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有一天,小女孩的姐姐来看望她,我才知道小女孩的生命就要走向终点。
2016年4月,女儿突发高热惊厥,住进了省立医院的儿童神经外科,随之而来的是磁共振、脑电波等一系列检查。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儿童神经外科的住院部在儿童病房的四楼。除了生孩子几乎没有进过医院的我,在儿科病房的电梯里第一次知道了有那么多的疾病在摧残着这些小朋友。心内科、心外科、儿童肾病科等等,我曾经以为这些涉及人体关键器官的疾病只会攻击中老年人,可事实却是,疾病从来不会在年龄面前妥协,不会对天真的笑脸望而却步。女儿住的病房是一个四人间,狭小的病房并排放着四张床,两张床的缝隙间放着的是白天必须折叠起来的家属陪护床。陪床的第一个晚上,我几乎没有合眼,因为担心女儿再次惊厥,因为走廊的哭喊声,因为双氧水氤氲出的不安气息……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让我心神不宁。早上五点,洗漱声、动画片声、讲电话声就会在各个病房喷涌而出,强烈撞击着每个人心中的不安。女儿的病情其实是神经外科最常见最轻的病症,只是由于和癫痫症状相似,所以需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确诊。对于我而言,每天最期待的是早上七点半医生查房的时刻。我期待着主治医生宣布女儿检查结果正常,可以办理出院的消息。然而对于很多家属,他们最不愿意面对的是早上查房的时刻,因为主治医生带来的未必是好消息,甚至也许是对生命的宣判。女儿病房里的1号床,住的是个三四岁大的男孩,他的母亲二十四小时陪护,由于晚上只能一个人陪床,他的父亲就只能在医院周边的小旅馆住。男孩看上去和正常孩子无异,只是脾气有些大,喜欢大喊大叫,甚至一个不顺心就对父母拳打脚踢,而他的母亲似乎早已习惯了孩子的行为,每次孩子抡起拳头打向她时,她也不躲避,任由儿子发泄。小男孩每天起床就开始看动画片,男孩爸爸会送来三餐,大多时候是包子馄饨。后来和男孩母亲聊天中我得知,小男孩患的病叫重症肌无力。每隔半年左右,小男孩的眼睛就会无力睁开,直至慢慢地睁不开,这时只有来打一轮激素和免疫球蛋白才能维持。但情况会不断恶化,直至激素也没有效果。届时,症状将会蔓延全身,小男孩脾气暴躁也是因为打激素造成的。由于从未听说过此疾病,我拿着手机去搜索,这原来是一种叫做“不死癌症”的疾病,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患者丧失一切劳动力,却无能为力。这是小男孩出生以来第四次来省立医院做治疗,他笑嘻嘻地跟他的主治医生和护士打招呼,这里的医生和护士跟很多小患者都是老相识了。住在神经外科病房的孩子们,大多在直观上是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的,和普通的健康孩子一样。住在3号床位的是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白白胖胖的,很喜欢笑,也很喜欢让她的父亲背着她在走廊闲逛。女孩的父母看上去是一对朴实的农民,父亲矮矮瘦瘦的,沉默寡言;母亲矮矮胖胖的,每天拿手机追剧,心情不好时骂她的男人两句,对女孩似乎也没有什么耐心。三个日夜的相处,我对小女孩病情的了解甚少,连早上医生查房时也是简单地在本子上做记录,很少谈及小女孩的病情。四月的下午,阳光刺透病房的窗帘。一个戴眼镜的瘦弱姑娘走进了病房,她拎着一袋子水果,径直向3号床走去。女孩侧身在休息,她的母亲在玩手机。女人看来人,喜笑颜开地站起来:“哎呦,俺大闺女来了。你说说你大老远跑来干嘛,不在学校学习,还浪费那车费。”仿佛丝毫没有听到大女儿对妹妹病情的询问。“这不周末放假了,不贵啊,大学城到这里就六块钱,俺妹妹到底咋样了?”女人这时才打开了话匣子:“俺就说不治了,不治了,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当初就不该生她,这丫头就是个要债的。”大女儿试图阻止女人继续说下去,但女人丝毫没有要停止的意思,更不怕吵醒睡着的小女儿,嗓门越来越大,似乎要让病房所有的人帮她评评理。“自打生了她,俺就被拴住了,家里没老人帮衬,我在老家带了她三年,她爹一个人在外面打工,还得供老大上学。五岁的时候突然不能好好走路了,镇上大夫说缺钙,那一年给她喝的鱼汤骨头汤比我这一辈子喝的都多,什么用都没有,咱就说她就是来要债的。后来干脆一步也走不了了,每天还赖在床上不起来,他爹才背着她从老家来这里瞧瞧。”“啥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就是个无底洞啊,现在为了给她治病,都欠了二十多万了。来一次省立医院扔一两万,来一次扔一两万。要是医生说能治好,咱也就给她治了,也是条命,也是俺身上掉下来的肉,俺能不心疼吗?关键是,根本治不好,每隔半年,这孩子就站不起来了,你看她爹那驼背,就是背她背的。”“你姑娘这不好好的,能吃能喝能跑能跳的吗?”4床家属追问。“这是打上激素和免疫球蛋白了,免疫球蛋白冲一轮就要8000块,半年就要来这么一次,不然就维持不了。现在治疗一次都维持不到半年了,上次来是四个月前。这一次打完,医生说估计两个月都维持不了就又不能走路了。她一住院,她爹连活儿都干不了了,一年的辛苦钱又都搭进去了,真是个要债的主。”女人边叹气边抹泪。“花一分白瞎一分,你说我命咋那么不好,摊上这种赔钱货。”此刻的女人,像极了村口坐在地上哭天抢地的村妇。“闭嘴!”随之而来的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实实在在地落在了女人的脸上。“就算砸锅卖铁,我也把我女儿好好地送走,就算能多让她站起来一天,我也不会给她停药。”男人把买来的午饭扔在窗台上,拿着烟走出了病房。病房里前所未有的安静,只剩下女人和大女儿啜泣的声音。几分钟后,男人回来了。他表情平静得像是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这时,小女儿也醒了,她扶着床边的围栏坐了起来。男人喜笑颜开地把刚刚买的饭放到桌子上,“丫头,你不是要吃馄饨吗,来趁热吃。”说着,他打开饭盒,拿勺子舀起一个馄饨,放在嘴边吹了又吹,才递到小女儿嘴边。喂完女儿吃饭,男人从橱柜里掏出煎饼,端着剩下的半碗馄饨汤走出了病房。大女儿坐在病床前,帮妹妹按着虚肿的腿,时不时偷偷背过身去擦拭脸上的泪。傍晚时分,男人买晚饭回来,女人和大女儿起身离开了。我猜测女人也是住在周边的小旅店,她总是每天傍晚离开,第二天早上拿着早饭回来。夫妻两人虽然不怎么交流,但从不会让小女孩落独自在病房待着,即便是有一个人着急上厕所,也要等另一个回来才放心去。此时小女孩下地走到我女儿的病床边,看着女儿拿蜡笔在纸上涂涂画画,拿起旁边的绘本问我:“阿姨,我可以看一下吗?”“当然可以啦。”我又在柜子里掏出几本绘本放在小姑娘床上。小姑娘如获至宝般地翻看着每一页。此时,一向沉默寡言的男人说话了。“哎,也不怪她妈,谁让咱赶上了。孩子是好孩子,命不好。尽我所能,别给孩子给自己留遗憾吧。”眼前这个干瘦黝黑的男人,又一次让病房陷入了沉默,沉默到可以清晰听见角落里的叹息。神经外科的整个住院楼像是被一层薄膜包裹着,这层薄膜把这里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各种仪器设备的声音,针剂药瓶和托盘碰撞发出的声音,医生护士急速奔跑的声音网织出的这层安全膜,看上去无坚不摧,却又不堪一击。查房医生的声音划破了又一个春天的清晨。“3床,下午可以办理出院了。该用的药都上了,再住下去也没意义了。”此时男人欲言又止,却什么都没有说出口。而女人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开始收拾出院的行李。小女孩依旧天真烂漫地问:“爸爸,你答应我出院可以去动物园的,要说话算话哦。”“当然咯,爸爸什么时候答应你的没做到过。明天咱就去,今天爸爸请你吃大餐。”小女孩开心得手舞足蹈,“要出院咯,要去动物园咯,要吃大餐咯!”下午小女孩出院的时候,我把一套画笔送给了小姑娘,孩子受宠若惊地看着我,又看看父亲,迟迟不肯接。“拿着吧孩子,春天这么美,去动物园正好可以把春天记录下来。”我说。4床住的是一个正在读五年级的小女孩,我们住进来时,4号床是空着的,小女孩是当天晚上从急诊转到病房的。那天夜里十一点钟,走廊里传来病床和地面摩擦发出的刺耳声音。随即我们病房的门被护士打开,护士拿着吊瓶,几个中年人在护士的指挥下尽量保持平卧状态抬起小女孩,把她放到了4号病床上。小女孩很安静,也可能是累了,一夜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的父母都留下来了,在病房坐了一宿。女孩的妈妈那一夜一直拿着手机,我猜一定是在网上查询女儿的病情,因为从我女儿住进来的那一刻起,我也一直在查询她的病情。女人时不时地拿手机给男人看两眼,脸上一直挂着眼泪。男人没有说话,只是叹息,最后对女人说:“别查了,明天看看医生怎么说吧。”第二天早上,医生没有按照顺序查房,而是直接来到我们病房的4号床。“CT显示基本判定是脑梗,今天需要做详细检查。”医生面无表情地宣判。“医生,我还是不相信我孩子是脑梗,有没有可能误诊,她只是在学校晕倒了而已,那么小的孩子怎么可能脑梗。”男人焦急地询问医生。“昨天晚上症状基本就已经确定了,CT又有明显水肿灶,低龄脑梗也并不少见,配合治疗吧。”医生补充道。女孩的父亲这时把医生喊出了病房,不想让醒来的女孩和妻子听到真实的病情。“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上课,下周就要舞蹈比赛了,舞蹈课我不能落下。”女孩醒来的第一句话是着急回去上课。这时我透过帘子才发现女孩子修长的身材和姣好的面容,只是苍白的脸色似乎要和病床融为一体。女人尽量平复自己的情绪,安慰女儿:“那也要检查完再回去呀,就当给自己放个假,爸妈都在这陪着你呢。”“妈妈,你哭啥,我不就是晕倒了吗,肯定是前几天为了控制体重我没好好吃饭,别担心,没事的。”女孩安慰妈妈。女人没再说话,而是抚摸着女孩的头发,静静地看着女孩。男人笑着进来了,可是他的演技太拙劣了,所有人都看出了他的故作轻松。随后,女孩被推着进进出出,做了各种检查,很多次女孩想挣扎着起身,都被她的父母制止了。女孩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下周的演出我不可以错过。”这一天早上,来查房的医生格外多。他们围绕在女孩床前,指挥着女孩做各种动作。到左脚时,女孩发现,似乎左脚不听使唤了,无论怎么用力都抬不起来。医生让女孩的父母搀扶女孩下床,这时大家才发现,女孩的左腿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女孩当时就嚎啕大哭,她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不管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她试图挣脱搀扶着她的双手,仿佛离开父母的搀扶就能独自行走。“闺女,这都是暂时的,我问过医生了,可以慢慢恢复的,别着急好吗,相信爸爸。”男人也哭了。女孩和妈妈坐在床边抱头痛哭,“医生您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可以好起来,我还要跳舞,我还要考北京舞蹈学院。”女孩抓着医生的袖口,期待着自己内心能接受的回答。“好好配合治疗,很快的。”一个女医生说。此时,大家都不希望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可事实往往事与愿违。三天后,小女孩已经可以扶着走廊的栏杆独自行走了。可左腿,依旧是不听使唤地打着圈。起初,女孩的妈妈寸步不离地跟着女孩,女孩不停地推开妈妈,告诉她自己可以。女人只能含泪远远地看着女儿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短短三四十米的走廊,女孩走下来要十分钟。女孩无视医生让多卧床休息的医嘱,妈妈也劝不住,每天除了治疗就是下床练习行走,她似乎坚信她的努力可以唤醒她的左腿。女孩还不知道,住院的第三天早上,父亲和医生在病房外的谈话。“这种急性脑梗,她能站起来,左脚可以打着圈走路是最好的结果了,你们父母现在能做的就是让孩子面对现实,进行心理疏导。”当时我正给女儿接热水回来,看见女孩的父亲,一个堂堂七尺男儿瘫坐在地上,接受医生无情的宣判。“我女儿是要跳舞的,我女儿是要去北舞的啊。”男人蹲坐在地上,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女孩一直练习着走路,从早到晚,从走廊的这头到那头。女孩的妈妈,一直掉眼泪,一直打电话联系北京的医院专家,即便得到的都是相同的答复。两天后,医生早上来查房,突然对我说:“你们可以出院啦,今天办理出院手续吧,孩子就是发热引起的高热惊厥,好好护理,下次发热记得早点给吃退烧药。”我开心地抱起女儿转圈圈。但这个举动,是我日后每每回忆起女儿住院的日子里,我最后悔的。人和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忽略了太多旁人的情感。两个月后,我带女儿来医院复查。离开的时候,我又看到了3床小女孩儿的父母和姐姐,姐姐搀扶着母亲,父亲则背着被子、洗脸盆步履蹒跚地独自走在前面。这一次,我没有看到那个爱笑的小女孩。
作者 | 十安
编辑丨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