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愤怒和丢脸。好不容易瘦下来，为什么全世界又要和我对着干？班里那么多漂亮的纤细姑娘，为什么要把我拎出来羞辱？
十六岁那年，我忽然不会吃饭了。
这并不是某个突发事件的结果。某些想法在很久之前，就埋下了种子。恰好在我十六岁那年，这些种子破土而出了。发病之前的懵懂模样，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我从小被外祖父母带大，没有注重外表的意识，甚至羞于去追求美丽。外祖父母仍然以对待自己子女的方式培养我，全然不顾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上初中后我离开家，回到父母身边，看起来就是扎着辫子的外祖父。这样的形象持续了很多年。我印象中，自己总是不苗条。母亲一边安慰我说这是婴儿肥，一边把我面前的面食和肉食收走。父亲曾直接了当地评价我：腿比较粗。朋友比划着跟我描述那天在游乐园里看到的，穿着玩偶服的工作人员：胖乎乎的，跟你一样。我懂得如何利用自己体型的优势。当班里的男生骚扰我漂亮的班花朋友，我用自己的身体将他们隔开。男生冲我挤眉弄眼，做出各种鬼脸，一面推搡我。后来我被书包绊倒在地，大家笑着一哄而散。有无数的好心人提醒我。买衣服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散步的时候。在学校里，在家里，许多闲言碎语漂浮在我耳畔。我忍一忍，就过去了。十六岁那年，我第一次注意到有人在看我。那是坐在班级最后一排的一位男生。当我无意间转头的时候，正好四目相对。有一次男生演了一个小品，班里气氛热烈，大家都掏出手机在录像。我也录了，回家看的时候发现那个男生一直在盯着我的镜头。好似被点醒一般，我开始在意自己的形象了。在镜子前走来走去，观察着自己身体的每一个角度。照着照着忽然就懊恼起来，掐着自己的大腿，骂自己又多吃了一口饭。
冬天刚刚过去，我迫不及待地脱下了臃肿的秋裤，好让自己显得瘦一些，宁愿被寒风吹得流鼻涕。那是我为了变美丽作出的第一步尝试，以无人发现告终。同学依然跟我谈论班里的漂亮女生如何如何，我敷衍着，目光里带着愤懑。没有人对我感兴趣。我托着腮，看着别人的纤细身材、收紧的腰肢、绷直的小腿、小巧的脚踝，叹息着。我下定决心做出一些改变。从外表开始着手，央求母亲给我办了一张健身房的会员卡，成为了那个健身房里年纪最小的人。我在课业中尽力挤出时间去锻炼，放弃了所有不必要的社交活动，还精细地控制饮食，阅读过无数健身和饮食的文章。母亲给我买了一条花裙子，我不敢穿——必须等到蜕变的那一天。十六岁的少女心中有太多的愿望，我想脱离不起眼的角色，成为发光体，被顶礼膜拜。这种野心建在一种病态自恋的基础上。在梦里，所有路人都对我侧目，虚荣心在幻觉中得到满足。再转过头，望向教室的最后一排的时候，那个男生早已不再看我。于是我把发条拧得更紧、更紧。就像摇着小船奋力地向终点划去，却渐渐地从道路上偏了航，开始走火入魔了。我对食物的要求变得越来越苛刻。一开始只是拒绝炸物和糖，后来连炒菜、米和面也不吃。再后来，连粗粮也不肯吃了。我的脸颊和胸部一日日地干瘪下去，脸色和嘴唇变得惨白。饭桌上，我常常盯着桌布一言不发，思索着今天应该怎么蒙混过关。我假装吃东西，一根菜叶嚼几十次，直到它化成绿色的水。嘴巴里没有东西了，还在机械性地假装嚼，像牛一样。很快，头发只剩薄薄一层，月经也一年半没有来了。洗澡的时候，头发密密地铺在地砖上。我不觉得有问题，不过是瘦的代价。大家有舍有得，各取所需。
减重不仅减去了脂肪和水分，离开身体的东西远远比想象更多。我感到心理上也更轻了。很多事情变得不怎么在乎。我仍然保持写日记的习惯，与其说是日记，不如说是记录，记录每天进食的数量，摄入的卡路里；运动的时间，消耗的卡路里。
如我所愿，我开始变瘦了。我的衣服开始膨胀、膨胀，如同一面旗帜。校服裤子越来越宽、越来越宽，在我的腰上挂不住了，不住地下滑。我开始更频繁地照镜子，量腰围，检查马甲线。我开始注意到运动软件上的漂亮姑娘，那些大学生。左手端着咖啡杯，右边腋下夹着笔记本，穿着紧身瑜伽服，赶着去上金融学院的课。吃饭只吃沙拉和全麦面包，沙拉里只放油醋汁。每一张照片里，嘴角翘起的弧度都一样。赞美声潮水一般涌入评论，铺天盖地。她们矜持地回复，就像仙女。我控制不住地频繁查看她们的照片和帖子。她们的逆袭故事和减肥经验被我烂熟于心。那些青春的、棕色波浪卷发的姐姐，在照片里对着我招手，浑身金闪闪的。在她们璀璨的光环之下，班里的小美女显得不值一提。芭比们承诺：任何人都会变成和我们一样，只要继续努力下去。我摸着腹部柔软的皮，将它们揉捏，掐红。还不够，我对自己说。我怎么会停呢？作为一个好学生，没有把自己逼到极限是不会收手的。我在生物书上学到，骨骼肌颤栗可以消耗热量，于是在严冬大开窗户。那个冬天总是有霾——空气中有一股金属的腥味，有些呛。从窗户往外看，马路对面的高楼没有颜色，只剩一个轮廓。零下温度的风灌满卧室，吹得肌肤和骨头都发痛。我赤着脚，在漆黑而冰冷的地板上来回踱步，跳跃，蹲起。有一天——砰地一声，门被打开了。父亲大踏步走了进来，沉默地关上了窗户。“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父亲发问。我躺在床上不回答，双手在脑后交叉，维持着卷腹的预备动作。不能再锻炼了。你再锻炼，我就叫你妈过来了。父亲迟疑着威胁我。我含糊地应答了一声，父亲说你要向我保证。我从床上爬起来，开灯，坐在桌前摊开练习册。余光挑衅地瞥着父亲，头歪着，好像在说，可以了吧？这样下去越学越差，数学的倒数第二道题放弃了。然后是倒数第三道、第四道……一个朋友说：你只是马虎，下一次就能考好了。大家环绕着我，目光充满同情。我反而觉得奇怪，你们干嘛这样看着我？只是模拟考而已。起初，只是有不熟的女孩在走廊里迎面走来时捉住我的两只胳膊，前后摇晃着我说：你怎么这么瘦？话里带着一点羡慕和担忧。后来，注视越来越多，让我变得难为情起来。化学老师在讲台上走来走去讲卷子，忽然在她的课桌前停下了。老太太从老花镜的上方看着我的脸，叫出我的名字，叫我多吃一点，就像在客厅里对着孙女讲话一样。我感到愤怒和丢脸。好不容易瘦下来，为什么全世界又要和我对着干？班里那么多漂亮的纤细姑娘，为什么要把我拎出来羞辱？我隐约意识到，自己的瘦也许已经超出正常的范围，但是不承认，并把它视为自己独特的标志。我在体重秤上踩上踩下，近乎骄傲。母亲带着我重新去买了一些合身的裤子。我终于敢穿牛仔裤了，大腿处也没有恶心地紧绷着，向外凸出来。两条腿再也不会摩擦到彼此，我惊喜地在落地镜面前走来走去。没有人说我腿粗了，再也不会了。苍白的虚荣填满我的心，十几年未曾尝过的甜头令我眩晕。有一天我和朋友去打水，朋友忽然说：“我觉得你的脖子没什么的，你只是太瘦了。”我到洗手池边上的镜子前仔细查看，却什么也没看出来。脖子上有一些骨骼和血管的凸起。端详了一阵，问：“我的脖子很恐怖吗？”朋友也很惊讶，说：“你家长没跟你说吗？班主任担心你得了甲亢。”果然班主任给家里打电话了。一周后，母亲忽然带着我去做了一次激素检查，结果没告诉我。母亲只是说：“再不吃饭，把你送进专门的机构，会有人强迫你吃饭的。”吃就吃。我怒气冲冲，投出仇恨的目光。母亲不眨眼睛地盯着我，防止我再搞什么小花样。她监视的目光一秒也不会离开我——防止我悄悄吐在手里或者用纸包起来。她给我拨出了必须要消灭的分量。两条小黄鱼，一小碟菜，小半碗米饭，还在旁边放了半个花卷，以供选择。我用筷子夹起一点鱼，放在嘴里。父亲只吃素，自然不吃鱼；母亲在家里也吃得很少。为什么偏偏必须我吃下去呢？我不理解。一家三口一起吃饭，就像三个苦行僧食斋。昏黄的灯光下，三个人的脸都像木头刻出来的。大家从勺子上方互相打量着，交换着隐忍的目光。母亲是个瘦削的娇小女人。可能因为瘦，母亲的眼睛显得更大了。我想：我应该也没有比母亲瘦多少。为什么她就是健康的呢？为什么我就要被送进精神病院呢？多年以后我迷恋上了美剧《我们这一天》，剧中从小到大一直受超重困扰的女儿对美丽的母亲投去一种艳羡的，嫉妒的，甚至是怨恨的目光。我一眼辨认出了这种熟悉的感情。“快点吃，”母亲用筷子敲着我的盘子，“鱼都是你的。”我往嘴里塞米饭，嚼都不嚼一下，两腮像河豚一样鼓起来。父亲帮我说话，那今天就先这样吧，循序渐进。母亲同意了。
那天晚上，我跑到厕所里，手指伸入喉管，企图引起呕吐。我的身体立刻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我注定没办法催吐。我只能吐出几口唾沫，透明的，一点点。马桶里的水仍然是干净的。我站起来，往脸上抹了把水，冲了厕所。
我在网上求助，发现在网上聚集着很多自己这样的人，把矛头对准食物的人。有一个女孩发了自己的自拍照，眼球凸起，两颊深凹，吓了我一跳。难道我也是这样的吗？有的网友分享自己的日常，事无巨细，我不断向下滑，直到看到一条回复。几百次更新，事无巨细分享着日常饮食的帖子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了。我宣布：“我以后会多吃点东西的。”然后仰起脸，等待表扬。母亲合上了书放在床头，平淡地说：“太好了，那今天早点休息。”我做了一件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事情。睡觉前走到了厨房，打开冰箱门，拿出晚餐没吃的那半个花卷。咬了一口，又拿出两条小黄鱼，有一种凛然大义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敲了我脑袋一下，暂时忘记了有关节食的一切。当时已经是深夜。父母卧室的门关着，他们已经入睡。房间里黑漆漆，只有冰箱发出一片橙光。这束光照着我的侧脸，往张大的嘴里送食物。那是个开端。此后无数个夜晚，我都会把冰箱乱翻一通，吃掉所有能找到的东西。当我回想起那一段时间，这一幅景象已经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就像一个安宁的符号。我对那种橘黄色的小灯产生了一种感情。当我在深夜打开冰箱，它永远在等着我，为我照亮所有我需要的食物。我的身体浸泡在黑暗里，没有人看得到。我抱着这样的幻想：当我醒过来时，一切都会恢复原样。午夜发生的事情总是魔法，南瓜膨胀变成马车，灰姑娘变成公主，被精灵和动物簇拥着走向宫殿。当我在卧室冥想的时候，脑子里被一团乱的思绪困扰着，但是当我用煮饭勺刮下电饭煲内胆上的米饭送进嘴里，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米饭干成锅巴，为了咽下去，我将酱油倒进去搅拌；或者就咸菜；或者挤一些乱七八糟的酱：蕃茄酱、烧烤酱、蚝油——找到什么就用什么。父亲从单位拿回来的豆沙包，有婴儿头大小，我一晚上消灭两三个。秘诀是就着牛奶喝下去，就不会噎着，或者觉得太腻。我总是站着吃。没想过要让自己吃得舒服一些，或者开个灯什么的，一切都在黑暗中进行。我的肚子像小山一样撑起来，宽松的睡衣甚至遮不住。胃在费力工作，我却能很快睡着。此后的一段时间，我分裂出了两个自我，互相敌对。其中一个努力控制一切，另一个制造混乱。这两个自我同时存在，拉扯出一种怪异的平衡。
于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前一天晚上，母亲还企图多让我吃一块肉；第二天早上，她看到厨房杯盘狼藉，冰箱里空空如也。这样的状态一周之内会爆发两三次。科学上来说，厌食症和暴食症是同一枚硬币，只不过是正反面罢了。大部分的暴食症患者都曾患过厌食症，或者有过极端的绝食经历。就像把弹簧压到顶点，紧接着一定会有一个激烈的反抗，然后在两个失序的极值点做往复运动。这种疾病叫做进食障碍——英文直译过来是进食失控。自从我在网上寻求帮助，我就知道自己有可能从厌食症转化为暴食症。或者说，也许二者是一体的。我不知道母亲对我的情况了解多少，她本能地认定这两件事其实都是一码事。她把厨房门上了锁，杜绝了我晚上偷吃的可能。这把锁一直到高考结束，此前，我也用自己的压岁钱去外面买过东西吃。但是只能在白天出去，没有那种迷狂的状态，顶多只是买一袋西红柿，藏起来，像一只囤积过冬的松鼠。高考结束后那个晚上，爸妈早就睡下。我带着一种期待解放的心情熬到了午夜，踏进无人看管的厨房，打开了冰箱。我把一袋子冰冻的面点拿出来放到房间里，慢慢地啃食。困意袭来，我把这一袋豆沙包靠着床头放着，睡着了。第二天依旧早醒，再去摸豆沙包时，还没有完全解冻，枕头因为冷凝的水而湿了一片。我躺着，没有感觉到愧疚。
母亲带着我去买衣服，在西单的人群中挤来挤去。我陷在俊男靓女组成的人潮中，我的衣服被各种时尚布料摩挲着，鞋又不知被哪一双脚踩了一下。试了几家衣服之后，我说什么也不肯再和母亲一起逛了。我说，我要自己挑。母亲看我一眼，说那过一会儿集合。
她还是怀疑，但是不再为我担心了。母亲走后，我直奔快餐店，点了一大份餐，靠着角落慢慢吃完，还得到一张优惠券。我坐在那里过了一两个小时，等母亲来找我，又跟着母亲吃了一顿饭。那个暑假，我企图学习一些时尚的知识，总是不了了之。笔记总是停在那一页——为你的身材挑选合体的衣服。最终我没有自己挑选任何新衣服，姥姥和母亲为我买了一些。我把这些衣服带去大学，开学一个月过后再也没有穿过。节食的人总是做饕餮的梦。瘦得仅剩一把骨头的时候，我总是从过量进食的噩梦中惊醒，害怕自己有朝一日控制不住自己的胃口，让自己十年如一日的挨饿成果付诸东流。患上暴食症的这一年半，我就像做了一个长长的狂欢的梦。我不再学习，不再去社团，变得很胖。我只身往返于超市、食堂、宿舍之间，总是低着头匆匆走路，很怕遇到认识的人。书包里总是鼓鼓的，塞着各种零食。母亲听说了我的异样，从北京飞来看我。到的那一天，我正在躲在超市后面的空地上大快朵颐，尽管我刚吃完午饭没多久。我知道我必须要和母亲一同进食晚餐，而我已经很久没有和别人一起吃过饭了，这让我有一些不安。我已经比离家的时候胖了几十斤有余，我害怕母亲无意中说出我最不想听到的话。母亲发微信催促我去她的宾馆（距学校不过几十米之隔），但我一直无法动身。我最终还是去了。母亲开门，正要责怪我为什么来晚了，笑容一下子凝在了脸上。最终母亲陪我在厦门的海岸上来回散步，听我抱怨了学不会的专业课、无法处理的人际关系以及习惯不了的气候。最终还是落在了那个话题上——“你吃饭吃得怎么样？”她小心翼翼地问：“我同事卖代餐饼干，她女儿吃了瘦了几十斤，要不要给你也买点？”我听到某些词语就会忍不住难过，就像巴浦洛夫的狗。这些词，无不例外都是和减肥有关的。原来我拒绝从狂欢中醒来，原来只是为了逃避这一件事。这件我曾经疯魔的事，我竟然又遇到了。我的舍友把一块巴掌大小的面包切成七片，分作一周的口粮；我的朋友每天晚上在操场跑五公里；我的同学一袋薯片吃一个月，每天规定自己吃一片。她们积极地在体重秤上走上走下，密切地关注最末位小数的波动，并以此作为一天的心情根源。我只能把耳机调到最大声，躲在上铺，用被子盖住头。浪花冲着沙滩，我们两个人僵持地站在栈道上。我穿着不合身的滑稽的大码衣服，尽可能地藏住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夜跑的人们不断穿过我们之间，脚踏在木材上发出哒哒的声音。此后一年内，我就像一个发面馒头一样迅速膨胀起来，体重秤上的指针一路飙升。在不断下沉的过程中，我总想抓住某种扶手——但是始终无法唤醒控制的能力。最终指针停在了150的位置，刚好是一年前体重的两倍。尘埃落定了，进食的手也渐渐停下来了。
多年以后，丹麦的尖端医学杂志宣布厌食症找到了治疗办法：尽管治疗周期需要五年，但是可以有效解决这个10%死亡率的精神疾病。我却歪打正着了，以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粗暴地解决了战争。
我不知道丹麦的治疗方法是怎样的，国内的解决方法通常只有一个，那就是逼迫。严格地逼迫。我没有住过院，但我认识一些病友，她们告诉我医生的治疗方法——必须吃足够分量的东西，吃不够不让动，再不吃就绑起来，绑起来如果再不吃就鼻饲。那些治疗成功的案例，都是这样逼迫出来的。“每天12勺安素，一天一片左洛复盐酸舍曲林。”她说，“安素这种东西就是催肥剂，我妈按着我的头吃，怎么哭都不管用。他们早就铁石心肠了。”那些治疗不成功的呢？偷偷拔掉输血管的女孩子，因为胃下垂而连续住院三次。第三次她再也没有能出院，她的朋友帮她最后登上了社交软件的账号。“她去世了……”我握着手机说不出话。当时，我魂不守舍地坐公交车去上课，头靠着颤抖的玻璃窗，不断被撞击。我见过她的照片，漂亮，当然也很瘦。带着贝雷帽，斯斯文文的。“我终于又可以用两只手指环住上臂了！”这是她在群里的最后一句话。我却歪打正着，以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粗暴地跨过危险。方法就是吃，不停地吃，让自己自动停下来。再也不要对未来有什么期许，打碎每一面自己能看到的镜子。在街上看见反光的玻璃，远远地低下头避开。如果不幸反应慢了，瞥到了，那一天就毁掉了。我拒不承认这个臃肿的身体，企图忘记，也企图叫别人忘记。我极力避开人群，不和现实生活中的人有过多的交往。我不敢在别人面前吃饭，既怕吓到别人，自己又无法吃得尽兴。普通的食物和寻常的饭量无法刺激我。排骨也好，青菜也好，都太过寡淡了。它们从我的喉咙上滑过去，消失在胃部的深渊里，就像打在泥土里的雨。食堂人头攒动，白气氤氲。同学们在这里进进出出，填饱肚子，但这只是我进食的第一站。吃完后，我会去面包房，暴躁地撕破甜面包的外衣。夜深人静，我想起高中时憧憬过的大学生活。那些生活得金光闪闪的芭比学姐已经成了镜中花、水中月。没想到，自己提前开始努力，过分努力，收获的18岁竟然是这样的形态。我翻来覆去，不敢出声哭泣。在那段时间里，我一遍遍地找女主角体型异常，或者有进食障碍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我是在寻找证据，证明我也可以被爱，被家人接受，被朋友认可。我一遍又一遍刷着《我们这一天》，冒出想回家的念头。想向爸妈坦白这一切，想见到之前的朋友们，曾经被我因为自卑而拒之门外的朋友们。告诉他们，我过得不好，连饭也不会吃了。治愈的过程是漫长且反复的。现在想来，回家是第一步。他们看到我愿意回来，掩藏不住的高兴，但也不问我原因。在这场漫长的互相折磨中，大家都变了。母亲知道我会忍不住吃零食的，但她还是买。她说，吃啊，买了就是让你吃的，吃总比不吃好，胖不胖的都不是问题。父亲从衣柜里拿出几件肥大的Polo衫，“这是给你的，我衣服太多了。”等我换上Polo衫，他又说：“果然是衣服的问题，你穿上这个一点也不显胖，挺好看的。”他们扯谎的能力笨拙得可以，被我一眼识破了。那一段时间里，母亲甚至努力让家里的饭菜变得好吃些，因为看到我胃口好，竟然也有了下厨的动力。我的老朋友们看到我，也约好了一样，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说。我们几个人在玉渊潭一起划船，有一个朋友想自拍，正把手机举起来，想把我们几个都拍进去，又放下了。
我说：“没关系的，你拍吧。”她才又举起来。他们小心翼翼呵护我的样子，像是保护一块玻璃。我有时候会想起那个去世的女孩子，想到她仍会难过。她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是孤单的吗？她家人们和朋友们和我的一样善良温柔吗？我是不幸中的万幸，爱的针缝合了我破碎的一切。慢慢康复的日子里，仍有人主动牵起我的手。刚开始我是狐疑的，恐惧的。怎么会有人喜欢这么不正常的一个女孩呢？怎么会呢？渐渐，朋友们都知道了我的毛病。吃吧，吃吧，你开心就好。被聚光灯照着，温暖包围着，我抓取食物的，贪婪的手垂了下来。我饱了。我开始感觉到饱了。我不再需要他们，那些封在塑料袋里的旧情人，身披糖衣的、洒满椒盐的旧情人。时间继续流逝着，膨胀的气球慢慢泄气了。我重新穿上了合体的衣服，又开始照起了镜子。尽管我曾经历过那样难熬的苦痛，现在想起来都变得不咸不淡。这些记忆已经被封进了罐子里，很少再被打开。而那些金光闪闪的芭比，近几年在互联网上爆炸式生长、繁殖，就像批量生产的假人。我再看到她们，没有一点钦佩和羡慕，只感受到恐怖。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1-9 03:26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