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格朗地的格罗斯医生“走上前，指着我们当中某些人，说：‘你，你，你，还有你。’那些孩子就从人群中被带出来。他们最早选出的孩子要么总尿床，要么患有兔唇，或是思维迟钝的人”。
阿斯伯格综合征，被视为“天才病”，该命名取自于奥地利心理学家汉斯·阿斯伯格，他于1944年提出“自闭性精神病态”，用以形容儿童身上某些社交退缩的特征。
1938年3月12日，纳粹第三帝国的坦克驶入维也纳，医疗系统里的犹太人和没有为纳粹狂热的医生们被迅速清洗。阿斯伯格留了下来，他随波逐流，发表了“儿童应要与集体保持一致，融入集体”的衡量精神新标准，并将许多由他诊断为对纳粹第三帝国民族共同体无“价值”的儿童，送往斯皮格朗地——帝国第二大杀人中心。
战争结束后，阿斯伯格逃过了清算，他远离了后来使他成名的“自闭性精神病态”研究。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精神病学会采用了他的研究，却似乎没有全面审查他的过往，而“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分类标准，“高功能”“低功能”，男性患者更可能“高功能”……都与他为纳粹服务的生涯脱不了关系。
《阿斯伯格的孩子》一书全面探究了阿斯伯格“自闭性精神病态”的定义成型的过往，医学成为了纳粹“诊断式统治”的有力武器，福利机构成为了病人们的死地。本文选取的第八章，是由幸存者讲述的死地的日常生活。
弗里德里希·察夫雷尔看着斯皮格朗地的谋杀一天天地进行。透过他所在的第17号楼病房带划痕的毛玻璃，这名少年能看见那幢死亡之楼——第15号楼。
他后来回忆：“我常常从我的窗户看到孩子的尸体被运走。”第一次，“我告诉了护士，然后她用（运尸体的）手推车威胁我要守规矩。”
察夫雷尔还在宿舍内追踪到死亡人数。他解释说，他在去清理便壶时途径床铺，“我能确切知道第17号楼有谁要被送去杀掉……我还能数出他们。是一个小孩子，我知道，在床上，在那个角落，是男孩还是女孩，你无法判断，但留着金色的头发，而两天以后，那边是一个黑发的孩子。没有加床，床都空了。是的，他们总是在下午2点被带去第15号楼”。
工作人员在一本“死亡手册”上登记死者信息，这是一本朴素、带着黑白大理石纹路的笔记本，记载着儿童的入院日期、出生日期和死亡日期。
斯皮格朗地是纳粹第三帝国第二大杀人中心，这里死亡率最高，且为其他“特殊儿童病室”培训谋杀行动的执行人员。无论任何时间，都有90名成员在这里工作，其中包括4至5名医生，他们先后由主管埃尔温·耶克尔柳斯和主管恩斯特·伊林带领，从上述可见这是一项重大项目。
儿童安乐死计划的目的在于灭杀那些带有所谓生理缺陷的青少年，然而斯皮格朗地也关注青少年的社会归属感。医生依据青少年是否具有融入民族的感知能力进行评估——物理缺陷仅仅只是灭杀的判断标准之一。
“与社群不相容”则是另一项判断标准。医生基于儿童的行为和家庭状况预测儿童未来工作和融入民族共同体的能力。帝国其他杀人机构也同样如此，尿床、测试题回答错误、青少年犯罪等过错都可能导致死亡。
但在斯皮格朗地，高达70%的儿童不是因为带有可量化的生理缺陷而遇害，而是因工作人员主观地判断他们认知功能低下，或压根没有给出任何具体诊断。大多数丧命于斯皮格朗地的青少年——5个中有3个——得到“蠢钝”和“白痴”等含混不清的诊断，10%没有得到具体的诊断结果。
儿童社会化是斯皮格朗地的既定任务。“教育和心理主管”汉斯·克雷内克自吹自擂地夸赞斯皮格朗地采取的手段。他描述斯皮格朗地是怎样将“障碍程度高”但“并非毫无希望”儿童划分为三组，他们在那里将会学习如何“融入社会群体”。工作人员通过“教育培养、严格的纪律、持续的职业疗法、对社群意识（Gemeinschaftssinn）极特殊的护理”来实现这一目的。
于是，儿童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否同化。“毫无希望”的儿童无法融入群体。
严格说来，斯皮格朗地是社会福利体系的分支，而非一家医疗机构。
斯皮格朗地属于维也纳庞杂错乱的福利系统，在第三帝国统治期间，它的不同楼房在不同时期里被称为教育机构、惩教所、“疗愈教育诊室”，是残忍的儿童收容机构和矫正机构组成的庞大迷宫中的一个节点。
确实，许多儿童是经由维也纳儿童收容体系间噩梦般的网络，辗转来到斯皮格朗地，他们常常在其中忍受了若干年的虐待之苦。
阿尔弗雷德·格拉泽尔是斯皮格朗地的幸存者，他无家可归的单亲母亲在他两周大时把他交给福利系统。他描述他的童年“只有收容所的回忆，所有的收容所。其中有些收容所我甚至记不太清，像德雷埃尔大街、巴斯蒂安小巷的中央儿童之家、默德灵孤儿院、许特尔孤儿院、斯皮格朗地，然后是儿童看护服务所，然后又是德雷埃尔施特拉瑟，然后是尤赫小巷、学徒收容所，再然后是集中营”。
福利机构中，将孩子集中送入斯皮格朗地数量最多的是维也纳儿童看护服务所，这里是城市中孤儿、受虐儿童和所谓问题青少年的收容中心。
在一份312名斯皮格朗地遇害儿童的样本中，维也纳儿童看护服务所移送的人数占了近1/3。儿童看护服务所成为纳粹谋杀系统的枢纽，这真是一个残忍的讽刺，毕竟在20世纪20年代它曾是社会主义维也纳的模范机构。这家激进的机构曾试图照顾那些被社会遗漏的孩子，而现在却因这些孩子被遗漏而给他们定罪。
聚焦于社会因素，反映了阿斯伯格和同行对群体同化和情感力的关注——给那些不顺从、“不见融于社群”的儿童烙上印记。
社会地位在其中至关重要。儿童看护服务所送往斯皮格朗地的儿童常常来自那些正在社会边缘挣扎的贫穷家庭。纳粹当局可能给这些父母打上了“反社会”“遗传品质劣等”等标签，并毫不犹豫地将青少年从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的父母亲身边带走。在一份针对207名斯皮格朗地遇害儿童的研究中，至少40%的儿童来自所谓“带有严重问题的”家庭。
如果父母无力抚养孩子，他们可能会主动将孩子送进福利系统。很多人将此视作权宜之计，希望机构和养父母可以照顾他们的孩子直至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住房或工作。例如，费迪南德·席马策克的母亲在费迪南德还是个婴儿时将他送去寄养，当他将近4岁时，她感觉自己有能力把他接回来，但因为她在金属磨削车间需要长时间地工作，她很快又将男孩送回儿童看护服务所。工作人员报告说，席马策克有“行为问题”，“上臂和小臂有烫伤”，可能是在上一次寄养的地方留下的，而后他被转送到斯皮格朗地。
斯皮格朗地中许多儿童出生自单亲家庭。在207名遇害青少年的样本中，60%是由单亲抚养，大约30%的父亲在外打仗，10%父母中有一方过世，还有20%是非婚生子，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耻辱。
阿洛伊斯·考夫曼解释说，他的出生对他的单亲母亲而言“是一场巨大灾难”，她完全“陷入绝望”。据称，他的外祖父告诉他的母亲：“带上你的孩子，和他一起跳进穆尔河，这是最好的结果。”
考夫曼的母亲则将他遗弃在修道院。考夫曼经历了好几对养父母之后发现自己来到了儿童看护服务所，而后在9岁时被直接送进斯皮格朗地的第15号楼。考夫曼表示：“我完全不知道那就是死亡之楼。”两到三星期之后，医生做出判定，考夫曼获得了生存的许可，被转移到斯皮格朗地其他病室。
有时，将孩子送进福利系统的父母有能力抚养他们的孩子——但他们不想这么做。弗朗茨·普尔克特的父亲和继母生了他们两人的儿子，便把普尔克特送进维也纳儿童看护服务所。普尔克特记得继母曾如何用地毯掸打他。“这些手段很常见，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使我困扰），对我而言，那是母亲，就是这样。”看护服务所在普尔克特3岁时将他移送斯皮格朗地，他就住在第15号楼，那栋死亡病室。
最终，普尔克特被认为有存活的价值，两年之后从斯皮格朗地出院。然而，普尔克特的继母依然不愿让他回家，不到一年又把他送回斯皮格朗地。
儿童也会因被认定存在不良行为而被送进看护服务所，其中涵盖了一系列行为。
8岁的恩斯特·帕赫因向一架敌机招手被送进寄养中心，而后送到斯皮格朗地。
卡尔·乌厄从婴儿时期起就和多对养父母一起生活，他8岁时被带走，理由是据说他放火点燃一间谷仓。三个月后乌厄被证明是清白的，但到那时已经太迟——他已经身在斯皮格朗地了。
察夫雷尔据说“有遗传缺陷”，原因是他的父亲酗酒，而他遭受同学霸凌。他说自己逃学游荡，“一整天在维也纳四处走来走去”。
卡尔·哈梅德勒离家出走，他回忆起他在父亲那里的遭遇：“我一直挨打，我再也无法忍受了。”然而宪兵在北方火车站将哈梅德勒抓住，送往市看护服务所，后他被移送到斯皮格朗地，分别在第15号楼和第17号楼待过一段时间。
当然，多数青少年是因为生理问题被送进第15号楼和第17号楼——30%的斯皮格朗地遇害儿童被诊断有身体残障，1/10的儿童患有唐氏综合征，少于1/10的儿童患大脑性麻痹、脑积水、癫痫，以及大脑损伤或障碍。
然而，即使是一个很明确的客观身体诊断也会附带社会性判定和主观评判。
卡尔·雅库贝茨因畸形足被送到斯皮格朗地第15号楼，但官方报告的缺陷不仅于此。医生声称，雅库贝茨虽然还是个婴儿，但表现出“轻微低能”。据报告称，他来自一个“遗传品质低劣的家庭”，因他的母亲在某次自杀未遂后被诊断患有“伴有癫痫症的精神病”，而他父亲“神经紧张且易怒”。
瓦尔特·施泰内克患有唐氏综合征——在斯皮格朗地，这个理由足以杀死一个孩子——然而，主管伊林还向柏林的帝国委员会进一步证明他的处决请求合情合理，称瓦尔特的父亲曾经是个酗酒者，“性冲动强烈”，共有14个孩子，而他的母亲有“言语障碍”。两周之后，这个婴儿在他父母来访时死去，明面的死因是肺炎。
斯皮格朗地关注社会同化，重视与维也纳福利系统一体化，不仅在其收治措施上可见一斑，从入院儿童的经历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幸存者强调说，他们在斯皮格朗地的遭遇与在维也纳其他儿童收容所相差无几，不论是在第三帝国以前或以后。
斯皮格朗地就像当时其他许多收容机构一样，意味着残忍严苛的管理、糟糕恶劣的条件，以及暴力的纪律管束。普尔克特在各种儿童收容所中度过他的童年时光，他说：“机构有各种各样，但机构中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同。”乌厄表示同意：“我要说的是，不仅仅在斯皮格朗地是这样，尽管这是人们唯一认得出的一家收容机构。但我所在的那些机构——像默德灵，人们以为这里只是一家孤儿院——并没什么不同……我受到的处罚比在监狱里还重。”当然，斯皮格朗地与其他儿童收容所的区别在于，斯皮格朗地是纳粹灭绝行动的执行中心。
斯皮格朗地幸存者的访谈和传记传递出受害者的心声，描绘了那些遭受苦难儿童的生活、死亡、创伤。回忆记述会受到时间和诉说对象的影响，是一种微妙的信息来源。最近几场在奥地利抵抗运动文献中心举办的幸存者访谈是特别地以双方对话形式共同生成的记录，访谈中的另一方被隐去。而且，这些回忆并不代表所有在斯皮格朗地受迫害儿童的经历。
除了雅库贝茨一只脚畸形以外，没有一位受访者被归类为身体障碍人士。他们是因社会地位或社会行为的缘故来到斯皮格朗地。此外，这些幸存者的声音中仅有一位女性，其他全部为男性，而遇害儿童的两性比例看起来是几乎均等的。
最后一点，尽管12位受访者中有5位确实在第15号楼和第17号楼的经历中与死亡擦肩而过，并见证了那里发生的种种可怖之事，他们仍然无法呈现那789名被永远消音的孩子曾遭遇的苦难折磨。
对于很多幸存者而言，来到斯皮格朗地在他们的记忆中犹如灼痕般深刻。鲁道夫·卡尔格记得那是1941年9月的“一个美丽的秋日”。他看见“整洁的门厅，一切都是干干净净、井然有序的，那有一间漂亮舒适的日间休息室，放置大约20到25张床的住宿区、一个小房间——那是间主管室、淋浴室，噢，以及一条小走廊”。
他注意到，那里还有“非常小的小房间，和常规牢室差不多，带着锁和观察孔，然后我想好吧，这是不是他们关傻子的地方，我不清楚。是的，这吸引了我的眼球，但最开始我觉得这房间看起来相当不错”。
卡尔格起初表示乐观。“护士们会向我打招呼诸如此类，而我想着，好吧，这不会太坏，我在叔叔那里挨打，我在这里可以一个人清净。但结果发现恰恰相反，到了第二天我知道了，这里一点儿也不好。”
普尔克特则带着更多不祥预感来到斯皮格朗地，他回忆说：“所有的一切都暗沉沉的。”约翰·格罗斯注意到，那里各幢“楼房看起来差不多，正面是红色砖墙，每栋楼房都被一道栅栏围起来”。他震惊于“所有窗户都围着铁栅，大部分都装着让人看不见另一面的玻璃”。
帕赫说他被领到一间带着大铁门的淋浴室，工作人员让他脱衣服，让他用冰冷的水洗浴，如席马策克描述的，这里的楼房有“空间巨大、亮着冰冷蓝光的宿舍房，光线照亮每一处角落和缝隙”。莱奥波尔迪娜·迈尔回忆道：“宿舍就像间大厅，左右摆着钢制床，就是安装着金属插栏的金属床，上面铺着极其粗制的垫子。……我们头朝窗户，脚朝中间，一个接一个排在一起，盖着一张‘库曾’——我们就是这样说那些毯子，粗糙的、由机械裁边的毯子。”
幸存者说，日常的生活就像上了发条一样规律地进行。迈尔凭着回忆叙述道，每天清晨六点醒来以后，“我们必须从床上跳起来，必须站在一起，必须去洗手间。那里有带水龙头的浴盆，而且只有冷水。我们必须把自己洗干净”。孩子们用硬块牙膏刷牙，迈尔承认说，有一次“我太饿了，把整块牙膏都吃进去”。她挨罚了，“这是必然的”。
叠被褥的工作很是繁复。床单必须“直得像一把尺子，须得那样精确否则床单就会被打散，于是你就得重新折”，席马策克这样说。他解释道，儿童可能因为任何微小过失受罚。“比方说指甲。她会走过来，你必须让她看你的指头。啪一声，又是一巴掌。第二天，你没有饭吃。”
费迪南德·保尔描述他们的制服是短裤搭一件夹克，要么是条纹的要么是绿色的，配长筒袜，此外他们没有什么衣物。“我们没有冬天的大衣。我不知道有这么一样东西。也没有长裤，根本没有。”迈尔补充道，房间内没有供暖，“我们全都感到冰冷彻骨。你整个人内里都感到寒冷”。
再来是早餐，饮食可谓贫乏。在考夫曼的叙述中，孩子们开玩笑说他们的面包片那样薄，薄得“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巴黎了”。他们管定期分发的某一种饮料叫“多瑙河水”，因为饮料是蓝色的。然而，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到了战争期间，“情形变得更加、更加糟糕”的时候，卷心菜煮的稀汤表面会有虫子在游动。孩子们别出心裁地到他处找寻食物。
保尔描述青少年们是如何到栅栏那儿去采摘忍冬：“我们卷起叶子，挤压几下后吃掉，要不然就是酸橙叶。我们收集坚果，撬开十个左右，就一口放进嘴里。或者这个，它被叫作什么，熊蒜。几乎所有能吃的东西我们都吃。”
即使斯皮格朗地幸存者说着他们时常忍饥挨饿，但孩子们能把食物吃下肚已属幸运。迈尔讲述，如果“你把食物吐出来，你会被迫再把它吃进去，一勺接一勺，直到再一次全部吃下。当然，我又吐了，然后必须再一次把呕吐物吃下，这是一场噩梦。我有时依然会梦见这件事”。卡尔格回忆起另外一个男孩无法咽下星期二供应的粗面粉配脱脂牛奶。每一周，“两位护理员抓住他，强制喂他吃，把他吐出来的东西喂回去，直到盘子里的东西吃光”。
作为惩罚，工作人员还可能给儿童注射“呕吐针”。注射阿扑吗啡会引起数小时的胃痛、呕吐、干呕。格罗斯描述说药效的发作就好像“冲着胃一记重拳，身体里一切都在绞痛以致我几乎不能呼吸。随后便开始犯恶心，我已经俯在马桶边，早餐全都吐出来了。我就只能一阵又一阵作呕”。
同样地，斯皮格朗地工作人员还会对青少年进行“硫黄疗法”，即注射硫黄及其相关化合物，这会导致极端的疼痛和麻痹。格罗斯也接受了这类注射。他说，它们让人感觉“一开始像大腿上放冰块，然后越来越像针扎”。仅仅几分钟之后，格罗斯就坐立不住，“终于倒在地上”。察夫雷尔说自己曾八次接受“硫黄疗法”，引发的肌肉疼痛会持续两周之久。
斯皮格朗地工作人员还给孩子服用大量镇静剂。格拉泽尔努力地组织语言解释道：“我……我并没有失去知觉，我不会那样说，我从那时起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在牢室里，无知无觉地昏睡着，但我没有在睡觉，我不知道。”哈梅德勒也说出了同样的混乱经历：“我常常挨针，一次又一次，所以我持续地处于这种精神错乱的状态。”
孩子们在斯皮格朗地的日常生活根据所住楼号的不同有着巨大差异。
有些孩子会获许在各种各样的学校就读，尽管幸存者承认他们没学到什么东西。在普尔克特看来，“他们总是提德意志帝国的历史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我不记得任何像样的课程”。
孩子们可能会有有限的自由时间到户外或者在简陋的活动室内做种类不多的游戏。要求孩子完成体育活动有可能居心叵测，保尔这样认为。“我们全都骨瘦如柴，没有体力。”
对卡尔格而言生活更加艰难，他住在第11号楼的矫正病室。据他所说，与他生活在一处的是一群未成年儿童，他们因生活境遇而“心神不安，精神失常”，有一些人则“完全歇斯底里、脾气暴躁，诸如此类，他们无法受控制”。
这些青少年经受了荒谬愚蠢的训练，如在院子里连着数个小时的齐步走。或者如卡尔格所说，“他们强迫我们把床褥打乱再铺好，连着几个小时或一整天打乱再铺好”。那里的孩子们面临着“惩罚，一直是惩罚、惩罚、惩罚”“那些是没有人性的惩罚、虐待狂式的惩罚”。
不论是哪一号楼都有严厉的晚间作息。一个主要的恐惧之源是不得不上厕所。迈尔讲述，离开床会带来严厉的后果，例如打骂、浇冷水浴，还有第二天可能没有食物。
然而，尿床意味着其他惩戒，例如“罚跪、数个小时单脚罚站，如果你哭的话惩罚会更加严厉……绕圈跑、上下蹲、俯卧撑，所有这些都是穿着一件薄衬衣做的”。迈尔接着说：“尿床的人会被叫到全班的面前——不，是全宿舍的面前——挨打、受辱骂等等。”羞辱是针对屎尿事件标准的矫正手段。保尔厌恶每周的内衣检查。“你光着身子站在那里，上交你的内裤，但是是以一种让所有人看见上面有没有褐色污渍的方式。”保尔回想着，“30个男孩在围观”，然后“所有人都会笑”。
幸存者厌憎斯皮格朗地是如何挑起儿童彼此对立。“这样的情况是最糟糕的了，你自己成了个毫无人性的人。”迈尔说，“你不应该和其他孩子说话，情况就是这样。大家真的只有自己，独自面对各自的恐惧。对于任何孩子而言，这是很可怕的。”
卡尔格表示同意：“他们会留意，不让任何人交上朋友。当他们惩罚我们的时候总是说：‘为这你可以谢谢那家伙！’”摩擦很快就变为暴力。
“丛林法则成为主宰的规矩。”乌厄悲叹道。
考夫曼这样说：“这很可怕。我们彼此较量，较强的打较弱的，管理员想要这样，是的，他们喜欢这样。我们把床拆散，这样其他人就会摔下来，我们互相打架，我们把他们（扔）进水里。是的，我们确实做了那些纳粹想让我们做的所有事。那里没有团结。……孩子们为1/5勺汤、为一丁点儿残羹剩饭打架。有人说过：‘如果你现在给我一块面包’——我不应该大声说这件事——‘如果你给我面包，我会和你做……在床上。’诸如此类。唉，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是真的施虐（狂）。我们被训练得对彼此也变得残酷。”
保尔谴责工作人员是如何剥夺儿童的人性。“你是一个数字，没有其他了。”雅库贝茨认为：“他们践踏了我们的尊严。在那里人毫无尊严。”然后，“当你想你可以做一些事情，他们就会立刻把你推回去，令人难以置信。”
有些儿童变得对暴力习以为常。乌厄觉得比起服从斯皮格朗地的手段，他甚至更乐意挨打：“我知道我不顺从还调皮，我承认……他们设置的规矩不是规矩，至少对我不是。不要问我为什么。我更乐意挨打或待在惩罚组里。”
考夫曼列出了适应的各阶段：“最开始，当我们被扇巴掌或挨打时会哭。但很快，我们不再哭了。这类表现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笑的阶段。后来，我们只是大笑。我们真的在嘲笑我们的管理员。这反过来……但是我们很享受这样。他们越（生气），我们就越是咧着嘴笑，尽管打得真的很疼。”
14岁时，察夫雷尔因为他的反抗受到更加极端的惩罚。察夫雷尔拒绝服用每晚给他的药片，向一名护理员探讨如何逃跑，工作人员对他使用了精神病院采用的方法，被称为“缠绕治疗”——
两天时间，干的床单变成湿的床单，我一丝不挂，床单裹得我像木乃伊一样，你全身都……只有头露出来，你全身都被带子捆住，然后你躺在牢室里，他们把我放在地上，而我只能向上看天，就是天花板。
我不能向左翻身，我不能向右翻身，不能伸腿、缩腿。大家应该这样试一次，你在床上不翻身能够忍受多久，对吧。而我已经说了很多次，我再一次……
我曾有一段时间停止祷告，因为我想反正没人会帮我，但那时我又开始祷告，我甚至祈求原谅，原谅我这么久没有祷告了，因为我以为会得到帮助但我没有。
而当他们放你出来时，被单从来都不会是干的，因为你就躺在自己的尿中。而尤其糟糕的是因为这样你开始发痒的时候，你却不能抓痒，你只有忍着，直到痒的感觉自己消退，这就是他们做的野蛮行径。
后来，护理员来找察夫雷尔，要把他接去第15号楼，他知道那就是死亡之楼。察夫雷尔尝试表达出他的恐慌，解释说：“有一件事我很清楚，那是你无法讲述的经历。那时那样的恐怖，无法找到（语言）表达。”护理员让他脱掉衣服，察夫雷尔坚信自己马上就要被杀了。他听天由命地想着：“我的生活真是有些一团糟，我根本没有太多可失去。”
斯皮格朗地主管伊林来把他从牢室里带出来。男孩裸着身子，被带到一房间年轻护士生面前的讲台上。察夫雷尔再现了那件事：“伊林拿着教鞭，解释我的身体外貌中有什么表现说明了我在基因学和社会学意义上是劣等的。耳朵对他来说长得太大了，一臂之距太长，他把所有都指了出来，行吧。而我感到很羞耻。”到最后，察夫雷尔记得“他用教鞭打我的屁股”。
伴随着如此折辱，“将近30个女孩在大笑。对她们而言这就像场马戏表演”。之后，察夫雷尔就经常充当给学生讲课的范本。“我很是害怕、震惊，也极其尴尬，以致我直到第六七次时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克服了这一屈辱。”
但对察夫雷尔而言，事态变得更是恶劣。他说自己冒犯了一位斯皮格朗地的医生，为此的惩罚是好几轮残暴的殴打和“呕吐针”。
一名叫罗莎的护士担心察夫雷尔遭遇其他不幸，于是帮助他逃跑，当保卫与护士在办公室聊天、大楼门开着的时候向他发出提醒。
察夫雷尔逃到维也纳市中心，躲躲藏藏，居无定所。他晚上偷偷地在罗克斯市场和母亲见面，“总是在战时灯火管制开始之后”。母亲会给他一些食物和零钱，但察夫雷尔不想继续让母亲冒险，决定不再与她见面。
然后在一个晚上，察夫雷尔迫于饥饿在火车北站偷了一件行李，被警察逮捕。他被判关押在凯泽弗斯多夫监狱，对于这个地方，他说“几乎可以说，真的就是个集中营”。
还有其他儿童成功地从斯皮格朗地出逃——虽然仅是暂时的。
15岁时，格拉泽尔负责搭乘小型电动火车，穿过广场在皮珀格朗地各号楼房间运送食物。在某日的运送途中，格拉泽尔窜进肺结核疗养院，越过栅栏，“然后我有了几天的自由”。但是，格拉泽尔的养母又把他送回斯皮格朗地。格拉泽尔再次成功出逃，躲藏在维也纳有名的中央普拉特公园。不过，治安警察很快就抓到了睡在小船中的格拉泽尔。
当哈梅德勒逃出斯皮格朗地时，他也躲去了普拉特，那个地方“像块磁铁般”吸引着他。哈梅德勒那时正和一名斯皮格朗地的护士走在奥塔克灵区，经过有轨电车第46号线的终点站时，他猛地转向一辆电车，“直接跳了上去”。两天后，哈梅德勒就被捉住了，不过他再次成功出逃——这一次是穿过消防站后院的果园。三天后，他又一次被捉住。
逃出斯皮格朗地的孩子一旦被抓就要面临可怕的后果。
卡尔格在与两名斯皮格朗地护士一同搭乘电车穿过维也纳城市。卡尔格“觉得想家”，就那样直接从移动的车上跳下。他到了祖母住的公寓，但两个小时后护士出现在那里将他带回斯皮格朗地。卡尔格回忆说，他回来后，“他们把我推在椅子上，给我剃头，噢，他们是把我的头发拔掉而不是剃掉，直到我秃了才罢手”。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把卡尔格泡在冰水里。
这是精神病院采取的一种“浸没式治疗”方法，据弗里德里希·察夫雷尔描述就是“浇水，摁下去，提起来，摁下去，提起来，摁下去，提起来，你想你会窒息”。卡尔格还裸着身子经受了一种叫“扎尔策大街”的处罚，处罚以维也纳的一条街命名。根据他的描述，“男孩们分左右两边站着，你必须从他们中间的通道走过，他们可以打你，那就是扎尔策街”。
卡尔格在第15、17号楼接受了数周的观察，表面上看来是在接受评估是否实施处决。最终他到了第11号楼——矫正组的所在。卡尔格的祖母和其他孩子的家人获准一同定期探望。
但卡尔格没有向她提自己受到的虐待。他记得：“他们在门厅摆上板凳，我们的亲人同我们坐在一起，护理员来回走动，告诉来访的人说他们待我们多么好。”但是当来访者离开，工作人员便没收他们的食物和礼品，暴力再度发生。卡尔格说：“我从没告诉祖母他们对我们做的事，因为她一定会来……最终她自己可能也会被关进某个集中营。所以我没有告诉她这些。噢，我只和她说我们很好之类的。潜意识里，我已经明白了什么。”
然而，如果孩子的亲人确实知晓内情，那他们的到访证明是有重要作用的。迈尔说起一名护士建议自己的母亲每周日都来探望，提醒说“无人探望的孩子会消失，在某处死去”。所以迈尔的母亲每周都会搭乘公共交通，经历数个小时“噩梦般”的路途，从维也纳市外的默德灵到斯皮格朗地。
而迈尔并不总能获许与母亲见面——如果她那一周呕吐，没能把食物全吃完，或体重下降。但她的母亲依然坚持地来。迈尔感到极度痛苦。“我知道她在那儿，在探视室，但我不能去到她那边。这是一种极大的绝望、愤怒和恐惧的感觉。”
在1944年底，迈尔的母亲终于得以把迈尔从斯皮格朗地接走。她获救了。
可孩子们绝望的亲人并不总能来斯皮格朗地探望孩子的状况、给予他们安慰、争取出院许可。
到了斯皮格朗地最活跃的时期，即1942年仲秋，这些谋杀之楼中青少年的死亡人数几乎是幸存者的两倍。
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大约有300名儿童得以出院或从第15、17号楼转院，而有540名儿童死亡。帝国还扩大了受害者的选择范围。尽管儿童安乐死计划最初针对的是3岁以下婴幼儿，但年龄上限渐渐地抬高到8岁、12岁，最后到16岁。
斯皮格朗地成员在决定是否处决的儿童时，拥有比帝国其他大多数“特殊儿童病室”的工作人员更大的影响力。通常，被认定有障碍的儿童会首先由外部的医生或官方报告给负责监管的柏林帝国委员会，然后由委员会指定将儿童移送到某一所谋杀中心。
然而，在斯皮格朗地，流程是反过来的。斯皮格朗地的医生亲自向柏林上报他们认为应该处决的儿童。甚至，他们可能会直接施行处决，不必等到柏林的正式许可。
斯皮格朗地第二任主管伊林对儿童强制执行了可能致命的诊断操作。举例说，气动脑X射线造影术的操作过程就像酷刑一般令人痛苦，为了拍摄X光片展现脑室结构，要在清除脊髓液以后将空气注射进儿童的大脑。
斯皮格朗地医生还会采集儿童的身体部位用以研究。最臭名昭著的是海因里希·格罗斯医生，他保存了400多名儿童的大脑，一丝不苟地收在玻璃罐里，用标签标注后整齐地堆放在地下室的架子上，在20世纪80年代，他将这些大脑用以自己的研究。确实，斯皮格朗地遇害儿童的身体部位散布在许多研究机构，在战后很长时间里为研究提供了基础。
无疑，死亡的幽灵纠缠着关押在斯皮格朗地的孩子。他们对谋杀行径有不同程度的认知——从轻声传闻到亲眼所见——但许多孩子都感受到了他们所面临的危机。惊恐和不定是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考夫曼被孩子之间可怕的谈论吓得不行。“我不敢说一个字，因为我听说抱怨的人会被带走之类的，传言纷纷。”令考夫曼记忆犹新的还有每两三周进行的筛选，斯皮格朗地的格罗斯医生“走上前，指着我们当中某些人，说：‘你，你，你，还有你。’那些孩子就从人群中被带出来。他们最早选出的孩子要么总尿床，要么患有兔唇，或是思维迟钝的人”。
考夫曼接着说：“我们不敢问他们被带去哪里。我们再也没见过他们。”而帕赫问了，他问他们都被带去哪里。“有时，有些男孩不见了，当你问类似‘他还会回来么？’或者‘他回家了么？’——‘别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否则你也会到那里去！’这就是我们常常从护理员那里得到的回答。”
卡尔格同样点出护士和护理员向他们暗示不服从会带来的可怕后果。“他们时常威胁我们，警告我们会看到将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卡尔格说，“‘是的，你会看到的。’”
幸存者还谈论起那些预示不祥的手拉车，车子装载着孩子的尸体穿过斯皮格朗地的空地。卡尔格知道拉货车是用来“运死人的”，但他说“我们不知道谁在里面”。帕赫回忆起走过拉车工人时的情境：“我们当然很好奇，于是盯着他们，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个朝我们笑，说：‘你们也想在里面么？’我们真的吓坏了，因为就算只是那个笑容，对我而言也够阴险不详的。”
一天，考夫曼鼓起勇气朝一辆无人照管的车里看。当他掀开盖子，他看见“小卡尔·W.躺在这辆绿色的车上。他死了。他在学校时就坐在我后桌”。格罗斯所见场景更加使人毛骨悚然。一名工人拉着手拉车经过一队往斯皮格朗地学校走的孩子，格罗斯描述道：“在小拉货车里，只有死掉的小孩！他们像被人抛弃的玩偶一样交叉躺着，四肢不自然地扭曲。大多数小小的身体呈现出一种非常特别的颜色。那是一种红绿蓝的混合。”带领这队孩子的护士担心这一幕会引起青少年们的骚乱，于是喊道：“安静往前走！或者你们当中有谁想和他们同车？”
面对着幸存者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我们难以理解运营谋杀中心的那些人所做的行动和所持的信念。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缺乏，斯皮格朗地犯罪者的观点大部分已遗失在历史当中，所剩的是战后不久，一些斯皮格朗地的被告人提供的少量审判证词。
当然，比对证词与受害者的访谈就会发现问题。斯皮格朗地犯罪者关心的是面对死刑如何使自己免罪。他们的审讯是在罪行之后紧接着的对立的政治环境下进行的，而不是——像受害者的采访那样——为了在数十年后回头理解这些事件。不过，犯罪者的辩护策略本身也是在诉说，是斯皮格朗地故事的一部分。
许多安乐死计划的犯罪者说，他们将杀害斯皮格朗地儿童视作纳粹双头任务的关键部分，即帮助可救治的儿童，清除不可救治的儿童。主管耶克尔柳斯在1948年于莫斯科接受苏联内务部秘密警察的审讯中清楚表明了这一点：“诊室的全部活动朝着两个方向进行：治疗患病儿童，处决那些绝症患儿。”
31岁的斯皮格朗地医生玛丽安娜·蒂尔克认为，儿童筛选是基于纳粹科学的坚定原则之上。在1945年10月维也纳的听证会上，她陈述说：“这应是一件全新之物，基于观察来采取恰当的治疗方法，由此儿童能够获得正确指导。”在斯皮格朗地，“观察”意味着决定一个孩子对于民族而言的潜在作用。工作人员会清除那些被认定为对于民族共同体是负担的青少年，即身体和或行为上无法接受教育，或将来无法就业的人。
斯皮格朗地的医生会采用表示社会效用的语言，来佐证他们向柏林帝国委员会提交的谋杀申请。绝大多数申请都采用笼统的标签来描述这些少年，例如“无法接受教育”“无法参与工作”和“需要接受持续照料”。仅在极少数情况下，声明中会隐隐透出疑虑——而即使存有疑虑，也未必会改变结果。
当主管伊林在1943年7月向柏林报告两个月大、患有唐氏综合征的汉内洛蕾·富克斯时，他说“治愈或病情好转是不太可能的，尽管还不能确凿地断定”；虽然尚有模棱两可之处，但是两天之后汉内洛蕾还是死了，官方死因是“生命力衰弱”。可能巴比妥的常规剂量很快就对这名婴儿产生作用，就如斯皮格朗地的医生解释说，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
伊林曾向柏林发出一份更加矛盾的申请书，关于7岁的彼得·波尔茨根。伊林形象地详述了彼得髋关节结核的影响，包括了从充满脓液的瘘管到丑陋的骨头化脓等细节，而与此同时，伊林赞扬了彼得的个人品质。“这个孩子与人保持着良好的沟通联系，具有足够的语言理解能力和词汇量，”伊林写道，“他总是安安静静的，让人感到友好、和睦。”伊林的表扬很罕见，然而还是不足以让彼得获得豁免，他死于两周之后。
虽然儿童灭杀将成为纳粹卫生保健体系的固定组成，但是灭杀行动是秘密进行的。如耶克尔柳斯所描绘的过程那样：“在开始灭杀儿童之前，我组织了一次由医疗成员组成的秘密会议（10名医生和护士），说明情况，接受他们每一个人的宣誓，保证对所有相关措施严格保密。”斯皮格朗地护士安娜·卡辰卡在1946年维也纳的审讯中说，她收到的指令明确而清晰，据她称，耶克尔柳斯“向我解释说我绝对不应该谈及院内发生的事情，也不要问不必要的问题”。
两年以后，卡辰卡详细地说明耶克尔柳斯曾告诉她有“一项帝国内政部发布的秘密法令，要求对这类无法治愈的病患施行安乐死（涉及16岁以下的儿童）。我将这项法令视同公开法律那样具有约束力，从中给了我行动的正当理由”。卡辰卡总结说：“我从未意识到施行安乐死是非法行为。”
在接受审判时的供述中，行凶者不带感情地就事论事，将儿童谋杀描述为专业的临床实践。蒂尔克强调：“我并非漫不经心地开展行动，而是经过考虑决定我是否应该严谨周详地上报某个孩子的情况。”谋杀是科研方案的一部分。主管伊林在战后审讯中对这一措施表示赞扬：“我认为这些新主张是严肃且负责的。”他认为斯皮格朗地是在提供一项有价值的服务，因为“在我看来，那些儿童中没有一人具备一丁点儿接受教育或参加工作的能力”。而谋杀提供了另一条使民族更完美的途径。
（本文选自上海三联书店·雅众文化《阿斯伯格的孩子：自闭症的由来与纳粹统治》，略有删减）
[美]伊迪丝·谢费尔著，高奕欢译/ 上海三联书店·雅众文化/ 2022年10月
狗仔卡
发表于 2023-2-26 12:4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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