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在家庭与工作的天平上 人到中年,出来跑外卖的女骑手们,很多遇到了家庭或者婚姻危机。 梅莉就是一个。她的婚姻开始得仓促,破裂得也迅速——年近三十,她在家人的催促下领了证,结了婚。儿子两三岁时,丈夫外面有了人,“凑合过”成为她婚后生活的常态。“早就想离婚了,从生完孩子后就一直忍着,他打过我几次,我们就这么一直僵着,好多年了。” 梅莉带着儿子跑过闪送,母子俩被戏称为“上阵母子兵”。下冰雹的时候,母子俩穿一件雨衣,在桥下躲避,儿子说“妈妈我太冷了”,她才看见儿子腿以下全湿了。她带儿子去公共卫生间,用干手器把衣服吹干,但两人的鞋子还是湿的,梅莉就光着脚丫骑了半天。 现在儿子上初中了,能独自在家,梅莉不再带着儿子跑单。每逢下雨天,儿子都会叮嘱:“妈妈小心点,注意安全。”外卖是份时间灵活的差事,适合梅莉。把孩子安顿好后,她经常干到午夜凌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必须靠自己养孩子。“孩子爸爸不太管,不给我俩生活费……家里水电费、燃气费、房租他都不交,有一次我也交不上了,物业把我们水停了,出于人道主义没停电,我特上火,儿子也哭了。最后我弟跟他谈了一下,从那以后他把房租交了,但买菜、水电、养儿子还是一分都不给。” 梅莉的家庭生活被抱怨、猜疑、暴力和困苦环绕,但她依旧对未来抱有信心和期许。“没事,命运是可以改变的,等我离婚之后,就把自己嫁出去,嫁不出去就一个人过,肯定比弟弟妹妹过得好。” 对家庭主妇来说,中年离婚是可怕的,她们需要面对经济独立的阵痛,而且很多情况下,这种阵痛不会轻易消失。 离婚之前,赵姐一直是全职妈妈。前夫在外做小生意,不许赵姐管钱。后来,夫妻俩在一场可大可小的争执中闹离婚。赵姐伤了心,为了让前夫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她许诺净身出户。 “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离婚的时候老家有了房子和摊子。他说,我要分他东西他就不离,儿子、房子、摊子他都要,那我就净身出户了呗。”离婚之后,赵姐在附近的工厂找了份工作,以最快的速度搬进了工厂宿舍。离开家和只有5岁的儿子,一个人的漂泊生活正式开始。后来工厂倒闭,赵姐在朋友的接应下,只身来到北京,开始送外卖。
图 | 在电动车上休息的女骑手 北京南六环,一间没有卫生间的小平房,每月400块钱的房租,赵姐就租住在这里。每天工作10个小时,中午高峰期时,为了多送单,她很少吃午饭,只是在餐箱里带着在拼多多上买的零食。一个月七八千的收入,四千都打给儿子。丈夫不允许她经常见儿子,她只能用钱拴住母子关系。 “我有儿子嘛,我要是跟别人结婚就等于把我儿子放弃了,舍不得……他也在手机上买东西、打游戏,都需要钱。”她每周都给儿子打视频电话,淡季的话就多打两次。 赵姐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挣够了钱,能买辆货车,把厨房和淋浴室装在车里,改造成房车:“我既可以开着去送单,也可以去看儿子,娘俩住在车上,省了住宿费。”令她欣慰的是,儿子成绩好,考过第一名,谈到这件事,她语气间掩饰不住自豪之情。 虽然生活困苦,赵姐也从没放弃过在老家买房的想法, “已经四十大几了,也跑不了多久了。等买了房子,我就回老家干个安稳的活。”她在职业上还有小小的梦想:以前在服装厂做过裁缝,所以想着回老家做一个服装品牌,开个网店。“董明珠能做到世界500强,我们为啥不能努把力呢。” 我们遇见的几十个女骑手,牵连着几十个家庭、几十种生活状况和几十种生活意义。对中年女骑手而言,家庭既给她们温暖和力量,也给她们悲伤和苦楚。生产和再生产同时压在她们的肩上,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纠结。大多数女骑手都与家庭和工作紧紧捆绑在一起,时而需要做出选择,时而需要全部扛起。 中年女骑手,站在年龄与容貌的分岔路,做着青春和力气的选择题。她们夹在家庭与工作的中间,犹豫、挣扎。外卖平台给她们提供了一种可选项,一次次的跑单送单背后,牵连着诸多人生故事和人生选择。被接纳与被抛弃,同时存在于她们的生活。二选一的人生,可能是选择的自由,也可能,只是命运的无奈。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 END - 撰文 | 张仟煜 赵宇超 孙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