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我哭着问他为什么要把我捡回来，让我变成一个野种，一个没妈妈的人。
1990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的凌晨，父亲和往常一样，天刚亮就起床了。他打开大门，惊讶地看见门口躺着一个婴儿，婴儿身下垫一件破旧的军大衣，身上盖了一床淡灰色的小毛毯。说来奇怪，当我父亲俯身仔细打量婴儿的脸蛋，婴儿忽然睁开了双眼，不但不哭，还朝他咧嘴笑起来，小短腿在毛毯里一蹬一蹬的，十分可爱。我父亲顿时心里就软了，喜欢得不得了。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孩子和他有缘，是冥冥中哪个菩萨给他送来的。因为我和他的相遇是在1990年端午节，所以他就把这天定为我的生日；又因为是早上，我家对门狮子岭的山顶上已经有一轮朝阳正在升起，橘红色的朝霞染红了大半个天空，他便给我取名李朝阳。那年我父亲已经三十五岁，未婚。他有一个姐姐，比他大三岁。姐姐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女儿快出嫁了。他的父亲死在1972年的一次地主批斗会上——他父亲和其他几个地主分子各戴一顶高帽子，胸前挂一块“打倒地富反坏右”的牌子，勾着头面对群众站在批斗台上，忽然一头栽倒在地，再也没有醒来。我父亲相貌上有残疾，是兔唇——上唇的正中间裂开一个两指宽的豁口，四颗牙齿突出在豁口外，像是随时要脱落，说话漏风，吐字不清，听起来很费劲，他三十五岁还没娶老婆也就很正常了。我来到他家时，村里一个大妈正在给他说媒，他和十里路之外的鸡公坳村的一个寡妇在处对象，已经给了那寡妇五十块钱的见面礼，准备中秋节结婚。那寡妇有一儿一女，儿子三岁，女儿一岁。她说只要我父亲待她孩子像亲生的一样，就不嫌弃他相貌丑陋，愿意嫁给他，而且，她还没有结扎，还可以为他生一个孩子。因为我的到来，那寡妇马上反悔了，托媒婆把五十块的见面礼还给了我父亲，这门婚事就此告吹。媒婆再三做我父亲的思想工作，要他把我交给政府，他的亲戚和很多村里人也要他这样。媒婆的话直来直去，很不好听，却句句都是实在话，他也知道媒婆的出发点是为他好。那媒婆说：“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你都快四十了，长得又是这个样子，现在又无缘无故带一个不知哪里来的孩子，哪个女的还敢跟你？缺胳膊缺腿的也不可能，瞎了眼的也不可能！”不管媒婆怎么说，我父亲不为所动。他说：“这个孩子跟我有缘分，我总觉得是哪个菩萨给我送来的，是我的亲儿子。他睁开眼睛就对我笑，现在让我把他交给政府？我舍不得，更不忍心。”我父亲杀了猪栏里的一头肥猪，请来所有亲戚和村里一些乡亲，摆了六桌酒席，又请来乡里的电影放映队在村里放了两场电影。他以这样一种喜庆的方式，向所有人宣布，他从此有了我这个儿子。我三岁以前经常生病，夜晚哭闹、尿床、不睡觉，父亲隔三岔五就要抱着我上医院。医生告诉他我营养不良，抵抗力弱，所以容易生病，叫他去县城给我买奶粉。那时我们镇上还没有奶粉店，而我们村子距离县城有三十里路，他因为舍不得来回四块钱的车费，竟然把我背在背上，走路去县城买奶粉，再一路走回来，一天走六十多里。他还为了我四处求神拜佛，请道士在房子里“驱邪”、“洗地”、“画符”。他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要给观音菩萨点灯，给祖先烧纸钱。他找庙里的和尚写上：“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看见的人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他把这些写了咒语的小纸片贴到路边的电线杆子上，让路过的人看见。有一个八字先生说我病患多是因为我命中带有“将军箭”，他便花钱在我们村外的十字路口立了一块碑，上刻“左走牛寨岭，右走鸡公坳，箭来碑挡！”总之，为了我好养好带，他各种办法都想尽了。村里有人笑他是个“哈宝”（我们老家土话，傻瓜的意思），为了一个和自己没有一毛钱关系的陌生孩子，花了那么多冤枉钱。也许是他给我吃了奶粉，把家里各种好吃的都让给我吃，营养充足了，也许是他求神拜佛真的感动了菩萨，反正，他把所有挣来的钱都花在了我身上，三岁以后，我的身体好了，甚至比一般同龄孩子长得还要高还要壮。我父亲因为家庭出身和外表方面的先天不足，自小孤僻、内向、自卑，不爱说话，没有什么朋友。他知道这样不好，想改变，却无能为力——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担心我像他一样，希望我活泼、外向、爱说爱笑，有很多朋友，和每一个小孩玩。他经常对我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要干活，学会吃苦。我五六岁的时候，他就教会我烧火、做饭，做各种家务。七八岁时，我就已经学会做饭炒菜了。
小时候的李朝阳｜作者供图
他老实且善良，杀只鸡都要说一句：“这辈子脱了毛衣，下辈子你就穿上布衣哈！”意思是这辈子是鸡，下辈子愿它变成一个人。
他软弱，尤其爱流眼泪。在我的记忆中，我亲眼见过他流了五次眼泪。每一次，都和我有关。我见他第一次流泪，是在我六岁那年。当时正是双抢季节，我和他在稻田里干活，他教我插秧，我右脚被蛇咬了，脚背一下子肿得老高，伤口不断往外流血。他让我坐在田埂上，自己匍匐在我脚下，用嘴吮吸我的伤口，吸出毒液，再把我抱回家，找到一根麻绳勒住我脚背，不让毒液扩散，然后背着我着急地往六里路之外的镇医院跑。到了医院，医生给我消了毒，打了针，处理好了伤口，敷了药，对父亲说：”要是还晚来半个钟，孩子就麻烦了。“父亲坐在我身边，望着病床上的我，一只手抚着我的头发，两眼含泪，什么话也没有说。“都被你吓死了，你说为什么哭？”他抬手擦眼睛，眼泪却越擦越多，两条泪线挂在眼角，被走进来的医生看到了。那医生说：”哎，你这么一个大男人，女人一样哭哭啼啼，我倒是第一次见。好啦，没事了，住一晚就可以回去了。“父亲把头转过去，不敢看医生。他那尴尬的模样，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医生走后，父亲才眼泪汪汪地说：“好在你命大，你要有个好歹，我也不用活了。”我很小就开始记事了。和村里的孩子一起玩，不时听到一些老奶奶和婶子们说的话，都是有关我的身世。“李广深（我父亲的名字）捡来的这个孩子，倒也长得好，还聪明。”“聪明又怎么样，没血缘，长大了是不是他儿子还不晓得呢。”“这话莫让李广深听到了，这孩子现在可是他命根子呢。”那时我不懂这些话的含义，不知是好是坏。只是，总有一些大人的眼睛在看到我时，用的是一种斜视的、瞧不起的眼光。这种眼光让我很敏感，让我觉得冷，很不舒服，甚至害怕。七岁那年，我父亲准备报名让我上学。离开学还有两三个月时，我和村里一个小名叫长根的小孩有一天在河边放牛，他把我的弹弓弄丢了，我要他赔，他不愿意。我们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骂了起来，他骂我是野杂种，是捡来的，没爹没娘，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七岁的我，对这些话已经很懂了，很伤人。在这以前，我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世。仿佛憋了好几年的委屈和屈辱，在那一刻爆发。我恨得牙痒痒，朝长根猛扑过去，一把抱着他，把他狠狠摔在地上，他的后脑勺磕到一块石头，流血了。这次打架出了大事，长根在医院了躺了五天。我父亲非常害怕，第一次骂了我，第一次扇了我耳光。他赔了长根父母五百块钱，还牵着我，提了一只正在下蛋的老母鸡，走到长根家里道歉，说了一大堆好话，请求原谅。这是我父亲牵着我走出长根家时，长根妈妈对着我们的背影说的话，至今让我记忆深刻，大概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因为父亲打了我，我把这些外人强行加给我的伤害，全部归罪到他头上，觉得一切都是他的错。让我委屈和难过，不知怎么发泄。回到家，我活也不干，饭也不吃，哭着问他为什么要把我捡回来，让我变成一个野种，一个没妈妈的人。他低着头，默默坐着，也不回答我，大概是我提到的这些问题让他很为难，不知如何回答。好几天时间，我们一直在冷战，很少说话。有时，我在家做好了饭，也不等他，自己先吃了，再把饭菜热在锅里。在这以前，我从来不曾这样，我们父子俩也从来没有各自一个人吃过一顿饭。有一个早上，我还没起床，父亲就来到我房间，说他要去一趟县城，问我要不要去。我听说去城里，一骨碌爬起来，肚子里的怨气一下子不知去了哪里，代之以极度的兴奋和喜悦。那次我们去了县城劳动局他的一个亲戚家，是他的一个表姐和表姐夫，他要我喊姨妈和姨夫。他们两口子都是劳动局的干部，吃国家粮的。我们在他们家吃了饭，然后姨妈就带我们去看了县城边上一座没人住的水泥平房，只有一层，总共四间房子。从县城回来以后，父亲把猪和牛卖了，把鸡鸭也卖了。过了大概半个月，他租了一辆拖拉机，装上家里的柴米油盐、被褥衣服、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以及各种用具，满满一车，最后把我们那座古木屋的柴门锁上一把大铁锁，带着我去了县城。在车上，他告诉我，以后，我们就在城里生活，我会在县城上学，没有人知道我是捡来的，没有人知道我没有妈妈，没有人会骂我是杂种，没有人会看不起我、嘲笑我。我侧头看他，见他望着前面一条不断朝我们伸过来的水泥马路，眼角挂了泪花。我不解地问他：“爸爸，我们去城里应该高兴呀，你为什么要哭呢？”我们在县城看到的那座平房，就是我们城里的新家。房子是父亲表姐夫家的老房子，以前的租客搬了家，便以每年六百元的价格租给了我们。父亲托他表姐和表姐夫拉关系，让我进了县城最好的小学——东方红小学。每天天没亮，有时甚至只是凌晨三四点，他就骑着三轮车出发，去县城里捡废品了。他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到我快上课的时候，我已经起床把面条做好了，他便很准时地骑着三轮车回来了。车厢里有时空空荡荡让人失望，有时又是满满一车的破烂。我们一起吃了饭，然后我坐进三轮车的车厢，他在前面驮着我去东方红小学上学。一路上，他把三轮车蹬得很快。微凉的晨风迎面扑到我的脸上，撩起他的一头黑发，新鲜干净的晨光洒在我们身上。他吹着口哨，或者哼着一支小曲，我能清晰地感知到他和我一样，心里满满的全是快乐和希望。他驮我到离校门口还有大概一两百米距离的一个路口就停下来，让我自己走到学校去。我问他为什么不把我送到校门口，他只说：“没几步了，你自己走好啦，我看着你走过去。”他接我回家，也是在那个路口等我。久而久之，我们两人都养成了在那里“接头”的习惯。在我印象里，父亲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你要好好读书，为我争一口气”之类的话。晚上我做作业，他在堂屋里整理他那些纸皮和瓶子。他偶尔会轻轻推开我的房门看一下，我虽然是背对门口坐着的，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哪怕他的动作再轻，我也是知道的。他没读什么书，有时也会翻翻我的课本和作业本，还会像模像样地说：“哎，你这个字写得好，那个字写得不好。”他看到我作业本上老师划的红勾，就会两根眉毛扬起，咧嘴笑起来，笑的时候，他那兔唇和门牙就更难看了。他开心地说：“哟，不错，不错哈！”相反，若是偶尔在我作业本上看到一个叉，他就什么话也不说了，把作业本扔给我，一声不响走开了。相比在老家，我的心里完全没了因为我的身世而产生的阴影。我变得快乐、活泼、爱说、爱笑，和所有同学都成了好朋友。我虽然成绩不是很好，但我很活跃，是班上的体育委员，篮球、乒乓球打得不错，学校举行的一次跳绳比赛，我还获得了第一名。虽然我在东方红小学的成绩一直徘徊在班上十一二名，但是在2003年小升初的考试中，我还是考上了我们县的最高学府——省重点中学隆回一中的初中班。当我把一中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父亲面前，他拿着那纸通知看了看，淡淡说了一句：“一中又怎么样，还不是毛主席说的，万里长征只是走完了第一步。”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心里是喜悦的，但故意装作不怎么喜悦。那时他已经赚了点钱，不再脚蹬三轮车出去捡破烂和收破烂了，而是把我们租的房子改成了废品收购站，还请了两个五六十岁的大伯做帮手。他学会了开车，买了一辆小四轮，用来拉货送货。他问我，开那么大一辆车，又不拉货，又不送货，专门接送你，你晓得一天要烧多少油吗吗？我不知道来回十二里路需要多少油，我只知道，他确实够抠门。他用三轮车送我，还是像我在上小学时一样，不送我到校门口，而是离校门口还有一段距离就让我自己走路。我长大了一些，已经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他害怕我的同学知道他是我的父亲，害怕他的“丑陋”一不小心就出卖了他，会让我受不了。我其实也和他一样，开始害怕哪一天我的同学们知道我有一个这么“拿不出手”的父亲，害怕他一不小心就在我同学面前露出了“马脚”。上小学时，我还没有这种心理。随着我一年年长大，虚荣也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我心里萌发、成长。上初中不久，父亲的“马脚”最终还是没能藏住。有一天，我从他的三轮车上下来，恰巧碰上了我们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她和我打招呼：“李朝阳，你爸爸对你真好，踩着三轮车送你上学。”她还朝我父亲笑了笑，点了点头。我没有回答她，感到脸上滚烫，像是做了小偷被她忽然发现了。我想，她怎么知道我们是父子俩呢？那天晚自习后，他照样骑着三轮车来到校门口附近的一个路口接我。回到家，我心里莫名地冲出一股无名火，板着一张脸不说话。他叫我吃饭，我说不吃。他要我洗澡，我忍不住大声吼他：“你烦不烦？像个女人一样，烦死了！”他难看的嘴角翕动了好一会才说出一句话：“要不，我……明天开货车送你去学校吧。”我没吭声，转身进了自己房间，坐在床沿上，觉得自己不可理喻。我明知自己这样很龌龊，很恶心，可我就是怎么也拗不过弯来。我问自己，我能大大方方地在同学们面前说他是我父亲吗？不一会，父亲走了进来，在我对面的板凳上坐下，想了一会才说：“朝阳啊，都是爸爸的错，爸爸对不起你，爸爸长成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没法让你在同学们面前抬起头来。以后，我给你买辆自行车吧，你把自行车学会，我就不再接送你了。或者，干脆你住学校也行……”他侧过脸去，不想让我看见他眼中的泪，但我已经看见了。然而，我却对他说的这些心酸话和他的眼泪无感。“我干嘛要住校？一间寝室十二个人，你去睡睡看，能睡好么？”我说。“那……那就……给你买辆自行车吧，只是，在马路上骑，莫太快了。”他说。其实，我早就想要有一辆自行车了，早就厌烦他每天踩着三轮车接送我上学放学。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飞奔，那是一种多么无拘无束的感觉。现在想来，当时的我，不但沾染了可怕的虚荣，而且，“骄”、“娇”二字也开始在身上扎根了。而父亲，却不敢说我。随着我的长大，我感觉他在我面前越来越显得胆怯。2006年，我带着满身的虚荣和“骄”、“娇”二字考上了一中的高中班。也许是青春期的躁动，进入高中后，我爱上了诗歌，而且有点走火入魔的味道。我上课写，下课写，吃饭、睡觉时，也在为某首诗歌的意境和结构苦思冥想。我满脑子里都是诗歌，功课自然就落下了。高一的期中考，我的数理化和英语成绩没有一门及格，数学和物理甚至不到三十分，总成绩在班上倒数第九名。我破罐子破摔，干脆彻底放下了功课，除了写诗，我还写小说。我把写好的诗歌和小说天女撒花地投到各种报刊杂志，上到全国的、全省的知名刊物，下到市里的、县里的小报小刊，可是全都泥牛入海，没有任何消息。这让我对未来感到茫然，总是有一种名火，在他面前动不动就发脾气。每天骑自行车回到家里，除了要钱时喊他一句爸爸，平时我很少和他说话。有时他忍不住问我的成绩，我就不耐烦，找借口转移话题，三两句话就给他顶了回去。高一第一学期，快放寒假了，有一天的一节数学课上，窗外飘着绵绵阴雨，天气冷得刺骨。数学老师讲的内容，我如面对天书，一句话都听不懂。我百无聊赖地望着窗外，竟然一眼就看见了父亲。他双手拢在衣袖里，瑟瑟缩缩站在走廊上。他戴着棉帽，穿着棉袄，还戴了口罩。我举手报告老师，走了出去，有点生气地问他到学校来做什么。他指了指自己的口罩，说：“我戴了口罩的。”他的意思是，同学们不会看见他是兔唇，不会给我丢面子。然后，他支支吾吾地说：“是你班主任打电话叫我来的，他什么都对我说了……”身上每天背着一个炸弹，总有一天要炸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虽然他已经完全知道了我一直不敢对他说出的“秘密”，我却不但不怎么难过，反而轻松了。我甚至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大街上的流氓说话的语气对他说：“你看，我就是这么不争气，我是人渣，是个没出息的，你白养我了，现在，我已经跌到井底，怎么追，也追不上了，要不，我别上学了，回去跟你一起收破烂吧。”他说：“老师说了，你从现在开始努力，还能迎头赶上。他说了，你不笨，只是写诗歌耽误了功课。只要你从现在开始努力，还是能赶上的。”我说：“你一点也不懂，数理化成绩耽误了是很难赶上的，现在我上数理化课就头疼，你请来大学教授，只怕也只是浪费钱。算了，你也别再管我了，就让我自生自灭吧。”我说的是真的，那些数理化课程，我越是听不懂，越是反感和排斥。他不想让眼泪流下来，只尽力让泪珠在眼眶里打转。他不想让我看见，转过头去，但是我已经看见了。由于写的每一首诗歌都杳无音信。于是我不但放弃了功课，也放弃了诗歌。我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每天无聊透顶，行尸走肉一样活着，就这样熬到了高考，我连毕业证都没拿到，就背着行李，狼狈不堪地几乎是逃出了学校的大门。2009年，从学校出来后，我每天混在网吧打游戏，并且认识了几个“朋友”。我和那些“朋友”骑着摩托车经常在县城的环城路和滨河路飙车，我们去歌舞厅喝酒、唱歌、跳舞。我在朋友面前出手大方，给自己挣够了面子，俨然一副有钱人家的阔少模样。我把头发染成黄色，然后再染成红色，最后染成了白色，穿各种奇形怪状的衣服。我找父亲要钱，他不敢不给我，我整夜整夜不回家，他不敢说我，更不敢骂我、“调查”我。总之，我一步一步变成了个混混儿。我和父亲两人，好像倒了过来。我的要求，他必须满足。他的心愿，我却从来看不见，或者是视而不见。但自从我上高一时他被我的班主任叫到学校，告诉他我的学习情况之后，再听到我说的那些混账话之后，他每天都要喝酒了。我们店里请了个司机，他不用再自己开车，所以他喝酒也就无所顾忌。他喝酒时也不吃什么菜，有时候还干喝，往往一次要喝一斤白酒。以至于到后来喝酒上瘾，慢慢从喝酒到酗酒。他的口袋里经常揣着一小瓶二锅头，即使是干活的时候，也摸出来喝上几口。他也急速衰老，先前的一头黑发，没多久几乎变成全白。2011年，是我在大街上行尸走肉的第二个年头，我已经二十一岁了。这年的六月十七日，我骑着摩托车回到废品店，一眼就看见父亲四仰八叉地躺在一堆蛇皮袋中间。他裸露上身，只穿了一根七分裤子。我以为他喝了酒睡着了，喊了他一声：“哎，你喝醉了不可以上床睡吗？“他请的那两个工人，都不在家，事后才知道他们开车送货去了。我不想理他，转身往自己房间走，可是我听到他嘴里忽然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我感觉不对，又转向他，只看见他的头侧向我这边，他的嘴唇在努力动着，极力想要说出话来，然而却说不出一个字了。他眼巴巴地望着我，无助而无力。我顿时就懵了，走向他，想要把他抱起来，怎么也抱不动。而他，就像一块木头，已经使不出劲来动弹了，只有头还能慢慢转动我只好叫了120把他送到县人民医院急救，结论是脑出血，很严重，很危险。五天时间，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他身边。临走的那一天，他的目光总是凝在我的脸上，舍不得挪开，不停地流泪。我把他的泪水擦干，不一会，眼泪又从他眼角挂了下来。他的嘴角仿佛在抽搐，过一会就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像是在呻吟，又像是在对我说话。我的父亲是2011年农历6月22日晚上11点45份走的，他走时，那双无助又无力的目光还在望着我，眼角挂了两颗泪珠。父亲的去世，猛然间给我的脑袋重重击打了一斧头，让我从行尸走肉般的昏沉中醒过来。我第一次为他流泪，没了他我才发现，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亲人了，再也没有人爱我、牵挂我了，我终于彻底变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我长大后，活得多么混账，多么像个忘恩负义的龌龊之徒，让他伤心至极，却还要极力压抑自己。我想，是他对我绝望了，所以，他不想再活下去了，是我把他害死了。父亲去世后，我一夜之间就长大了，这样的代价实在太大。我重新振作，起早贪黑，继续经营父亲的废品店。2013年，我认识了现在的爱人，她父亲在县里开了一家卤菜店。现在，我们在县城有了一栋六层楼的自建房，自己经营着三家门面，有十八个工人，都是有关建材方面的生意。我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是双胞胎，今年七岁了。而我的父亲，如果他在天之灵有知，也应该感到十分欣慰吧。口述 | 李朝阳
撰文｜马上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8-18 10: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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