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仓院里，有多少漂洋过海的宝物？

源济

正仓院里，有多少漂洋过海的宝物？

国家人文历史  2022-09-09 07:34 Posted on 北京

本 文 约  7800 字

阅 读 需 要 20 min

正仓院宝物是否为国产货

仔细观察正仓院的工艺品，会惊艳于它新鲜的色彩感与非凡独特的设计，正仓院展的观众中女性较多也有这方面的原因。面对这些宝物的时候，我们脑海之中自然会浮现一个最大的疑问：这些宝物究竟是不是日本产？由于鉴赏方法的不同，把它们全看作西域产或是大唐产器物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只是，想要明确地回答这个疑问，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正仓院宝物是不是日本产这个问题，早在很久以前就备受人们关注。江户时代的宽政四年（1792）十二月，屋代弘贤与柴野栗山、住吉广行一同到访东大寺，在参观了元禄年间修理后从正仓院取出别置的鸟毛屏风后，整理记录了如下感想（《道之幸》）。

今日要在大佛殿西边的龙松院参观宝物（中略）。有鸭毛（鸟毛）屏风两架。每架都是在写有墨书的纸上贴上鸟毛，但因年代久远鸟毛脱落，只有墨书笔迹犹存。时光流逝让屏风变得十分脆弱，写着‘种好田良，易以得谷’的屏风在元禄六年开启正仓院宝物库时有过修理，文字已不是当初贴着鸟毛的样子。（中略）表面贴着的鸭毛也已脱落丢失，虽说完全没了（带鸟毛的）字形，倒能看得到原来的样子。人们都说想分清这个屏风究竟是唐制还是和制十分困难。我亦作此想时，却在画中发现了一行文字，仔细看去，是‘天平胜宝三年十月’，可见此物乃是本邦所制。

这份记录中提到了天保大修理以前的屏风类宝物的情况，可以说十分贵重，但更可贵的是在其中一架屏风上发现墨书“天平胜宝三年（751）十月”并将这类屏风归为日本制的这一部分，从中的确可以一窥江户时代知名考证学者屋代弘贤的风骨。弘贤并没有具体提及写有墨书的屏风是哪一架，但是在现存正仓院宝物中寻找写有同样墨书的，找到的则是羊木臈缬屏风。这架屏风使用了波斯风格的树下羊图案，画面下端有前面提到的纪年墨书。弘贤看到的可能就是这架屏风。只是弘贤仅凭这架写有纪年的屏风就将全部屏风归为日本制，严格来说有很大问题。但是弘贤对正仓院宝物究竟是唐制还是日本制抱有疑问，调查研究宝物并做出一定判断的做法，成了此后相关研究开始的契机，应该给予一定的评价。

羊木 缬屏风（正仓院宝物）

通过文字判断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判断宝物是进口还是国产，首先是看上面的文字信息。特别是如果有制作时的铭文，基本上不会误判。这里举几个已知的例子。正仓院宝物金银花盘是一个中央有鹿形敲击凸起图案的银质大皿（直径61.5 厘米），它的背面刻有如下两条铭文：

东大寺花盘重大六斤八两

宇字号二尺盘一面重一百五两四钱半

金银花盘。来源/正仓院官网

两条铭文都刻有重量，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两条铭文在雕刻方法上有所不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第二条是点状刻痕连成文字，这种雕刻方法被称为“蹴雕”（点刻法），在日本得到广泛应用要到平安时代。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第一条铭文是这个盘子到了日本进入东大寺以后刻下的，第二条铭文则很有可能刻于生产地大唐。辅证这个观点的另一个证据是铭文内容，第二条铬文中出现的“宇字号”也曾在中国出土的唐代银器上发现。有人将“宇字号”解释为造器作坊的名称，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不好盲目判断，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个银质大皿来自大唐作坊。

此外，在中国也出土了几件形制相似的器物。这样看来，这个银质大皿无论是从铭文的刻痕还是器物的外形来说都是典型的进口品。除此之外，我们在第二章曾提到过的绒缎和墨，也是通过文字判断为新罗制品的。

通过材料判断

与通过残留文字判断同样可执行性较强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材料来判断器物的产地。屋代弘贤的纪行作品中出现的鸟毛屏风

就是代表。前面已经说明了鸟毛屏风被认定是日本制的理由。这里再说明一下，鸟毛屏风是把禽类的羽毛剪裁成需要的形状，代替墨或颜料贴在屏风上写字或作画制成。由于后世并不见此类屏风，可以说鸟毛屏风是颇具时代特色的正仓院宝物。画着立姿或坐姿美女的一架六扇屏风以“鸟毛立女屏风”之名闻名于世，此外还有用鸟毛拼出文字组成文章的“鸟毛帖成文书屏风”和“鸟毛篆书屏风”等。

那么这里有一个关于材料的新疑问，这些贴在屏风上的鸟毛究竟从何而来？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正仓院宝物的材质问题，为了把握具体情况，在昭和28 年（1953）至昭和30 年（1955）对宝物的材质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鸟毛立女屏风使用的是日本的山鸡（鸡形目雉科）羽毛，鸟毛帖成文书屏风和鸟毛篆书屏风使用的则是日本的山鸡和绿雉的羽毛。在江户时代，可能存在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将这些鸟羽误认为鸭毛，导致在修理中使用了大量花脸鸭的羽毛。由于鸟毛立女屏风上的羽毛所余者寥寥无几，无法判断是否只用了山鸡的毛。但是从这仅余的鸟毛可以断定，鸟毛立女屏风是日本本土制作的。

鸟毛立女屏风上的女性，只从外貌上来说是十分标致的唐美人，类似这样的美人画在敦煌和吐鲁番等地也有发现。但是仔细观察了这个屏风的岛田修二郎认为，画上这些女性的服饰并非写实，其中存在某些奇怪的拼接。也就是说画被鉴定为和羽毛一样是在日本完成的，应该是当时的宫廷画师所作。服饰出现错误，正是这些人没能完全理解来自大唐的绘画模本所致。

吐鲁番出土的美人图（新德里国家博物馆藏）

其他判断方法

除了通过文字和材质以外，不能忘了还有通过工艺这个判断方法。这个问题在第四章会详细介绍。但是无论是通过文字、材质、工艺中的哪一种，能够判断出产地的宝物都十分有限。打破这种限制的方法究竟有没有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我个人看来，先把目光从具体宝物上移开，扩大视野来看会更有成效。比如说看看当时日本从中国进口了什么物品，又向中国出口了哪些物品，通过查找文献记载来确定物品的具体名称。这类文献史料现存的也很少，但幸运的是10 世纪上半叶编纂的《延喜式》中有向大唐皇帝进贡的贡品清单。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单子上有些什么。

银 大五百两

水织絁、美浓絁各二百匹

细絁、黄絁各三百匹

黄丝五百絇

细屯绵 一千屯

綵帛二百匹

畳绵二百帖

屯绵二百屯

纻布三十端 望陁布一百端

木绵 一百帖

出火水精十颗 玛瑙十颗 出火铁十具

海石榴油六斗 甘葛汁六斗 金漆四斗

接下来对以上品目进行简单说明。絁是当时最为普通的一种平织绢。这种绢也分种类，美浓地区（今岐阜县）特产的美浓絁经常被选为送给外国的礼物。黄丝是染成黄色的生丝，屯绵是块状的丝绵，畳绵则是层层折叠后铺平的丝绵。纻布是苎麻制成的布，望陁布则是上总国（今千叶县）望陁郡特产的优质麻布。木绵是从楮树等树木的树皮中提取纤维织成的布，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棉织物并不是同一种东西。海石榴（山茶）油可以食用，甘葛汁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甜味剂，金漆则指的是香椿树或吴茱萸五加树的树脂液，用来涂在金属表面防锈。出火水精可能是可以聚太阳光生火的水晶镜片，而出火铁也是点火器具的一种。

这些物品，包括出火水精和出火铁这两样，都是粗加工品或仅稍做加工的纤维制品，也就是说这些物品并不需要特别复杂的加工手段。絁、丝、绵这些物品，基本都是当时从日本各地征收的租税。只有綵帛因为有时也会代指高级织物绫，可能要当作例外来看。但是只有绫没有锦也很奇怪，因此这里的綵帛应该是同“彩帛”或“采帛”，是指染了色的绢，这同样是可以作为“调”让各地缴纳的物品。缴纳物的这种特殊性质究竟还包含着怎样的意义，稍后我们将详细讨论。

依《延喜式》之记载，这些物品是“日本天皇赐予大唐皇帝”之物，名义上这是为大唐皇帝到访日本而立下的规定，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用得上。这些物品最终由遣唐使携带出海并献给大唐皇帝。从中国的史料中可以了解到，早在8 世纪上半叶，这些依据规定准备的物品就已远渡大唐。

（开元二十二年）四月，日本国遣使来朝，献美浓絁二百匹、水织絁二百匹。（《册府元龟》卷七九一）

根据以上记载，天平五年（733）时入唐的遣唐使向大唐献上了“美浓絁二百匹，水织絁二百匹”。这批纺织品的数量与《延喜式》中的记载完全一致，并非偶然。虽说没有记载其他物品，但可以推测这个时期日本就已经制定了与《延喜式》中记载类似的规定，并在实际遣使朝贡中执行。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古代日本主张本国和中国是对等关系，遣隋使和遣唐使们也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学者中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少。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尽管日本不称唐的君主为皇帝而是称其“大唐皇”，在国内用“下赐”，但送这些日本物产入唐时却依旧被认为是“朝贡”。自古以来，中国周边的国家和民族会因仰慕皇帝的德高望重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而前往中国朝贡，朝贡时献上的物品主要以前文提到的粗加工品或是简单加工品为主。不必说，贡品必须要选择让中国的王朝和王权高兴的物品才行。遣唐使携来的物品在大唐朝廷也十分受欢迎。只是日本的贡物中几乎不包含工艺美术品。

新罗贡品

不包含工艺美术品这件事实际上有很重要的意义。邻国新罗向大唐朝贡的物品与日本就有很大不同。虽然新罗没有更为详细的文献史料留存下来，但是已知圣德王二十二年（日本养老七年，723）有如下新罗贡品贡上：

果下马（朝鲜特产小型马）

牛黄、人参（药物）

美髢（假发）

朝霞?、鱼牙?（绢的一种）

镂鹰铃

海豹皮

金、银

这份清单中最为显眼的就是包含了绢类及金属工艺美术品。镂鹰铃是携鹰狩猎时给鹰戴的铃铛，表面雕刻了花纹。朝霞?和鱼牙?的?（同“绸”）是比较厚的绢。到了景文王九年（日本贞观十一年，869），贡品的品种虽然基本没有变，但是用于狩猎的鹰具有所增加，一种由绿松石或青金石制成的雕金镶嵌针筒“瑟瑟”被加入贡品名单。不能把镂鹰铃和“瑟瑟”解释为刻有鹰的器具，它们皆是携鹰狩猎时的鹰具。朝鲜半岛地区自古就会通过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与北亚和西亚地区进行交流，新罗也继承了这样的历史传统，在狩猎和骑马文化上发展极大，特别是狩猎工具，有着独特的设计和发展。

一般来说，869 年的贡品被视作新罗工艺技术水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并不仅仅只有这层意义。由于存世的史料不多，且多数没有将贡品的内容详细记录下来，只能推测新罗的贡品与日本不同，很有可能从更早以前就包含了具有朝鲜半岛特色的工艺美术品。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其中同样包含来自其他地区的物品。

中国从日本进口的物产中正式开始出现工艺品要到宋代。唐末动乱之后，螺钿和漆工技艺在中国逐渐衰落，日本的螺钿装饰和莳绘反而开始受到较高评价。到了这个时代，在唐代已经得到肯定的日本纸也逐渐变得有名起来。但纸毕竟只是一种简单加工而成的材料，这点和《延喜式》中记载的绢类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差别。

献上粗加工品

简单做一下总结，日本向中国朝贡时得到认可的物品大多是作为基础材料的绢类和粗加工品。当时日本的确也有工艺品加工业，但并不像新罗那样将工艺品列入主要贡品之中。放在当时的情况下来看，日本的工艺品或许并没有受到来自中国的关注。

从实物角度来辅证这一观点的正是收藏于正仓院的东大寺传世和琴。琴身上有不少明治年间的修补，原本这把和琴装饰了螺钿和马赛克，琴身上还贴有南方产的紫檀和玳瑁，半透明的玳瑁装饰里侧绘有花纹，从表面看上去像是玻璃画一样。这是演奏日本本土音乐时使用的乐器，所以制作于日本国内这点毫无争议，从侧面证明了当时的日本也可以做出十分精细的工艺装饰。这把和琴的表面绘有金银花鸟，构图和笔法十分精美，但是上面的螺钿和马赛克镶嵌由于大多是后世修补，并不能算得上是工艺精妙。同样是乐器，它与第九章将要介绍的琵琶和阮咸相比，在精致和华美上有相当大的差距。这把和琴从制作工艺和材料来看，可以认为是当时日本工艺制品的最高峰。反过来说，就是这样的装饰工艺和材料已经是当时日本可以达到的极限了。

在朝贡体系当中，哪怕是日本国内产量稀少的物品，只要受贡方喜欢，将其加入贡品清单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中国会向来朝贡的国家赐下比贡品更为高级的礼物也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识。不过无论是哪个国家，就算再憧憬中华文化，获取朝贡的回赐也才是主要目的，当然为了迎合中国而继续朝贡这一面也不是没有。各国对贡品也是各自特别用心准备。日本是小国，仅有一些玛瑙、山茶油、金漆等算作特产。山茶油和金漆虽说中国并不是没有，但是在中国北方常绿阔叶林并不丰富的地区，山茶油这样的物品自然有它特别的价值。金漆是香椿树或吴茱萸五加树的树脂液，比起中国原产的要干得更快。

但是纵观整体，日本的朝贡贸易不得不说是用有货币价值的实物来换回赐。实际上我们很清楚，占日本贡品主要部分的绢类同样也可用来纳税，这些物品在日本国内可作为实物货币来使用。前面曾提到过，这也是对外贸易结算的方式之一。从这种角度来考虑的话，正仓院宝物中各式精美的手工制品都要考虑它们是进口而来的可能性。这类进口物品包括各种乐器、室内摆设、染织品和部分佛具等，是正仓院宝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可以说奈良时代的天平文化正是在这些进口唐物的影响下发展壮大的。

那么这些进口物品的质量究竟如何？自1970年以来，中国也开启了多项大规模考古调查，各种精致优秀的唐代文物逐步在考古发掘工作中被发现。仔细观察这些发掘出的文物我们会惊叹，它们与正仓院宝物在形状和设计上有太多相似之处。例如在西安就出土了形状和设计与正仓院所藏球形香炉极为相似、但要小上许多的银质香炉。在吐鲁番的一座古墓中则出土了与正仓院藏品极为相似的刺绣鞋子。

作为传世品，正仓院中的宝物保存状态良好，而我们要留心的是正仓院宝物中的精品在质量上也并不亚于中国出土的唐代文物。日本和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长期相互交流，后世也有大量文化物品的交易和往来，但是从中世之后的大多数传世物品来看，进口到日本的不一定就是当时中国核心文化的代表产物。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宋元画。日本没有北宋正统的宫廷绘画，到了南宋和元代也基本一样。室町时代在日本获得极高评价的南宋水墨画家牧溪，在中国获得的评价不过是二三流画家。与这种现象相反，正仓院宝物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直通长安的强烈感觉。当然，能集中这么多珍宝有使者们认真挑选的功劳，但不能不说还有遣唐使这一国家级别的交往背景在给交易保驾护航。

中国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银质香炉，直径仅4.5厘米，扣上后可随身携带

铜质香炉（正仓院宝物）

稀少的金银器

我们不能忽视大唐和日本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比如说有关金银器的问题。在西安郊外的何家村出土了唐代金银器270 余件，前文提到的银质小香炉也是其中之一。除此以外还有盘、杯、金属碗、壶、合子、铛、罐、有脚香炉等各样摆设和食器。从数量上来说银器更多一些，其中不乏带有装饰图案或是用镶嵌、部分镀金等工艺打造的精品，其豪华程度可见一斑。

发现这些金银器的何家村位于唐长安城里坊中兴化坊的位置，此处曾有唐代宗室李守礼的宅邸。李守礼乃唐高宗之孙，章怀太子李贤的次子。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时，李守礼已经死去，所以何家村出土的文物有可能是埋藏在李守礼家中的财宝。可以推测这些出土金银器是唐代贵族的日常用品。这一点与献给东大寺并收入正仓院的宝物多为圣武天皇的心爱之物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以金银器数量闻名的是最近发现的陕西法门寺遗址。法门寺中有一座专门收藏唐懿宗等人所捐献的宝物的地宫，从中不仅出土了玻璃容器、陶瓷、染织品等，还发现了金银器121 件。本书撰写时尚未正式公布考古发掘报告。出土文物中有一些时代较早的玻璃容器，但主要以9世纪的文物为主，与以8 世纪宝物为主的正仓院确有不同之处。不过，从收藏宝物的缘由来说，比起何家村出土文物，正仓院宝物要更接近法门寺地宫文物。

但是，正仓院的收藏中几乎看不到金器，为数不多的银器就只有本章开头提到的银质大皿、称德天皇捐献的银壶、球形的银质香炉和几个小皿等。有读者读到这里或许会问，千年岁月中，包含银器在内，会不会有大量宝物流失在外？的确，在《延喜式》的记载中，天皇应使用银食器与银酒器等，但实际上正仓院中更多的是白铜或是表面镀金的金铜器，还有漆器和陶器等，纯金器几乎没有。实际上《延喜式》是以8 世纪以后的内容为主的，可以推测奈良时代的日本宫廷在金银器的使用上其实相当简朴。

正仓院中从最开始就没有太多金银器物。从天平胜宝八年六月第一次捐献开始，共有5 份东大寺宝物捐献名录传世，遍寻其中，不光找不到金器的记载，连银器的记载都很少。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遥远的大唐首都长安一处皇族旧宅的遗址中出土了270 余件金银器。《安禄山事迹》和《杨太真外传》等描写唐代宫廷风俗的小说中，经常有金银质地的饮食器和摆设登场，恰巧说明了李守礼宅邸的遗物和法门寺地宫宝物并非特殊例子。

在金银器的使用上，日本和大唐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别，而这样的差别，可以认为是中日两国在器具趣味取向上的不同导致的。但是对无论何时都以大唐文化为理想模范，凡事皆热衷效仿大唐的奈良朝廷来说，无法大量使用金银器，更为实际的原因可能是国家经济。

进口黄金

据说古代日本长期从朝鲜半岛进口金银等金属，《日本书纪》中对新罗的描写也是“金银之国”（《日本书纪•神功皇后纪》）。日本国内虽有对马岛的银山，但是对马初次产银已是天武天皇三年（674）。日本国内出产黄金则是从天平感宝元年（749）陆奥地区献上沙金开始的，当时即将建造完成的东大寺卢舍那大佛正是用了这批沙金提纯出的黄金镀的金，这件事在当时极为有名。

从《东大寺要录》等记载来看，为了给大佛镀金，朝廷在筹集黄金上费尽心力，甚至考虑过派遣唐使从大唐进口黄金。虽然这很有可能只是民间传说，但却不能否认当时筹备黄金的困窘，特别是在天平十八年（746）正月确实任命了新的遣唐使。这次派遣虽然在正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史料，也不知究竟是何时被取消，但是在正仓院所藏的东大寺写经所文书中，留有这一年正月七日“召大唐使”的记载。从行文来看，“召大唐使”可以理解为“召大唐来使”，但这个时期并没有来自大唐的使节滞留日本，而遣唐使在日本也被称为“大唐使”，“召”可以理解为任命的意思，所以这份记载可以视作曾任命遣唐使的证据。写经所的官吏也有被任命为遣唐使的旧例，所以这份文书收在此处很有可能是这层原因。《怀风藻》中的《石上乙麻吕传》提到，知名文人石上乙麻吕曾在天平年间一度被任命为遣唐使，但最终却没有出使。这应该就是天平十八年这次“消失了”的遣唐使派遣。东大寺建造大佛正好就是天平十九年的事情。遣唐使从任命到派遣至大唐一般需要一到两年时间，回到日本还要花费更多时间。天平十八年的这次遣唐使派遣虽以筹集黄金为主要目的之一，考虑到建造大佛的时间，实际上准备时间并不是很紧张。在筹备过程中日本国内或是发现了黄金产地，或是还有其他没有言明的原因，使得这次派遣最终被取消。不管怎么说，这个时期为了筹集黄金而专门派出遣唐使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二章中752 年与新罗使交易的文书中也提到了黄金进口。由此可见，黄金是一种需要进口的材料。对于当时金银匮乏的日本来说，可以想象进口金银器更是无法随心所欲的事情。

到了平安时代，天历四年（950）仁和寺将财产目录整理并制成了《仁和寺御室御物实录》。宇多法皇手中的财宝在他死后进入仁和寺成为寺宝，而这份实录主要就是对这类财宝的整理和记录，其中不乏纯金的小佛像和金银制的佛具等。由此可见，金银文化在日本逐渐发展渗透晚于平安时代前期。从这一点上我认为可以看出天平时代中日文化水准的发展和不同之处。

本文整理自《正仓院：宝物与交流》——

《正仓院：宝物与交流》

作者：[日]东野治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8月

END

作者 | [日]东野治之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