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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24年中国经济的预期,迄今没有形成共识。
IMF近期预测,中国今年的GDP增速在乐观情形下可以达到4.6%,但如果房地产等领域持续下行,则有可能低至4%以下;野村证券稍早的预期值是4%左右,国内部分券商等机构也做出了相近的预测。但同时,大部分国内机构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能达到5%,2024年地方两会公布的各省的加权目标增速则超过了5.3%。
不同预期之间的分歧显然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房地产将在何时何处触底?这影响到房地产投资的跌幅能否收窄,也涉及到资产缩水对于居民消费的挤出程度。
二是,债务约束对于基建的影响有多大?近期发布的“47号文”明确提出,12省市原则上不得新增政府投资项目。债务压力对地方基建形成了约束,2023年债务压力较大的省份大多没有完成当年的预期GDP增速目标。
三是,出口领域的不确定性有多大?2020年至2022年间的出口错峰增长在2023年有所消退,2024年出口规模可能将难以维持现状。
这意味着,为了实现5%的增长,要么就再扶一扶房地产,要么就再拉一拉基建。但是这样带来的增长还有多少真实的意义?
以前者来说,房产作为资产当然可以带来财富效应,也能驱动建筑、家电等行业。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特殊,房地产对于经济的总体贡献度相对其他经济体更大。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房产也是一种成本,在买与卖的交易过程中,资产与成本循环交替,很难说作为资产带来的收益更大,还是作为成本导致的代价更大。房价的快速上行也将带来对消费的挤出。
以后者来说,随着基建项目的饱和,它们对就业和经济的正面外溢作用越来越弱,而背后却是不断滚动的债务。正如花大价钱对一栋房产进行装修,当然能提升这栋房产的价值,但也没有必要贴两层地砖,或者重金打造洗手池。更重要的是,基建项目依赖于公共部门的支出与投入,但融资过程却是市场化的,这会加剧公共部门对于私人部门的挤出,削弱基建对于经济和就业的正面外溢,进一步加剧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中国经济疲软的关键,其实还是居民部门被各种因素的叠加消磨掉了心气。股票与房产价值的下行带来存量财富的损失。根据保守估算,2021年至2023年间,居民部门的理财账户缩水2万亿元,股票市值减少5.4万亿元,住房资产缩水6.8万亿元。存量财富在广泛缩水的同时,增量收入的机会却在减少。行业政策的调整加大了就业的压力和竞争,城镇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从2018年6月的不足46小时增加到2023年12月的49小时,而同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却下行了将近3个百分点。
当前几乎所有宏观经济层面的矛盾,都可以归源于居民部门的预期不足和信心不足。无论是工业消费品领域的产能过剩、物价水平低迷与通缩风险,还是融资需求不足导致宽信用阻滞、M1增速触及历史低位,都与居民部门承担了非市场性的调整成本,却又不得不去面对一个收缩了的市场有关。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认为,微观主体节衣缩食、主动去杠杆,是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开始。2021年至2023年,我国居民杠杆率已经连续三年下降,这是以往从未出现过的现象。
在这样的情形下,单纯讨论经济增长已经没有意义。我们要再次重申这样一个观点:一个能够改善居民部门现状的3%的增长,将会好于与居民部门无关的5%的增长。
从这个角度来看,稳住房地产还是有用的,但是需要依靠市场力量去找到底部,不能再去依赖限购、限售去控制价格,更不能再依赖非市场化的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去拉升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并不完全是市场因素吹大的,土地财政、基建投资与政府信用无疑放大了泡沫。
如果基建领域的支出能够降低,那么降低个人所得税以直接帮助居民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便有了很大的空间。从近年来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来看,公共财政支出中约有17%左右用于基建,专项债中约有60%投入基建,土地出让支出中约10%用于基建。假设上述基建支出能够减少,以2022年数据计算,约可节约3.5万亿元基建资金。相比之下,2022年的个税总规模约为1.5万亿元。这意味着,假使少一些基建支出,甚至可以完全免掉个税。
除此之外,帮助民营经济重回市场也是重要的。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候,居民部门和私人部门总是会出现本能性的后退,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这个时候需要政府支出,以弥补市场后退的缺口。但凯恩斯主义认为,这一逻辑成立的重要前提是,政府支出能够帮助实现充分就业,也只有充分就业才能为政策的暂时性干预提供退出的条件。反过来说,如果民营经济不能重新回到市场承担起吸纳就业的功能,政府支出可能将面临一个无法退出的黑洞,而就业则是最大的民生,也是居民部门的信心来源。(财富中文网)
编辑:王昉
作者张林为财富中文网专栏作家,评级机构研究员。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财富中文网立场,亦不代表供职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