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兵出乌戈，七擒孟获。此“乌戈国”据言有“藤甲军”，“其藤生于山涧之中，盘于石壁之上；国人采取，浸于油中，半年方取出晒之；晒干复浸，凡十余遍，却才造成铠甲；穿在身上，渡江不沉，经水不湿，刀箭皆不能入”。
对战时，蜀军箭弩难以穿透盔甲，“刀砍枪刺，亦不能入”。最后还是诸葛亮以诱敌深入之法，于盘蛇谷火烧破之。
诸葛亮火烧藤甲兵。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虽然这是明代的罗贯中在小说中虚构的情节，但藤编作为我国传统手工技艺，依旧活跃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从战争甲具到居家日常，这根生于中华大地青藤，是如何攀爬过祖先的手心，蔓延于泱泱千年时光的？
藤编，我国古老编织技法的一种，主要以各类藤本植物为原材料。因藤条柔韧、具有弹性且中心多孔，相比于竹编、木编等其他材料的编织品，藤编产品要更轻便、透气且有弹性。我国藤编历史悠久，早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器物上，就能发现编织物留下的印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地区铜绿山古矿井中，出土了多件藤篓，且在矿井两壁背板后发现有藤编的“蓆”，用以封闭井道。可见当时的古人不仅已熟练掌握了编织技术，还着意利用藤的特殊性质，在生产、生活中有针对性的利用。
铜绿山古矿井遗址中的“蓆”。来源/《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2期。
虽然藤编对藤的种类没有特定的要求，但所使用的藤蔓必须足够长且有韧劲，而这类藤本植物大多生长在湿热地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藤编制品都只出现在有关南方地区的记载里。而在古代，南方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这些藤编物便也多少带上些异族色彩。《北史》记载，当时的流求国（今中国台湾及琉球群岛区域），“所居曰波罗檀洞，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即住在山洞里，营地周围有流水，以树木和荆棘为藩篱。这里的人们还会“织藤为笠，饰以毛羽”，也就是用藤编帽子，用羽毛装饰。在《旧唐书》《新唐书》中，又记有一个位于今天越南地区的小国“林邑国”，这个国家的军队“以藤为甲，以竹为弓，乘象而战”，用藤编织成铠甲，用竹子做弓箭，乘着大象作战。
是不是觉得这些描写很眼熟？是的，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写的“七擒孟获”，只是出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中一段极简短的记载：
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
而此间诸如“火烧藤甲兵”的情节，其实都出自罗贯中个人的想象。或许《北史》中住在山洞、以流水护卫住所的流求国，以及《旧唐书》和《新唐书》中“以藤为甲”的林邑国，正是罗贯中笔下“其洞无宇舍，皆居土穴之内”“又有桃叶恶水”，还有三万藤甲精兵的“乌戈国”的原型吧。
影视剧中的藤甲兵。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在唐代，史册可见的藤编物品极大丰富起来。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岭南道广州南海郡、宾州岭方郡、循州海丰郡等地都有藤编制品进贡。其中广州南海郡进贡的是“藤簟”，也就是藤席；循州海丰郡和振州延德郡进贡的是“五色藤盘”；宾州岭方郡、象州象郡等地进贡的则是“藤器”，可见当时藤编物的种类要更多样。虽然藤编物的产地依旧是当时尚属偏远的地区，但藤编物早已走进唐代贵族生活。武则天及唐中宗时期的宰相韦嗣立，在得到唐中宗的封爵和为住所赐名后，便进献“木杯、藤盘数十物”，以做承领圣恩的回报。如此重要的场合，“藤盘”却赫然在列，足见藤器已是一种贵族生活中常见的奢侈品了。
到了宋代，藤编物甚至已成为皇家礼仪中的一部分。《宋史·仪卫志》中，便记有一种叫“驾头”的帝王出行仪仗，又名“宝床”，为一种礼节性坐具，主体由香木制成，但坐面部分需要“用藤织云龙，四围错采，绘走龙形”，不仅要用藤编织坐面，还要有精美的龙纹和丰富的色彩。这足可见宋代的藤编技艺已发展到极高的水平。
（明）黄花梨独板围子罗汉床。床面编藤屉。以此可管窥宋代“驾头”的形态。来源/故宫博物院
除了“驾头”以外，帝王舆驾中还出现了一种“藤舆”，即用藤编织的轿子。《北史》中尚属少数民族服饰的藤编帽子，也走进了宋代士民的生活。旧时已有的貂蝉冠和幞头，在宋时都以藤编织成骨架穿戴，真可谓人人“织藤为笠”。不过后来人们发现只需以漆处理就可使幞头牢固，因此藤幞头逐渐废弃，而以铁代替做必要的支撑了。
《西园雅集图》中穿戴幞头的文人学士。作者/（南宋）刘松年（传），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藤器不仅在宋地位显要，同时期的辽政权同样对藤器有独特的偏爱。《辽史》记载的皇家仪仗中，有一“四望车”，需织藤为油壁。大约也是知晓辽皇帝对藤器的重视，宋末童贯出使辽时，便投其所好地搜刮了“两浙髹藤之具”，辽天祚帝果然满意。新罗向辽的进贡记录中，也有“藤造器物五十事”，足见当时藤编工艺之精。不过，天祚帝并不能洞明世事，那些由江南水乡不辞万里而来的精美藤器最终在宋金的联手绞杀下，随着辽一起灭亡。而大费周章向辽进送藤器的宋，也很快倾颓于昔日盟友金发起的“靖康之乱”。藤器，无形中又成了这段历史的沉默见证者。
明清时期，藤编制品更加多样。藤编坐面和床面几乎成为坐具和床具的标配，一些精致的藤编物，也被作为生活用品和摆件使用。民间藤编技艺的发展也相当迅猛。如今已经成为非遗技艺的汉中藤编，就是在这一时期得到一次发展。
据《陕西工艺美术史》，清初，陕西地区的民间藤编作坊便已有良好的发展。从地理位置看，陕西相较于云贵、闽粤等传统的藤编产区纬度较高，气候也不够湿热。但汉中地处陕西南部，深居秦岭、巴山山脉环抱之中，气候湿润、山高林密，有非常丰富的藤本类植物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藤编的条件。随着各地经济交流的频繁，藤编技艺终于跨越千山万水，自四川、湖北一路北上，来到这一地区生根发芽。陕南地区是陕西藤编产业的主要聚集地，而汉中藤编又是陕南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经济效益最高的地区。2022年，汉中藤编获批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产品畅销国内外。
汉中博物馆展出藤编实物。来源/《新闻联播》截图
生长于汉中地区的汉中藤编，却并不完全是百分百的“中国血统”。传统的汉中藤编材料主要以秦岭常见的过山藤、大青藤等为主，辅以竹、木，用以制作骨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自东南亚地区，产量更高、透气性更好的大型黄藤逐渐成为藤编的首选。这些远道而来的黄藤虽非汉中地区“原住民”，却经由汉中藤编艺人的妙手，重塑成符合当地所需的一筐一椅、一篮一屉，无声融入千家万户的生产生活中。
汉中藤编工艺复杂，技法精湛。以汉中南郑地区的藤编为例，光是编法就有100余种，一件藤编物的完成需要经过36道工序。单是藤条的处理就有选料、打藤（平整藤面，削去节疤）、拣藤、洗藤、晒藤、拗藤、拉藤（刨藤）、削藤、漂白、染色十余道工序，需要在自然长成的藤条中按照粗细、颜色分类，同时剔除表面质感过于粗糙的藤条，保证藤编产品的整体性和舒适性；再经过一系列复杂工序，使用于编织的藤条更加坚韧耐用。之后还需由专门的师傅“做架”，也就是为大件藤编物制作基本的骨架。大部分藤制家具，都需要以竹、木或粗藤提前制作骨架，一件精美藤器的产出，同样离不开做架师傅对尺寸及工艺的精细把控。藤条和骨架确定后，下一步才是藤编。在这一步，藤编师傅会用各种各样的编织方法，兼以不同粗细、颜色的藤条相互配合，利用藤条的天然特性，制作出各类花纹和图样。编织完成后，还需由专人对藤编物进行打磨和上漆，保证藤器的表面光滑、持久耐用。如是繁复的工艺之下，才能产出一件藤编制品。这不仅考验编织匠人的技艺，更是人手与藤条间的相互配合，是人与自然的交感与共通。
走过数百年的发展历史，今天的汉中藤编拥有了新的意义和使命。汉中藤编早已不仅是家家户户的生活用品，更是汉中地区的文化名片。藤编产品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藤椅、藤席，而是发展出旅游纪念品、生活装饰品等多个门类。在当地政府与藤编公司的共同努力下，藤编还成为脱贫致富的重要项目。通过合作社、生产实践基地、技能培训学校的建设，使许多无可谋生的贫困户拥有了一技之长，尤其是帮助一些残疾人群体自食其力。目前，许多藤编工厂采取的都是“按件计酬”的方式，由工厂提供原材料和订单，匠人可以自己带回家制作，完成后交由工厂核检发货。位于藤编中心区域黄官镇的一家藤编公司，能够带动760余户农户，3000多人（其中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384人）增收。
汉中藤编代表性传承人陈良顺。来源/陕西卫视新闻栏目《丝路新周刊》截图
虽然如今的汉中藤编仍面临着学徒老龄化、产品创新不足等问题，愿意学习藤编技艺的多以中老年人为主，在藤编产品的迭代上也较显乏力，但在守护中华文脉、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号召下，汉中藤编自有广袤天地。通过校企合作、研学产业，汉中藤编越来越多地走近年轻人的观念和生活；同时开发更广阔的市场，激发产业内部创新活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根生长过千年历史、韧劲十足的青藤，会凝聚更强大的力量。
小小青藤，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湖北铜绿山春秋战国古矿井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75(02):1-12+98.
[2]“藤”飞富民产业 “编”织幸福光景[N].中国青年网,2023.8.19
[3]黄俊编著.编织[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01.
[4]罗贯中著.三国演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06.
[5]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6]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1
[7]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 契丹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06.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9-19 09:35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