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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分享] 我,嫁到大陆的台湾媳妇,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公公是解放军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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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8 08:49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嫁到大陆的台湾媳妇,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公公是解放军少将

 自PAI 自PAI  2022-03-07 21:30


这是《自拍》第272个真实口述故事


我叫刘李莎,今年69岁,是一个在北京创业、在沈阳定居的台湾媳妇。但我心里一直记着父亲的话——我是出生在台湾的中国人。无论父辈与我,都和这片土地有着断不开的情感联系。

我父亲出生在北京,1949年作为军官随国民党退守到台湾岛;而我的公公是新中国开国少将,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史的洪流曾迫使他们分分合合,一度成为战场上厮杀的对手。

几十年后,我们做儿女的又戏剧性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两个小家的“两岸一家亲”。我想,如果老人在天有灵,他们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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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丹东旅游的照片,来大陆这些年,我喜欢游览祖国的山山水水。

和那些随父母入台的老兵后代不同,我生下来就在台湾,是在眷村里长大的一代。很多大陆同胞听到眷村这两个字,可能不是很了解。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村子,而是时代的特殊产物。1949年国民党政权溃败后,裹挟入台120多万人,其中有60万是军人。眷村,就是台湾当局为了安置军属,在军营附近临时搭建的简易住所。

1952年10月,我在台北市木栅区的陆军眷村里出生,一个用竹篱笆、红砖、灰泥和黄土搭建的小屋就是我们的家。来台湾之前,母亲跟随当兵的父亲,从大陆南边一路跑到北边,又从北边逃到台湾。在河南的时候,我大哥出生;走到吉林,我二姐出生;流落到台湾后,三哥和我相继在眷村里出生。

记忆中,妈妈每天都在眷村不停地忙碌,她颠着一双缠过足的小脚,忙着张罗一家大小的吃穿。那时家里没有田,也没有其他收入,仅靠父亲配发的一点粮食度日。

所谓“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家里孩子多,两个哥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经常是母亲刚煮好一锅饭,还没等坐下,就已经被几个孩子抢光了。为了省粮,母亲经常会把一些野菜和面团掺在一起,做成疙瘩汤给我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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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母亲的合影,直到今天,我对她做的面疙瘩汤都有一种难舍的情怀。

眷村的邻居们,心都是绑在一起的。虽然日子又苦又穷,但大家相互帮衬着,也有很多温馨的回忆。记得有位邻居阿姨家里小孩少,经常会把节余的粮食送给我们。小时候一放学,我总是和同学上山帮别人采茶,不仅能赚两毛工钱,还可以吃到茶农给我们的点心。那时的日子,对我来说回味无穷,却又实在不堪回首。

台湾经常有台风天,8、9级以上的台风伴着暴雨说来就来,眷村周围三面环山,经常形成山洪。记不清有多少次夜晚,我们兄妹几个被爸爸妈妈叫醒,背着、抱着、拉着,逃命般跑到小山上去躲洪水。有几次回来,整个村子都被冲走了,只留下一群难民在泥巴里哭,哭完了再相互安慰着重建家园。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很有性格,小时候是眷村里有名的捣蛋大王。上小学的时候,我身高就比一般同学高,大大咧咧像男孩子一样,偷瓜摘桃、摸鱼打架,样样不落。有一次因为打架还被母亲用皮带狠狠教训了一顿。

有意思的是,曾被我打的那个同学,后来一直在江湖打打杀杀。有次参加同学聚会我遇到了他,人还是那么聪明,只是聪明劲一直没用在正道上。聊起小时候的事情,他笑着告诉身边的小弟,“你们知道吗?她就是当年打我耳光的同学。”

眷村的孩子就是这样,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中,会形成明显的两极分化,一种是好好读书,奋发图强;另一种就是不满现实,又因缺少家庭的温暖和管教,一步步走上歧途。和他有些相似的是,曾经我也走过不少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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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我,天真无邪,从脸上都可以看到一股傻劲。

1969年,我初中毕业,没能考上理想的高中,只考上一所五专(五年制专科)。第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就这样因为自己的贪玩而错失,对我的打击还是挺大的。那所五专又是私立学校,学费很高,考虑到家里姊妹多,连吃饱饭都是问题,我实在不想再拖累父母,干脆放弃入学。

父亲看我在家无所事事,正好当时金门岛驻军部队在招播音员,便给我报了名。那时的金门岛上,到处充斥着紧张的气氛,或许是年少无知,我并不害怕未知的战争,只是对陌生的环境和人群感到好奇。

我在金门岛上工作了两年,忍受着晕船和岛上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守岛士兵们朝夕相处,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但这份工作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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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金门岛上的照片,身上穿着军装。

1971年,我从金门岛回台,此时已经体会到父母的辛苦,觉得再不好好读书,怎么对得起他们。那段时间,我开始去高中夜校半工半读。白天,我在美商的电子工厂里做工,全天在流水线上低着头不停地干活,晚上再跑去学校读书,由于太过劳累,经常一坐下就睡着了。

当时眷村里有一位四川叔叔,他跟我父亲是挚友,见我在工厂里太辛苦,就跟我父亲商量,想介绍我去台北市政府做临时工。叔叔告诉我,这份工作比工厂轻松,但需要勤快人来做,早上6点就要出门,7点前必须到办公室。

叔叔介绍的工作在台北市政府财政局二科,主管道路工程税收。科里面有32个人,每天我都要早早过去把32个人的桌子擦干净,有的人抽烟,烟灰缸也要洗干净。我们科长是四川人,抽烟抽得很凶,不一会儿烟灰缸就满满登登了,我只能趁他中午休息的时候,把烟灰缸刷洗干净。

如果服务不好大家,我可能会受批评,所以一直谨小慎微地努力工作。毕竟这份工作不像工厂那么辛苦,白天还可以腾出很多时间来学习。晚上下班时间一到,我就快速把办公室再整理一遍,然后抓紧跑去学校上课。

我在台北市政府做了三年临时工,三年后顺利从夜校毕业。根据台湾当局的政策,我已经有了考公务员晋升的资格,大家也都鼓励我去考。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准备充分且有了工作经验,我一次便考上税监处的公务员。那年我22岁,从第二十等职级公务员开始做起,一干便是八年。

1982年结婚后,我放弃了公务员的工作,随第一任先生移民美国。他是美籍华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人非常优秀。随他到美国之后,我对当时流行的彩妆造型非常感兴趣,正好闲在家里也无事可做,我就报了一个正式的职业培训学校,专心学习美容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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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学校的照片,我在展示一款发型设计。

那段时间真是我人生中一段最紧张、压力最大的阶段。语言很难,并不是学会几百个单词,就可以站稳脚跟闯荡天下。当时一些美国民众对居美华人始终带着一种偏见和歧视,这一点也让我特别不舒服。作为伴侣的他,因为接受的是美国文化,而我是眷村里长大的孩子,价值观格格不入,两个人之间矛盾也很多。

在备考纽约州美容从业执照的那段时间里,我十分苦闷,经常和妈妈打电话。有一次我告诉她说,如果考不过那我就去找个洗碗的工作吧,她说你千万别去洗碗,要洗碗还不如回家来洗碗呢。

妈妈的一句话,让我所有的委屈都化成了泪水。好在两年后,我还是坚持到学成毕业,并顺利考下从业执照。

后来我想明白了,我努力学习语言、拼命考证、争取绿卡,难道就是为了留在美国做二等公民吗?所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但在美国的日子,我非常不安,越来越想家。于是在1985年,我决定告别美国和那里的一切,独身回到父母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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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台湾后,我给母亲过73岁生日时拍的照片。

当时从境外回到台湾从事美容教育的人不是很多,我知道的几个从日本三野爱子学校毕业的同行,回到台湾都在从事美容教育工作,很受欢迎。我有意从商,很快也创办了自己的美容学校。没想到,这个在美国学习的一技之长,竟成了我奋斗一生的事业。

因为我是从美国学习美容回来,在当时的台湾来讲也是第一个,创业路上风风火火,一连开了好几家连锁美容学校,每一所都很火爆。一时间,我成了台北美容教育行业的名人,还受到时任台北市长吴伯雄的表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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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台北市长吴伯雄为我们几位企业家颁发奖牌。

现在回想,那真是一段激情四射的日子,但也正是年轻,不是很懂事,取得点成绩就以为自己很优秀,难免有些轻狂。事业上的成功并不代表精神的饱满,随着物质的丰裕,我内心反而更觉得空虚。

作为在眷村出生的外省人,除了忍受动荡和贫苦,我从小更多是听着父辈的念叨、体会着他们浓浓的乡愁长大的。贫穷可以改变,但乡愁难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父辈的忧伤成了我的忧伤,他们的乡愁也成了我的乡愁。

1987年前后,台北街头出现一群五六十岁的男人,他们穿着写有“想家”两个字的衣服,哭着说想妈妈,还有随处可见的标语传单“抓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白发娘盼儿归,红妆守空帷”......凄惨的场景,让人看着很难受。总让我想起以前每到过年,父亲都会悄悄躲到后山去放声痛哭,他想家,但由于当时的社会氛围,又不敢让别人知道。

到了当年10月份,《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即告颁行。犹如一声惊雷,让台湾炸了锅。老兵们终于可以返乡了!他们痛哭流涕,奔走相告,每个人都释放着压抑太久的情绪。得到消息的父亲嚎啕大哭,丝毫没了往日的严谨,像一个可怜的小孩子,仿佛一下把几十年的委屈全都发泄出来。

父亲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为了要返乡回家,整天奔波在外,除了办理他自己的手续,也帮助一些他往日的同袍忙碌,每天都很兴奋,丝毫不知疲倦。我亲眼看到,许多的叔叔伯伯,双肩背着小包,拎着、拽着的行李里装得满满的,都是他们要带回大陆的物品。

那种着急回家的样子,让人看了既心疼又心酸。确定好返乡的行程后,父亲因为太过兴奋,连续三天三夜都吃不下,睡不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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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二人的合照,那时他们都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

随父母回乡探亲的同时,也开启了我的大陆之旅。我们乘坐国泰航空从台湾先飞香港,然后转机飞北京。在飞机上,父亲的眼睛一直盯着舷窗,不停地向下面张望着这片阔别已久的土地。飞机经过中原地区黄河上空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叫起来,“看!这是黄河!”同机的人听他这一喊,好多都笑出声来。

遗憾的是,我的爷爷奶奶早在1963年就去世了,北京没什么直系亲人,只有和父亲熟识的一些叔叔还在。返乡之前,我们都知道,父亲过去还成过一次家,我们在大陆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她很小的时候就没有见过爸爸,长大后嫁到了河北偏远农村。这次见到父亲后,已经50多岁的她趴在地上,一直哭着给爸爸磕头,不停地叫着“爸爸、爸爸”。我们看了都止不住地流泪。

母亲的老家在河南,回到河南,我们住进了母亲堂哥的家里,很多人来来去去,很是热闹。但来的人中,有一位每天都坐在院子里哭。我父亲还觉得奇怪,他怎么一直哭呢?妈妈的堂哥说,他是太想你们了。刚开始,父亲听不太懂河南话,后来,他听清楚了,这个人边哭边喊“娘”。

原来,母亲在跟了父亲之前,也有过一段婚姻,有过一个孩子。由于抹不开面子,她一直没有告诉父亲,回来后也不敢相认。后来,她多次悄悄地托付我,让我一定多帮帮这个哥哥,弥补一下她做母亲的愧疚。

这趟返乡之旅,让我更加明白“两岸一家亲”不是口号,而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是骨肉相连的血脉。也更能理解小时候父亲为什么天天提问我们,“爸爸的老家是哪里的?妈妈的老家是哪里的?”如果我们答的不对,父亲马上就会严肃地纠正,直到我们说对为止。他是在不断提醒我们,不能忘了根在哪里。

生为游子,死不能做游魂。1992年,父亲病故,临终前交待我们说,“有一天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把我带回北京,我一定要葬在父母身边。”后来,我们做子女的如愿帮他圆了这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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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二哥和我在北京合影。

沿着父亲的指引,我在五年之后也来了大陆。1997年,我作为台商来到大陆创业。起初,我计划到上海创业,主要考虑自己在南方长大,对南方的气候、饮食和文化更容易融入,但最终我还是决定从北京开始。选北京是因为这里是父亲的老家,而且父亲也葬在这里,会让我觉得更踏实。

来北京之后,我先是做化妆品代加工,把台湾的原材料、工艺带到大陆,在北京的工厂做原厂委托制造,生产出三证合格的化妆品,然后行销在大陆的各个城市。

1998年,我开始筹办自己的私营门店。我给它起名叫“玛丽安娜女子健美中心”,位置选在了亚运村。当时,我决定按照中国顶尖、世界一流的目标打造这家店,仅装修就花费了400万人民币,从选材到施工,都是照着五星级的标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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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北京创业时写的一段话,后来放在宣传单上用来自勉。

创业的美好愿景交织着各路麻烦困扰,一波三折中,玛丽安娜终于筹备完成了。我从美国聘请了职业经理人运营,开出每月4000美金的高薪。工作人员也是高标准选拔而来,还请专业老师为她们培训服务礼仪和专业知识。

新店一开业,就在全国形成很大影响,一度成为媒体报刊争相报道的对象,还吸引了很多名人到店里体验,影后巩俐就曾在店里留言,“希望玛丽安娜成为中国妇女美丽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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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俐女士的留言,我至今保存着。

在北京,我不仅仅取得了事业的成功,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人生的归属。这更让我相信一句话:世上没有如果,只有因果。世间万事,都是环环相扣的。2000年前后,我在北京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一见如故的好感,志趣相投的爱慕,很快就让我们决定在一起。

第一次相遇是在朋友组织的聚餐上,我们互有好感,便留下了联系方式。后来,经常参加朋友们的聚餐、打羽毛球或是爬长城等各种活动,每次和他见面,我都觉得有聊不完的话。而且我是1952年10月10日出生在台北,他是1955年10月10日出生在南京,同月同日生,真的很有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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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先生恋爱时期的合影。

慢慢了解之后,我发现先生和我一样,都是在军营氛围中长大,虽然是国共不同的阵营,但都传承了父辈们军人的特质。先生曾在解放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任教,专门研究美军战略,有着不一般的学识和见解。他身上也有着非同常人的低调和沉稳,这些都深深地吸引了我。

先生的父亲和我父亲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老爷子是解放中国的革命先辈,和我父亲的部队曾在辽沈战场上对决,后来又率军从东北一路南下打到万山群岛。

如果两位老人仍还在世,应该也有100多岁了,他们一定会坐在一起把酒言欢,共同回忆抗日救国的岁月,讨论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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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公,他被授予少将军衔,退休后喜欢写书法。

在我和先生认识一个多月的时候,婆婆知道了我们交往的事情。当天她就买了机票,从沈阳直飞北京。晚上,先生告诉我说妈妈到了,想和我一起吃个饭,就这样,我们婆媳两人匆忙见了面。那天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她做事有多么雷厉风行。因为婆婆是湖南人,我后来经常开玩笑叫她“我们家的辣妹子”。

到现在,婆婆还经常说她是我和先生的媒人。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她到北京之后,先是通过各种途径把我的情况摸透,确认放心了,又极力促成我们两个的婚姻。随后的两个月,我飞回台湾去办理了单身证明,先生在北京也办理了单身证明,经过两岸的认证,我们终于办好了结婚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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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婆婆最初见面时的合影。

结婚那年,先生45岁,我48岁,我们两个都是见多识广的人,都有自己的主见,自己的想法。因为在两岸文化交流、饮食、作息等方面有一些差异,婚后的我们面对一日三餐,柴米油盐的日常,也曾遇到过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

但是,缘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加之对婚姻格外珍惜,这些小问题最终在两个人的相互理解和让步中化解。之后十多年的陪伴,让我们彼此更加珍爱。

自结婚之后,我和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北京。2017年,由于婆婆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出现了一些老年综合症,我和先生决定放下北京的工作,回到沈阳照顾婆婆。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定居在沈阳。作为辽沈战役的发生地,这座城市见证了父辈时代的历史往事,也见证了我们后辈的和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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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一家人在沈阳为婆婆庆祝92岁生日。

最近这几年,我一直过着养花种菜,怡然自得的退休生活。每天回忆起昔日种种过往,都有无比知足的幸福感。闲暇之余,我也学年轻人玩起了自媒体,每天拍一拍视频,记录自己的生活和过往。

从2020年底开通西瓜视频到现在,我已经积累了9万粉丝。有很多大陆网友都喜欢听我分享父辈的故事,听我讲眷村人的两岸情结。

先生总说我“折腾”这些不嫌累,我笑而不语,心里明白他是懂我的。我是因为感恩所以回忆,因为珍惜才去记录。等以后记忆力下降的时候,再翻一翻这些视频,我想一定很有意义。


*本文由刘李莎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刘李莎本人提供。
*本文在今日头条首发。



刘李莎 口述

墩   墩 撰文

祖一飞 编辑


-THE  END-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272个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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