具，为弟弟置办“成人礼”。她知道弟弟在高中有情绪不好的时候，有失眠的时候，但她以为那只是青春期的茫然，是弟弟早熟，过早思考生命的意义。她也是这样过来的，她以为弟弟也能“逃出来”。2021年11月18日，出事前半个月，易婷在B站后台收到了靖博高中好友川儿的私信，她才知道弟弟情况很不好，已经开始自残。易婷尝试了各种方式留住他——拜托川儿去上海看望弟弟；找到弟弟的前女友，请求她包容弟弟的坏情绪；劝说弟弟去看医生。12月初，易婷发现弟弟线上失联，她只好打电话给爸爸，让他去上海“救”弟弟——至少在他身边陪着他、看住他。但阴差阳错，所有路径都没能抵达靖博的内心世界。听说弟弟一个人在上海逃走时，她祈祷弟弟只是去散心。结果等到的是最糟糕的消息。“我每天晚上一闭上眼睛就是在推导，怎么才能救下他？哪个环节错了？为什么到那个环节会错？”她反复寻找一些痕迹。比如，不应该让爸爸去上海，他居然把那次上海之行当成了旅游，没有察觉到弟弟的情绪变化。比如，是不是当初就不该把自己曾在天台试图自杀的事情告诉靖博，不然也许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近些年，易婷常年在海外生活。她经营宝石生意，时常在非洲、缅甸、斯里兰卡等地区游荡。弟弟比她小8岁，中学是寄宿制，不能自由使用手机，很少主动联系她。某种意义上，她离弟弟很远。靖博升入大学后，有次想让她帮忙买点零食。易婷之前会频繁给他买东西，但现在他已经大学了，应该要独立。她告诉弟弟，不要懒惰，可以兼职去赚点钱。弟弟没有回复。她后来才知道，母亲每月仅给弟弟1000元生活费。在上海的校园里，这几乎只能维持基本三餐。靖博一直拒绝去医院，也不愿意找心理医生，所以从未确诊过具体病症。她甚至怀疑过弟弟，会不会根本没病？是不是在拿生命要挟别人，在用一种很卑劣的方式挽回和前女友的关系？靖博去世后，易婷了解更多资料才意识到，弟弟当时的表现更像是双相情感障碍。和发病期会丧失热情与行动力的抑郁症比起来，双相更难被发现。在看似正常的表象下，患者的心情往往在“坐过山车”。
●靖博生前照片 讲述者供图
不止易婷，靖博的同学、发小们在得知他自杀的消息后，都是一样的震惊。靖博从未在他们面前展现过阴郁、压抑的一面。
曹庆说，靖博是那种“中央空调”式的暖男。她记得高中时，自己随意提到过喜欢一块手表，靖博细心地记了下来，真的在她生日时送给了她。靖博细腻，会在乎别人的感受，是在冲突里愿意给对方一个台阶下的人。
川儿说，靖博总在开玩笑，看起来是最没可能抑郁的人。所以当大一开学没多久，她经常半夜收到靖博情绪宣泄一样的多段QQ消息时，也没往更坏处想，以为他只是心情不好。大家知道他在大一开学前后和喜欢的女生分手了，对他打击很大，情绪有波动也正常。靖博曾告诉过许多人，那个女孩是他生命里的一束光。直到靖博给她发来自残的照片，川儿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她想起靖博经常提到的姐姐，在B站上有自己的账号。留言联系上后，易婷拜托她去上海看望靖博。当川儿从长沙赶过去，再次见到他时，几乎有点认不出来——靖博的情绪时好时坏，有时候很正常地讲话，突然变得浮躁，突然又流眼泪。在上海那三天，川儿听他讲了许多话，她才发现自己对好朋友的内心世界知之甚少。靖博说爸爸妈妈经常吵架，姐姐抑郁症的时候，爸妈把姐姐的药藏起来，把她像动物一样关在屋子里，令他感到很痛苦。家里一直在争吵，他和父母无数次沟通过，都没有效果，他对父母，对这个家庭非常失望。他原本不是大手大脚的人，但故意花钱，都是为了报复父母。他的报复从很早就开始了，中考时，他原本可以考去更好的学校，故意空了很多地方不写。他不喜欢上海。在上海，他觉得人跟人不一样，自己好像低一等。和女朋友分手后，他曾在上海的街道上闭着眼睛往前骑车，可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反复强调，自己已经没救了，深陷漩涡，他不相信还有好起来的可能。靖博去世后，易婷拿到了弟弟留下的手机。通过翻找聊天记录、各个App上留下的搜索记录，甚至短视频平台的浏览痕迹，将一块块细碎、分裂的拼图重新粘连，她才更清晰地看到了弟弟。看到她逃离这个家庭后，弟弟的处境：靖博曾经尝试绝食，最终饿晕在学校，被大学同学送到了医务室治疗。2021年9月25日，18岁生日那天，靖博给妈妈发过长达几十页的聊天记录。内容大概是，要爸妈理解姐姐，是他们让她有家都不能回，尝试站在各个角度去解决家庭矛盾。另外他提出诉求，希望能买一台电脑。在易婷看来，这几乎是弟弟最后一次求救了。他像写遗书一样写他最后的叮嘱。但是妈妈一个字都没有回应，只是给他转了1万块钱。“我很后悔没能早点意识到他一直在努力和这个家对抗……对不起，姐姐只学会了如何自救，却忘记了要救你。”
●易婷站在天台上，根据线索复盘弟弟最后的行动轨迹。殷盛琳 摄
我比弟弟幸运
站在同一个9楼天台时，易婷16岁。妈妈和爷爷的矛盾，舅舅和爷爷的矛盾，闹离婚的父母，一切都糟透了。家里又一次爆发争吵后，她想到自杀。
“真的好想死啊，想到自己的一无是处，想到劝架时妈妈骂我是畜生，想到被爷爷关在一片漆黑的门外，爸爸的一声不吭，好绝望。”她觉得自己像透明人，又浪费家里的钱，死亡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但想到弟弟，她最终没有迈出那一步：“你要怎么去跟一个8岁的小孩说他的姐姐是自杀的？”在这个家里，她和弟弟曾经算得上“相依为命”。他们的父母是从农村白手起家的生意人，在城市里打拼、定居，算是村里比较有头有脸的人了。但妈妈的节俭是出了名的，在家里总是对他们进行语言暴力和打压教育。而爸爸在面对冲突时习惯逃避，只有表达的欲望，没有听取的意愿。只有弟弟让她感受到家人之间的亲密：他们一起去摘桑叶养蚕、去池塘抓青蛙与蝌蚪，用攒了一周的零花钱去买零食。妈妈骂她时，弟弟为了保护她和妈妈辩解，被妈妈狠狠扇过巴掌。
●易婷与靖博 讲述者供图
大二那年，易婷确诊抑郁症，办理了休学。父母把她锁在家里，继续忙生意。父母的冷漠与忽视令她痛苦，易婷说她几乎是依靠“恨”，强迫自己振作起来，完成了大学学业，拿到毕业证。
拥有一定独立能力后，易婷曾试过改变这个家庭。在妈妈骂弟弟的时候，她会直接训斥妈妈，点明这会造成怎样的伤害。但妈妈没有任何变化。父母在意外部评价，她就请一些亲戚参与“审判”。女儿已经被诊断出抑郁症，难道不能好好看看这个家到底出什么问题了吗？仍然没有任何变化。她只能选择逃离。“我要去省外，我还要去天南海北，去他们找不着我的地方。”心理医生也建议她，尽量和父母少接触。易婷记得靖博曾经说，觉得她比自己幸运。她开始并不理解，自己才是家里“可有可无”，被定性了的、管束不了的叛逆女儿，而弟弟是妈妈口里的“命根子”，更幸运在哪里呢？弟弟去世后，回想两个人的处境与选择，她才意识到“幸运”的另一种含义。这几年，易婷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跑宝石生意，就算是疫情，除了戴口罩，没受到太多的行为上的限制。而弟弟无论是在精神世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长时间处在窒息的环境里。靖博高二时，因为疫情，学校改上网课，城市频繁封控。他被迫和爸妈、爷爷四个人长时间处在同一空间。原本由姐弟俩一起分担的低气压，变为靖博独自承受。“我不知道他们会有多剧烈的争吵，而且那种情绪是没有地方可以发泄的。”易婷记得，有次父母用开玩笑的口吻讲起当时的矛盾，靖博把自己反锁在卧室，用桌子、凳子抵住房门，最后他们把锁全部撬开。易婷离家很早，和父母关系疏远。她能举出许多例子来论证爱的缺失，却不知道怎么回答希望从父母那里得到哪些具体的爱——她从没拥有过，以至于缺乏想象力。“可能我给弟弟的爱也有很大的问题”。高中同学曹庆记得，靖博当时对姐姐去联系前女友感到气愤，觉得姐姐在威胁他。2021年12月5日下午，靖博在上海失联前，给爸爸发了一段话，大意是大家都要逼疯他，到上海来就是迫害他。易婷当时连续几天都处在高压状态，一种“随时可能失去弟弟”的恐慌里，情绪有些应激，她很生气地给弟弟发消息，“我说你怎么这么白眼狼，我们谁要害你了？”易婷后来觉得这对弟弟是一种伤害，“可能更加推动了他，（觉得）连我最爱的姐姐都不理解我。”她曾强烈地责怪自己，觉得自己才是推波助澜的那个人。“我觉得自己是个废人了，创造不了任何事情。”靖博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她陷入情绪泥沼，没办法工作。因此得知父母在做试管，为弟弟感到愤怒的同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被抛弃了——父母居然宁愿再生一个孩子，也不关心还活着的女儿。她必须让这一切停止，阻止新的生命再次经历相似的痛苦。一位父亲的「改造计划」
3月下旬，我在湘潭见到了易建强。他穿一件黑色的皮衣，牛仔裤，表情有点严肃，“地中海”式的发型比1米7左右的个头显眼得多。谈话的大部分时间，他用双臂支撑着桌面，握紧拳头，大拇指用力按在食指的关节上，似乎在努力控制着情绪。但每提到靖博，他就要流泪。
也许是自己反复回忆过多次，靖博出事前，父子俩在上海那三天的经历几乎钉在了易建强的脑袋里。不需要提问，他自己就会讲下去——他先是接到了女儿的电话，靖博失联了，让他赶紧去上海救儿子。他先搭车去长沙，再坐飞机到上海。靖博看起来一切正常。晚饭后，他和亲戚一起到学校里找靖博的老师。晚上回到酒店，只剩下父子俩时，靖博开始发脾气。你们是不是要把事情搞大？谁让你来的？随后情绪激动地哭起来。他从没见过儿子这样。但靖博只哭了几分钟就非常平静了。那天如果不是星期五就好了，他总这样想。周末精神病院的医生是不是不上班？等周一，表哥开车来一起去，我们先在这里玩两天。靖博说反正不急。周六，他们登上了东方明珠，在复旦大学门口合影。靖博没有笑。周日，靖博睡到下午一点多才起来。他们在五角场附近一个胡同里面吃午饭。靖博仅仅吃了一个汉堡，就跟他说，有个电话要出去接。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靖博。最后的微信留言是叫他不要管他，也不要去找他。他马上联系了亲戚和女儿，但都以为靖博只是心情不好去散心，即便报警也要24小时后。他回复靖博，只要你不做蠢事，我在酒店等你。
●靖博与父亲最后的合影 讲述者供图
易建强反复强调，是自己“没有意识”。靖博去世后，他总在自责。他痛苦于不止一次错过了救儿子的时机。
第一次发现儿子可能有问题是在2021年4月，靖博读高二下学期。有次他正在外面唱歌，突然接到了儿子的电话，“他说他想死”。靖博的高中是寄宿制，距离湘潭市区的车程大概一个小时。第二天，易建强就赶去了学校，接儿子去医院做检查，医生也没有检测出什么。为了确保安全，易建强想带儿子去找个心理老师，但靖博不肯去。他说，现在想来，也许是那次耽误了治疗。“他这个病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是一个开朗的人，另一方面是很悲观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面，另一面看不到。”当时，儿子的崩溃让易建强意识到这个家庭确实需要改变。他去做过几次心理咨询。湾湾是湘潭一所小学的心理老师，易建强经过亲戚介绍找到了她。湾湾印象里，当时他主要咨询的是家庭关系方面的问题，没有提及靖博。“他跟夫人相处不好，但又感激夫人对家庭的付出”。易建强希望湾湾能和妻子陈英聊一聊。湾湾记得，陈英后面只来过一次，但姿态明显是抗拒的。易建强反复想过儿子自杀的原因。他觉得压抑的家庭环境对两个孩子的伤害很深，是导致靖博出事的根源，儿子失败的恋情只是一个导火索。这些年，他和妻子的频繁争吵，给了孩子很多压力。而他总是选择沉默，用婷婷的话讲，是“冷暴力”。这位父亲承认这是他的过错。我们的谈话持续了3个多小时，结束时已近凌晨。易建强说，他记忆里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像这样安静地坐下来交流这么久。这更在他的家庭经验之外。他直到现在都无法完全接受儿子去世的事实。靖博天生聪明，他说，他两岁半的时候就会下象棋，跟那些老头子对弈。小学的时候，靖博学过几年围棋，比赛拿过全市第三名。他这些年忙着开月饼店，一度想将生意做得更大，孩子们忽然就长大了。他记忆里没什么父子俩亲密的场景。到了初中和高中，靖博都在读寄宿学校，见到的次数就更少了。靖博去世后，家里变得冷冷清清，易建强和妻子两个人连吵架都吵不起来。他说自己现在做什么事都没劲头。以前空闲了，他喜欢去跳舞，唱歌，早晨习惯跑步。现在所有热情都丧失了。除了月饼店，他更愿意待在家里。他已经很久没去别人家串门了，在朋友圈、在微信群，他都很少讲话，“可能人伤到了底气吧。”靖博的死讯并不是每一个朋友都知道，碰到有不知情的熟人问起来，他干脆不回答，找个话茬糊弄过去。要么只是笑一笑，“有时候一下就流泪，有时候躲着他们”。他感到孤独——不止是精神上的无所依托，还有逐渐消逝的亲缘。这些年，他的至亲越来越少。哥哥、姐姐，都离开了，去年父亲也过世了。易建强说，最开始自己没想过再生一个小孩，是隔壁邻居或熟人最先提起来，还是再生一个好。这个念头一旦种下，就越来越强烈。去别人家吃婚酒，他会忽然想到，如果靖博在，今年是21岁，再过一两年也是结婚的时候了；别人屋里搬家，别人屋里兴兴旺旺，而自己这边越来越小。他突然就产生一种“对比性”，心又会不安。“只要活在这个世上，就会抨击你的心。”“有人才有世界”，他说，这样家里才有个动静，有点事做。靖博去世后没多久，易建强和妻子去看过手相，算命的师傅说，他命里有两个儿子。有了这个结论做支撑，他开始催着妻子陈英做试管婴儿。做了一年多，没成功，那代孕也行。总之，他要在有生之年再培养一个人，从0到18岁，培养他长大成人。他强调自己今年已经54岁了，有些时不我待的意思。婷婷反应激烈，但他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说，这对婷婷应该也是一件好事。“20、30年后我们走了，婷婷还有一个亲人在。她那个时候才懂得父母是对的，当年我们是对的。对吧？”如果能如愿，这位父亲计划把生意做小一点，请个帮工来看店，自己用更长时间来照顾小孩。钱够用就行了，干嘛那么拼命，勉勉强强过得下去就可以了。家庭氛围也一定不是以前那样的，他说，夫妻两个就算吵架也会避开小孩。他要重新证明自己。“至少是有改变的父亲”，易建强说。
●易家建造的新房子，靖博出事后暂时停止了工程。殷盛琳 摄
在牌桌上的我才更像自己
为了避开越来越偏执的丈夫，3月下旬，陈英跑回了乡下。事实上，她还没决定好是否再要一个孩子。
在此之前的近两年里，她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试管婴儿尝试。陈英年过五十，激素水平并不好，做了许多次取卵手术。宫腔镜检查做过三四次，冰冷的器械进入她的身体。她前后两次移植了胚胎，第一次没能着床，第二次着床二十多天后，也都没能留住。现在，她夹在丈夫和女儿的冲突之间进退两难。既害怕伤害易婷，又担心丈夫会出什么事。丈夫曾说，你们不让我去代（代孕）那个孩子，我就去自杀。有几次，丈夫原本应该守店子，但自己忽然就走出去了，“手机不带，钥匙不带，车不骑，我真的懵了。“她害怕恐怖的消息再次传来。只有回家推开门，第一眼看到丈夫在家，她才能安下心来。她答应见我，也是因为丈夫的缘故。这天下午，陈英、易建强开车载我上山，去看他们的新房。靖博出事后，新房的建造就停止了。“很没有滋味”，陈英说。他们原本想建造一个气派的两层大宅，如今一层还没建完就荒废在那儿了。缝隙里长满杂草。
●陈英走在田埂边。殷盛琳 摄
陈英在废弃的木材边蹲下来，山里的风吹过旁边的竹林。“我的性格是一个开朗型的，我有什么怨，我也一般不计较”，她自顾自说起来，像针对某种指责的自我辩护。“有脾气我就发，如果我的事有道理，你要让我低头，那你不能够。”陈英讲话语速很快，一句接一句，没有缝隙。讲到激动的地方，她会不自觉叉腰，比划手势。她到现在都不相信，也不理解儿子选择了自杀。她一直以为靖博性格像她，从压力里磨练出来，“遇强则强”。靖博明明在学校里面很活泼，跟老师、同学关系都很好，表现又好，招人喜欢，是“佼佼者”。她至今笃信和靖博分手的那个女生才是罪魁祸首。和儿子一起坠落的，还有她习以为常的生活逻辑。两个孩子曾是她生命里确凿的部分，他们存在，然后长大，她负责赚钱，用赚到的钱买更多、更大的房子。日子这样过下来，自然而然，没什么问题。婷婷说她曾带给两个孩子很多伤害，她不能接受。陈英也想不明白自己的人生怎么走到了现在的境地。她聊起自己的婚姻。她和丈夫同村，一个大队里的两个小组，分别在山村水库的两端。他们在这里长大成人，进入婚姻。这些年，两个人算得上白手起家，年轻时一起到广东闯荡，赚到第一笔钱，回乡开起月饼店，生意越做越红火。他们以这个小山村为起点，跨过乡镇，去了湘潭市区安家。有了婷婷和靖博。如果一定要为婚姻的裂痕找到缘由，几乎都来自于他们的家人。因为家庭琐事，她和公公频繁争吵，也在婷婷面前“拍过巴掌”。她说，可能婷婷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吓住了。“搞的时间太久了，太累了”，她想到过要离婚，最终也没离成。在她的观念里，自己弄钱了，就要给儿女提供好的生活，让他们上最好的学校，不需要他们去想家里的事。如果孩子们觉得在外面工作不好，还可以回家来。但婷婷越走越远，她看着女儿这几年在世界各地做生意，有时候一整月都不打电话回来。她说，自己甚至有点怕女儿，“说不过她”。靖博高三下学期，她去学校陪读，最开始只是感觉颈椎出了问题，脖子也痛，就去医院做检查，结果确诊为甲状腺癌。做完手术那几天，婷婷正好回国，在家短暂待了一天，自始至终没有进她的卧室看过，也没有问候。“好像仇人一样的”，她有点伤心。手术后，有些后遗症还在，骑车时间长了，身体会感觉疲惫，精神也没以前好了。那次靖博生日，和姐姐买了宜家的单人床回来，她控制不住地发起火来，为什么不买一个更大点的双人床？以后结婚还可以用。婷婷和她越吵越凶，她把自己得癌症的事情一下子全说了出来。靖博开始抱着她哭。填报志愿的时候，她强烈要求靖博到长沙读，想离儿子近一些。但儿子悄悄改了志愿，把备选的一所上海的大学调整为第一顺位，最终去了离家乡几千公里的上海。她给靖博的大学生活费很少，每个月只给1000块。陈英有自己的理由，“我就是要他多跟我打电话，因为你太远了，说实在的我就想听到你的声音。”这些年，她跟两个孩子都不怎么亲密。陈英说，她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沟通，干脆生意为重。一般她只过问下作业做好没？做好就睡觉去。至于更多的互动，谈心一类的精神交流，她做不到，也没有这个能力。比起在家里围着孩子打转，她更喜欢跟朋友们一起玩，聚在一起打牌搓麻将。“在家里跟他们没话讲，觉得很无聊。”试管婴儿失败后，丈夫开始琢磨代孕，陈英还在犹豫。她觉得婷婷的话也不是没道理，如果真的把孩子生下来，他们之间差了50多岁，孩子在学校真的不会被嘲笑、歧视吗？等小孩18岁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很老了。她蹲坐在田埂边，一边讲话，一边用手不断拨弄杂草。天色逐渐暗下去，她的面孔变得模糊，虫鸣声的间隙里，她说，她更希望婷婷能生一个小孩，这样也能解决“传宗接代”的问题。“我的目的就是下面有一个人，就是争这口气”，陈英说，儿子去世后，她受不了那些外部视角的打量与同情——无论你挣多少钱，没有后代了，都没用。“如果婷婷生了小孩，我起码就有这样一个后代，再怎么辛苦我都愿意。”陈英有时候会梦到靖博。她想尽办法不去想他，不去想那晚的事情。她觉得这都是命。靖博出事那天，陈英不知怎么睡得很沉，没有接到丈夫从上海打来的电话。直到弟弟、弟媳从别处拿了钥匙开门叫醒她，她才知道发生了什么。靖博当时已经坐在了9楼天台的栏杆上。她们赶紧商量分开行动。弟弟、弟媳脱了鞋爬上天台，她在下面等各方消息。手机响起来，是靖博。妈妈我回来了，我在屋顶上，靖博说。你不要傻了，有什么事跟妈妈来说。赶紧下来，爸爸妈妈都很爱你的，陈英说。靖博没有回应，最后只是说，我不怪你，你去叫救护车来吧，随后挂断了电话。陈英赶紧往楼上跑，想把儿子拖下来。没上几级台阶，她说自己听到“砰”地一声，就知道没救了。
●靖博出事的天台，邻居们仍然在上面晾晒被单与衣服。殷盛琳 摄
狗仔卡
发表于 2024-6-3 09:0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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