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儿子的死，绝对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校园欺凌”的恐惧，还因为他无法向任何人倾吐自己的烦恼，处在一种真正的孤独中，也因为这种孤独，他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并在某个时刻产生了大人都会心死的绝望吧。
校园欺凌一直是日本严重的社会问题，悲剧总是一再上演。然而，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1999年至2005年间，欺凌自杀事件的数量却是“零”。这反映了学校和教育行政当局应对欺凌问题时重私利轻责任，瞻前顾后、束手无策，因而一味粉饰太平。
资深自由记者和纪实作家镰田慧，采访12个因欺凌而自杀的孩子的父母，通过他们的证言，揭露教师的冷漠疏忽、校方的推卸责任与教育委员会的明哲保身。严峻的现实令人忧虑，更发人深省。
阅读一个个沉重的案例，特别是倾听了孩子们的遗言，任何一个有良知的读者都将深切感悟到，痛苦是不可比较的，质问受害者不够坚强是何等虚伪自大。要阻止悲剧发生，只有杜绝欺凌行为本身。
本文节选自《欺凌自杀》，讲述了15岁少年秋叶祐一因遭受校园欺凌自杀后，一个父亲的痛苦与思考。
东京都北区，1995年7月10日凌晨，私立骏台学园高一学生秋叶祐一（15岁）从自家附近的公寓跳楼自杀了。祐一是家中长子。对遗属所控诉的校园欺凌，校方拒不受理，并断言“自杀原因是学生本人的家庭问题以及其对成绩的担忧”，随后校长就去国外出差了。祐一的父亲秋叶治男先生，积极发起了“校园改革”的签名运动，并到处发放传单，迫使校方承认了欺凌事实。
祐一是从13楼跳下去的。从公寓楼13楼的逃生楼梯探头往下看，高得令人目眩。他先割了手腕，但没有死成，便来到这里跳了下去。私立高中的新生本应充满梦想，而他感受到的绝望和恐怖，正是来自学校。
祐一自初中开始就喜欢打棒球，升入高中后，满怀希望地加入了软式棒球部，没想到这个社团内部暴力横行。高年级学生常常把活动室的灯关掉，强迫低年级学生跪坐着，用脚踹他们，用球棒击打屁股，还会让他们在水洼里做滑垒动作，甚至强迫他们吸烟。
祐一学习的房间里，柜门上留有拳头击打的痕迹。想到儿子的悲愤，治男先生说：“把儿子教育成一个正经人难道错了吗？”之后便沉默了。
祐一已经准备好了退部申请书，但害怕遭到报复就没有提交，选择从13楼纵身跃下。然而，事发当天，学校方面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别说全校大会了，就连班级讨论都没有。
7月10日，早上起来，祐一就没在家。听到妻子说“祐一不见了”，我们就在家里到处找他，在西式房间里发现了一个装着血的塑料瓶。那是祐一割了手腕后用来接流出的血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孩子手腕上有两处浅刀口，还有两处割得很深的刀口。应该是流了两三个小时的血，但还是没死成，所以孩子就去我们家旁边的公寓，从上面跳了下来。要是孩子去跳楼之前能喊两声“好痛啊，好痛啊”就好了，我们就能听到了。至今想起这些我仍然懊悔不已。
这所高中并不是我和他妈妈替他选的，而是他自己决定要上的。初三暑假，祐一已经到了不想和妈妈一起出门的年龄了，我刚好休息，就利用周六周日两天带他去看了几所学校。祐一自己选定了骏台学园高中，不是因为参观了校园，而是看了学校介绍后决定报考的。顺利被录取后，祐一还很开心地说：“啊，太好了！”结果，入学之后才发现，这里跟他原来想的截然不同。
距离中考还有3个月的时候，祐一刚好到了青春期，再加上中考的压力，有些情绪，所以我那段时间经常跟他聊聊他的烦恼和不安。
从初中开始，祐一就加入了学校的棒球部。初中读的是我们家附近的公立学校，尽管祐一一直是“替补队员”，但还是在棒球部待了3年。那所初中的棒球部实力很强，祐一待在社团的3年，棒球部甚至打进过全东京都联赛的决赛。祐一升入高中后，我们也聊过高中要参加哪个社团。
我劝过他：“别进棒球部了，运动类的社团就算了吧。你平时不怎么看书，这次加入文学部怎么样？”但有一天，他一进家门就说：“爸爸，我还是决定选棒球部。硬式棒球挺危险的，就算了，但软式棒球的话，我觉得没那么激烈，肯定可以的。”那是4月份的事了，当时我觉得既然孩子自己决定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刚开始，情况似乎还好。到了5月，来了很多从初中部直升进来的本校学生。从那时起，本校生就会迫使外校考进来的学生帮他们拿行李之类的。而且这种欺负外来生的行为逐渐升级。大量新生加入棒球部，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高年级的学生应该是想要提高球队的水平吧，他们把棒球队活动请假的4个高一学生叫过去，说是开会，实际是为了追问每个人“为什么请假”。既然请假，那肯定是有必须请假的理由呀。
他们请假的理由再正当不过了，但据说高年级学生听完后说：“嘁，就这些啊。”祐一当时还问过我：“爸爸，这事你怎么看？”那时已经是6月份了。我问他：“就算说了请假的理由，如果不被认可，是不是会被打？”祐一回答说：“是的。”
而且，祐一还对我说过在泥水里做滑垒练习的事。那根本和训练没什么直接关系，高年级学生在浦和球场的本垒洒上水，让他们在那里做滑垒练习，我问祐一：“是为了避免受伤才洒水的吗？”祐一回答：“不是的。”
我还去看了一下。浦和球场有骏台学园专用的场地，6月25日是个周日，他们就在那里训练。那天祐一回家后，我就觉得他样子很奇怪。他说是吐了3次，我想应该是训练很辛苦，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但还是觉是他的神情跟往常很不一样。
那天，祐一竟然跪下向我请求：“爸爸，帮帮我。”他还发脾气说：“家里这饭能吃吗！”那天的菜刚好是油炸的。之前，他也一直都有类似的不满，几乎每天都说这种话。但那天的祐一真的跟往常很不一样。
祐一在学校是个好学生。我以前也不太清楚，祐一出事后，我去学校见了他班里的同学，向他们问起祐一的事情，才知道他在学校一直很乖。同学们都说祐一是个非常开朗的孩子，总是笑眯眯的，还帮同学补习功课，体育也很厉害。现在想想，大概就是因为祐一在学校里一直努力做个好学生，相应地，他才把积累的不满全都发泄到家里了吧。真是的，想想在浦和球场练习那天，他回来后竟然跪着向我控诉……
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也就是26日，是个周一，学校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社团活动时高三学生打了高二的学生。当时，祐一他们这些高一的学生都在活动室外面听着，从那时起他就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中。
我跟祐一说：“你要是想退出棒球部的话，我就帮你写退部申请书。”7月初，我给他写好了，对他说：“你带去学校吧。”当然，申请书里我没提社团中存在欺凌的问题，写了一些表面上的申请退出的理由，说是接下来想集中精力学习。申请是写给棒球部的顾问老师的，我在里面还写了这件事请老师一定帮忙，让祐一能顺利退出，千万不要刺激到高年级同学以及同级同学。但祐一看完后，却对我说：“这样写不行。”他是担心那样写会被打。最终，他一直没提交退部申请书，他肯定相当害怕被报复。
我也对他说过：“爸爸帮你去说。”但他又说：“爸爸，可以退部，但其实我还是挺想打棒球的。”“初中三年，我一直是替补，其实我想成为一名正式队员让初中同学看看。”他很期待能有机会和初中的同学们打比赛。
我倒不是那种天天跟孩子说“加油，加油”的家长，不过，我经常告诉祐一，如果有人强迫他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该说的话一定要说。后来我想，这会不会反而造成了孩子的压力啊。
我会这么想是因为祐一在英语笔记本的一角匆忙写下的遗书里写着：“我真是个没骨气的人。是个懦夫。之前的事，很抱歉。”他写的之前的事，我想是他在家拿家里东西出气的事情。他还故作成熟地写了“我相信轮回转世”，之后就是“这15年来，给你们添麻烦了”，遗书里只有这些内容。
他不是那种会详细地将发生了这个、发生了那个一一写下来的孩子。作为家长却没能理解自己的孩子，我们应该负主要责任。我真的是这么想的，这是最大的问题。但学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坦率地说一句“是的，是那样的”，不肯承认存在欺凌，这令我感到非常愤恨。
我对学校说：“会自杀的不止祐一一人，今后可能还会有别的孩子。”还说：“孩子们对于同一件事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既有坚强的孩子，也有能巧妙逃避的孩子，还有认真思考陷入苦恼的孩子。学校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校方只是再三强调“实际上被打的不是祐一啊”。
学校根本不了解孩子的内心。而且，会致人死亡的不只是肢体暴力，语言暴力以及梦想的破灭等等，都会让人失去活下去的欲望。我想学校至今都没有理解这一点。
我一直在和学校方面沟通，还见了爱知县的大河内先生，请教了他的经验。学校方面什么也没跟说家委会说。我跟校方表达过“希望召开家委会全体会议”的意见，但学校拒绝了。我也跟家委会会长申诉过，没什么用。于是我写信一一寄给家委会的全体成员共1300人。这个工作量很大，花了相当多的精力。我家附近的妈妈们也帮忙征集签名，帮了我的大忙。这一行动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祐一的同学也给我们打来了电话。
祐一死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祐一为什么会自杀？我真的想不明白。因此那段时间，我觉得这件事不在警察的管辖范围内，就一直没去报警。直到9月初，体育报上报道了祐一的事情。当天早上，警察便来到我工作的地方，对我说：“秋叶先生，你怎么什么都没对我们说啊？你怎么没告诉我们存在欺凌啊？”我对警察解释道：“这件事还请你们谅解，孩子去世之后我也不是马上就了解到具体情况的。”那之后，警察开始调查。
9月6日，骏台学园计划召开教员会议，在会上会讨论是否承认存在欺凌，因事关重大，我跟警察说希望他们等到这个会议结束后再开始调查。警察问我加害者的名字时，我回答“暂时还不能说”。我问警察：“如果是祐一本人被打了，我就可以告对方伤害罪。但他是精神受到了伤害，是不是没办法起诉？”警察说：“不，没那回事，你跟我们说了，我们就可以调查。”最后，我决定“等到教员会议结束，看看结果再说”。
之后，《读卖新闻》也报道了，警察马上又来找我。这给我一种感觉：如果报纸不登，警察就不会管。经过诸多调查与交涉，最终警察告诉我们：“祐一的自杀立案难度很大。被殴打的孩子，或是以前被殴打过的孩子出面报案，我们才好采取行动，才能立案调查欺凌事件。”
后来，听说负责这件事的少年科科长询问过一个被打的孩子，问他有没有被欺负，那个孩子回答：“我想忘记那件事，不想再提了。”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孩子来了我家，他说：“我成了关键人物。”听他这么说，我劝他：“不是的。如果你站出来报案，那就变成了刑事案件，施加欺凌的孩子或许会被开除。但是，要解决欺凌问题，你不是关键人物，这不是同一个问题。想要改变这种现状，不能只靠你一个人。”
我还问他：“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了被欺凌的事了吗？”他回答：“没有，因为不想让他们担心，所以一直都没说。”“祐一自杀之后也没说吗？”我又问。他答：“不，一直没说。”听完这个孩子的回答，我恳请道：“你不告诉父母，这让叔叔很担心。对于父母而言，没有比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孩子死了更痛苦的事了。请一定要告诉你的父母。”然后我还说：“如果你的父母知道真相后让你不要声张，那叔叔就不会再说什么了。”
因为上述缘由，后来警察再次询问那个孩子的家长时，对方说已经知道孩子的遭遇了。虽然知道了，却没有声张。最终，他们也没有去报案，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最近，我才听那个孩子说，学校里有不良团伙，就是所谓的“Teamer”的成员（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前期，在东京涩谷聚集的各个不良少年团伙的总称。从深夜至凌晨聚集的各种青少年不良团体）。他们学校软式棒球部的一个已经退学的原高三学生，是其中一个名叫“Damned”的团伙的干部。据说他会强迫学生们买“派对入场券”，那个孩子说自己也是受害者。
有一次他们最后没有得手，但那次K也去了。K没卖派对入场券，他是保镖。一个受害学生付了钱，另一个受害者就是刚刚提到的来过我家的那个孩子。他跟高年级学生K求饶，请K放过自己，最后逃过一劫。那个团伙里面有比K更坏的人物，那真的是个很可怕的人，所以那孩子一直觉着一旦自己把这些说出来，真的会被杀掉的。祐一的自杀并不是因为派对入场券事件，但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很奇怪，6月25日，就是祐一从浦和球场回来的那天，他说的要我帮帮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于是我请求学生指导老师问问那个孩子有关“Damned”的事情，老师的回答是：“祐一和他们无关吧。”
我之所以很在意“Teamer”，是因为以前和祐一上过同一所补习班的一个孩子，那个孩子说要和祐一考同一所高中。他对祐一说过：“我加入了‘Teamer’，所以多少钱我都能弄到。”这让祐一觉得很害怕，就没有去考那所高中。他当时异常恐惧。我对他说过：“初三学生怎么也不会去杀人吧。”
事后回忆，是不是我说的一些话让祐一觉得他自己“是个没骨气的人”“是个懦夫”了？那天晚上，我和他一起泡了澡，那是我们父子俩久违地一同泡澡，因为那天我觉得他的样子很奇怪。我安慰他说：“没办法，训练嘛，总是痛苦的。”听我说完这话，他就沉默了，没再开口。
祐一是个胆小的孩子，小时候带他去看烟花，噼里啪啦的声音都会让他害怕。所以，有什么烦恼他往往会自己放大。以前，祐一读小学时，我曾告诉过他解决烦恼的办法。我对他说假如有3个烦恼的话，不要想着怎么才能一次性全部解决，可以先尝试去解决最简单的那个，如果成功解决了，心情就会轻松很多。烦恼就是这样逐步解决掉的。
祐一死后，那是在7月18日，我妻子相当强硬地对校长说：“我们不会提一些无理的要求，比如让你改变高考体制之类的。但是，改变软式棒球部以及骏台学园的社团活动的现状，这你应该能做到吧。至少请把这件事办了吧。”学校也承诺会加以整顿。
但是，第二天，校长就带着几十名学生一起去了爱尔兰的友好学校。校长的儿子就在那所学校担任总务长，校长每年夏天都会带学生过去。后来我才听说，当时高中部主任也去了。校长、高中部主任和学生指导部的老师等几人好像都去了。因为这是早就定下的行程。
所以，学校根本就没有认真倾听我们的诉求，从那时起事情就不太顺利。他们从国外回来后来过我家，但是，我们提出“在祐一骨灰安葬之前，请学校拿出改善措施”，他们最初是答应的，结果却根本没有做到。那之后一直都是只要我不联系，校方从来不会主动联系我们。
后来，在9月的开学典礼上，我有了发言的机会，便向学生们讲述了我所知道的社团活动中存在的欺凌问题的现状。我当时还提到：“我们要求学校改善社团活动，结果校长第二天就去了国外。当时软式棒球部高一的学生中也有要按原定计划一起去国外的，据说有位老师曾对此提出异议，问他：‘事件还在调查中，可能还需要做笔录，这种时候，为什么你要去国外？’那个孩子好像回答说：‘可是校长也去啊。’于是那位老师也就无话可说了。很遗憾，这就是这所学校的实际情况。”我说这些时，校长也在场。
我还对身为加害者的高二、高三的高年级学生说：“严格训练固然没错，不过若要严格，请你们带头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与训练无关的欺凌，比如，让人在泥地里练习鱼跃扑垒；把低年级学生召集到黑漆漆的活动室里，让他们跪坐，自己则抽着烟；让人为你们跑腿；强迫他人即兴表演，这简直太过分了；稍有不喜欢，就罚人拿行李等等，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样荒唐的事？这些都不是人干的事。”
我还告诉他们：“不过，这所学校里也有好老师。祐一去世后，有老师到我家看望我们，像亲人一样安慰我们，还在教员会议上将祐一的事提出来。有什么事你们可以向这样的老师诉说。如果这样的老师也解决不了的话，希望你们能齐心协力，一起商议对策，改变社团活动目前的状况。”
即便如此，校方依旧没有任何作为。听了我的发言来家里给祐一上香的学生对我说：“叔叔，只能向媒体求助了。”事情已经发展到不得不求助于媒体的地步了。之后，事情便见了报。就是从那时起，学校开始担心会被问责，警察也是从那时开始有所行动的，东京都的学校事务部也开始介入调查。如果没有见报的话，我想校方会一拖再拖，什么都不承认。
加害者停学了一段时间。他们的停学处分解除时，我对学校说：“无论如何让那两个孩子来我家一趟。”9月22日，五六名老师带着那两个孩子一起到我家来了。
我一个一个与他们谈了话。特别是其中那个高三的学生，就是之前开会事件的主谋，暴力事件的罪魁祸首。
我问他：“你是在高一从硬式棒球部转到软式棒球部的吧？”“是的。”他答道。我又问：“为什么退出硬式棒球部？”他说：“在硬式棒球部，开会时我被骂了，然后就想退出了。但我还想继续打棒球，就转到了软式这边。”
我接着问道：“那么，软式棒球部那个时候也会这样开会吗？”他说：“没有。”我又追问：“那么，所谓开会啊，用球棒打屁股，拿图钉扎屁股，在泥水里滑垒，这么多花样都是你带来的吧？”他回答：“是的。”
一开始，他坚持说这些都是为了让棒球部变强，于是我说：“让人替你跑腿、开会，这些真的让棒球部变强了吗？你好好想想！”然后我又问他：“那我问你，有人出来反对你吗？”他说：“没有。”我追问：“这么说，你不是为了让棒球部变强，而是因为控制大家让你感到愉快吧？”“是的。”他答道。
我又问他，在祐一去世的4天前，训练时的暴力事件是谁带头的，他说了一起来我家的那个高二学生的名字，他还说训练计划全都是那个孩子制定的。那个孩子与暴力事件有关，而且不知为何他似乎格外讨厌祐一，据说他对祐一说过“一看到你的脸就火大”。
我告诉他自己早就知道他的名字，还对他们说：“如果这次你们就这样不被惩罚、蒙混过关的话，长大成人之后，会一直背负着祐一这个心理负担的。倒不如现在接受惩罚，然后重新出发，哪怕转到其他学校也可以，请一定改过自新。”高三的那个孩子好像对我的话没什么触动，不过高二的那个孩子似乎听进去了。
我担心他们回家路上的安全问题，便拜托同来的老师们：“请把他们都各自送回家，然后把我今天对他们说的话转达给他们的父母。”
据说高二那个学生的父母听完之后哭倒在地。而另一个高三学生，却没人将我的话转达给他的父母。当时是高中部主任和一名总务老师送他回家的，之后，我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我等了3天，想着他们总会联系我一下吧，哪怕只是一句应酬的话也好。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回音。于是我直接给这两个孩子的父母寄了信，信里写了学校调查到的详细情况，并且写了调查中所说的高三的K和高二的L是你们两家的孩子，关于这次的事情，请详细询问你们的孩子。但是即便这样，他们也没来过我家。
然而，当自己的儿子受到停学处分时，这几名家长却再三请求校方解除处分。那时已经是9月份了，一个半月后学校就解除了停学处分。学生家长请的律师说“委托人担心学分不够，很着急”，他们给学校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吧。
我对学校说：“确实，两个孩子都已经是高中生了，即便家长没有反省，孩子本人好好反省的话也可以解除处分。但是，他们本人非但没有反省，甚至连关于欺凌事实的作文都没有写过。”
他们直到现在都没写作文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父母咨询律师后，律师建议决不能承认存在欺凌行为。孩子不写作文，父母也不来我家，这能谈得上是已经反省了吗？
我说：“学校一直说祐一自杀的主要原因是社团活动中的欺凌问题，如果学校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只要加害者本人不承认，就不应该解除停学处分。”校长听完似乎很为难。
终于，到了10月底，学校才第一次带着两个孩子的父母来到我家。来的前一天，学校联系我说孩子们的父母想到家里来，我还以为他们终于开始反省了。但接着，学校就告诉我，软式棒球部所有成员的父母都来。
听完这话我拒绝了，我说：“等一下，全体家长来之前，施暴者的父母应该先来为他们没管好孩子给我们道个歉吧？做事情总要有个先后顺序。”
但是第二天，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着急，软式棒球部所有成员的家长和高中部主任一起来了，家长们一进门就说着“对祐一自杀，我们感到很遗憾”之类的话，还有人说“真是太可惜了”。我忍不住开口问道：“你们想说的就是这些吗？”问答了几番之后，还是只有这么几句话。归根结底，这些人都觉得不是自己孩子的错，和他们没关系，即便可能有百分之零点零几的关系，他们也不认为那是欺凌。
他们当中还有一个很过分的母亲，她说：“开会是每所学校的运动部都有的吧，训练结束后，聚在一起反省交流，提高全队的实力，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在寄给家长们的信里，早就详细说明了学校软式棒球部所谓的“开会”的实情，这名家长应该收到信了。不知道是她根本就没有读我的信，还是学校至今都没有向家长们做过详细说明。
听完这位母亲的话，我说道：“不会吧，祐一去世都快4个月了，还有人完全不了解状况吗？”对此，在场的学生指导老师也哑口无言，马上对她说：“这位家长，这里所说的‘开会’不是一般的开会。”并再一次向她说明了关于开会的具体情况，告诉她这些行为就是欺凌。我也很无奈，便请家长们听了之前我在学校和校长谈话的录音。
默默地听了30分钟之后，我问道：“校方没有告诉你们实情吗？”没有一人回答我。于是我赶走了他们，说：“请回吧，带上你们的花走吧。”最终我和他们吵了起来，不欢而散。这些家长明确地说了，他们不是来道歉的，只是来上炷香罢了。
这件事情中很关键的一点是，K的父母所委托的东京律师协会的律师，不认为K实施了欺凌。这对父母就依据律师的说辞，主张K没有实施欺凌，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这个K，过去就有类似问题，他在高一的时候就多次对同年级的同学施暴。前几天，那个被打孩子的妈妈给我们打来了电话。
被打的那个孩子由此对学校产生了恐惧，一直拒绝上学。后来他重新参加了中考，考到都立高中，重读高一，但是他仍然无法克服对学校的恐惧，每次走到学校门口了不敢进去，最终还是返回家中。所以现在他转到函授高中读高一。这个孩子的妈妈最初没说施暴学生是谁，但当我说出K这个名字后，发现竟然是同一个人，我们双方都很震惊。
我对这所高中一无所知，便让祐一入了学。今后也会有学生和我们家一样，并不了解学校情况就入学了。其实，骏台学园只要拿出整改方案，说明他们今后会如此这般改善就行了。但是校方一直没有拿出方案来。
前几天，我去参加了骏台学园初中部面向小学六年级学生召开的说明会，我们夫妻还一起去了高中部的说明会，在那里讲述了祐一的事情。因为校方不会谈及这些事实，所以我质问了学校，并向在场的学生家长们讲了所发生的事以及学校至今为止只做了哪些事情。那场高中说明会，来了很多家长，大概有300多人。
第二天，校方来信让我们不要再去了。我想，即使再去学校也不会放我们进会场，所以那天早上就去发了传单，这么一来，学校便威胁说要起诉我。
至今为止，学校依然没有拿出整改方案。我认为学校必须拿出方案来，否则，祐一的事情被大家淡忘之后，还会发生同样的不幸，这一点我们绝不能允许。至少是骏台学园，这所祐一就读的学校，必须要做出改变，否则我们就对不起祐一，就会成为不负责任的爸爸妈妈。所以，现在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件事：无论如何都要让校方拿出整改方案来。
在这场组织与个人的较量中，我们已经尽了全力。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到今天，唯一的安慰是，我曾经给全体老师共计约70人一一寄过信，其中有一位老师看了信之后，主动提议应该叫我去学校，和老师们一起召开研讨会探讨此事。还有位老师曾提议让我参加教员大会，但学校没有批准，没能付诸实施。研讨会是办成了，在11月份举行，约30人出席。因为不能使用学校的设施，所以借了附近的会议室,在那里开的。
我多次对校长说“请你辞职”。我想着如果报考学生的人数减少，给学校带来实际影响的话，那么校长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我想从这方面入手给学校施压。然后学校就有点儿被逼急了，做出了狗急跳墙的举动，要给家委会发文，说我行为异常，要以损害名誉罪起诉我并要求我赔偿损失。学校应该是感受到压力，有些受不了了吧。
目前，警察传唤了与派对入场券事件有关的加害者和受害者。这件事学校也知情。现在正是升学考试阶段（1月），学校担心如果事情扩大，会对学校招生相当不利。我想着一定要利用这个时间点做些什么。
据老师调查，被殴打的孩子也在派对入场券事件的受害者名单中，约有20人被迫买了派对入场券，K也是加害者之一。被打的孩子现在说要去报案，这样一来，事情会有很大的转机。
子虚乌有的派对入场券，在校内“强行出售”
截至（1996年5月）9日，警视厅少年事件一课和王子警察局，因涉嫌恐吓勒索逮捕了曾就读于东京都北区一所私立高中的4名学生，逮捕事由是他们通过威胁和暴力等手段，向学校同年级以及低年级学生强行推销并不存在的派对的入场券。自去年（1995年）6月开始，仅半年时间，在学校被卖出的入场券共计价值约100万日元。持有大量入场券的“受害者”转而逼迫比自己更弱小的学生购买手中的入场券，转变为“加害者”。这种派对入场券的买卖在高中生之间盛行，相关人士认为“这是一种基于暴力的校园欺凌”。
大部分入场券的价格在一张1000日元到3000日元左右，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派对，该入场券被称为“幽灵派对券”。即使真正举办了派对，大部分情况下入场时也必须重新支付入场费，之前出售的入场劵不过只是“宣传单”。
学生中多次参与买卖的核心人物达到20人以上，入场券半年的销售额就高达近百万日元。据称，这些钱几乎全部“上缴”给了已退学的头目。
（《读卖新闻》晚报，1996年5月9日）
骏台学园各位家长：
我是之前给您写过信的秋叶。
我的孩子升入骏台学园高中仅3个月，就因不堪忍受软式棒球部社团活动中的欺凌而选择了自杀，此事之前已致信告知。
随信附上的新闻报道，讲的正是骏台学园的这起事件，您知情吗？这篇报道中提到的去年春天从该校退学的“头目”，就曾是软式棒球部的成员。另外，已查明该恐吓链中，有多名该部成员参与，警方正在对此展开调查。
去年10月底，我在该校召开的高中招生说明会上，讲述了派对入场券的实情，学校方面以毫无事实依据为由，曾在言语和行动上表明要起诉我。当时校方准备将包含以下内容的文书寄送给各位家长。
文书中简直将我们当作疯子，断言我们的控诉是对学园单方面的谴责，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诽谤中伤，还声称学园多年积累的业绩就能证明这一点。但是，这种说辞在教员会议上遭到众多教员的批判，他们认为校方的这些说法毫无事实依据，太过分了。最终学校没有寄出该文书。
总之，非常遗憾地通知您，这篇报道的内容就是骏台学园的真实面貌。
关于我的孩子祐一是不是直接受害者，因他已不在人世，现在尚未查明，只能等待后续调查的结果。但是祐一从初中就极度害怕“Teamer”，这类不良团伙已经蔓延到学校社团中，想想他得知此事时该是多么恐惧，作为父母我们感同身受。
有对自家孩子的痛惜，但更为重要的是，至少在这所学校，绝不能让第二个、第三个祐一出现。我们认为这正是我家孩子用他的生命传达的信息，所以才用这种方式向诸位控诉。
我们常说人各不同，的确如此。即使是成年人，面对相同的打击，反应也因人而异，更何况是处于青春期有着复杂情绪的孩子们呢。这一时期的孩子，比我们家长所想的情绪更加不稳定、更容易受伤，想必对此大家也都有切身体会吧。
未能充分理解自家孩子的心理，我们深刻反省自身。同时，斗胆恳请诸位家长，请各位尝试将视线放到与自己孩子一样的高度，然后从孩子的视角，仔细地重新审视这所学园。
为了这所学园真正焕发新生，我们再次向大家呼吁。此致
敬礼!
秋叶治男 秋叶美子
1996年5月20日
我多次跟高中部主任和一名总务说过，“请想想10年前的你们”，“请想象一下，现在20多岁的你们的孩子，如果在10年前默默地死去了，你们会是什么感受”。我这样跟学校的经营者沟通过无数次，但都没什么用。
一开始那名总务还说着：“哎呀，秋叶先生，犬子虽然已经20多岁了，但压根不去工作，还在家里有暴力举动，让我们很头疼。我也很理解秋叶先生的心情。”但同时他又想要推翻调查报告。面对这些，让我不由得想到这就是所谓的组织啊。
有个孩子在给我的信里写道，一名老师曾在学生们面前声称“自杀是因为他自己软弱”。难以想象，会有老师在孩子面前说这种话。
在这所学园中，校长也兼任着董事长。学园没有大学部，只有初中部和高中部。这名校长是第二代，完全没有身为教育者的意识。满脑子想的都是运营和经营。说起来，东京都总务局校务部同时也是东京都事务局的私立学校审议会的委员。或许可以说，这种封闭性是私立学校特有的。如果和同一个学区的其他学生家长没有联系，那么就算学校不负责任，问题也不会暴露。当然，这也会影响到老师们的想法。
祐一在遗书里并没有写自己被这么欺负、那么欺负了，我想，这种情况下媒体自然不会煽情式地去报道。
而作为默默自杀死去的孩子的父母，或许这样更容易走出来。孩子遭遇了欺凌，身为父母却没能阻止；孩子明明很痛苦，身为家长却不知道，甚至有时还会指责自己的孩子没骨气。如果孩子留下遗书，详细写下他被这样欺负、那样辱骂，那么家长肯定会更加悔恨不已，难以释怀。
从这个角度来说，家长不知道欺凌的具体细节或许反而会好受些。但是，另一方面，太不了解孩子的内心，出事后、孩子自杀后，家长才大为震惊。事后仔细回想，加以调查，才发觉原来自己的孩子经受过这样那样的事，父母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出事一周前，祐一曾用胳膊肘把浴室门打出一个洞。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作为父母，如果当时能够好好了解他的内心想法的话……但是我们却没做到。我们以为孩子一般都是拒绝去上学，或者离家出走，干了坏事被警察抓住等等，总之有一些迹象之后才会自杀的吧。可是祐一却突然就自杀了，虽然祐一确实是个有些软弱的孩子，但我想他突然自杀也是因为他太正直了，是因为我把他教育成了这样一个正直的人。
或许我们应该把他教成一个随便的人。就像大家常说的“que será, será”，其他人管他的呢，随他们去吧——如果我把祐一教育成这样的话，可能事情就不会发展成现在这般了。说实话，我真是这么想的。如果是这样教育他的话，也许祐一就不会死了。
但是，让家长不得不这样去教育孩子的话，我想这个社会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另外，“考试战争”这种不踢开别人就无法生存下去的制度也是有问题的。
现在我们这些已届中年的人，面临着裁员风暴，任何事情都追求高效。一旦少花钱就好、效率比什么都重要的观念席卷整个社会，人总有一天会失去本心。想要拿到500万日元的年薪，但实际上拿到的是400万或者300万，不也挺好的吗？比起这些，我更希望每天的工作内容变得更加人性化。我想大声呼吁，希望这个社会不要沦为必须踢开他人才能活下去的竞争社会。
为了今后继续与学校交涉，也为了加强自身的学习，我想着去考一个临床心理师的资格证。但是，白天继续上班、晚上去读夜间大学是无法考取这个资格证的，必须得研究生毕业才可以考。所以，现在我计划不管能否考资格证，从4月开始，先去读夜校，学习心理咨询。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更准确地说是出于身为父亲的反省，因为我没能听到孩子生前想说的话，任由孩子遭遇不幸，痛苦而死。我不配做一个父亲。
祐一的同学中，有一个比他看起来还要弱，被使唤得最多的孩子。祐一很担心他，就帮他一起跑腿，并为他找高二的学生商量。那孩子在祐一出事之后，就退出社团了。
我们的律师想要问那个孩子高一时候的事情，让我联系他，我便给他打了电话。电话是孩子的妈妈接的，她拒绝了我，说她的孩子不能帮这个忙，还说因为是运动社团，发生那些事也是正常的。而且她还说她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要求我们不要再打扰。
那个孩子看起来很软弱，甚至班里同学都觉得如果有人自杀也应该是他，而不是祐一。说得极端一些，因为祐一死了，他才能得救，从社团中脱身出来。但那个孩子的母亲却那么说话，真是让我感到很伤心。
律师叮嘱我们：“一旦提起诉讼，作为父母的两位会受到各种批判。比如会有人说孩子出事是你们家庭内部的问题，等等。原来一直鼓励你们、给你们加油的人，可能也会反过来反对你们，想要把事情压下去。”
起初我并没有想通过法律手段要求赔偿什么的，这话我对加害者和他的家长以及校方都说过。我说了我们只是想让他们道歉。但10月份加害者的父母才第一次来我家，而且还是那副态度。原来我一直想着让学校变得更好，至少祐一的同学能够开开心心地去上学。自那之后我的想法一下子就变了，我想惩治这种父母，想让这种父母的孩子退学。如果可以的话，想让对方也尝尝祐一和我们遭受的痛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明明是自己欺负了人，把别人逼到自杀，明明自己的儿子是加害者，却无关痛痒，只是自顾自地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若无其事地活在世上，这种人哪怕还有一个，都让我感到痛恨不已。
秋叶治男先生寄来了他的手记，他说里面记载了事发一年之后他的感想，请我们务必刊登出来。因此，特载录如下。
有人对我说过，“人有生的权利，同时也有死的权利。有拒绝活着、主动选择自杀之路的自由”，但这不过是成年人的逻辑。年幼的孩子自然是无法理解，而小学高年级到高中生这个阶段的孩子，正处于自我意识从萌芽到确立的青春期，我想这种逻辑既对他们不适用，我们也不应该将这种逻辑套用在他们身上。
长大成年后，每个人都会在成人社会中，痛苦挣扎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找到某种让自己生存下去的价值，靠其支撑继续生活。这种价值观因人而异，有时一个人的价值观对于他人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无聊的，但对本人来说却无可替代、十分重要。
在人的一生中，有时会因一些意外的小事而迷失这份重要的价值观，而且难以找到其他的支撑；有时随着年龄渐长而染上重病，失去肉体上的存活的希望，陷入绝望之中，最终，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死亡。这种时候，或许可以说自杀也是一个人对自己人生道路的一种选项。
但是，孩子不行！无论今后的人生是好是坏，在他一步还没有踏入成人社会之前，绝对不能结束自己的生命。更何况，他还没有认真考虑如何与他人进行内心交流，还没有经历过完成自我成长的“恋爱”，就早早结束自己的人生，这太令人悲哀了。
去年（1995年）7月10日凌晨，就读高一的我的儿子，为自己15岁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我真是个没骨气的人。是个懦夫。之前的事，很抱歉。我相信轮回转世。这15年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只在笔记本上草草留下以上文字，他便独自一人踏上了黄泉之路。
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如今想到此事，身为父母，我心中依旧满是悔恨。在祐一自杀前的几个小时里，我明明和他说了好几次话，可为什么当时没能注意到自己孩子的异常呢？
去世前一周，孩子不再像往常一样表达他的不满和不安，变得很老实，特别安静，我却误以为是他终于理解了父母的担忧，听取了我们的劝告。当孩子将内心的不安和不满发泄到物品上，打坏家里的家具以及其他物品时，我甚至还严厉地训斥了他……这些事情就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中浮现，想到这一幕幕发生时我对孩子的做法，越想我越陷入反思，每天都在反省作为父母我究竟是否尽责？
回忆起这些往事的一个个瞬间，我认为我认真倾听了孩子的控诉，与孩子进行了交流，但毕竟事情到了这一步，再说这些就成了不过是在给自己找借口。这件事简直就像晴天霹雳一样，我一直想着，作为父母，我被全盘否定了。
对孩子来说父母意味着什么呢？亲子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历经一年多的时间，至今我仍抱有莫大的疑问。
我的孩子自己结束了他的生命，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又有好几个青春期的孩子自杀了。他们都和我的孩子一样，自杀的主要原因是“校园欺凌”。学校教师的态度，对欺凌者的指导方法、教育方法，以及反映在孩子社会中的成人社会的样态等等，今后，我将对这方方面面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并监督改善。
但是，现在在这里，我想重新思考作为人的集合体，最小但也是最受关注的组织——家庭，以及其中的亲子关系。
孩子在肉体上确实可以说是父母的分身。孩子作为男女爱情的结晶而诞生，啼哭着来到这个世界，开启人生之旅。外形也与父母有些相似，并且随着身体的成长发育，这些外表的相似变得更加显著。老话常说三岁看到老，有人说这话反映出父母在幼儿时期的教育对孩子一生是多么重要；也有人大声疾呼孩子的善恶判断等价值观不是在学校，而应该是由家长在家庭生活中培养起来的。
我并不想正面反对这些观点，但是这种观点的根基如果是建立在孩子生下来是一张白纸，父母通过教育养成孩子的心灵这一认识上，那就大错特错了。人各不同，每个人的思维、感受都有着微妙的不同，这与父母的教育无关，更是无法单纯用家庭环境不同能解释通的。在发出第一声啼哭时，不，或许投胎在母亲腹中时，孩子的个性大概就已经成形了吧。
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认为作为父母的自己是最了解孩子的人，用这种心态与孩子接触，也许对孩子来说才是最让其困扰的。在成人社会中疲惫不堪的父母，是不是用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着自己的孩子，为了让孩子长大后不要像自己一样辛苦，拼命教育孩子，逼孩子好好学习呢？但孩子比父母想的还要敏感。
虽然父母嘴上说着不把工作中的问题带回家里，但同时，大人们又会通过在家里和孩子的接触来治愈工作中的辛苦，大人的这种心机，我想孩子们能完全看穿。作为父母，作为成人，面对自己所属的成人社会中的各种课题，不要逃避，而是去认真处理，这样他才能看清自己的孩子在他所处的社会中的状况和诉求。这才是真正地从孩子的视角出发，可以说只有从这个视角，个性互异的父母和孩子之间才能产生真正的心理上的沟通，而真正的教育也是自此时开始。
如此想来，对于已经自杀的祐一，我到底是否做到了一直用上述方式同他接触呢？不得不说，对此我抱有很大的疑问。在他自杀之前，我一直自负地认为他同我之间无话不谈，真是太愚蠢了！最后的最后，祐一没有对作为父亲的我说任何话，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告别了这个世界，这已经说明了一切。
最后，为了儿子的名誉，我必须要说明一件事。
我儿子的死，绝对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校园欺凌”的恐惧，还因为他无法向任何人倾吐自己的烦恼，处在一种真正的孤独中，也因为这种孤独，他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并在某个时刻产生了大人都会心死的绝望吧。
不过，在万分悔恨的同时，唯一能使我稍稍获得救赎的，是他留下的“我相信轮回转世”这句话。我想这句话说明他其实并不想死，而且希望在轮回转世后，下次能变成一个不同个性的自己，在不同的学校生活中，寻求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交流吧。我想在他心底，他绝不是真正放弃了这个人世。他应该也在想着，如果可能，希望再和我们一起从零开始重新来过吧——我这么想恐怕是出于身为父母的自私吧！
对最爱的自己的孩子，未能伸出任何援助之手，对此我想由衷地对他道歉，同时，今后我会花更多更多的时间，继续思考他死亡的意义。
秋叶治男
（本文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欺凌自杀》，略有删减）
| [日] 镰田慧 著/ 吴松梅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年6月
曾是新闻和杂志记者，
后成为自由作家。
著有大量纪实作品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8-13 08: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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