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十日谈》的读者肯定对这本书里荒诞不经、大胆奔放的故事情节印象深刻，薄伽丘用这本书叩响了解放人性的第一乐章，在书中，薄伽丘运用了大量的出轨、情人意象来表达对中世纪压抑人性的不满，高唱世俗人文主义。当我们把这本书放入西方文学的谱系中时会发现，《十日谈》中经常使用到的这种意象并非个例，它上承《荷马史诗》，下启浪漫主义思潮。出轨和情人的现象在当代人看来，毫无疑问是一种是游离于道德之外的产物，为人所不容。如果我们把这种现象放置于历史场景中去看待时，会不会收获道德以外的东西呢？
熟悉古希腊神话的读者不一定能够记住希腊神话中复杂的人名与关系，但一定对希腊神话体系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这部神话仿佛就是一部大型家庭伦理剧啊。
我们暂且不谈宙斯和他的老爹、爷爷之间的恩恩怨怨，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今天的主题上时，会发现出轨、情人甚至是乱伦现象俯拾即是。例如宙斯就娶了他的姐姐赫拉、德墨忒尔，而希腊神话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因为宙斯的出轨行为而埋下的祸根，有人甚至还调侃整个希腊神话史就是宙斯的种马史。大力神就是宙斯出轨自己的重孙女阿尔克墨涅诞生的一子。
总而言之，希腊神话中对于伦理关系的漠视，至少反映出了史前人类对于婚姻与血缘关系的一种观念。人类早期的婚姻形态经历了由血缘婚向族外婚转变的历程，希腊神话就很有可能是人类早期血缘婚的产物。在我国的神话传说中，相传原本为兄妹的伏羲与女娲结成了夫妻，这或许和希腊神话体系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在《荷马史诗》中记载了一件更为有名的出轨事件，按照荷马的记述，这次出轨事件甚至还引发了一场战争。在“金苹果”事件中胜出的爱神阿佛洛狄忒，是掌管爱情与美丽的女神，她曾经许诺赐给帮助过她的帕里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但问题是帕里斯这小子不仅眼光毒辣，而且口味还和曹操一个德性。帕里斯当时是特洛伊的一个王子，他看上了墨涅拉奥斯的妻子海伦，海伦在帕里斯和阿佛洛狄忒的蛊惑下选择了和帕里斯私奔。为了夺回海伦，墨涅拉奥斯和他的兄弟阿伽门农发动了特洛伊战争，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描写的内容就是特洛伊战争最后一段时期的经过。
海伦的出轨形象在西方文学中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存在。一方面，在荷马的描述之下，海伦是一个极具道德感的存在，在《荷马史诗》中她不止一次谴责自己的行为，她经常称自己为“无耻的人”，在与赫克托尔的谈话中她也称自己“成了无耻的人，祸害的根源，可怕的人物”。
按常理而言，这样一个极具道德感的人是不会做出出轨的行为的，但是事实上她却做了。看似矛盾的心理背后其实蕴含的是神的旨意。海伦是在阿佛洛狄忒的蛊惑下选择与帕里斯私奔的，在海伦看来这就是神的旨意。用《荷马史诗》中的话来替海伦辩解，那就是特洛伊国王对海伦说的那句：“在我看来，你没有过错，只应归咎于神”。
这样一来，海伦的出轨彷佛就是神意所为，是命中注定的。因此，在海伦出轨的行为背后还是神意观的幽灵在徘徊。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宣告欧洲正式进入了中世纪。虽然“宗教完全统治着中世纪”的说法目前遭到不少学者的诟病，但是在中世纪时期宗教确实与每一个人的出生直至死亡息息相关。中世纪的宗教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愈演愈烈，修道士们摇唇鼓舌，高喊苦修、禁欲和将终身献给上帝，但正如《十日谈》中的那个小故事一样，从来没见过女孩的孩子本能上会被女孩所吸引，昭示了人性的不可抹杀性。
修道士们虽然构建出了一个虚拟的象牙塔供世人敬仰，但他们之中很大一部分人也深陷人性的泥淖无法自拔。但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和特权，不惜蛊惑欺骗世人，极力弹压人性。
到了薄伽丘的时代，宗教这座大坝终于出现了裂缝，对人性解放的呐喊犹如洪水般倾泻而出，势不可挡。在《十日谈》这本书中，薄伽丘借出轨、情人这种意象奏响了解放人性的乐章。但是出轨和情人的意象在薄伽丘手中很明显是一把双刃剑，当涉及到修道士出现情人和出轨的时候，薄伽丘明显抱以一种讽刺与痛斥的态度。例如在《十日谈》第四天潘比妮娅所讲述的故事中，一个叫亚伯度的神父愚弄一个女人说加百列天使爱上了她，还说夜晚时分加百利天使就会降临到她的房间，但是实际上夜夜来到这个女人房间的却是这个神父自己。最后事情暴露，这个神父被人抓到了广场上出丑，还被关入了牢房。
这是薄伽丘笔下结局最惨的几个神父之一。相反的是，同样是出轨，但是在薄伽丘笔下的另一个故事里面，结局却完全不同。一个羊毛商人的妻子爱上了一个俊俏的后生，为了和这个后生在一起，这位妻子哄骗后生的一个神父朋友替他们牵线搭桥，最终两人如愿以偿而没有遭受惩罚。薄伽丘在故事中还顺便嘲弄了那个神父不解风情。
通过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在薄伽丘的观念中，出轨和拥有情人并不是一件极度可耻的事情，虽然薄伽丘有时会对这种行为加以谴责，但是总体上薄伽丘在整本书中表现出来的还是反道德论。神父的偷情行为受到了薄伽丘的谴责，是因为他们表里不一，明明心里关着欲望的野兽，却还要装模做样，而商人妻子的行为却受到了薄伽丘无言的赞誉，这是因为她敢于释放心中的野兽，而不是去打压它。
在长期遭受宗教教条束缚的中世纪，人性遭到了残酷的摧残，但一旦反抗开始，便有可能呈现出一种较为激烈的方式。出轨和不贞在修道士看来是要下地狱的行为，薄伽丘遂选择了该意象作为解放人性的号角，薄伽丘希冀通过这样一种别具匠心的安排昭示世人：人性即是天条。
薄伽丘企图将这种顺应内心人性的呼喊合法化、自然化，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上的两性观、婚姻观和性爱观都遭受到了冲击，并且出现了一个重构的过程。
西方文学中出轨情节出现的另一个高峰期在19世纪。此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18世纪理性主义的洗礼，但是欧洲并没有变成像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构想的理想王国那样。相反，资产阶级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道德败坏和贫富分化等一些列社会问题让一些人深表失望。
与此同时，理性主义者所认为的只要人们遵从理性的要求，整个社会和历史就会大步迈进的观点也受到了哈曼、康德和施格莱尔等人的批判。理想主义者将外部的世界视为一种“永恒世界”，理想在这个世界中起着支配作用，每一个人都应该接受这种外在他律性的束缚。一切东西都要接受理性的审判，否则就应该放弃存在的权力。
以理性来约束他人总比宗教用教谕来束缚别人要好，但是康德等人认为，绝对的理想约束看似促进了人们的认知成熟，但实际上人们只是变得更加不自由、不成熟了而已。康德还举了个例子，在理性支配下的民众只是一座被调好了的时钟，人们按照既定的路线前进，完全没有自己的情感和自由。
简而言之，康德等人反对理性主义的统一标准和他律性，强调个性、自律、自由和情感。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当时的欧洲大陆出现了一股浪漫主义思潮，这股思潮不仅影响到了历史学，文学也浸润日深，不仅出现了浪漫主义文学，就连现实主义等一干流派也受到了影响。
在19世界的诸多文学作品中，出轨等意象也经常被文学家所使用，与14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不同的是，这些文学家们都为出轨这个意象设置了特定的前提条件，让我们这些企图高举道德主义大旗的后人陷入了踌躇之中。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一部典型的浪漫主义小说，这部小说在欧洲流行之后还出现了名为“包法利夫人障碍症”的行为障碍症，即人们对爱情的理想化驱使着他们对现实表现出了持久的沮丧和失望。福楼拜将书中的爱玛塑造成了一个对爱情与情感充满渴望的形象，她不满自己的医生丈夫，两度偷情，但是第一个情人是无德乡绅，第二个是一个软弱文书。这两段感情都没有带给她想要的幸福，反而将她自己提前送进了坟墓。
司汤达的《红与黑》虽然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但他在小说中依然塑造了德·雷纳尔夫人这个典型的形象。在书中德·雷纳尔夫人从小在修道院长大，显得贤淑端庄，压抑、冷漠的婚姻生活让她觉得“有生以来，连与爱情多少有点相似的感情都从未体验过，也从未见过”。她原本觉得此生已与所谓的爱情无缘，但当英俊的于连出现并且表现出了明显的爱意之后，她又无法控制自己而逐渐沉陷其中。
爱玛和德·雷纳尔夫人虽然以一种出轨的不贞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作者又为她们设定了前提：她们并不是生性放荡，而是因为婚姻不幸，而内心则对爱情充满了渴望。
相比于14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们，19世纪的作家精心为这些出轨行为设置了前提。14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们为了宣称人性解放而广泛使用出轨这个意象，他们似乎并不用考虑他们笔下的出轨是否合理，但是到了19世纪的欧洲，人性明显得到了解放，此时作家们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解放人性，而是更加突出人物处于情感与道德的这种困境之中，而光有这种困境还不够，作家们为了最终让天平偏向于情感，他们还精心设计了“婚姻不幸”这个前提。
当然，19世纪世界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诸多出轨、情人现象并不完全是为了情感解放，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在17、18世纪的欧洲社会，出轨、情人现象十分广泛，尤其是皇室，著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就有好几个公开的情妇，最著名的是蒙特斯潘侯爵夫人，路易十四为她专门在凡尔赛宫中修建了特里亚农宫。
路易十四并不是首开此风气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样做的人。上行下效，再加上西方人本就开放的性格，欧洲社会出轨、情人文化风靡一时。在小说《一生》中，雅娜这个人物所生活的农村地区诺曼底农村两性关系极度紊乱，未婚先孕，出轨情人现象为人所司空见惯。在《静静的顿河》这本书中，格里高利和他的情妇阿克西尼娅私奔，当格里高利上前线之后，阿克西尼娅却又和她做工家的老爷的儿子厮混在了一起。
因此，19世纪文学作品中大量的出轨、情妇现象，既有人们对于理想主义的反叛，对情感的呐喊与解放，也有当时社会风气的折射。
出轨既然是一种人们内心挣扎之后的产物，在经历过14世纪和19世纪的人性解放和情感解放之后，后继的作家们也可能单纯以透析人类心灵的角度去运用这种意象。
茨威格是一位擅长描写人们心灵情感变化与冲突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出轨、情人等情感设定，但是茨威格似乎无意为人性和情感解放呐喊，他只不过借此来透析人们的心灵世界。因此，在茨威格笔下放荡不羁的人物各有结局。
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茨威格将男主角设为了一个拥有众多情人，喜欢采花猎艳的人物形象。但茨威格明显无意在这个形象设定上多做批判，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引出故事的一个前提，这位放荡不羁的男主人公在得知一切真相之后也陷入了深深的悔恨之中。
在《火烧火燎的秘密》一文中，茨威格描写了一个男人企图勾搭一位贵妇的故事，但是在贵妇孩子的干预下，那个男人最终也没有成功。茨威格在故事的结尾也交代了这位贵妇迷途知返，她静静地看着孩子入睡，终于明白什么对她才是更重要的，在一时的冲动欲望与责任、安稳面前，她显然选择了后者。
这样的大团圆结局还出现在茨威格写的另外一个故事中，一位贵妇的出轨行为被丈夫发现之后，丈夫为了让妻子回到他的身边便为妻子布局，让妻子感到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最终夫妻二人坦诚相见，和好如初。
茨威格笔下如此多的出轨、情人意象，一方面很明显是受到了欧洲整体社会风气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茨威格无意用出轨等意象来呐喊宣称什么，如果非要说茨威格的目的，这位心灵写手只不过是想借这种激烈而凶猛的情感方式来描写人类的心理如大海般波涛汹涌，看过茨威格的《一个女人的二十四小时》《马来狂人》等文的读者或许更能理解茨威格的用意。
当我们脱离单纯的道德论看待西方文学中的大量出轨意象，并将这些意象放入具体历史的进程中考察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意象在不同的时期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原因。欧洲社会普遍开放的社会风气是这种意象出现的摇篮，而不同时期的人性解放、情感解放和对人类内心的观察则借助了这种意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放大。值得一提的是，出轨、情人等现象一直被人们所不耻，本文无意从任何一个角度贬斥出轨、情人等社会现象，也无意为其申辩，如何评判这种现象应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和心理问题。
参考资料
薄伽丘：《十日谈》，王永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茨威格：《茨威格精选集》，高中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
荷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
刘贺：《从<约翰克里斯朵夫>中阿娜的形象论西方文学贞妇出轨的原因》，《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4期。
王泓烨：《西方文学中女性形象出轨行为的原因小探——以海伦、德·雷纳尔夫人及包法利夫人为例》，《牡丹》2019年第17期。
杜颖：《<十日谈>人文主义思想探析》，北京外国语大学2021年博士学位论文。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狗仔卡
发表于 2022-1-1 07:1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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