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问：“你什么时候回家？”祖母说：“你要回来照顾我。”祖母离开青廉巷，躺在病房里，语气第一次有了哀求的味道，让父亲五味杂陈。
我极少与父亲联络。父亲怕我，越老越怕，他的衰老伴随着我的健硕。我站在道德高地，有着蓬勃的语言能力，父亲总是理亏的。我习惯了父亲在家庭的缺位，也就对眼前妄图享受家庭温暖的父亲横眉冷对了。我把他当成家中的幽灵。
“你知道了吗？”去年11月，来自父亲的电话让我心脏快跳一拍，对话单刀直入，“奶奶住院了，医院刚下病危通知书。”
父亲的话像一头犀牛闯进我的大脑，脑子瞬间成为浆糊。那时候，疫情防控逐步放开，老年人是防护的重点人群，按道理应该闭门不出，避开第一波感染高峰。祖母竟在此时住院。
“我前天还联系奶奶，她状态不错呀。”我急言。
父亲顿了顿，我的反应正中他下怀。
祖母发烧，不得已去医院。祖母眼里，医院是“销金窟”，退休金扔进去，一点声响也没有。奈何高烧不退，家人怀疑祖母感染新冠，医生见她脸色苍白，额外勾画几项体检，正是这几项体检“坏了事”——祖母的血液指标不及标准三分之一，直接被送进看护病房。姑姑慌了神，急与我父亲联系。
父亲是独子，不上进，也是独子。
“给你妈买张动车票，她先回老家。”父亲接着吩咐我，语气杀伐果断，“你能不能请假？最好陪着回去。”
我觉察出了不寻常，他试图安排我与母亲、分配任务，他的安排让我不适。
“请假这么简单？”我抗拒，“医院就爱唬人，病危通知书就是逃避责任。”我不知是宽慰自己，还是宽慰父亲。
放下电话，我行尸般走进暮色。路灯“啪”的一声点亮，在暮色里撑起昏黄色的伞，城市街道繁华。年轻的行人与我侧身而过，我却错过了他们的表情。父亲的话在我脑海响个不停。
一阵饭菜香顺着街道飘，味道并不分明，杂糅着、混沌着，让人想起冒烟的灶台和忙碌的主妇。
不知祖母在县城的医院能否吃好饭，我想家想得紧了。
祖母是外乡人，跟随祖父到县城生根时，只有18岁。是曾祖父先相中了同是街坊的她。曾祖父家贫，忧惧儿子讨不到老婆，便提前筹备，轮番派家中亲戚上我祖母家说亲。后来，曾祖父干脆亲自出马，甚至吹嘘，“儿子出息了，在县城政府部门工作，是财政局副局长”。
我祖父自幼丧母，家中三个同父的兄弟，各有各的母亲。曾祖父的续弦，离异，带着女儿嫁进门，自然不会像亲生母亲一般待他。祖父被放养长大，家庭供给仅维持温饱，但这个野孩子，成绩却好，一路考进省城财经中专，毕业之后分配到三明县城工作，不再是农民。
但是，祖父绝没有他父亲口中的“出息”。毕业那年，为了省钱，祖父一路从省城步行到三明县城。工作之后，47元的工资还要寄一半回老家贴补家用。在单位，祖父虽一手算盘打得全县有名，却并不热心事业，还是刺头儿，爱打抱不平，什么事儿都好说两嘴。于是，他一辈子也没成为谁的“领导”。
说亲时，外曾祖父把我祖父招上门，亲自一探虚实。外曾祖父是乡间有名的木匠，手巧，还有一间门面做些小生意，一家温饱有余。祖父老老实实地交了底，说自己只是一般干部，月工资只有47元。外曾祖父却相中了这个诚恳的青年，他告诉女儿：“是个老实人，跟他走不会吃亏。”
外曾祖父心疼女儿，不仅没找祖父家讨一分钱彩礼，还给祖母准备了大份嫁妆：两个纯金头钗，四个金戒指，共有两钱半。祖母带着嫁妆就进了门。后来，几个姑姑出嫁，祖母又把金戒指送给了女儿。
祖母年轻时貌美，是有些声名在外的。我见过她和祖父的结婚照。祖母两条麻花辫又黑又粗，脸颊涂着过分的腮红。一旁的祖父咧开嘴笑，脸上绷得像是鼓面，也没有岁月的斑斑点点。祖母反复提及与祖父的初见：祖父穿着锃白的裤子，笔挺的，这让她听从父亲的话，一步子迈到异地他乡。
然而，外曾祖父的话并不完全正确——我们家的男人老实可靠，但性情疏懒，脾气臭，骨子里还有一股懦弱。倒是女人，平日里弯曲如流水，遇见事儿了，却能坚冰般支棱起来。我的祖母如是，母亲亦如是。
沾了祖父的光，祖母到三明县城后，组织先是安排她到县城电影院卖门票，之后学习会计和打字，去了乡镇合作社工作；最后，祖母留在商贸系统卖猪肉，帮忙称重收费。祖母从农业户变成了城镇户，身份变了。
1967年，县城的气氛乱了，“保皇派”和“造反派”冲突不断。祖父害怕被攻击，一路从三明县城逃到江西，之后又前往省城。祖母独自留下。彼时，我大姑妈四五岁，我父亲两岁，二姑尚在襁褓，祖母在混乱中照顾着一儿两女。
有一晚，两派人马在县城中心武斗，互丢石头，冲突激烈。祖母忧心忡忡，她早早把家里值钱的首饰都缝进棉袄的夹层，藏在胳肢窝下面。眼见着人群要冲进宿舍，她一手抱起我二姑，一手牵着我父亲，身后还粘着我大姑，跟着同事下楼藏身。地下室，年幼的父亲被吓懵了，祖母正欲安抚，襁褓中的二姑又啼哭起来。那一夜，祖母在一片手忙脚乱中度过。
到了1969年，大环境更加严苛。先是祖母丢了工作，紧接着，祖父也被下放到大田公社。那时祖母家安在城中村一栋木质小屋。木屋有两层，木质台阶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木屋里老鼠霸道，在楼板窜行，但凡你面露恐惧，它会扑上来欺辱你，着实可怖。
被下放之前，祖父每月把工资交到祖母手里，便算尽了丈夫和父亲的职责。他是不做家务的，拉扯孩子、操持家里，祖母理所当然承担。祖父的时间用来走象棋，他的象棋以工资为筹码，朋友领回家，大杀几回合，才算尽兴。每月赌本见底，他还要再向祖母讨要。
祖父被下放后，祖母生活日益艰难，常有奔波。她的肚皮上一直留着一道疤，是一次饭后赶路，得了阑尾炎后留下的。更难的还是“财政”：那一年，大姑升小学，小姑又呱呱坠地，父亲和二姑尚且年幼，一家人花销花样百出，入账却捉襟见肘。
生活一再考验祖母的持家能力。日子再难，她也尽力不苦着孩子，只从生活的骨头缝里扣出丝毫，聚少成多，艰难维持体面。她常和我说起父辈们的懂事：大姑年纪大，总能力所能力地帮忙照顾弟妹，父亲年纪虽小，却不吵不闹，从不惹麻烦。
后来听到这些，我在心里多少有些不屑，对于父亲的负面评价，让我暗自思忖：一个在教育上“半盲”的慈母，是否该为“不上进”的儿子负责呢？
日子虽难，祖母终究挺过来了，回望过去，她甚至有些庆幸：祖父惯常敢说敢干，大鸣大放期间，常有人诱导别人表达不满，以祖父的性子，保不齐就被打成“右派”。早一步被下放，未尝不是一种保全。去到公社，祖父仍是会计能手、业务骨干，甚至因为蹲点农村工作出彩，有宣传文章登上《福建日报》。
祖母把这些都当成自己的福报。
80年代，祖母遇到了好事：单位分配了一套楼房，在青廉巷。能够逃离可怖的木屋，祖母喜上眉梢，开心得像个小姑娘。
青廉巷在县城中心，沿着芦烽山山麓往上爬，两边的楼房按照当时最时兴的结构建设，里面住着单元职工，不乏南下干部，有院长、各局局长，政府的中坚力量。他们刚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在繁忙之余享受闲暇。长子长女把孙辈领回青廉巷请父母看顾，幼子幼女则未出社会，仍挤在一起。
青廉巷的每间房子都塞得满满的，所幸砖混房年轻，簇新的水泥白墙，经得起生活打磨。临近饭点，天南海北的香味从各家厨房逸散出来，飘荡在长长的青廉巷，攀着山麓往芦烽山去。
祖母的房子在青廉巷山腰，是财政局的公房，落地一楼。门脸对面，联排建筑豁开一个口子，漏出芦烽山。暮春，芦烽山被春树染成深浅不一的颜色，山峦叠翠，在薄明的烟霞里轻轻浮动。晌午，阳光能透过豁口铺洒开来。公房有独立的厨房和洗手间，三间大卧房，两间朝南，配置豪华。祖母的满意挂在脸上。
几年后，公房改革，惯常节省的祖母一反常态，爽快地拿出积蓄，把名字印上房产证，得了宝似的。祖母常在门前夸耀：“青廉巷数我家房子好，太阳一露脸，阳光就洒上卧房的床。”祖母的嘴角也闪着金灿灿的阳光。
临近退休时，祖父闯了祸，差点拿不到退休金。
90年代，祖父被外派到厦门工作。当时各地商贸系统陆续在厦门开设窗口，准备迎接市场经济浪潮。工作是个肥差，领导是看中祖父的业务能力，说是派去了“县城最好的会计”。其实领导也有私心，他把自己的夫人也安排去厦门窗口做出纳——她原本是食堂帮厨，临时接受出纳业务培训，匆匆上岗，业务不熟，需要有个“好会计”帮衬。
祖父看不惯，经常嘲讽“新手出纳”，甚至说，“简直比刚出社会的出纳还不如”。没多久，祖父就被调回县城。然而，原单位早已在机构改革中销声匿迹，回到县城，祖父反而失业了。这是迟到的报复。
祖父的臭脾气蔫了火，祖母却不干了。她在祖父的单位上下走动，最后直接坐在副县长办公室门口。办公室里有客人，谈笑风生一个多小时仍没有消停。好容易领导得空，也不愿意接待祖母，推脱有会。祖母气急，说道：“我又不是来找你聊天，是因为你分管这项工作，我才来找你。”
祖母神情是雷打不动的坚定，像一颗软钉子。就是这颗软钉子，解决了祖父的大问题。
“要不是我，老头子退休金都拿不到。”祖母说，神色自得。这样的祖母形象，在我心中很特别，惯常和风细雨的人，少见地露出了獠牙和利爪。那时候她还年轻，腰杆子像新拔节的竹子，再大的事情也压不弯、打不垮，她什么也不怕。
祖父在厦门工作也成就了件好事：我父母结婚用的家电都是从厦门买来的。彼时结婚，男方得备三大件：电视、冰箱和三用机，每一件都是稀罕物，不仅价格贵，而且要凭购货券购买。厦门是“计划单列市”，处在市场经济潮头，祖父借了单位的势，给我父亲备好三大件，全是进口货。
结婚时买的日立电视和松下冰箱在家中服役近20年，质量上乘，母亲则说，那台“三用机”才最热门，当年父亲身边朋友结婚，都要借去充门面。
小货车把三件大家伙运上青廉巷，祖母喜气盈盈地站在家门口，把还是新媳妇的母亲迎进门。长长的鞭炮在青廉巷炸响，火光里，祖母脸色泛红。鞭炮的硝火味直往人鼻子里钻，祖母眼里都沁出泪花了。
我的童年也藏在青廉巷。
90年代我出生时，祖母尚不足50岁，提前内退照顾长孙。相册里，祖母抱着我，我们都是丰盈的。我年龄小，未被打磨，奶白的手臂伸向镜头，莲藕似的，一节一节，粉红色的嘴角挂着流涎。祖母则盯着我，笑得开怀。她留着利落的短发，腆出肚子让我坐在上面。祖母那时身高不止1米5，身姿挺拔，身量丰盈，就像贝壳里的珍珠，那么年轻。
祖母格外照顾我，也有我父亲的原因。那时，我父亲涉赌从单位离职，成了脱离体制的浮萍。正逢市场经济浪潮席卷，他下海搏击，先后卖过瓷砖、卫浴，开过KTV，先后去过上海、俄罗斯。浪潮之下，那些生意很快就变得悄无声息，一同失去踪迹的还有我父亲。我年幼时，父亲长期离家在外，无法承担家庭责任。祖母心疼我母亲，对我的照顾便更多一些。
青廉巷都是我的同龄人，我们是老干部的孙辈，是万千宠爱的独生子女。祖母去接我放学，夕阳下，牵着我的手，欢笑声从校园里涌出来，声音舍不得各回各家，而是奔流在青廉巷，直到天色渐沉，巷子又漫出饭菜香。坡道上，满是意犹未尽的孩子，香味乘着笑闹声、祖母的呼喊声，飘得很远。
屋内，祖父坐在昏黄的白炽灯下，眯眼品着烧酒。祖母家惯常光线不足，灯光像夜色中的小火堆，把祖父的脸映得通红。祖母一早炸好花生米，端上小小一碟，配祖父的二两烧酒。花生米的香气从祖父的嘴里喷出来，几乎把他的臭汗脚味掩盖过去。
我最爱祖母的红烧鲫鱼。鲫鱼刺多，但鲜甜无比。祖母在热锅里把鲫鱼两面煎香，淋上酱油，再焖煮几分钟，趁热端到我面前。我不客气地用筷子剐下鱼腹的鲜肉，最甜最没刺的部分，配进两口米饭。祖父祖母慈蔼地看我。
祖母说：“慢点吃，担心鱼刺。”祖母把鱼背上的肉夹进祖父碗里，再把鱼尾放进自己碗里，我怀疑鱼尾才是最美味的部位。
青廉巷的夏夜是不肯休息的。被送到这里“过暑”的孩子招朋引伴，凑在一起，借着山势，玩一种叫“闯关”的游戏。一方孩子负责守关，他们从低到高，各自守住一片区域，他们只能横向移动，但凡碰到闯关的人的衣角，便算守关成功。另一方孩子负责闯关，他们讲求策略地往前冲，恨不能把三十六计全部用上。整支队伍只要有一人能突破层层关卡，闯关便成功了。孩子在青廉巷跑跳，像是沸腾的水珠。
夜色沉了，祖母唤我回家，人群四散。
洗完澡，祖母拿出易拉罐装的碳酸饮料。每年暑假，祖母总会提前买好饮料，囤在厨房的桌子下。她不是整箱买来，而是各买几瓶，有可乐，也有芬达，五颜六色。在我满头热汗的夜晚，那是我喝过最好的饮料。
晚风从山岚吹来，空气清爽，青廉巷里满是盛夏青草的馨香。月光从卧房的窗前淌下，铺在白天被阳光洒满的床上。夜深了，祖母拥着我入睡，她的手臂那么有力，把我箍紧。我咂咂嘴，香喷喷的青廉巷入梦了。
平素里，祖母慈眉善目，温和如水，但在我心中，祖母才是家中的顶梁柱。晚年，祖父得了老年痴呆，病中都是祖母前后照料，她不愿给子女增添哪怕一丝负担。
2013年正月，祖父像往常一样去公园老人角下象棋，临近中午却没回来。祖母火急火燎地从灶台上撤下来，撤下围裙，嘴里嘟嘟囔囔，脚下生风地往公园去寻。隔了半晌，她垂头丧气地回来，摊着手说：“先吃饭，吃完再去找，人丢不了。”
此时，外出的子女才明白，祖父得的老年痴呆病严重至此了。我父亲不依，坚持外出寻人，傍晚才把脏兮兮的祖父带回家。祖父沿着家相反的方向，走了十几里，几乎走出县城。所幸旧相识看见他，把消息传来，父亲才拦下三轮车直追。祖父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已认不出父亲。
正月里的县城，湿冷的空气是跗骨的蛆，咬得人骨头疼。回到家，祖母望着疲倦的祖父，用力拍他的臂膀，转瞬眼神又变得温柔。家人们松了口气，想到之后照顾祖父的问题，又提起心来。
年假结束，祖母把我父亲往外赶。她说得云淡风轻：“老头子我还能照顾，你去赚你的钱，别担心，两个妹妹会在家里帮我。”
彼时，父亲年逾不惑，仍如浮萍漂泊，始终没有找到正经工作安定下来。在我需要父亲、母亲需要丈夫的那些年，他人不着家，惹来巨债。我忘不掉债主催债上门时的热气腾腾，对父亲的态度才会冷下去。
纵使如此，祖母也从未说过儿子半句不是，她最常讲的，仍是我父亲“孝顺”。她从退休金里“克扣”一部分，帮儿子缴纳社保。“退休金月月都会来。”祖母常说。这份陪伴到生命终结的保障，是母亲送给走钢丝的儿子的礼物。
祖父的事情一发生，祖母首先想到的是不能拖住儿子，儿子还年轻，要打拼。然而，照顾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是一场长跑，是看不见尽头的体力劳动。岁月把祖父往回赶了，他回到少年，又回到幼年，回到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刻。祖父的腿脚愈发不便，祖母上午把他安置在沙发上，中午把他移到饭桌前，晚上还得把他送回床上，祖母伺候他的起居，巨细无遗。祖父已消瘦不少，但在身高只剩1米5、体重不足百斤的祖母面前，仍是庞然大物。
在离家千里的亲人看来，祖父只是沉默了。他不爱说话，坐在角落。你笑着逗他“我是谁呀？”就像逗一个孩子。他浑浊的双眼盯着你的脸看半天，给出一个不一定正确的答案。大家还以为祖父是吉祥物了。
祖父虽痴呆、行动不便，却不肯用尿不湿。坚持去厕所，是他对生命尊严的最后坚持。晚上，祖父大声叫唤，用力拍床栏，变成坏脾气的“恶魔”。祖父起夜的需求把祖母的夜晚切割开，熬鹰似地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
祖母先把祖父拖起来，坐在床沿，帮他穿好衣服，再弯腰套上鞋子。祖母双手牵住祖父，闷哼一声，将他拉起，在床边站定。定一定神，再一步一步从房间挪到厕所。卧室到厨房的距离竟像是百米跑道了。
祖父每晚如此，在卧室、厕所间来回折腾两三趟，但祖母不曾抱怨。电话里，她总挑拣生活的好来说，把日子粉饰太平，让父亲放心。
几十年过去，公房被祖母住老了，青廉巷也逐渐与繁华无关了。穿过县一中的400米操场，在西北角爬坡而上，才能找到它。热闹的砖混房屋有了岁月的痕迹，青苔让水泥变了颜色，红色的砖块还会冷不丁地裸露出来。巷子两边间或种着梧桐树，挺拔清秀，干直叶阔。梧桐格外敏感，秋风刚过，枯黄的梧桐叶便萧萧作响，萧索地铺了一地。梧桐的叶落，总比别的树木更早一些。
祖母家对面搬进一对耄耋老人，身体健旺。秋阳晒上山坡，老翁还能在家门前劈柴。他身材精瘦，精神抖擞，穿着蓝色单衣，慢悠悠地挥着斧子，力道正好把碗口粗的木桩劈开。老妪坐在台阶上做手活，纳鞋底，或补衣服。阳光明晃晃地打下来，老翁突然唱起不知名的山歌。歌声在青廉巷里绕，逗得一旁的老妪乐呵呵的。
那对夫妇都很热情，虽不说普通话，看到你时却会拉着你话家常。上下翻飞的语调围着你转，热情是掩不住的。老翁在后院开了一小块田，种些时令蔬菜、辛香料。小小的菜地，肥力却旺，总是郁郁葱葱。老妪经常摘一些送给祖母，蔬菜还娇滴滴的带着露水。
有一阵子，隔壁安静下来，很久没看见老翁劈唱歌。祖母心有戚戚地告诉我，老翁脑溢血，爽快地走了，老妪则被子女接走，没了音讯。
那时，祖母已被祖父困在家里迈不出房门了。祖母的苦还在孤独，老年痴呆把祖父变成一具冷漠的肉体。青廉巷的漫长时光，是为告别所做的彩排。
年轻人陆续撤离青廉巷，街道上只能零星看见蹒跚的老人，这里成为老人街了。小年轻当然看不上砖混的老房子，他们往高层楼房挤，往县城中心挤。青廉巷一间一间安静下来，变得空荡荡。
祖母坐在沙发上，仰头看着破旧的房子，掰着指头数：青廉巷送走了多少老人呢？她长长地叹着气。一同欢天喜地搬进公房的老同事、老朋友，大多已经归于沉寂。祖母走进邻居家的菜地，无人耕种，那里很快变得荒芜，那些蓊郁的蔬菜，连同着青廉巷天南海北的饭菜香，都不见了踪影。
2018年初，祖父过世。县城的冬天是老人的催命符，只有那钻进骨头缝的刺骨冷气，才解释得了为什么人们把喜气盈盈的春节叫“过年关”。青廉巷的老人们家门紧闭，冷风却执着地拍打门板，从缝隙里往里钻。冬天常有雨，细细的，不大，但冷雨被冷风裹挟，冰粒子一般，在空荡荡的青廉巷来回扫，整个夜晚都呼呼作响。
一觉醒来，祖父的身体凉了，除夕却已近在眼前。父亲乱头苍蝇一般，左支右绌，疲于应付。死亡是个大话题，此时却如此具体，桩桩件件都事关祖父体面，而父亲闲散惯了，操持不来。
凌晨，我裹在黑色的羽绒衣里守灵，胸口别一朵蜡白色的花。寒冷让我来回踱步，我的心里也刮起阵阵冷风。房间和青廉巷都是空荡荡的，没有声息。屋外，路灯孤零零，撑着冷白色的伞，也为祖父守灵。我瞪大眼睛抬头，芦烽山消隐在夜色里，只有大概的轮廓，黑色幕布倾盖，再没更多光亮。
出殡那天，父亲因琐事在家里发脾气。那时他脾气极差，一点就着。祖母微张着嘴枯坐，她再不能哀嚎出声了，一张脸能吞噬光线。父亲突然说，“我没爸爸了”，眼泪哗哗流下来，惹得祖母的脸也皱了起来。房子里还放着百米跑道，只是跑道上再没别的选手了。
青廉巷，又多了一位寡妇。
那年清明，给祖父扫完墓，我与祖母谈及死亡，说如果能像祖父那样死去，也算福分。祖父的八十五载，操心的事少，游戏人间。晚年，他被祖母妥帖地照顾，几乎没有住过医院。他只是在冬日的某个夜晚，途经一段睡眠进入另外的世界。如果死亡无从避免，我渴望如此步入，我说。
祖母听了我的话，若有所思，沉默在我们之间发酵，像馒头噎在嗓子眼。
后来我才逐渐明白，自己太过年轻，言语轻浮是对死亡的大兵压境缺乏体悟。我自恃死亡遥远，说出的话轻飘飘，脚不沾地。祖母不一样，她的人生已走得很长，长得没有了同行人，长得难免兔死狐悲。
我的幼稚还在于对时光的笃信，误以为年纪增长，便能接纳死亡，水到渠成，误以为死亡不过是早有准备的必然结果。事实上，死亡不能准备，它钝刀切肉似地消磨人，冷不丁地带来冲击。
死亡住进青廉巷的空房间，住在祖母旁边。
祖父走后，祖母寡居，时间没有因为带走了祖父而放过她。她眼见着变小了，变成了瘪瘦的、快被时间风干的老太。
我在省城谋了份工作，回青廉巷的时间更少了。我艰难地应对琐碎日常，像旋转的陀螺，家中灶台总是冷的。昏天暗地的工作之余，我用外卖、用快餐果腹，潦草地应付三餐。华灯初上，我会想起祖母喷香的红烧鲫鱼，想起弥漫在青廉巷的饭菜香。
返乡的日子，我带着美食造访青廉巷。清晨，我带早餐，和祖母一起喝豆浆；下午，我在县城中心甜品店，买回红豆饼和小蛋糕；傍晚，县城美食街开张，我则带去些紫菜包饭。
青廉巷已是美食的禁区。原有的一家杂货铺随着年轻人陆续离开关张谢客。水果摊、小吃摊也绝不会穿越县一中操场跋涉而来。整条街上都是老人，现代社会的孤儿，无人把他们当做目标客户。美食被拦在长长的坡道下，无法触达。
我属意传播美食，怀揣打开通道的野心，一再走向祖母。
她站在家门前迎我，一手扶着墙，半边身子往前探，四下张望。守候是徒劳的，她的眼睛既有青光眼，又有白内障，还严重近视，她的眼睛百病缠身，蒙着厚厚的荫翳，早就不灵光了。往往是我走到近前，喊一声“奶奶”，她的眼神缓慢聚焦，嘴角才咧开来。皱纹密布的脸上绽开一朵花。
留给祖母的美食越来越少了。年节，家人以探望她的名义聚到一起。子孙蜂拥而入，把祖父腾出的空间填满，吃几顿饭，再相继离开，重新把一无所有的房子奉还。父亲掌勺，几个姑姑打下手。祖母围着灶台转，但是灶台已经没有了她的位置。
“妈，你去里面坐，我们来做就行。”声音响起，有时是父亲，有时是姑姑。音量总是大的，语气是隐含怒气的。子女们举着让母亲休息的旗帜，夺了祖母的权。
房内，几个姑丈和孙辈围着电视。男人的话题从工作聊到社会热点，甚至高屋建瓴地谈谈政治，孙辈则被手机摄走了魂魄。祖母没法参与聊天，年纪把她推得老远，她把身体放进沙发，百病缠身的眼睛愈加黯淡。
祖母的话却越来越少，为数不多的对话，也是浅浅的，围着简陋日常打转，怎么也走不进心里。祖母如古老的座钟，死板地、没有灵魂地滴滴答答往前走，残忍地记录一泻千里的时间。
张罗好饭菜，子女把祖母请上桌，饭桌上，祖母很乖。子女都往她碗里夹菜，一个夹进一块肉，一个说你尝尝这条鱼，都是好东西，都是子女们的好意，她照单全收。但很多食物她已无法染指，牙齿背叛了她，她只能鼓着腮帮子，艰难咀嚼。祖母佝偻着，筷子茫然地往前探，腰杆子怎么也挺不直。
我们的相聚，名不副实了。
我总想起儿时的青廉巷，祖母为我备下碳酸饮料。她穿过长长的巷弄把它们抬回家，藏在桌子下。我执意搜罗美食，找出新奇的，祖母仍能享用的那些，送上青廉巷，是希望祖母顿顿好饭。
然而，青廉巷在缓缓地往下沉，任我如何挽留，都无转圜。我发现，死亡不仅是一个结果，它更是一个过程。时间留给我的，是一个越来越陌生的祖母。
接到父亲急电后，我心事重重，接连办砸了几件差事，惹得领导很不痛快。我盯着手机，不敢错过丝毫祖母的消息。疾病把祖母从青廉巷连根拔起，塞进病房。需要做的检查铺满长单。现代医学惯用排除法，一步一步检查，像是排地雷，迟迟不愿给个痛快。
医院令人恐惧，我见识过。冰冷的机器令人恐惧，穿过一层一层乳白色的、留有透明观察口的门，人被送到机器前接受审判。人已经不是人了。机器不理会你的情绪，处理情绪不是它的议题。戴着浅蓝色口罩的医生也让人恐惧。他不说话，冷漠的眼神让人脊背发凉，他的欲言又止，更是令人如坠冰窟。
祖母一定吓坏了。她以为不过是冷风侵袭，得了感冒，现在却因为严重贫血而住院。她被逼着面对恶疾，等待各种医学检查，等待医生的排除法。医生怀疑祖母消化系统出了问题，严重问题，极可能是长期便血导致严重贫血。家人被说服了，祖母患有眼疾，厕所的灯光又昏暗，不见得能发现异常。这下，倒显得恶症突发而至、毫无征兆了。
听了医生的话，姑姑掉了泪。现代医学面前，家人不知所措，只能无力地拜托医生多费心。医生把胃肠镜检查排上日程，这项检查基于医生的推测，检查结果便有了断定生死的意味。
住院后的第二天，祖母等待做胃镜。祖母的状态让我母亲心惊，她眼睛浮肿、步态虚浮，“嘴歪眼斜”——母亲甚至说。胃镜的检查结果出来，没有发现大问题，但谁也不能放下心。检查单还有一长串，闯关游戏远没结束。
母亲把祖母挂吊瓶的视频发在家族群，祖母心事重重沉默着，不看镜头；衣服皱巴巴，疾病让她无暇顾及体面。母亲感叹：“这个冬天，难过。”
祖母避开贴身照顾的母亲和姑姑，找到父亲。
祖母问：“你什么时候回家？”祖母说：“你要回来照顾我。”祖母离开青廉巷，躺在病房里，语气第一次有了哀求的味道，让父亲五味杂陈。
父亲征询我的意见。我不相信祖母会提出这个要求，我自大地认为，祖母只是被突发而至的疾病吓倒，尚不至于需要父亲贴身照料。
“现在辞职，难道回家啃老？”我义正词严，有了质问的意思。
不愿父亲回乡，还有一重原因，是我反感父亲从不承担家庭责任，甚至，我们还得为他的胡作非为付出代价。
前几年，父亲在省城郊区找到一份保安工作。他终于自食其力。他规律地上班，规律地下班，不出意外，再过几年，他会拿到属于自己的退休金。刚上班那阵子，祖母还反复叮咛，嘱咐他“好好表现”，好似儿子是刚参加工作的小伙子。如今，刚安稳下来的生活，又要被抛弃了吗？
“她倒是愿意。”父亲自觉理亏，声音怯生生的。
“至少该靠自己拿到养老金。”我冷声道，我见不得父亲推卸一丁点责任。
父亲低声应允：“身边朋友也是如此劝说。”
人过中年，保安的工作亦是难得，过了这村未必还有这店了。如果回老家，生活回到原点，父亲必将再次仰人鼻息。我觉得提出这个要求的祖母，不像祖母了。
我与母亲打电话，自认为保住了父亲的工作，以为能得到母亲的夸赞——母亲是家里最希望父亲安稳工作的人，这个被丈夫拖累半辈子的女人，渴望丈夫成为正常的上班族。
出乎意料，母亲没有附和。她低声说：“人生不一定会按照计划走，奶奶有可能一口气没提上来，就……”
母亲的话停住了，愧疚却早已攀上我心头。我自责：如何能说出这样冷漠的话。
医院始终没能确定祖母贫血的原因。乐观来看，贫血可能是偶然现象，但悲观想，祖母得了一种查不出病因的疾病，无疑是重症。祖母一定这么想。
我不敢和祖母联系。我不愿听见祖母虚弱的声音，我的骨子里也流着家族男人的血。语言一无是处，我轻飘飘安慰，祖母强撑精神应答，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我也担心泄露了秘密，子女们正商量把祖母送进省城医院。
祖母出院了，回到青廉巷，身后跟着陪护的儿媳。但无缘无故的贫血，以及长达两页写满病症的出院小结，像卡在心口的刺，谁也无法粉饰太平。
母亲上次在青廉巷居住，还是生我时祖母伺候她坐月子。30多年，让地板脱了漆，白色墙壁混杂了各种颜色，阳光也无法让房间亮堂起来。30多年，也让母亲离开工作岗位，和当初伺候她月子的祖母同龄了。
作为主角，祖母缺席了子女关于自己的议题。姑姑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几天前的肠镜和胃镜检查，祖母的状态把大家吓坏了。“知道得越少越安心。”他们说。
家族群出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祖母。她紧紧裹着粉色棉绒睡衣，这是过去睡觉时才上身的。睡衣把她吃进去，看得出很暖和。家人恨不得把她塞进恒温箱，顾不上体面。祖母的面庞像是嵌在笨拙的身体上，下巴被刀削过似的，陡然陷进去，极不协调。她双手交叉放在身前，眼帘低垂，什么东西在她的脑海里转，让她满脸愁容。
今年年初，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儿子，我要辞职了”。
从病房回到青廉巷的祖母，愈发急切，几番去电，催促父亲回老家。祖母的黏人不同寻常，都有些蛮不讲理了。她撇下以往对儿子的体恤，不顾现代社会的辞职程序，把安排儿子回家列成计划表，倒计时似地催促进度。她给儿子的指令很明确：辞职，回家照顾自己；她给的日期也很明确，尽快，最好是现在。
父亲用方言说，老人“畏死”：“你祖母以前多坚强？什么都扛得住，你想想当时爷爷生病，她一个人，谁都不麻烦……”
看来不止我察觉到祖母的转变。
父亲接着说：“还是年纪大了。”
电话两头又归寂默。
父亲打算辞职，但还是征求我的意见，听得出，他希望得到我的肯定答复。我不再敢托大，我明白其中沉甸甸的责任。家庭议会的每项议题都凶险异常。父亲说，我回去，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不确定这是否过于乐观，但为了祖母，都值得。
今年清明，回家给祖父扫墓，父亲已经住进青廉巷。几个姑姑各自出资，拼凑出一笔钱，给父亲当生活费。她们说：“照顾老妈，我们出点钱，你出力。”
我沿着长长的青廉巷往祖母家赶，巷子蜿蜿蜒蜒，两边曾簇新的小楼房变得斑驳破旧。小时候玩闯关游戏的坡道被水泥重新铺过，但邻里玩伴，早已四散东西。祖母招呼吃饭的声音，连同孩子的笑闹声，一并消失无影。
父亲出门了，他骑着电动车去市场买菜。他会按照医生的要求，科学配置每日饮食，鱼肉蛋奶，一个不落。在家的日子，他负责祖母的饮食起居，照顾得意外周全妥帖。
祖母正在看电视。她的病突然就好了，暴跌的血液指标恢复，疾病走得与来时一般突然，像是命运玩的一次游戏。只是年龄不会恢复了，衰老与死亡，推着祖母沧桑巨变，时间车辙往前滚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祖母招呼我吃水果，像是招呼客人。我试图与她交谈，但话题总是断断续续，我走不进老人的世界了。祖母告诉我，街坊都很羡慕自己，自己的儿子孝顺。这一次，我在心里没有反驳，我看得出她开心，我也为她开心。有儿子近伺左右，漫长的时光便有了依靠。
那天中午，餐桌丰盛异常，父亲因为我的到来准备了一桌好菜。眼前的父亲，难免也有了衰老的迹象，他沉默着给我让菜。沉默依旧是父子之间的主色调。我心里放下了些什么，眼神便温和下来。
我看着重燃的灶台，锅里依然蒸汽袅袅，还没出锅的高汤，正散着香气。多好啊，我默想，寡淡的青廉巷，多了一丝饭菜香，祖母终归得到顿顿好饭。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8-15 09:3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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