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髦女性
并在报纸上发表宣言：“礼教吃人”、“欲树女权新生命”，称得上一位真正的女性主义者。
民国女星胡蝶和她的结婚照
不乏一批进步女性，大胆求爱，主动离婚。
以下是他的讲述。
讲述 周利成
我收集的画报大多是1920年到1937年间的，这段时间因为出现了摄影画报，是画报最鼎盛的时期。
画报和报纸不同，当年被称作小刊小报，是不正经的刊物。
除了《良友》画报能请到鲁迅、林语堂外，其他的画报请的是张恨水、刘云若、王小隐、吴秋尘这些二流作家，他们笔下的生活更接地气。
画报的内容也很庞杂，有点像现在的公众号。其中最吸引我的，便是当时人们的婚恋状况，以及婚姻是如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民国著名演员阮玲玉
虽然在五四运动以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这种思想深入人心，1930年也颁布了新的民法典，废除了纳妾制度，倡导一夫一妻制，但实际上，女性在婚姻当中还是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
令人震撼和感动的是，你会看到一个个进步女性勇敢地站出来，“遗孀再婚先行者”危文绣应该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早我只是在画报上看到了湖南同乡会发的一篇文章，谴责危文绣“再婚不仅玷污了民国的大总统，也玷污了国家”。
我觉得这个论调很匪夷所思，于是就顺着这个线索开始找，她是谁，是怎么嫁给大总统黎元洪的，黎元洪死了之后她做了什么……
《礼教压迫下的危文绣》
原来，危文绣最早是一个风尘女子。1907年，黎元洪只是个普通官员，到妓院里冶游，看上了危文绣，让她从良，纳她为妾。这在当时，是一件附庸风雅的事儿。
不久之后黎元洪就当上了总统，因为危文绣善于应酬，他就让原配主内，危文绣主外，甚至把总统印都交给危文绣管，当年的报纸对这位姨太太也是一片赞誉之声。
黎元洪病故后，给危文绣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危文绣是一个很有投资头脑的人，就拿这笔钱投资绸缎庄、饭店，还和一个比她小十几岁的绸缎商人王葵轩产生了感情。
为了跟王葵轩结婚，危文绣离开了黎家，两个人躲到了青岛去结婚，结完婚以后，她在报纸上高调刊登了再婚的声明。
这一下就把黎家给惹恼了。他们发动了各地的同乡会写文章抨击她，甚至给青岛市长施加压力，青岛市长就被迫把危文绣驱逐出境，把她丈夫拘押起来，逼他跟危文绣分手。危文绣只能逃到了南方，万念俱灰，到了杭州一个尼姑庵出家。
1935年2月9日《申报》对熊毛结婚的报道：
“熊氏剃髯作新郎，一时传为佳话。”
但是刚一个月以后，她听说了 66 岁的熊希龄和小他 20 多岁的毛彦文结婚的消息，熊希龄曾经是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继他们结婚之后，接连又有两对“老夫少妻”的婚讯。
这一下子刺激到正在尼姑庵修行的危文绣：为什么他们再娶年轻女孩就是佳话，而我就要忍受这些痛苦？就是因为我是女性吗？
她当即从尼姑庵出来，走到了上海，还写了一首词“回怼”：“欲树女权新生命，唯有精神奋斗”，“礼教吃人议沸腾。”发在了《申报》的《妇女园地》上，寻求舆论的声援。
当时有数百篇文章来议论这个事儿，光是《妇女园地》就发了十几篇文章。有律师站出来，从法律的角度论述了危文绣再婚的合法性，很多地方的妇女团体、妇女代表也发文章声援她。
比如南京市妇女文化促进会给危文绣的慰问电里写道：“敝会同人愿协助女士，为无量数丧偶之妇女开辟一条光明大路。”
但现实还是比较骨感的，最后危文绣不得不屈从于封建势力。后来她再回到北京，想投奔亲戚，亲戚都对她避而不见。根据我查到的资料，最后她一直孑然一生，在天津的一个赌场落入法网。
时尚社交名媛周稚芙
网上很多人以前形容她“卷走黎家家产，和伙计私奔”，却不知道她其实掀起了一场革命式的舆论战争，引发了全社会对妇女改嫁的关注。我费了很大力气来还原她的故事。我之前查到，她被青岛市长驱逐出京后，就再也找不到下文了，直到两年后我到上海，又查到了当年上海的《申报》《良友》《玲珑》画报有大量关于危文绣的登载，包括危文绣在《申报》上的宣言，这才把这个故事完满了。中间有好多以讹传讹的信息，互相冲突的细节，我都会再拿出来分析，到底哪一个版本更符合史实。总共查了得有七八十种报纸和画报，录入了将近200篇文章，得有两三十万字，最后成文也就6000字。我是搞档案研究的，虽然我把它写成故事，可读性比较强，但是关键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一定要准确，至少尽量接近历史真相。
1932年第809期《上海画报》封面上
民国的婚姻整体上呈现一个非常杂乱的状态，有明媒正娶、父母之命的旧式婚礼，也有到教堂披着白纱的西式婚礼，有一夫一妻，也有妻妾成群，也有嫖娼，是一特别混乱、庞大的婚姻演变的过程。
于是，我的新书《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是按照结婚的过程：征婚、订婚、结婚和离婚，又额外增加了情殇，组成了和婚恋有关的五个板块。
在普通人结婚还在听父母之命的时候，很多知识分子、社会上流开始效仿西方的自由恋爱，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还有上海的《申报》上面都出现了各种征婚广告。
征婚广告的先驱，当属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
早在1900年，蔡元培就在报纸上发了征婚广告。当时他刚好从日本回来，思想很先进，在征婚启事里提了五个条件：女子不缠足；须识字；男子不娶妾；男死后，女可改嫁；夫妻不合可离婚。
前两个条件是对女方的约束，后三个条件其实是对自己的约束，说明他是非常体谅女性的，在那个年代很难得。
对孔子第77代嫡长孙孔德成婚礼的报道
有些征婚启事非常混不吝，比如一个留美学生的征婚要求：
"身家清白，只求面无麻子，身无斑点。受过五年以上之家庭教育、十年以上之学校教育，稍悉育婴经验者。"
为了证明“面无麻子，身无斑点”，他要求应征者除了要递交详细履历之外，还要附上“全身裸体照片”，“合则约其面试，不合原件退还。”
那个年代已经有了不婚主义者，却也在《申报》刊登了征婚：
“本欲效仿西方不婚之伟男，经案绳床，从此终老。奈椿萱（此处指爷爷）年事就衰，抱孙愿切，朝夕以男长须婚，无后为大等说，絮絮相强聒。”
在他的观念中，结婚的结局无非是始乱终弃。但是挡不住爷爷一直催婚，不得已才来征婚。
民国摄影家陈嘉震和影星貂斑华订婚失败，对簿公堂
1935年第2卷第9期《青青电影》记录了诉讼当日的情景
一些新女性也不甘落后，主动出击。
当时婚姻对女性来说，还是改变生存境遇的方式之一。征婚时女性对男性的要求依次为：一是职业、二是家产、三是品貌、四是兴趣、五是教育。
但1928年3月24日《申报》刊登的征婚广告，就有点不走寻常路。登广告的是一个上海女子，出身官宦，是个独生女，说自己“虽无西子之美，亦非无盐之陋”，父亲还给她留下了两万两嫁妆。
条件这么好，但她对男方的要求很宽松，唯独不可以是上海人。因为她父亲生前常说上海男人“浮滑”，嘱咐她必须要嫁给外省人。
我翻这些老画报，感觉特别吸引人眼球的，就是封面上那些女郎，有的是彩色的，有的是大照片。
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穿着洁白婚纱的新娘，旁边先生穿着西服领带。二三十年代居然有这么时尚的婚礼，出乎我的意料，就有意识地收集了有关婚礼的部分。
1947年的空中婚礼，新人与嘉宾在飞机前留影
天津的第⼀场和第二场集体婚礼
那个时候的婚礼，就已经不限地面了，海、空都有。
1929年，国民革命军的航空司令刘沛泉是在飞机上结的婚。一来是为了追求浪漫，二来是因为当时飞机事故率高，民众不敢坐飞机，以此给民航做宣传。
全程还有一架摄像机记录，后来出了个新闻纪录片，在上海的影院里上映。
1935年，滑稽演员徐卓呆的女儿徐綦，和著名报人孙漱石的儿子孙志超，在上海第六号轮渡上结婚，是中国第一场水上婚礼。
还有一股风气在慢慢流行，就是婚礼仪式在越来越简约、文明，最先在上层社会和知识界盛行。
比如漫画家王石之结婚的时候，只是在报纸上发了一封请柬，说要请亲朋好友吃饭，朋友到了现场才知道是他要结婚。不收礼金，也没有婚礼仪式，只有一位证婚人，大家一起吃个饭，就算结过婚了。
就说当年已经超脱到这么一种程度，到了一种不可理解的不重视，你说现在的人能达到这个境界吗？
离婚，在民国几乎只是男人的权利，历史上也只见男出女，不见女出男。但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有一股由妇女提出的离婚潮。她们很多是受到了文绣和溥仪离婚案的鼓励。
文绣是溥仪的淑妃 ，在溥仪搬出皇宫后，她和溥仪、皇后婉容一起生活在天津张园的一栋洋房里。文绣和佣人住在偏房里头，溥仪和婉容住在楼上。
溥仪当时很时髦，喝咖啡，吃西餐，开汽车，打高尔夫球，都是带着婉容，从来没有带着文绣。甚至结婚9年，她都没有和溥仪同过房。
1931年8月的一天，文绣突然离开了当时的住所，差遣身边的佣人回去通知溥仪：“我要和他离婚。”历史上还从没有过敢和皇帝离婚的妃子。
我分析了一下，文绣为什么要离婚？
一是因为1930年颁布的民法典，规定了“一夫一妻制”，相当于不再鼓励妾的存在，文绣自己也不认可妃子的身份。
二是因为文绣的妹妹文珊，是一个思想比较超前的女性，加上闺蜜玉芬，两个人鼓励文绣一定要脱离这种不幸的生活。于是文绣鼓起勇气提出离婚，因为她感到“不能再用封建伦理观念，来强行维系这种不幸的婚姻了。”
文绣的堂哥是很反对她离婚的，他给她接连写了两封信，上面说，文绣给溥仪做妃子是家族的荣耀，被虐待也只能忍耐牺牲，还连带着文珊一起骂，说文珊是离婚幕后的罪魁祸首。
溥仪当时虽然是废帝，但在皇族圈子里他还是以皇帝自居，这一下子颜面扫地。他也召集了一批律师，商量对策，说一定不能闹上法院。最后两个人讨价还价，他给了文绣5.5万银两，两个人就离婚了。
文绣后来把赡养费分给了玉芬、文珊，付了律师费等等，自己只剩下了2.6万元左右。离婚之后，她成了小学老师，日本投降之后，她和一名少校军官再婚了。
关于“妃子革命”的新闻报道
这件事后来在历史上被称为“妃子革命”，既然是“革命”，必然有社会影响。我翻阅了此后两年的报纸，发现华北地区报道了很多女性发动的离婚案。
比如北平地区的一个妇女李王氏，在法庭上控诉自己的丈夫：“我嫁李仲玉六七年了，他不养活我，并且有白面嗜好，逼我为娼，把我押在南市窑子里。我实在不能再跟他了，请求离婚。”
当红歌星周璇和丈夫严华离婚时
有画报出了七期《严华周璇婚变特刊》来八卦
再比如1937年，袁世凯的女儿袁祜贞，和曹锟的儿子曹士岳，按照当年的标准称得上是门当户对了，但是结婚仅五个月就闹上了法庭。
曹士岳喜怒无常，又经常去花街柳巷，一天晚上醉酒回家，袁祜贞指责他了几句，他竟然把袁祜贞的右臂给拧断了。
袁祜贞娘家知道了，大为震怒，立刻报警把曹士岳抓了起来。虽然曹家找了很多有权有势的人试图调解，但是袁家坚持要告曹士岳家暴，要求离婚。
还有消息说，袁祜贞当时已经有了身孕，因为这件事还流了产。曹士岳离开警局后倒是很快就回复正常了，每天吃喝玩乐。
民国时期的离婚案档案
六月份，两家第一次达成和解，同意离婚，但是具体条件还没有商量好。袁祜贞于是再次上诉法院，要求法院扣押曹家的不动产。曹家没办法，只得向袁家支付了“出洋费”12万元，让她出国调养。
所谓“出洋费”，指的是当时的官员到了没法安置的时候，就会给他们一笔“出洋费”，送他们出国。之前，“出洋费”一直是男人独占的权利。袁祜贞是第一个因为离婚拿到“出洋费”的女子。
这些女性都拿起法律武器，因为有妃子离婚的示范作用，它是一个榜样的力量。
其实看到这些，还是挺感动的，女性终于有了摆脱痛苦、选择幸福的愿望，并且开始付诸行动，虽然每一步都很难，但都是在给后人铺路。
民国当红舞星贺蝶
书里的最后一章“情殇”是我最后才加上去的，因为我在关注老画报中的葬礼、讣告时，发现很多和婚恋相关。比如恋爱不成，反目成仇，最后造成了情杀。也有非常壮烈的，比如男女恋爱遭到父母反对，选择以死明志。
民国舞星贺蝶和恋人杨怀椿的故事，就是一出悲剧。
贺蝶是当时全上海的当红舞星，只有17岁。杨怀椿是一个舞客，21岁，和她跳了一次舞后就被她倾倒，每晚都去舞场，对她一掷千金。
两个人很快就坠入爱河，除了在舞场跳舞，就是去约会，约会结束了还要打电话、传情书。
杨怀椿虽然是个富家公子，但他是个比较懦弱的人。当时因为杨怀椿经常“霸占”着贺蝶，舞场其实很不欢迎他，还有舞客放风说要收拾他，然后他就两个星期没有去过舞场。
贺蝶写给杨怀椿的信：“我的亲爱的怀椿，我这个称呼，你觉得我冒昧吗？请你原谅我，不过，因为我俩的爱，最纯洁的爱，到了最极点的时候，不能不用这种语气来表示了，你为对吗？”他们的恋情很快就被双方父母发现了，他们当然非常反对，觉得门不当户不对。贺蝶的母亲不许女儿再和他见面，每晚都去舞场守着，散场后护送女儿回家。
杨怀椿的父母就更不同意了，坚决不允许一个下九流的舞女进家门，逼着他和另一个女子结婚，时间就定在几天之后。
两个人抗争不成，决定殉情。一天晚上，贺蝶假装和一个舞客出门，躲过了她母亲的“监控”，然后去和杨怀椿见面。两个人跳舞到两点半，一起来到百乐门饭店。
房间里，杨怀椿已经准备好了毒药，他们谈笑、唱歌、跳舞，闹到凌晨4点多，然后双双服下毒药。等到服务员发现的时候，两人已经奄奄一息，送到医院就过世了。
这件事当时轰动了整个上海，各家报刊竞相报道，舆论的焦点都在贺蝶身上。
有人觉得贺蝶之死是懦弱的表现，有人觉得这是对“舞女无情之说”最有力的回击，有的认为贺蝶一个弱女子不可能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只能选择以死抗争，已经非常勇敢了。
通过她的悲剧，我们也能看到，当时所谓的“男女平等，婚姻自主”还是在停留在口号上，停留在知识阶层和上流社会，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我最早是在旧书摊上淘到了10本叫《369画报》，我才知道有“画报”这个东西。当时是2000年，我正在天津档案馆工作，用报纸、文献来写故事，但一直苦于照片过少，所以看到老画报时，更是眼前一亮。
只要是周末，我就到天津的三宫、文庙、古文化街这几个地儿，甚至去北京的潘家园、报国寺、琉璃厂那边去淘。
以前100块钱能买到一张4开的报纸，后来一下子涨到400元，我就买不起了。我就联系了全国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如果馆里收藏了老画报，我就去查去看。
当时他们都能提供原件，没什么人翻看过，书页上全是灰尘。我开始扫描这些画报，一边还做目录索引的工作，最后收集了20多万页。
画报里的内容体现了我们普通人生活方式的变化、各种观念的变革，这是在其他文献和档案中找不到的。但是很可惜，还没有太多人注意到。除了婚恋故事，我前几年还写了《民国画报人物志》《民国风尚志》《北京老画报》《天津老画报》《上海老画报》等等。我现在在全力以赴写《中国近代画报史》，已经写了三年了。我还策划了很多，比如老画报里的文人故事，老画报里的体育、戏曲、电影……都会延续着写下去。历史其实很精彩，很多精彩只有通过看这些画报才能领略到，我希望可以填补这块空白。部分图片由时装插画师廉子雎提供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4-17 04: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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