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曹操从小就“不走寻常路”。
10岁那年，曹操下河洗澡，遇一恶蛟，不退反进，勇斗之；20多岁为议郎时，曹操不惜得罪宦官，也要为党人陈蕃、外戚窦武翻案，由此得到太尉桥玄的看重。长大后的曹操，更是一发不可收：前代选官，最重贤德之名，但他偏偏“唯才是举”，重用寒门与降将；世人通婚，首看门第阀阅，可曹操非但纳寡妇，还把舞女出身的卞氏给扶正了。
影视剧中的卞夫人（左）和曹丕（右）。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
这可倒好，自曹操以后，文帝曹丕、明帝曹叡乃至三少帝（曹芳、曹髦、曹奂）都独宠起“灰姑娘”。以至于曹魏政权的皇后，大多是倡家、工匠甚至是罪族之女，这与其他朝代皇后多出身豪门、世族形成鲜明对比。对此，东晋史学家孙盛将其当成曹魏政权短祚的一个原因，指出：“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贱，本既卑矣，何以长世？”
尽管孙盛的评价有失偏颇，却反映出世人对曹操祖孙独宠“灰姑娘”的不解——曹操及其继任者为何要这么做？
“曹氏自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殆必由此亡国丧祀矣！”这是曹叡原配——虞氏的怨怼之言，她为曹家所有原配夫人都出了口气。因为从曹氏三祖（即太祖曹操、世祖曹丕与烈祖曹叡）立后的情况看，这些原配夫人都无一例外败给了条件、出身远不如自己的“贱籍之女”，未能成功上位。巧合多了，便不再是巧合，曹魏皇后清一色的“灰姑娘”，显然是曹氏三祖的刻意选择。曹操发妻为丁夫人（《魏略》云：“太祖始有丁夫人）。沛国丁氏，是与谯县曹氏、沛国夏侯氏世代通婚的乡里望族，亦是曹操起兵之初颇为倚重的外戚力量。曹昂生母刘夫人，疑同为沛国的萧县刘氏之女。反观本“倡家女”的卞夫人，最初却是小妾，只因其能歌善舞，才备受曹操宠爱；在丁氏愤然与曹操“和离”后，卞氏以妾扶正，还被册封为魏王后，后来她还成了太后、太皇太后。相似的“逆袭”故事也在曹丕、曹叡的后宫中上演。曹丕元配甄夫人，本出身于“世吏二千石”的地方大族——中山无极甄氏，所以她早年能嫁入汝南袁氏，成为袁熙之妻。当时，甄氏一族多有贤名，故曹操、曹叡为爱子、爱女配冥婚时，都选择了这个家族。尽管有“家族光环”的加成，甄夫人也依旧不敌郭夫人。这位“幼失双亲”而沦为宫女的郭女王，不甘平庸，曾为曹丕夺嫡助力颇多，因而被后者力排众议，立为曹魏政权的首位皇后（卞夫人是王后、太后，甄夫人系死后追封）；可名声在外的甄氏，却在此前突兀地被赐死，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猜想。影视剧中曹丕与郭女王。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或许是因为生母的遇害，曹叡对待自己的妻子同样“心狠手辣”。毛氏以妾扶正，出身于河内大族的虞氏在极端怨恨之下，发出对曹魏政权的诅咒，遂被逐出宫去。可毛皇后也没有笑到最后。后来居上的郭皇后本出自河右大族——西平郭氏，“黄初中，本郡反叛，（郭后）遂没入宫”，以罪族之女的身份入宫。毛皇后失宠被赐死后，她取而代之，成了新任皇后。通过以上梳理，不难看出“因爱登后”与“自好立贱”正是曹操祖孙选择皇后的主要评判标准。前者出于个人情感，这在东吴政权中亦有体现：孙权、孙皓在选择后妃时，也曾以个人情感选择后妃。至于后者，则是现实需要。曹、刘、孙三家皆是寒门之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三国时代皇后的出身大多不高。但与蜀汉、东吴相比，曹魏却是将“自好立贱”执行得最为彻底、最为坚决的。刘备与四位夫人（甘、糜、孙、吴）的结合多为政治联姻（尽管史书称甘夫人为沛国人，但她很可能与陶谦妻子甘氏同出一族）；孙权一度宠爱徐夫人、步夫人，却在立后这件大事上任性地选择了婢女出身的潘皇后，结果很快迎来反噬。《建康实录》称，孙权病重时，潘皇后被宫人缢杀，可见孙氏“立贱”受到了较大阻力。不过，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孙氏与曹氏独宠“灰姑娘”的相通之处——促使他们这么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东汉时期的外戚政治。两汉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而由皇帝妻族、母族组成的外戚集团，却频繁掌握朝政。尤其在东汉时期，皇帝年幼时，有窦、邓、阎、梁、窦、何六位太后先后临朝，外戚干政的现象愈演愈烈。如大名鼎鼎的“跋扈将军”梁冀，“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机事大小，莫不咨决之”，其所在的梁氏家族，更是“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可谓如日中天。这样的外戚家族，已对皇权产生了极大威胁。大将军梁冀甚至可以操控皇帝废立，年幼的汉质帝便曾因一句“跋扈将军”而断送性命；新继位的桓帝为此战战兢兢，“不敢谋之”，后在宦官帮助下，才鼓起勇气铲除梁氏及其党羽，“坐贬死者数百人，朝廷为之一空”。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年幼的皇帝为了与外戚抗争，不得不放权给宦官；可宦官与外戚无论哪一方坐大，都会威胁到皇权，并侵吞世家大族的利益。影视剧中被毒杀的汉质帝。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汉桓帝谋诛梁冀成功后，有五大宦官同日封侯。宦官虽无法生育，却也有家族，还能够收养义子，与其他家族联姻；因此，这些依附在宦官羽翼下的家族、姻亲，就能结党营私、经营势力。东汉中后期以来，宦官集团渐成气候，桓帝时，“五侯宗族宾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为寇贼”。眼见宦官弄权，本就出身于大族的外戚集团更倾向与清流党人合作；只要宦官不倒，双方就会紧紧“抱团”，比如，何进为了对抗宦官，曾征辟了不少党人与袁绍、曹操这样的公族子弟入府；可一旦宦官集团倒了，世家大族又会分为两派，一派依附于外戚，一派与之对抗。正因如此，外戚、党人、宦官之间的斗争始终贯穿于东汉。期间，皇权数次旁落，以致朝政黑暗、民不聊生；正是在一次次的动荡中，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越来越小，日益崛起的豪强、世族逐渐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据垄断地位，进而掌控了州郡乡里间的话语权。东汉之衰亡，再所难免。不可否认，东汉的崩塌受过很多因素的影响，但“外戚干政”总是绕不开的一个坎儿。东汉后期时，一些儒学士人开始有意识地否定外戚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就连皇帝也重新启用宗室，委之以高位，试图借助他们的力量制衡外戚、宦官与世族（详见“那么多近支皇亲为何只有远支刘备高举兴复汉室的大旗？”）。在此情形下，曹氏、孙氏在择偶、立后上的一些非常规之举，便可以解释通了。曹操喜欢寡妇这件事历来为人揶揄。而反过来看，曹操喜纳寡妇、孤女，又何尝不是因为她们多孤苦飘零、无依无靠呢？寡妇背后没有家族，也就尽可能减少了外戚势力的出现与壮大。同理，曹氏、孙氏“自好立贱”，独宠“灰姑娘”，也是一种抑制外戚的主要手段。不同的是，孙吴政权本质上是“以孙氏为首的若干宗族联盟”，出于其“江东化”的需要，孙权不可能用一种强硬手段与江东大族、淮泗集团割裂开来。所以，孙氏偏爱“灰姑娘”的力度是有限的。但为了抑制外戚，孙权曾长期不立嫡妻或皇后；而孙皓在位时，其“内诸宠姬，佩皇后印玺者多矣”，为了防范外戚，他竟同时立多个“皇后”。自此以后，“不立皇后”与“多立皇后”也成为魏晋南北朝皇后制度的一大特点。曹丕称帝后，对外戚的防范打压尤为明显，甄夫人之死或许就与此有关。民间传说，她是“洛神”，与曹操、曹植有过绯闻（见刘义庆《世说新语》与李昉《太平广记》），但毕竟是坊间传闻，不足为信。对于甄夫人之死，《三国志》称其妒忌郭贵嫔和李、阴两位贵人受宠而口出怨言，触怒曹丕而被赐死；可奇怪的是，陈寿称赞甄夫人素有贤名，又“所愿广求淑媛，以丰继嗣”。既然如此，她又怎会因曹丕宠信她人而心生妒忌呢？
影视剧中的甄夫人中毒将死。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剧照这种前后记载不一甚至完全相反的情况，还出现在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以及夏侯玄等人的传记中。事实上，曹芳、曹髦、夏侯玄的“性情大变”，皆是因司马氏掌权后，为扭转其自身的篡逆形象，需要对事实进行一定掩盖；为此，他们还杜撰出司马懿“不欲屈节曹氏”与司马氏多次遭受曹氏一族打压的事迹，以契合孟子提出的“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思想主张。身为西晋臣子，陈寿难免要“为尊者讳”；又因为晋承魏祚，曹魏为正统，所以他也要对其进行一定回护。如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云：“三国志魏纪，创为迥护之法。历代本纪遂皆奉以为式。”又云：“寿于司马氏最多迴护。”但出于一个史学家的良知，陈寿又不能完全扭曲这些人的形象，所以他才会采取这种“割裂般”的历史书写方式，以暗示曹髦、夏侯玄之死的不同寻常。高贵乡公曹髦少年好学、谦逊有礼，却被形容为“情性暴戾”“悖逆不道”；而“格量弘济”“以规格局度，世称其名”的夏侯玄，因为要被提前“清理”，故而也成了“包藏祸心，构图凶逆”之人……显然，素有贤名的甄夫人因“善妒”被赐死，只是一种托词。对此，鱼豢《魏略》与习凿齿《汉晋春秋》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甄夫人为郭女王构陷而死。这或许是一方面原因，但曹丕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据《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末传》记载：“（明）帝（曹叡）常从文帝（曹丕）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树立之意定。”“鹿”字，古有王权隐喻之意。“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故秦末群雄纷纷“逐鹿中原”。曹丕射杀母鹿而留鹿子，明帝悲恸不已，其泣非为母鹿，实为生母甄夫人也。所以，曹丕杀甄夫人亦是为了“去母留子”。上文已述，中山无极甄氏“世吏二千石”，一旦甄夫人以太后身份临朝，甄氏家族的兴盛就在一夕之间。正因如此，曹丕会顺手推舟赐死甄夫人，改立郭贵嫔为后。可就在郭女王被立为皇后的前五天，曹丕又下达了一份诏书：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汉代以来，太后临朝，以至于外戚多以大将军辅政，其他外戚成员亦多封侯；曹丕的这道诏书，针对这种情况，彻底堵住了外戚掌权、干政的种种可能。此后，曹氏对外戚只施以恩赐，而不予实权。内廷近侍之官如侍中、散骑等，汉代时还应当由外戚充任；到曹魏时期，诸侍中、散骑之任却“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之所以会有这个变化，不仅是因为曹魏政权需要抑制外戚势力，更重要的是，东汉中后期以降，儒学士人不断否定外戚权力的正当性，这既让曹操祖孙坚定了“自好立贱”以防范外戚坐大的政治主张，也令世家大族有充足的借口取代外戚，将势力扩展到内廷当中。这是非常可怕的，甚至可以说，这正是司马氏能取代曹魏的一个原因。外戚集团能从西汉初年延续到东汉末年，后来又在两晋南北朝时“死灰复燃”，必然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从历史书写的角度看，《史记》《汉书》《东观汉记》等史料竟将皇后与外戚放在一起作传，且命名为《外戚传》，而非是《皇后传》《后妃传》，足见外戚在西汉乃至东汉前中期非同一般的地位。历史学者徐冲曾指出：在汉代的皇帝权力结构中，一位“皇后”最为重要的身份可能并不在于为本朝皇帝之皇后，而在于次任皇帝即位之后，以“太后”身份为新君提供可以倚重的“外戚”。此说颇有见地。两汉时期的外戚能以长辈身份（汉代以外戚身份而直接封侯的例子，仅有“后父”与“帝舅”两类；这些外戚无一不是当朝皇帝的长辈）掌权，进而起到保护皇帝、维护皇权的作用。直到汉末时，这种意识仍影响着一些外戚。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董承（董贵人之父）与伏完（伏皇后之父）都曾暗中联络朝臣，意图诛杀曹操，还政于汉献帝。由此可见，外戚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皇帝，是一种基于“母系意识”的正当存在。影视剧中，董贵人之父董承。来源/电视剧《军师联盟》截图然而，有西汉末年王莽以外戚身份篡权的前车之鉴，加之东汉后期“父系意识”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清流士人对外戚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或否定，并将外戚掌权的现象描述为“禄去公室，政移私门”。曹操祖孙独宠“灰姑娘”、曹丕在正式立后前下达《甲午诏书》以严格抑制外戚，或多或少受到这种自东汉中后期以来论调的影响。如汉末大儒仲长统所言：“夫使为政者，不当与之婚姻；婚姻者，不当使之为政也。”因此，曹丕给予外戚优厚经济待遇乃至殊荣，却不让他们干预政事；而内廷中的一些重要官职，也不得不向世家大族妥协，从后者当中选拔杰出子弟充任。这无疑是有风险的。内廷权力分润给世家大族，哪怕只有一部分，也足以让皇权面临着不小威胁；而且，曹魏又不像汉代王室那样，有外戚、宦官或宗室支撑。君不见，曹魏政权没有宦官掌权，更抑制了外戚集团的壮大；按理来说，它应当对曹姓宗室颇为倚重。可相反的是，曹魏的宗室政策非常严苛：诸王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此外，朝廷还经常派监国谒者对宗室进行严密监视，以致诸王动辄获罪，而被削减食邑。这个时候，凭借曹操当年“唯才是举”才顺利入仕的一些寒门庶族子弟，就成了曹魏王室能依靠的主要力量之一。可问题的关键在于，曹操当年为了选拔人才，放低了道德门槛，导致一些道德上有瑕疵的人也进入朝堂。他们中的一部分，感念曹氏的知遇之恩，能死心塌地为其效忠；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以利为先，受到一点诱惑，就会倒向司马氏。如此一来，势单力孤的曹氏又哪里能坚持许久呢？1、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52、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73、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94、鱼豢撰，张鹏一辑《魏略辑本及外三种》，瀛洲海客整理，未刊5、卫广来：《汉魏皇权嬗代》，上海：书海出版社，2002.46、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7、王永平：《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28、朱子彦：《帝国九重天 中国后宫制度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9、崔向东：《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1210、鲁力：《魏晋南朝宗王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711、陈俊伟：《叙述观点与历史建构——两晋史家的“三国”前期想象》，台北：秀威资讯出版，2015.1112、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613、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814、孙生：《汉魏政治风云与士人的生命忧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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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28 01: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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