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拐来的女人，三种命运 | 人间

源济

三个拐来的女人，三种命运 | 人间

Original 李若 人间theLivings  2022-03-17 08:05

她们是我的长辈、我的邻村、是我发小的家人。她们就这样，看似普普通通，生活在我的家乡，就在我的身边。

配图 | 《山河故人》剧照

1999年，我第一次出门打工。

出发前的那个下午，父亲坐在桌旁，一边抽烟一边叮嘱我：“在外面找不着活儿就回来”，“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的话，不要喝陌生人的饮料吃陌生人的东西”，“逢人只说三分话，不要全抛一片心”，好半天都没嘱咐完。

“凡事谨慎点，就算是熟悉的工友，你也不要跟他一块儿去太远太偏僻的地方，你不知道谁是人贩子，人贩子会伪装成问路的，也可能伪装成工友。”

可能是怕不能引起我足够的重视，父亲给我讲起一个老家亲戚女儿的亲身经历。早年她出门打工被人贩子拐卖，起先并不反抗，装着很乖的样子稳住买方，过了一段时间才试着给男方家说，自己出门这么久了，从来没给父亲买过衣服，父亲最喜欢中山装，想给父亲买一件邮回去。还专门强调：“你看，我在你们这里过得很好，也没有其他的想法，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能成全。”

男方家看她从没有逃走，踏实安心过日子的样子，就答应了。没多久，女孩父母就收到了衣服，刚开始很纳闷，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省份的亲戚。等拿着衣服里里外外摸了一遍，才发现里面好像塞着什么东西。

抽出来一看，是一个折成长方形的小纸条，上面写着女儿被拐卖给人家当媳妇，希望家里人去解救，最后还附上了具体地址。全家人惊出一身冷汗，这才知道失联几个月的女儿去了哪里，赶忙报了警。

末了，父亲一再告诫我：“不管是男是女，说得再好听，工资再高，都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跟别人走，切记切记！”

我谨记父亲的教诲，可回头想来，即便出门后万分小心，我也曾离拐卖非常近。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镇上买完衣服坐着摩的回工厂，就在距离厂子还有一里多路的时候，摩的师傅突然把车头往旁边岔路上一拐，偏离了大路。我一看就大叫起来，摩的师傅说：“前面在修路呢，得绕道。”我坚决不肯，说自己就在这儿下，宁愿多走几步也不愿意冒险，随后给了钱就跳下车跑了。

直到现在我依旧认为，没有被拐卖不是因为自己多聪明多机智，而是纯粹运气好。在今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我打开朋友圈，映入眼帘的是“徐州八孩女事件”，我一下想起了自己身边那些被拐卖的女性。

她们来自四川、贵州和云南。有的已经生儿育女，有的已经作古。她们是我的长辈、我的邻村熟人、我发小的家人。她们就这样，看似普普通通，生活在我的家乡，就在我的身边。

婶子：到生命的最后，她都没再回过家，老家也没人来过

听奶奶说，那是1983年的春夏之交。那天阳光明媚，大家都在田里做着春耕的准备，从远处走来了一男一女，男人三十多岁，女孩不过二十上下。

男人操着外地口音，四处打听村里谁家要娶媳妇，说希望在这里给妹妹找个婆家。女孩跟在他身后，穿着粉红色上衣，低着头，紧张地捏衣角。

男人终于问到了奶奶头上。奶奶打量着那个女孩，她个头不到1米5，细黄的头发，白皮肤，双眼皮，看起来很乖巧。奶奶回去问了问我未婚的五叔，最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们就用900块钱“买下”了这个叫小琼的四川女孩。拿到钱后，那个男人就走了。

等小琼和我妈渐渐熟悉了，她才告诉我妈，那个男人根本不是她哥哥，只是她邻村的一个拐弯亲戚。男人以“带大家去河南当老师”为由，把小琼和村里的另一个女孩骗到了河南。起初，两个女孩信心满满，以为能在这里圆了教师梦，可等来了才发现，自己竟然要被卖给当地人当媳妇。

在那个年代，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同乡女孩以1300元的价格被卖到了另一个村，小琼只能任人摆布了。

爷爷去世后，奶奶一手拉扯6个孩子，家里哪还有多余的钱呢。我的五叔并不是好吃懒做之人，只是因为兄弟多，家里穷，才迟迟娶不起媳妇。

那年五叔二十多岁，中等个儿，长相清瘦。因常年在田地里劳作，风吹日晒使他的皮肤黑黢黢的。小琼来了后，奶奶给五叔布置出一间新房，扯了两套新衣服，整了两个新枕头、新被子，请亲戚朋友吃顿饭就算结了婚。

新婚之夜，五叔红着脸进了新房，小琼站在堂屋不知所措，大家起哄道：“该新娘子进去了。”小琼畏畏缩缩地进了新房，随即新房的灯就熄了，大家哄笑，然后各自回家。

多年之后，五婶还在埋怨我妈：“我当时不愿意进去，你们非要我进去……”

我妈只能劝她：“总是要走这一步的，跟谁过都是过。”

婚后，大家都对五婶挺好，家务也很少让她做。那会儿家里还是奶奶做饭，做好了就喊她吃。庄稼活是五叔在做，她只洗自己的衣服。村里人见了她，都叫她“新娘子”。

虽然是买来的，但五婶可以随便去邻居家串门儿，也能去附近的亲戚家走走；村里小孩们跳绳的时候，她会拿着绳子和大家一起跳，或是帮大家摇；谁家有红白喜事了，也会叫她参加。我想，大家还是同情她远离爹妈，大老远跑来，不要亏待她。

一年后，五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小松。她对儿子是寄予了厚望的，不过孩子小时候也是奶奶帮忙带，直到奶奶去世，她才开始学着自己带孩子、做家务。

那些年，婶子手里一直没钱。上街买吃的，也只是她在前面买，五叔跟在后面付账。奶奶走后，她开始闹着要当家，说村里人家都是女人当家。她还向五叔要了1000块钱寄回娘家，说先前那900块钱人贩子吞了，娘家一分钱没得，得给一笔钱给她爸爸妈妈买衣服，给弟弟妹妹上学。

对于她的要求，家人也都没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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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五叔和婶子也会吵架打架。

一次我去她家，正碰见五叔和五婶争吵，五婶仗着平时大家都宠她，一个劲儿地抢白。五叔气急败坏，甩手抽了她一耳光。我赶紧去拉架，五婶哭了，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我的娘啊，你的苦女子在受罪呀，在挨打呀，你们也不来看看你的苦女子啊……”

确实，五婶的娘家人一直没来过。小松出生之后，五婶给娘家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自己在这边过得挺好。还寄了一张自己抱着孩子的照片回去。娘家人也给她回了信，但并没有人来看她，不知是穷还是不待见她。五婶说，她打算等孩子大了再回娘家看看，只是最后也没能成行。

一直以来，家人对五婶给娘家写信、寄钱都是默许的。一开始她不知道在哪里寄信，他们甚至带她去镇上的邮电所。那些年，她和娘家书信往来没有间断。每年春耕的时候，五婶还会把五叔给她的钱邮寄回四川老家，让他们买种子、肥料。

又过了几年，五婶生了第二个儿子，但孩子刚满月就夭折了。第三胎是个女儿，第四胎又生了一个女儿。那时计划生育管得很紧，他们就把小女儿送人，身边留着一儿一女。

女儿2岁多的时候，婶子突然“中邪”了，白天黑夜都要往外面跑。五叔白天干活儿，晚上还要提防她跑丢了，十分疲惫。有一次，她从家里跑出去，一边跑一边喊，五叔在后面追不上，只听她“扑通”一声跳进了池塘，五叔赶紧跳进去，把她捞起来背回家。

村里人都说五婶是装疯卖傻，“打她一顿就好了。”但是五叔总说她是个病人，不能打。

村里人又说，五婶是被“鬼上身”了，“你看她往水里跑的样子，像不像那个淹死的人生前的样子？买点纸钱烧给那个人叫他离开。”五叔听了依言而行，没过多久，五婶真的好了。

我一直不迷信，猜测可能是时间长了，不论是家人还是村里人，多少怠慢了五婶，不像开始那么关心她了。她疯疯癫癫了一段时间，大家又重新关注她了，自然就好了。

我一直想不通，五婶识字，会写信会寄钱，也没有人看着她，她怎么不逃走呢？有时他们夫妇打了架，她会去找村里的妇联主任为她出面评理，却不要求对方解救她。

我也问了妈妈，妈妈说她开始不逃跑是因为手里没钱，而且家里人对她很不错。等后来有了一双儿女，就舍不得走了。

对这个说法，我将信将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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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们村的很多人都生了黄疸型肝炎。

这是个传染病，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染病的人不少。好在这个病不难治，请医生输液、喝草药，“禁嘴”不吃生冷，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那年，我和堂姐也先后被传染了，都是村里的赤脚医生看好的。五婶也是那个医生看的，不同的是，医生不让吃的我们就不吃了，婶子却总是忍不住。

看到孩子们吃柿子，她拿起一个就吃，吃坏了又请医生治；家里请人收稻谷，宰了一只公鸡在灶上炖着，婶子也去盛了小半碗鸡汤。于是，她的病一直反反复复，一年之后转成了肝癌。

一天，我们家吃汤圆，妈妈让我给五婶送一碗。我端着一碗汤圆进去的时候，五婶正在床上翻滚呻吟，此时的她瘦得只剩皮包骨了。听到声音，她回头两眼发直地看着我。我说：“婶子，我来给你送汤圆。”她感激地说谢谢。那时候她已经虚弱不堪，上厕所蹲下就起不来了，需要人拉才能站起来。

1993年的秋天，31岁的五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直到去世，她都没再回过娘家，老家也从没来过人。

云兰：老家的爸妈来了，但并没有把她领回去

十多年前，我由于生产时大出血，产后高烧，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家里请来医生为我挂水，我躺在床上正迷糊着，听见医生和家人们在另一个房间聊天。

医生说，邻村有户人家买了个云南的媳妇，小女孩十五六岁，很瘦小，像营养不良没有发育好的样子。女孩是被她姨妈拐来的，3万块钱卖给了一个30多岁又高又胖的光棍……

我一听，激灵一下就醒了。等医生帮我换药水的时候，赶忙问他：“你刚才说的是哪个村的人买了个媳妇？”

医生一下子警觉起来，忙矢口否认，怎么问也不肯说了。临走时一个劲地叮嘱我：“小李，你千万不要举报啊，不然你我都有麻烦。”

一年多以后，我才偶然从邻居处打听到，那个被拐卖的女孩在杨柳村——我的好友秀秀的娘家就在这个村。

那天，我兴冲冲地去找秀秀，装作不经意地问起，她娘家村里那个被拐过来的小姑娘现在怎么样了，回云南了吗？秀秀说那个女孩叫云兰，已经生了儿子，也和娘家人联系上了。

云兰的丈夫是家中的独子，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其中一个姐姐嫁给了计生办的一位干部，可以牵别人家的牛，赶别人家的猪，还有人给他送礼。他当然是吃不了那么多，于是就让老婆带去娘家。

这家的老两口能干，但把唯一的儿子惯得不像话，从小好吃懒做，做事笨手笨脚。让他倒个水，他会把暖瓶摔了；大家在外面吃完饭把碗筷拿回家洗，他连碗带筷子都扔在池塘里。村里人看到了，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百不成”，意思是“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成”。

一传十，十传百，附近的人谁也不敢把闺女嫁给他。到了三十多岁，家里人着急，才赶紧凑了3万块钱把云兰领回了家。

孩子半岁的时候，云兰的爸妈来了。男方家对他们很客气，每餐都变着花样地招待，还给他们买了好些衣物、礼物。

据说，当时拐卖云兰的姨妈，当然不是她的亲姨妈，就是一个人贩子。她给小姑娘买衣服、买零食，说要带她去北京打工，最后又以“有人要找保姆”为由，把她骗到了河南。云兰爸妈想把女儿带走，男方说也可以，只是得向他们支付当初买她的3万块钱。

云兰爸妈拿不出这笔钱，也不想借外债付这笔钱。他们权衡利弊，觉得云兰在这边也不错，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长得白白胖胖的，比在老家过得滋润。最终，他们选择把云兰留下。

他们走时，带着男方送的大包小包的东西，云兰抱着孩子送他们上车，恋恋不舍。他们承诺以后每年都会过来陪她住一段时间，还说：“要是想我们了，我们就来看你。”

云兰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谁也不清楚。只是来了没几年，她满头的青丝就全白了，村里人都叫她“白毛女”。可她还不到20岁，大概是心里苦。

后来，云兰父母果然信守承诺，每年都会来这里住一段时间。他们打着过来看女儿的旗号，在她婆家蹭吃蹭喝，走的时候再拿一笔钱，简直就是把她当摇钱树。也不管女儿在婆家开不开心，是否自愿，就像把她抛弃了一样。

如今，云兰的小孩也有十多岁了吧。

桂芝：被原配老公卖了之后，她哪儿都回不去了

我实在没有想到，儿时的玩伴齐勇竟然买了一个媳妇。

那是1999年年末，我从广东回家，妈妈告诉我，我的发小齐勇结婚了。我很为他高兴，可当时的我还不知道，齐勇的媳妇是花了3万元从人贩子手上买的。

齐勇曾经尝试过在本地相亲，但一直没有结果。大家都说，齐勇讨不到媳妇是因为他爸妈、包括他本人实在太抠了。

1998年春天，一个外村的姑娘来齐勇家相亲。她从面包车上下来，站在路边一瞅：房子在山边，路也不通，下了车还得走一段路。姑娘嫌太偏，说什么都不去了，这门亲事就泡汤了。

事后，齐勇的爸妈找到媒人，说姑娘不答应，那所有的花费都得还回来——比如去姑娘家带的猪腿，去媒人家拿的方便面，以及租车费……他们要求全部折成现钱。

此后，再也没人去帮齐勇说亲了。本来农村就男多女少，等着说亲的小伙子多得是，一直打光棍的齐勇只能买媳妇。

那个女孩叫桂芝，贵州人，在我回去的那段时间，村里人绘声绘色地讲着桂芝逃跑的故事——那时，他们结婚才一个月。

入冬时节，桂芝来到齐勇家，人贩子离开后，她平静地过了一段日子，不哭不闹，很顺从的样子。大家都以为贵州那么穷，她在这儿生活挺好，会和齐勇安心过下去，所以放松了警惕，没人天天看着她。

没成想，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桂芝拿着脸盆去院子里的厨房打水，可过了半天都没见人回来。去厨房一看，只有脸盆放在地上，桂芝早已不见人影。齐勇妈跑到厕所里找，也没人。大家这才慌了，屋前屋后地喊，没人答应。

桂芝跑了——经过一番吆喝，整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都出来了。男人们拿着火把，分头寻找，有的沿着大路向前追，有的去了山上。一大群人忙了半宿也没看到人影，大部分人都回去休息了，只有齐勇一家人还在继续找。

天已经蒙蒙亮了，齐勇姐夫开着拖拉机，决定带着叔伯们往县城方的向追。突然从山上下来两男一女，冲他们招手，大家定睛一看，那女的不就是桂芝吗？

等桂芝走近看清拖拉机上的人，急忙转身往山上跑，可哪里还来得及。几个彪形大汉立刻从拖拉机上跳下来，另外两个男人见情势不妙，扔下桂芝就跑了。几个人没有追上，只得拉着桂芝回家。

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江湖骗术，俗称“放鹞”——几个男女设个局，男的充当人贩子，女的自愿被卖，钱到手后，男的在约定时间来接人，女的想办法逃跑。

村里有人建议报警，把3万块钱追回来，“要是人真跑了，那岂不是人财两空！”可买卖人口本就是犯法的，咋报警？

村里有好事的女人把桂芝关在房间里，把她脱得就剩内衣内裤了，在她身上搜钱没搜到，就连拍打带吓唬：“说！你把钱藏哪儿了？你不说就打死你！”

桂芝哀求道：“阿妈，别打了……”

一个更厉害的女人一把扯掉了桂芝的胸罩，揪着桂芝的乳房说：“还说你是大姑娘，看看你这奶头这么长，分明是奶过孩子的！”

后来，还是齐勇进来说：“算了，别打了，以后她要是和我好好过日子，就不追究了。”

桂芝答应安心过日子，以后不会再逃跑。可齐勇不信，他不出去做工了，就在家里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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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桂芝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取名小云、小朵。

孩子长到1岁时，桂芝提出想回老家看看。孩子也有了，齐勇就说服家人让她回去看看——其实那时候，齐勇已经做好了她一去不复返的准备了。

一个月之后，桂芝又回来了。她向齐勇坦白，自己的确在贵州结过婚，还生了一个儿子。卖她的人贩子当中，有一个是她的老公。

那次，他们想带走桂芝未果，丈夫回家后立刻又找了一个媳妇。桂芝这次回去，家里早就没有了她的位置，她只好含泪告别4岁的儿子，又回到河南。

桂芝没有直接到齐勇家，而是先去了一个关系要好的婶娘家，求婶娘去问问齐勇还要不要她。齐勇一听喜出望外，连说：“要！要！孩子的妈妈回来当然要。”

这回，大家才真的放心了。走了又回来的，肯定不会再跑了。其实她不回来，在老家还能找个男人嫁了，既然回来，就证明她舍不得齐勇和女儿们。

从此，家里人再也不看管她了，还会给钱让她上街买东西。渐渐地，桂芝也发现齐勇能干，对她也疼爱有加，重活脏活从不让她干，钱也随便让她花。桂芝感到很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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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节，桂芝又怀孕了，一家人都挺高兴。只是添人进口意味着家里又多一个人的花销，齐勇只能出去打工。

过完春节，村里的建筑大军又要走了，齐勇也背起行李跟着出去。桂芝一手牵一个孩子到村口送。齐勇亲着孩子们，让桂芝别送了，说外面冷。桂芝一把拉住齐勇的手哭着不要他走，两个孩子看着也跟着哭起来。

齐勇一阵心酸，赶紧安抚。那会儿，桂芝还不会说河南方言，本地老年人都不会说普通话，交流起来很不方便。齐勇走了，桂芝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便萌生了从贵州老家弄一个妹妹来给自己作伴的想法。

春暖花开的时候，桂芝的表妹真的来了，这是一个皮肤微黑的女子，长相清秀，名叫小清。小清刚满20岁，要5万元彩礼。

齐勇姨家的孩子海军25岁了，长得五大三粗，模样也中看，就是有点憨。听说桂芝表妹来了，村里很多人都跑来看，不少男孩相中了小清。海军也是其中之一。

那时，海军家有一个大河坝，水下养鱼，水上养鸭，加上田地出产，凑够彩礼不成问题。见了一圈村里的男孩，小清觉得海军最老实可靠，就同意处朋友，海军一家对小清很宠溺。

等汇了5万元给小清的爸妈后，他们就按照当地规矩摆酒席、结婚了。虽然小清是外地媳妇，海军爸妈也依照本地娶媳妇的标准操办，装修婚房、买家具家电、新娘的金银首饰一样也不少。

婚后过了个把月，小清却变得愁眉不展，海军妈妈旁敲侧击才搞清楚，原来是自家的憨儿子不谙男女之事。海军妈妈气得大骂，可海军只是耸拉着脑袋。就在一家人为这事愁眉不展之际，建筑队打来电话，说齐勇在工地上出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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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勇被一堵突然歪倒的砖墙扑倒在地，顿时晕了过去。

他的腰椎断了，腰部以下丧失了知觉。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医生确定他再也不能站立，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下半辈子。

齐勇带着一笔不菲的赔偿款，被接回了家。那天，村里很多人都去看他，齐勇絮絮叨叨地给大家讲：“墙倒的时候，我拼命跑，我以为已经跑到安全地界，就回头看了一眼，就这一眼慢了半步，就慢了半步啊，下半身都瘫了下半生也毁了，还不如被砸死……”

讲到这儿，齐勇说不下去了，拉过被子蒙头大哭。

大家唏嘘着，安慰着：“这好歹有条命在，说不定以后奇迹出现，还能走呢……”

那时，桂芝已经怀孕七八个月了，齐勇妈带她走后门做B超，鉴定胎儿性别——齐勇失去了性能力，不可能再生育了，大家都希望这是个男孩。可检查结果出来，是个女孩，婆婆一听眼泪就流下来了。

女儿生了，桂芝坐月子，小清来看望。看到瘫痪在床的表姐夫，她就鼓动桂芝跟她一起回贵州。可桂芝却犹豫了，没多久，小清就独自一人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小女儿一岁多时，一家人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桂芝，是去是留，你自己拿主意吧。毕竟你还年轻，齐勇搞成这样，也不能拖累你一辈子。你愿意在这个家待着更好，你要是有其他想法，我们也理解。”

桂芝看看齐勇，看看三个女儿，表示自己不走：“孩子还小，齐勇失去劳动能力，你们也一年老一年，我不能走啊，我出去打工赚钱养家。”

第二年，桂芝就跟着村里打工的姑娘小伙一起去深圳，进了厂。一开始，她还隔三差五地打个电话回家问问齐勇问问孩子，后来加班忙，就半个月打一个电话。

虽然齐勇舍不得桂芝，但很通情达理：“她要是在外面找，就让她去找吧，人家年纪轻轻能让人家守活寡吗？”

这年过年，桂芝回来给大人孩子都带了衣服、礼物，一家人过了一个团圆年。但齐勇明白，这是见一面少一面了。开春，桂芝又去了深圳，没有多久就换了厂，给家里的电话越来越少。及至后来，半年也没有一点消息。

又到了年关，村里在外打工的姑娘小伙都回来了，却没有了桂芝的身影。齐勇眼巴巴地看着村口的方向，到了天黑就开始失望。不管他如何痴痴地守望，离开的人，再也没有回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刘畅

李 若

北京皮村“工友之家”

写作组成员。打工十余年。

爱好文学，偶尔舞文弄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