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唐代玄宗末年到代宗初年，唐朝将领安禄山和史思明先后背叛唐朝导致的暴乱。它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而是要争夺统治权，是唐朝非常重要的一场内战，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场内战使唐朝的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安史之乱留下了很多的启示，大唐盛世为何因为一场战争而崩塌，在整个乱局当中，每一个个体做了怎样的选择？
近日，郭建龙和张明扬两位作家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共同探讨安史之乱的来龙去脉，一起来探寻唐帝国衰败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超越时代的镜鉴意义与大家分享。
为什么说唐王朝的盛世是毁于战争，毁于安史之乱爆发三年前的怛罗斯之战？安史之乱的内外因究竟是什么呢？郭建龙（畅销书作家、社会观察家）：“盛世毁于战争”，并不是说它毁于某一场具体战争，而是毁于整个社会对于战争的不避讳，更多的战争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造成的制度失衡，最后没有办法处理。我在《盛世的崩塌·楔子》里面提到的两场战争，一个是唐和吐蕃的战争，一个是唐和南诏的战争，就明显地表现出了失衡。当然，安史之乱就是最后的失衡。为什么提唐和吐蕃的战争呢？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的问题。英国探险家斯坦因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战争肯定有高仙芝和吐蕃打的这场，他甚至把这场战争和汉尼拔、拿破仑的知名战役并称，甚至认为比他们的都伟大。我当时比较好奇，也走访了附近的一些地方，它正好处于中国、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交界地带，非常难走，都是雄伟的、没有路的山峰和河谷，而盛唐名将高仙芝就率领军队在这样的地方硬生生地找了三条路，进行了一次非常伟大的远征——从中国境内库尔干经过帕米尔地区，经过阿富汗瓦罕古地，最后奇袭了位于现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小勃律。所以当时我去那附近的时候非常激动，更能体会斯坦因所说的，这是一场伟大的、令我崇拜得无以复加的战争。但它没有产生长期的效果。高仙芝打了这场战争之后没多久，就在怛罗斯打了一场败仗。这场败仗反而比之前奇袭小勃律所引起的破坏作用更大，从此之后，再叠加安史之乱的影响，唐朝慢慢退出中亚地区。大理城区里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地方——万人冢和千人冢，就是大唐将士墓。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前，杨国忠就搞了一次天宝战争，派人攻打南诏，结果死了很多人，最后南诏就负责把两场战役的人埋掉，就形成了万人冢和千人冢。这说明安史之乱前，唐朝已经接近一个崩溃点，明显出现了制度失衡的现象。《盛世的崩塌》有两部分，上部写唐玄宗的盛世是怎么兴起的，这个盛世一开始就带有哪些弱点，这些弱点如何一点一点慢慢放大，最后慢慢超过它的优点，产生了制度失衡，最后必然产生崩塌，也就是安史之乱；下部才是写的安史之乱。张明扬（历史学者、畅销书作家）：我不反对您的看法，外因是很重要的。但是谈外因，谈怛罗斯之战以及中亚，对军事地理和对国际局势的了解很需要功力。至于具体是内因还是外因，我个人觉得是牵拽在一起的。比如盛唐外战不休的原因，一是跟玄宗好大喜功有关，二是跟李林甫提拔胡将有关，而李林甫重边将又跟他的内斗诉求有关——包括唐玄宗为什么重用李林甫和杨国忠，也是因为这两个人能为他赚钱以支持打仗。所以导致安史之乱的内因和外因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紧紧牵拽在一起的，很难分清哪一点是内因，哪一点是外因。郭建龙：我非常赞同，内因、外因一起起作用。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唐代的权力斗争问题。唐代一直是缺乏君臣互信的，皇帝和大臣没有一方是有安全感的，必须以你死我活的斗争来作为最后的结局，所以才会造成很多问题。这个内因我书里谈得很全面，就不多说了，所以我也认为是内因和外因一起作用的。《盛世的崩塌》一书中说道，我们心中的大唐盛世可能只是一个幻象，唐诗的兴盛是因为社会的退化。我们现在认识的大唐盛世到底是不是一种幻象？在财政、军事、外交上又潜伏着怎样的危机？郭建龙：我先说一下关于诗歌的问题。我一直持这样的观点：任何一个时代，文学、文化大兴盛的时候，往往是在繁荣过后的危机时期。举个例子，曹雪芹写《红楼梦》。首先，曹雪芹是一个公子哥儿，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这是只有在繁荣的时代才会有的。其次，有才华的人在繁荣时期往往会消耗掉。只有在繁荣到达顶点后，进入了动荡时期，既有才华又能把握住时代脉搏的人才会出最好的作品。具体到这本书，比如杜甫，如果没有安史之乱，他很可能是一个谨小慎微的诗人，就此度过一生。但由于他接受过很好的教育，有写作的能力，又经历了战乱和盛世的衰落，他就成了最佳的记录者。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学往往有这样的特点，在社会达到顶峰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反而是文学上的盛世时期。关于大唐盛世，我希望大家排除机械的二元论。一般来说，我们谈盛唐的时候往往会认为，玄宗早期励精图治，创造了一个盛世，他此时所做的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到了晚年，他懈怠了，志得意满，出现了很多荒政。我比较反对这样的观点，希望大家用连续性的眼光看待整个事情。玄宗早期也是有很多危机存在的，只是当时社会的发展和繁荣盖过了这些危机，所以整体走向巅峰。但是到了后期，这些危机就已经超过了发展势头，于是开始走下坡路。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权力斗争，第二个是财政问题，第三个是军事的问题。先说财政问题。我们一直以为唐代是比较发达的，但唐代的财政在中国的王朝谱系里边是比较不完善的。从唐太宗时期开始，政府就一直缺钱。后来唐太宗就采取了比较荒诞的政策：设立一个叫捉钱令史的官，专门为政府赚钱。怎么赚呢？政府给他一笔钱去放贷，收回来的钱就归政府搞经营。可见，唐朝一直是很缺钱的。权力斗争方面，在玄宗早期，权力斗争是非常不健康的。玄宗时期有两个著名的贤相——姚崇和宋璟。姚崇当了几年宰相呢？不到四年。宋璟也不到四年。可以说，当时的政治非常不稳定。为什么姚崇和宋璟这么好的宰相在玄宗手下干不了多久就下台了？因为皇帝希望宰相做的，不仅是帮他省钱，更要帮他赚钱。可不管是姚崇、宋璟，还是后来的张说，这些贤相能做的是劝皇帝省钱，把钱留给民间，做不到给皇帝赚钱。所以在玄宗早期，宰相走马灯似的不停换，而这些宰相都是出自比较符合中国士大夫道德标准的贤相集团。不停换相的过程也产生了另一个集团上台的契机——所谓的聚敛集团。他们所秉持的理念和贤相正好相反：帮皇帝赚钱，甚至帮皇帝花钱。
影视剧中的姚崇和宋璟。来源/电视剧《唐明皇》截图
玄宗不管早期还是晚期，都比较注重军功，希望通过盛世武功来证明自己的伟大。但任何一个朝代到了中期，社会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再发动战争引起的问题会非常大，要花的钱会非常多。花钱过量的结果就是民间经济受到极大的影响，会快速衰败。通过这条线索可以看到，玄宗的统治脉络是一以贯之的，只是在前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按他的思路来，于是贤相集团从中周旋，给了民间修养生息的机会；到后期逐渐加码，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张明扬：关于聚敛，我还想补充下，聚敛之臣在当时出现，也不能怪他们本身。好大喜功的皇帝出现了，比如唐玄宗还有后来元朝的忽必烈，他们有这样的财政需求，就一定会找到这样一群能聚敛的人。这群人也是所谓的逢君之恶，根本来说是好大喜功的皇权需求催生的。中国的正统士大夫对聚敛大体是反感的，但皇帝需要钱，也总是能找到这么一帮人，所以聚敛之臣就出现了。聚敛之臣出现的主要责任，还是在皇帝。还有唐朝的内斗。无论是李林甫还是杨国忠，他们有两点是唐玄宗很看重的：一是他们都能赚钱，二是他们很能满足皇帝的隐秘需求——对付太子。唐朝的宫廷政变传统对玄宗的价值观、世界观，特别是政治偏好，有非常大的影响。玄宗热衷盛世军功，但他对安禄山这类边将不太防范，反而更害怕太子，特别是很警惕边将和太子有结盟的迹象。比较安禄山发迹前的大唐第一名将王忠嗣，就是被怀疑和太子关系密切，导致了后来的悲惨结局。唐玄宗跟后来的很多皇帝都不太一样——他们也很怕权力被篡夺，但他们会防边将，防武人，而唐玄宗对武将的防范远远没有对皇室集团的防范严重，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张明扬：唐朝到这个阶段爆发安史之乱当然有偶然性，但它背后还存在系统性崩塌。唐朝的统治系统已经整个紊乱了。相权和皇权的关系，相权和太子的关系，武将和相权的关系，包括武将和太子的关系……整个都紊乱了。最后皇帝试图搞制衡，也失败了。还有刚才建龙兄说的财政问题……很多问题都累积着，因为盛世的发展把各方面的问题暂时压制住了，但到了一个节点，再加上一些偶然因素把这些已有的问题全部催发出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但在一些细节上，比如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反而不是别的时候反，为什么是安禄山反而不是别人反，这些问题是有偶然性的。但是唐朝的国势出现危机、下滑，这是必然的。再比如，像唐军的不堪一击，这就不是偶然性的问题，和安禄山并没有关系。所以这还是系统性的紊乱，但在某些问题上有偶然因素。郭建龙：我说两个问题。一个是边将问题。节度使的问题和唐代早期的规则有关。其实不光是唐代，中国在历朝历代一直有“三权分立”的传统。这跟我们的认知可能不一样。中国的“三权分立”自汉代之后就一直在完善，但是这“三权”和现在的概念不太一样，是指行政权、军事权、监察权。行政权一般归太守或者刺史这类地方行政官员，军事权归都督或者将军等军事官员，监察权归到御史或者汉代的刺史这类官员。这些地方官员三分之后互不隶属，在这样的情况下，谁想造反都造不起来。带兵的想造反，没有粮食啊，粮食在行政官员手上攥着；行政官员想要造反，也造不起来。而且还有监察官员在背后盯着他们，只要有问题就抓出来；监察官员同样也只有监察权，既没有兵权，也没有粮食等财政权，也没法造反。所以这样的划分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非常先进的传统，会造成一种制衡的效果，不会轻易出现紊乱。明扬兄刚刚一直在强调失衡。失衡出现在什么时候呢？第一，皇帝没钱了。行政这条线收不上来足够的钱。第二，皇帝想打仗。军事这条线要打仗就必须要有钱，但是没钱怎么办？所以，皇帝破坏了“三权分立”的制度，设立了节度使，同时给了他兵权、行政权、监察权，让他可以在当地收税，直接用这些钱去养活手底下的兵，同时可以自行任命一部分官员。可以说，节度使相当于一个土皇帝，失衡就出现了。李林甫、杨国忠之后，这种失衡就很明显了。边疆的几个节度使的权力太大了。后来安禄山兼着三个节度使，加上监察权都被他拿到手了，就很难制衡他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王忠嗣的情况。从王忠嗣身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未来安禄山的结果。王忠嗣的父亲也是唐朝一个著名将领，为国战死，王忠嗣就在宫廷中长大，后来忠心耿耿为国征战，权力一度比后来的安禄山还要大。746年，他兼任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四大蕃镇的节度使，整个唐朝北方边境，除了北京和新疆地区，都掌握在他一个人手里。但他知道唐朝的财政失衡支持不起战争，所以能用和平解决的问题坚决不打仗。但是唐代高位者缺乏安全落地的体系——当他处于高位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的权力太大了，但是没有办法能让他安全落地，慢慢地免掉而不是杀掉。这也是唐代和宋代的一个区别，宋代大臣都知道皇帝不会杀我，皇帝也知道自己不能随意杀大臣，所以大家有安全感，但唐代是没有的，最后导致王忠嗣被诬与太子谋反，被免了官后来抑郁致死。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安禄山处于这样的高位，而他本身的能力又不足以支撑这个位子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安全落地的可能性了。这是唐代权力斗争带来的失衡的表现。
影视剧中的王忠嗣。来源/电视剧《唐明皇》截图
当然，其中也有偶然性，可能不是安禄山，是史思明或是其他人被提拔到这个位置上了——但不管是谁最终是同样的结果。唐代把“三权分立”体系打破造成的失衡，导致皇帝和大臣能不能安全落地必然造成恶果。冷兵器时代北方的一个藩镇长官就挑动了一场数百万人参与、最后死了三千多万人的全国大动乱。安史之乱中的唐朝是怎么反败为胜，又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的？ 郭建龙：安史之乱中的唐军也不是一直处于下风的。我喜欢从军事地理上分析。华北地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区域，从东汉之后，它就远远超过长安，成为主要的产粮区之一，非常富裕。但如果只是占领了华北的平原地带，是没有办法站住的。因为这个地方缺乏防御的能力，而防御的能力在山西。山西是一块高地，又有太行山依傍——要打北方平原，一定要打山西，如果山西打不下来，就没有占据优势。所以说，安禄山一直没有占据完全的优势，他没有打下山西，只是在平原上跑马，很容易被唐军利用地形优势歼灭。因而唐朝并没有一直处于下风。但是我们会很惊讶，唐军在没有完全丢失军事优势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打得这么差？还有一点我们经常忽略的，就是安史之乱其实只是北方的战乱，并没有打到南方去。这一点，明扬兄的《血战睢阳》关于张巡的部分写得非常精彩。张巡的功劳在于，如果突破了睢阳继续往南打，打到淮河一带，那么南方的经济就会被破坏，安禄山就彻底占据主动了。张巡宁肯吃人也一定要守住睢阳，坚决不能让叛军南下，意义就在于这儿：不是守住一座城市，而是守住这座城市之后，能防止叛军对南方粮仓的巨大破坏。这是他的功劳所在。只要唐朝稳住局势，哪怕丢掉长安，但没有丢掉山西和南方，叛军迟早会被解决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丢掉长安的时间没多久，从唐玄宗离开长安到回来，也就一年多的时间。叛军虽然占领了长安，看上去是占据主动，但很快还是要退出去的。到安史之乱的史氏时代，就已经是局部战争了。唐王朝已经回到长安指挥打仗了。但我们会比较奇怪，为什么唐朝已经占据了主动，把叛军压缩在平原地区，还是在很长时间内无法结束战争？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武将集团没有办法相信王权。即使是郭子仪、李光弼，担心的也不是叛军，而是皇帝派一个太监来把自己的职权拿掉或是直接杀死。举个和安史之乱没有太大关系的例子。刚才也说过，叛军是没有打到南方的，扬州是——当时繁荣称“扬一益二”——很富有的城市。扬州没有被叛军毁掉，而是被唐朝的将领刘展毁掉的。刘展是个什么人呢？开始时，他担任了唐朝的淮西节度副使。公元760年——安史之乱还没有结束——刘展的上司一拍脑袋，觉得刘展太坏了，要杀了他，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大概就是刘展性格比较暴烈，但是刘展当时忠心耿耿并没有任何叛乱的意思。他的上司王仲昇去找皇帝说要杀刘展，皇帝竟然也同意了。可是刘展手里有兵，要杀他就要想点办法。于是皇帝下令给刘展升官，从淮西节度副使兼领宋州刺史升到江淮都统——这个官职手底下有二十二个州，管着三个节度使。皇帝的打算是，把刘展提成江淮都统，趁他去赴任的时候派原来的江淮副使把他杀掉。命令下达以后，刘展接命不是大喜，而是直接哭了。他一看这个命令，就知道自己完了，这是要杀我了。皇帝和大臣之间的猜忌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最后刘展说，既然让我当这个官，就把印信给我，我再去赴任。皇帝也没办法，就命人把江淮都统的印取来交给刘展，刘展就拿印盖了很多文书，贴得到处都是，声称皇帝已经封我这个官了，都要听我的。下面的官也分不清真假，一时非常混乱。后来刘展就去赴任，结果被阻挡，就真的叛了。就是在平定刘展的过程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将领田神功劫掠了扬州城。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唐代的皇帝和大臣、将军之间的互相防范到了什么地步。谁都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安全，这也间接造成战乱被越拖越长，一直拖了八年时间。其实安史之乱真正的战争就打了一年多，之后就一直处于这种荒诞的场面中。后来史思明也曾投降过，但他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从他投降的那一刻开始，就有两个人——著名的文臣张镐和将军李光弼——向皇帝告状，说权力已经失衡，没有办法制衡史思明。唐朝人这样的思维，让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权力斗争，怎样在权力斗争中害别人。在此我想说明一个观点，任何一个朝代，当社会失去互信的时候，想再回到正轨是不可能的。张明扬：所谓战争引发盛世崩溃这个问题，中国王朝——不光是玄宗，例如秦始皇、隋炀帝也是如此，特别是隋炀帝，在他统治的前半段，其实还是有一段不错的时期，后来也是战争引发的崩溃。很多帝王都是一样，很难抑制住自己好战的冲动，而且特别是就玄宗这个盛世来说，不光是一场仗——一场仗打赢了，还会有下一场。而且因为上有所好，边将会去迎合皇帝的喜好。刚才说到王忠嗣的问题，他的遭遇难道没有给安禄山这样的人一点启示吗？安禄山很可能从王忠嗣处得到教训：皇帝想打仗，我就不能阻拦，还要主动掀起战争讨好皇上；王忠嗣跟太子关系好遭了灾，那我就不跟太子好，我碰到太子连招呼都不打。这也是历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战争经年累月，很多东西都失衡了，财政、中央政权和边疆的关系、中央军力的薄弱和边将实力雄厚……很多需要平衡的关系全部被打乱了。郭建龙：中晚唐时期，唐朝在政治和军事上是更加碎片化的，但是经济发展上并没有很差。河北地区是一个例外，因为它长期处于战乱，后来的四镇叛乱等都发生在这里；而南方地区，主要是长江以南，包括广州等地，一直发展得很好。它们拥有更多的发展自主权，发展得不错，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得那样，中晚唐唐朝整个经济就不行了。还有，唐代后期，沿海地区的发展比前期更好。武后时期，唐朝人要往东南亚、印度等地去，还要坐海外的船，但是到了中晚唐，中国的航海技术以及沿海经济就越来越发达了。最后，唐代给后来的王朝留下了很多经验和教训。比如权力制衡体系问题，宋代的权力制衡机制就比唐代完善了许多——当然它也有它的问题，但宋代是不会像唐代那样失衡的。宋太祖建立的这套制度，让皇帝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不能随便杀人。《弃长安》
作者：张明扬
《盛世的崩塌：盛唐与安史之乱时期的政治、战争与诗》
作者：郭建龙
END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8-17 07:41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