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历经坎坷才得以出版的万历年间,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入华。他学习中国文化,尊崇儒学,改僧衣僧冠为儒衣儒冠,与中国知识分子打交道。
在中国,利玛窦遇见热衷于“实学”的明朝官员徐光启,开启了另一段关于科学的故事。
与李时珍相比,徐光启无疑是科举考试的赢家。
徐光启于明嘉靖十一年(1562年)出生在江南的一户商人兼小地主家庭,35岁中举,7年后进京考中进士,后来一路升迁,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青年时期,徐光启为科举耗费了大量心血,他一边赚钱,在外地教书谋生,一边备战科场,七次回乡应试,才以第一名考中举人。这也是位“卷王”。
然而,徐光启靠科举步入仕途,却能看出科举和八股取士的弊端,他曾上书直言道:“若今之时文(即八股文),直是无用。”
徐光启的后半生处于大明王朝摇摇欲坠之际,朝政腐败,经济凋敝,水利失修,灾害频仍,外患不断。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徐光启头脑敏锐,他认为只有农事才可以“安国家而厚民生”,推崇李悝、商鞅等先贤的“农本”思想,他希望发扬光大中国古代的科技传统,以资抗清平叛的兵事。
但在那个推崇功名的时代,科学技术不被当成主流,科研工作者的地位无足轻重。
幸好徐光启得到了外国好友利玛窦的帮助。
利玛窦不仅将有关中国的见闻传播到西方,也在与中国士人的交游中,将当时西方较为先进的机械、测量、数学等科学知识倾囊相授,徐光启及其同僚李之藻便是此次西学东渐的受益者。
在数学方面,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将欧洲广为流传的数学名著引进中国。其中一些翻译的数学名词,如几何、平行线、锐角等一直沿用到今天,为中国近代数学打下了基础。在徐光启看来,每个人都应该学好数学,如果没有掌握数学,就好比工人手中没有工具。
在天文学方面,徐光启主持修订历法和编译《崇祯历书》。新的历法更正了推行300多年的元《授时历》的误差,采用了更为先进的天体运动体系和几何学的计算系统。在徐光启主编的《恒星历指》中,他首先说明了银河是由无数恒星组成的,并绘制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恒星图。
在农学方面,徐光启毕生耗时最多、最为重视的,便是他呕心沥血编撰的、堪称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的《农政全书》。
作为大明高官,徐光启虚心请教,学贯中西,成为近代科学的启蒙者,也是科学工作的组织者、宣传者和实践者。
但是,徐光启去世后,朝中再没有远见卓识的官吏来推动自然科学的进步,这一风气戛然而止。
崇祯帝即位后,朝中言官把“华夷之辨”那套老掉牙的理论搬了出来:“我堂堂天朝上国,为何要借助外夷之力方能御敌呢?”崇祯听罢,把徐光启当年推荐的“大杀器”红夷大炮丢一边,不了了之。
明亡以后,徐光启生前为引进红夷大炮、整顿边防军务所作的《徐氏庖言》还原封不动地留存于钦天监。热爱学习的顺治帝多次阅读此书,感慨道:“使明朝能尽用此言,则朕何以至此也!”
与徐光启差不多同时的宋应星,又是一位被科举耽误的奇才。
明末的一个暮春,年近半百的宋应星在袁州府分宜县(在今江西新余)担任县学教谕,他与县令正要携上清酒和诗书,到城外的树荫鸟语中度假。
正在这时,一个跑得气喘吁吁的信差送来一份来自京城的邸报,宋应星等人原本以为其中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政治新闻,但翻开阅读,却发现一桩千年一遇的“奇事”。
这一年,武举出身的下层武官陈启新闯入紫禁城东门,强行穿过等待上奏的众臣,故意挑起崇祯帝的注意力,想尽办法将自己的奏折送到皇帝手中。
在这份奏折中,陈启新痛斥大明政体以文官治国,缺少技能熟练的军事管理人才,来应对如今内有叛匪外有蛮族的危机,希望崇祯帝能听取他的建议,重用武人。
陈启新的话不无道理,但崇祯帝接下来的举动,让天下文人感到愤慨。崇祯没有惩罚违规上书的武人陈启新,反而给他一个京城内的官职,官居四品。
宋应星在得知陈启新“立谈而得美官”的消息后,对朝廷更加失望,称“此千秋遇合奇事也”。这让宋应星多年来立志于考取进士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小镇做题家”的理想被无情践踏。
从此,宋应星彻底放弃科举。
▲宋应星科举失意,转而研究“实学”。图源/电视节目剧照
宋应星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门第,自他的曾祖父宋景入朝为官后,他们家族就没有一人能够获取朝廷里的高位,经济上日渐拮据。
在科举时代,一个诗书家族尽管经济上艰难,却仍要追求读书仕进的理想。
宋应星与哥哥宋应昇被家族给予了厚望。他们哥俩幼年早慧,书院里的老师要求他们每天背诵七篇之前没读过的文章。
有一天,宋应星贪睡晚起,他的兄长已经背熟了当天要背的文章,老师正要责罚宋应星,却惊讶地发现,记忆力惊人的宋应星已经能够熟练地背出文章。
人们好奇宋应星是怎么做到的,宋应星回答说:“早晨兄长在背诵文章时,我刚好从睡梦中醒来,听见他背书,我就顺便记下来了。”
在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指引下,却往往是学而优难仕。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29岁的宋应星乡试一举成功,与哥哥双双考中举人。但之后五次进京参加会试,宋应星始终名落孙山。宋应星之兄宋应昇同样不受命运眷顾,一直考到了60岁,才无奈地接受了一个副县令的官职。
宋应星年轻时到南昌求学,恰逢时任江西巡抚夏良心重刊《本草纲目》,风靡一时。宋应星应该读过前辈李时珍的这部巨著,但那时的他想不到,自己科举失利后,也会走上与李时珍相似的道路。
五次会试失败,又受到武人诣阙上书的奇事打击,人到中年的宋应星转向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实学”。
他将心思投入一部科学著作,总结自古以来大量农业、工业中所需要的培育、生产知识,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科普体系,并有意识使用数据记载,使整本书更加实用。
崇祯十年(1637年),这部科学巨著在南昌首次刊印出版,取名《天工开物》。
“天工”一词,可能出自《书经》:“天工人其代之。”(人的责任是完成天的事功。)
“开物”也是源自古代典籍,出自《易经》:“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易经》的学问是开发宇宙万物,涵盖了天地之间的“道”,一切都是如此。)
书稿完成时,宋应星告诉世人:“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膺真,而缺陈思之馆。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岂有当哉!”
意思就是,贫穷限制了我,我没有钱购买参考资料,也没有条件邀集同人集思广议,只能写成这个样子了,能不伤心吗?
还好他有个好朋友,帮他把书印刷出版了。
《天工开物》被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宋应星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的狄德罗”(狄德罗是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但这部著作既没有改变宋应星贫苦的命运,也没能唤醒朝廷对科学技术的重视。
明清易代之际,《天工开物》在短暂地火了一阵子后,逐渐销声匿迹。
清军南下江西后,宋应星选择归隐,誓不仕清。临终前,他把一生的经验教训,作为“宋氏家训”留给子孙们:一不参加科举,二不去做官,只在家乡安心耕读,以书香传家。
清乾隆年间,朝廷以编修《四库全书》的名义,对全国的图书进行大规模的审查。原先流通的许多书籍,在这次文化工程之后,就在历史上无故“失踪”,其中包括《天工开物》。
这么好的书,为何被官方无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四库全书》的收录,沿袭传统尊经重史的惯例,对科技书籍不感冒;另一个是,宋应星这本书中对明朝的推崇、对女真族的鄙夷,触犯了政治禁区。
徐光启的著作遭到相似的命运,由于徐光启生前是明朝大员,还引进红夷大炮打满洲兵,为清室所不容,他的书在清朝也被明令禁止发行。
清代,再也没有人敢印刷《天工开物》了,科举士子都去学写八股文,也没心思研究“实学”。
吊诡的是,《天工开物》被科举士人弃掷案头的同时,在海外却异常火爆。
《天工开物》在欧洲,被翻译成12国语言,传播甚广。有欧洲学者称,这本书“直接推动了欧洲农业革命”。
在日本,这本书从17世纪末传入后,就火得一塌糊涂,不断被再版和重印。因为这本书,日本还曾流行过富国济民的“开物之学”,将此书奉为“植产兴业”的指南。一直到了民国时期,这本书“出口转内销”。很多中国人通过日本刊行的版本(“菅本”《天工开物》),才知道我们原来有这么伟大的一部书。
《天工开物·卷序》曰:“天覆地载,物数号万,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遗,岂人力也哉。”
这是说,天地之间物以万计,人类要做的事情也就很多,适应自然界的变化,生产出种类齐全的物品,这并不单是靠人的力量。
有明一代,上至朝廷,下至民间,不乏优秀的科学工作者。
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潘季驯尊重劳动人民的科学经验,总结前人成果,创造性地用“束水攻沙”的方法治理黄河,抑制了黄河水患。
无意仕进的徐霞客走遍千山万水,通过游览考察祖国大好河山,其著作《徐霞客游记》中有大量关于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生物的考察与研究。
民间医生吴又可在晚明瘟疫大流行的时代,对瘟疫的传染途径和流行特点作了分析,在《温疫论》中提出温病(瘟疫)的传染途径主要是由口鼻而入,可经空气传染与接触传染传播,这与现代的认识已相去不远。
大明的知识分子在漫漫长夜中高举科学的火种,但这股实学思潮,最终没能演变成一场科学革命。
明清时期,世界与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科举时代固化的思维阻碍了科学的交流,明清腐朽的制度掩盖了科技的光芒。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全文完。感谢阅读,如果喜欢,记得随手点个在看以示鼓励呀~
参考文献: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岳麓书社,2002年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唐明邦:《李时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潘吉星:《宋应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汪建平,闻人军:《中国科学技术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 (德)薛凤:《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