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承诺是“易碎品”？ (zt)

卜丁

英国财政大臣阿里斯代尔•达林(Alistair Darling)宣布，将把英国最高税率提高到50%，这违背了他曾经许下的在本届议会任期内不会这么做的承诺。他给自己立下的这个规矩其实早已名存实亡，现在他甚至连表面文章都懒得做了。

我们可以把这项政策的优点放在一边，它的成本（赶走企业家）和好处（增加税收）似乎都被夸大了。让我更感兴趣的是，政府的承诺有多大价值。

它们有时是“易碎品”。当然，政府可以签订合同，但如果没有强大的宪法做监督，它们就可能会违约。无论如何，合同通常不适用于未来国家养老金体系的慷慨程度、税率以及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因此，当公民、外国人以及企业做出决策时，他们就不得不对政府的未来行为进行猜测。作为回应，缺乏诚信的政府将带来犹豫不决和经济浪费的行为。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明白，反复无常的声名会吓跑外国投资者。其中一些政治家对此并不太介意，其国民却深受其苦。但富有国家的政府也存在诚信问题，并可能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出任首相后烧的第一把火，就是赋予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独立性。这一决定至今仍颇受经济学家赞誉，原因就在于，它增强了打击通胀措施的可信度。如果将领令人信服，那么打起仗来就轻松得多。

对政府而言，通胀的诱惑无时不在。通胀能够暂时创造出经济活动，因为在弄明白真相之前，人们会错误地认为，自己变得更加富有。默文•金(Mervyn King)无需那么迫切地求得公众的欢迎，因此他就更容易抵制住通胀的诱惑。戈登•布朗做出的低通胀承诺并不可信，他所能做出的更可信的承诺是，他不会撤消赋予金权力的决定。

其它诚信问题则更难解决。华盛顿为有毒证券创造市场的多项努力均告失败，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无法令人信服地承诺，将不再提供更多的纾困资金。对冲基金可能有兴趣从银行手中购买一些垃圾资产，但银行可能会相当合理地预计，如果继续持有那些拖累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更多的政府援助将唾手可得。因此，双方将无法在价格方面达成共识。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制药领域。在紧急情况下，政府有时会不顾患者利益，或者威胁要这么做。最近几年，炭疽病抗生素Cipro和抗流感药达菲(Tamiflu)的制造商一直面临压力。打算投资数十亿美元研制艾滋病(HIV)疫苗的制药企业，一定会为此变得举棋不定：难道真的有人相信，此类疫苗的发明者可以不受政府干涉，根据市场愿意承受的水平要价吗？这样一来，疫苗诞生的前景也就变得更加渺茫。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耻辱，但或许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关于抢劫、诈骗和背叛的电影之所以扣人心弦，是因为罪犯之间无法达成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因此只能通过尔虞我诈和暴力解决问题。这类情节虽然看着有趣，但亲身经历起来就没那么有趣了。

这就是政府承诺的可信度之所以至关重要的原因。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政府做出暂时受人欢迎的决定。宪法监督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经过数年建立起来的信誉和先例也能起到一定作用。每一个小小的谎言，都会让人付出长期的代价。

译者/章晴

人无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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