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金三角》系列｜全民故事计划

源济

去缅甸支教的老师，死在了贩毒上

黑叶 全民故事计划 2019-12-09

“

在离这里约六十公里的地方是矿山，那里有数十家公司，还有十几万干活的人，赌场、妓院、酒店遍地都是。

—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422个故事 —

一

 

当我找到刘胜军时，他整个人被烧得面目全非，身体的一部分已经碳化。

在他身下是一只即将燃尽的轮胎，他的两只胳膊弯曲着伸向空中。

 

我判断眼前被烧焦的尸体是刘胜军，是因为我用棍子拨弄尸体时，发现了他左手手指上那枚金戒，戒指内侧刻着他的名字。

 

我找到刘胜军尸体的地方是在一条河边，这条河位于三座山交叉之处。这里都是树木与竹林，异常宁静。

 

我走到这里纯属偶然。星期天，我所在的拉卜小学照例不上课。拉卜小学只有四十名学生，学校周边的山上分别有三个佤族及拉祜族的村寨。这些村寨的人都异常凶悍。

 

那天一早，我处理完个人事务，出了学校沿小路往后山走，拿着手机到处找信号，直到走近河边，就发现了刘胜军的尸体。

 

刘胜军原本是拉卜小学的老师。这所学校只有他一个人任教。半个月前，县里接到学校所在乡的报告，说刘胜军突然失踪了，已有多日不见。

于是县里临时抽调我去拉卜小学。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一是不能中断教学工作，二是尽可能了解刘胜军失踪的原因。

 

刘胜军跟我一样，也是志愿者，他是辽宁人，两年前来到缅北。在赴岗前的培训，我是主讲人之一，因此认识了他。之后在每个学期的总结培训中，我们都能见面，彼此也渐渐熟悉起来。

 

我在看志愿者档案时，得知刘胜军二十八岁，未婚，毕业于一所普通高校，学的是“路桥专业”。这个专业在缅北毫无用处，只能和其他志愿者一样，去乡村学校当老师。

 

最初，刘胜军被分配到一所区中心学校任数学老师，一个学期结束后，他提出要去山里的乡村学校。第二年，刘胜军又提出去更偏僻的学校。

 

他的请求一再被肯定，领导在总结培训大会上着重表扬了刘胜军，号召志愿者们向他学习，表彰他不怕吃苦，无畏艰险，是大家的榜样。

 

直到这个学期开学前，刘胜军又申请去拉卜小学。当时我还为他担心，提醒过他，拉卜小学地处更为偏僻，那里不通车没电没信号，而且还是毒区，吸毒贩毒的情况很严重。

 

刘胜军说他不在乎什么困难，有个住处能吃上饭就行了。他告诉我，他喜欢一个人独处，当初“传教士”能去的地方，他也能去。

 

显然，刘胜军对拉卜小学的情况已有所了解，甚至知道拉卜小学那间木板教室就是当初的教堂。

 

那次与刘胜军最后的交谈中，我大概知道一些情况，刘胜军毕业后在一家监理公司上班，收入不错，因为跟谈了几年恋爱的女友分手，辞职去了青海散心，后来又骑行去西藏乱逛。

 

他说来缅北当志愿者，是因为这里与世界隔离，群山及森林中的半原始社会吸引了他，他渴望躲进这种安宁的自然环境中。

 

我理解刘胜军，并洞悉到他内心深处隐藏的那份不安。

 

二

 

发现疑似刘胜军的遗体后，我爬上山找到有手机信号的地方，给县里打电话做了汇报。对方回复让我暂时留在拉卜，尽量搜集信息。

 

我知道县里对这件事也没办法处理。过去曾发生过志愿者失踪及死亡的事情，结果都是不了了之。

 

说到拉卜小学，这里曾因没有老师停学了两年，而刘胜军的到来，让这里重新开学。我回到学校，绕教室转了一圈，又走进宿舍寻找线索。

 

所谓宿舍，其实就是教室边上的一间木屋，我来之后把刘胜军的私人物品归纳在两个编织袋里，还有一个纸箱放着他的笔和本子。

 

我把物品仔细翻了一遍，想找到他的手机，但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直到当我翻开一个黑塑料皮笔记本，前几页记了些佤语、拉祜语和缅语的日常用语。后几页用铅笔写着几十个日期及一些数字，数字似乎表示重量和金额。

 

我以为这是刘胜军的日常购物账单，但细看又不像，金额都在几百几千，还有上万的。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即使是盖个房子，也不过几千块钱。

 

紧接着，我在一个备课本中发现一张照片：照片的背景是赌场，身穿T恤牛仔裤的刘胜军，手搭在一个姑娘的肩上；姑娘面露笑容，化了浓妆，穿着一件紧身连衣裙，领口很低，露出一片让人多想的地方。

 

在照片的背面，有一个娇艳的红色唇印。这张即时照让我有些诧异，每次见到刘胜军时，他都是不修边幅、衣着凌乱，神情语气都是“过一天算一天”的人。那种语气，像是一个随时找死的人。

 

我反复看着照片，确定它不是在国内照的，国内没有这种公开及规模的赌场。如果是在澳门或香港，拍的也不像。照片很新，拍照时间不超过半年。

 

我重又把两个编织袋翻了一遍，一个装衣服的塑料袋掉了出来，之前我只是用手摸了下，见是衣物就扔到了一边。我把塑料袋里的衣服拿出来，正是照片中刘胜军穿的T恤和牛仔裤。衣服显然是洗过的，还有干净衣物的清新味儿。

 

这至少证明，衣物他是为了去某种场所或见什么人特意准备的。

 

我猜刘胜军在暑假去过赌场。在离这里约六十公里的地方是矿山，那里有数十家公司，还有十几万干活的人，赌场、妓院、酒店遍地都是。

 

可这与刘胜军的死或失踪有什么关系呢，即使他去了赌场，遇到一个女性，拍了张照片，也并不奇怪。任何一个男人都可能随意拍这样一张照片。

 

三

 

这天下课后，我在教室里和学生们闲聊。拉卜小学只有一间破烂教室，四十个学生分三个年级，同时在一间教室上课。这是所谓的复式教学。

 

学生小的六七岁，大的已经十八九岁了。实际上，父母和学生都不知道年龄，他们没有年月日概念，没有出生证明，因而谁也不知道谁是哪年哪月出生的。

 

我根据学生的外貌判断年龄，做名册登记。男生喉节突出、有了胡须，就把他们定在十五岁以上；女生有了副性特征，我就把她们定在十三岁以上。事实上，这些十五六岁的女孩，很多马上就要结婚生孩子。

 

我在另一个山区学校当老师时，一天正上课，一个家长突然闯入教室，拉着一个二年级的女生说要去订亲，把我着实吓了一跳。

 

和学生闲聊中，我慢慢将话题引到刘胜军，一个男生指着一个副性特征突出的女生说：“她是刘老师的女人！”

 

中国到缅北的志愿者中不乏找当地姑娘结婚的，也有千方百计把姑娘带回中国的。但猛然听到一个学生是刘胜军的女人，我还是大吃一惊。

 

被指为“刘胜军的女人”的女生叫艾嘎，皮肤黝黑，眼睛很大，黑白分明的眼晴很单纯，有点像某种还算温和的野兽。只是她身上穿的有些脏并松垮的汗衫里边，夸张地戴着一件乳罩。

 

艾嘎的父亲是村长，我见过，是个戴军帽穿拖鞋的黑瘦男人。

 

我惊讶地看着艾嘎，她是我归类于十三岁以上的女生。艾嘎有些生气地说，刘老师不好，把她扔下跑了。

 

我极度不解，按照艾嘎的说法，刘胜军不仅与她关系密切，而且还将这份关系公开了。我总觉得刘胜军不像是来这里找老婆的人，再者，在这些女生中，比艾嘎长得高又漂亮的大有人在。

 

晚上，我去了艾嘎的家。艾嘎的父亲嘴里叼着根烟，见我来了，放下手里的枪，在衣服上擦了擦手让我坐，又让艾嘎去拿自家酿的玉米酒给我喝。

 

我把两盒香烟恭敬地递给他，他的眼神马上变得温和许多。

 

我们聊了些学校的事情，我问他是否知道刘胜军离校的原因。村长生气地说，他看上了艾嘎，不想要她就跑了，你们中国人很坏。

 

我问他，刘胜军和艾嘎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刘胜军说要娶艾嘎，还是和艾嘎订亲了。他说都没有，“可他碰了艾嘎”。

 

“他妈的刘胜军，装成厌世，跑到山沟里来不干好事。”我心里暗骂。

 

艾嘎这时来偷偷告诉我，她喜欢刘胜军。有一次，她穿了件新汗衫，在学校让刘胜军看。刘胜军说，艾嘎里边穿的乳罩太脏了，并伸手指了一下。这个动作碰到了艾嘎的胸部。艾嘎一阵高兴，跑回家告诉父母，说刘胜军喜欢她。

 

我当即愣住，也明白了，刘胜军只是让她回去换洗衣服，结果没算好距离，碰到了艾嘎的胸部。艾嘎就按寨子里的习俗，认为刘胜军喜欢她，就把这事告诉了父母。

 

这件事解释起来很容易，实在不行把这事报告给县里，县里再让乡长冲村长吼几句，一切就都解决了。

 

刘胜军不会因为这事被人杀害，他完全可以申请调到别的学校。

 

四

 

为了调查真相，我继续留在拉卜小学，一边给学生上课，一边拉拢几个年龄大的学生。希望能从他们身上问出一些线索。

 

一个月后，我与学生们熟识起来，有天我把几个学生叫到我宿舍，把瓜子和糖摆在桌上，让学生们和我聊聊家常。

 

聊天间隙，我问学生，刘胜军平时和他们在不在一起玩，学生们说不玩。我又问，刘胜军平时对女生怎么样，他们回答说，他不理睬女生。

 

我又问了很多问题，诸如刘胜军平时都买什么东西，星期天是不是背着包去很远的地方等等。学生们的回答几乎一致。他们说，刘胜军总是在屋子里睡觉，连泼水节都不出来。

 

直到我拿出刘胜军的T恤和牛仔裤，问学生们见没见过他穿这些衣服，学生们说见过，点灯节和新米节，刘胜军就是穿这身衣服走的。

 

一个学生似乎想起来什么，说：“他（刘胜军）每次都是让我哥哥用摩托车送，每次一百块钱。”

 

接着有人说，有两次刘胜军没有按时上课，过了一天才回来。

 

我问有没有人来找过刘胜军，或者很漂亮的女人来。我拿出照片让学生们看，学生们好奇地看完后，说没有。

 

我的努力没白费，至少知道了刘胜军穿着那身衣服出去过，很可能就是去矿山那边的赌场。也许他的死与照片上的女人有关。

 

当我拐弯抹角地问到，村长是否找过刘胜军，所有学生一致回答找过。村长问他什么时候娶艾嘎当老婆，后来就骂了刘胜军，说要打死他。

 

这时，我又觉得村长与刘胜军的死亡关系最大，刘胜军在他的眼皮底下，他熟知刘胜军的一切，干掉刘胜军很容易。

 

更关键的是，村长有杀人动机，刘胜军甩了他的女儿，这令他很没面子。而且村长常年打猎，脑子里轻而易举地动起了杀机。

 

这个结论令我长叹一口气，如果刘胜军真的是村长杀的，就算警察到了这里，对村长也无可奈何。这里的地方势力，比我想象得凶残。

 

五

 

过了期终考试，我把学校和学生的事安排好后，准备雇寨子里的摩托车把我送到公路上，再搭过路车回县里。

 

在我收拾东西时，一个叫约巴的学生来找我。

约巴出生在矿山那边，他父亲在矿山干活。矿山上的大部分人来自中国，因此约巴从小就会说中国话，而且特别爱说话显摆。后来，约巴的父亲死于一次事故，他母亲便又带着他和弟弟妹妹回到了寨子。

 

约巴问我，以后是不是不回来当老师了。我诚恳地告诉他，不回来了。

 

约巴不再说话，站在宿舍门口看我收拾东西。我看了他一眼，他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又在犹豫。我以为他要说点告别的话，又不好意思说。

 

我把手上的电子表摘下递给约巴，说这是老师送你的纪念品。约巴双手接过表说谢谢，接着把表举在眼前仔细看了看，显得很高兴。

 

把东西都装到包里后，我环顾屋子，留下的生活用品都是给下一个来接任的老师。但我不确定会不会再有志愿者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来。

 

约巴见我真要走了，突然语气坚定地说：“老师，我知道刘老师死了。”

 

我盯着他问：“你怎么知道刘老师死了？”

 

约巴说：“我早就知道了，听我舅舅说的。”

 

“你舅舅是谁？他是干什么的？在哪里？”我一连串地追问。

 

约巴被我吓到了，怔了好一会儿才说：“我舅舅在离这里很远的橡胶林干活。有一次舅舅到我家来，对我妈妈和外婆说，学校的老师被人杀了。”顿了一会儿，他又说，“舅舅说，老师贩毒。”

 

我回过神来：“你不是自己胡乱想出来的吧？”

 

约巴举起右手说：“我向神发誓，不是胡说！”

 

约巴是拉祜族寨子的人，拉祜族都信基督教，说话做事比较规矩。

 

我把包扔到床上，指着凳子让约巴坐下，仔细把听到的事说一遍。

 

约巴郑重地告诉我，那天他在睡觉，但并未睡着，舅舅对妈妈和外婆说的话，他全听到了。

因为舅舅说的是老师贩毒和被杀，他心里很害怕。舅舅说，那天他在河边的树林里打猎，看见两个人拖着一个袋子走到河边，还看到从袋子里爬出来的老师。那两个人一边骂一边打，让老师把买毒品欠的钱拿出来，后来就用石头把老师打死了。

 

这些细节让我确信，约巴不是在胡编。

 

我又问，那两个人把刘老师打死后，干了什么。约巴说，舅舅看到他们用轮胎和木头把老师烧了。轮胎是打野猪用的，原来就在河边。

 

六

 

回到县里，我把拉卜学校的情况向机构负责人作了汇报，在说到刘胜军时，我却一带而过，没有把我所知道的全盘说出来。

 

我之所以隐瞒刘胜军涉毒被杀一事，首先考虑的是约巴一家人。在毒区因吸毒贩毒而杀人的事不少，相关联的人即使不死，也会被砍下手脚。老百姓对吸毒贩毒心知肚明，但都怕惹到麻烦，所以闭口不谈。

 

尽管我没把刘胜军的死亡原因说出来，但这件事一直在我心里闹腾。为了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在微信还建了个十几人的小群，请在国内的朋友们讨论分析刘胜军涉毒的原因，以及他会把毒品卖给谁。

 

群里讨论分析后的结论认为，刘胜军被女友抛弃后，消沉厌世是真实的；到缅北做志愿者，一次次申请调往偏僻地方的学校也是因为逃避。

 

而刘胜军在死前半年的四十五天暑假里，肯定因某个原因走进了赌场。在赌场，他结识了一个姑娘，而那个姑娘很可能是让刘胜军一反常态、涉入贩毒的关键。

 

由此，另一个结论出来：刘胜军在赌场认识的那个姑娘，极有可能是刘胜军贩毒的下家。赌场本就是个五毒之地，赌场或赌场里的人是贩毒的一环，这很容易理解。

 

有人在群里分析，说缅北的赌场为了钱，坑蒙拐骗无所不干，血腥手段世人皆知，根本无法与阿拉斯加和澳门的赌场相提并论。甚至连北朝鲜的赌场都不如。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刘胜军为什么走进了赌场？如果他确实是避世厌世，他对赌场应该是丝毫不感兴趣。

 

群里有人建议了解一下志愿者中有没有刘胜军的老乡或同学，就中国人的社交纽带而言，老乡、同学、战友这些人，往往能影响另一个人。

 

自此，我便在志愿者群里留心，发现说话习惯有东北味或哩语的，便着意交谈并加了好友。

 

新学期开始前，全体人员集中到县里总结培训，我找到了刘胜军的一个沈阳老乡。此人与刘胜军年龄相仿，毕业于土木建筑专业，活跃健谈，天上地下无所不知，据说他还在西藏当过支教志愿者。

 

我和他聊天时，他并不知道刘胜军涉毒并且死亡。他说他与刘胜军已经失联几个月，并肯定地说，刘胜军是和赌场认识的一个公关私奔了。

 

我随口问：“以刘胜军一贯厌世的人生态度，怎么有兴趣进赌场？”

 

“我把他拽去的。”他不以为意地说。

 

暑假前的一个月，他在微信上和刘胜军说想去赌场避暑。缅甸的夏天特别热，几乎要把人的水分榨干，他告诉刘胜军，赌场为拉人制造繁荣假象，规定进赌场的人每天只要赌七十块钱流水，就可以在那免费吃住。

 

这样一算，他们俩去赌，无论输赢，都对他俩有利。赌场只抽百分之五十。三十五块钱，以这点钱在豪华热闹的赌场能免费吃住度过暑假，比一个人窝在山沟里舒服太多了。

 

刘胜军犹豫了很久，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暑假一到，他俩就进了赌场，整个假期，他们都是在赌场度过的。他笑着说。

 

我问：“那刘胜军和赌场里那个女公关是怎么回事？”

 

他说：“简单点儿讲，那女的也是我们沈阳人。我们认识后，她只对刘胜军热乎，特别是知道刘胜军一个人在毒窝子里当老师，那女的对刘胜军又是佩服又是热泪盈眶。”

 

在赌场里认识那个女公关后，刘胜军便常被她拉着聊天吃饭，后来整个晚上都不回房间。

 

他（沈阳同事）问过刘胜军和那女的到底怎样了，刘胜军说他在缅北再干一个学期就回家，那个女人到时会和他一块回去。

 

“谁知道刘胜军是怎么想的，不打招呼，提前走了。”

 

“赌场的规矩是六亲不认，犯了规矩，不死也得脱层皮。估计那女的是偷着走的，和刘胜军回去了。”他说到这里，再没有说下去。

 

我把这事发到群里，过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我点开微信，只有一个人回复，那女的肯定还在赌场。并提议让我去赌场溜一圈就有了答案。

 

我明白群里的人都知道了结果，对这件事已没了兴趣。

刘胜军到死也可能不知道，他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被人给骗了。

 

至于我，到最后离开那个地方，始终也没去矿山那边的赌场。

作者黑叶，自由职业

编辑 | 蒲末释

源济

我在金三角，遇到了4个毒枭

原创 黑叶 全民故事计划 2020-08-26

“

几个月，队伍扩充到近百人，战斗实力有了，而这些人要做什么，成了他们四个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很快，他们决定介入毒品买卖。

—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06个故事 —

一

 

2017年的冬季，快到圣诞节，我从曼相的满盘先是骑马后又搭车，翻山越岭用二十六个小时到了邦康。

 

大巴终于在邦康的城边上停下，车门外立即聚了一群人喊着“过河，过河，60元”。

 

这些人是拉客的，他们会把想去中国又没有合法手续的人偷渡过去。冬季是旱季，河水窄而浅，一分钟不用就过去了。

过了河就是云南孟啊口岸，在孟连县境内，然后乘大巴二十多个小时就到了昆明。

 

邦康是缅甸禅邦第二特区佤邦的首府，这座很有名的城市不大，也就像中国一个普通的县城，它有合法的赌场及情色产业，还有巨大的教堂。这种奇怪的景象在邦康共融，人们各自去他需要的地方。

 

紧挨着国境线这边的邦康，城里的居民大部分来自中国，几乎所有的商业、企业以及赌场和情色产业的经营者都是中国人。

 

这天，我恰好走在邦康最热闹的地方，这里的几条街全是酒店和卖各种东西的店铺，很像温州义乌最初的小商品市场。在熙攘的人流中我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下，抬头就看到前边有一座五层楼高的教堂。

 

教堂的偏门处是一个很宽敞又肃穆的休息室，当我走进去时，看到一位衣着讲究的男人坐在沙发上，他的两边各坐着一位中年妇女。

 

我坐下后把腰上的佩刀挪到身前，呼了口气，心想上帝不会怪我吧。我穿的衣裳很旧又有灰尘，确实不适合在这里久待。休息了十分钟，我把双肩包背上正要走，斜对面的那个男人向我招手说：“请留步”。

 

他说的是中国话，随即用手拍着沙发说：“请先生到这边坐”。

 

男人像是有七十岁的样子，但目光犀利与倦意中又透露着几缕杀气。他语气温和地说：“您别在意我失礼，因为您像我熟悉的一些人”。

 

我在缅北极少遇到如此礼貌的人。

 

“我从中国来，在佤邦做一些短期的工作”。

 

对眼前这个富人样的男人我也没在意。在这个战火平息二十年的地方，说着中国各地口音的人在这里捞金，已经引不起我的好奇心。

 

老头盯着我说：“你胳膊上的刀痕，比我身上的还多。但你看着不是一个喜欢打架的人。”

 

我说我喜欢打架，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我问他住在佤邦？他点头肯定。我表示要告辞，还要去办些事。

 

他急忙伸手拉住我的手腕说：“别走，我们说会儿话，无论你干什么，我都会派人送你去。”他的手劲显然跟他的年龄不相符。

 

就这样，我坐进了他停在教堂外的车。

 

二

 

在车里，老头正式自我介绍。他说自已叫陈永祥。他身边的两个妇人都是他的老婆，而且补充道，“她们只是我几个老婆中的两个”。

 

车在邦康城里绕了一圈，驶入邦康最大的赌场，也是我最厌恶的地方。老头说他在赌场常年订有房间，有时就过来住一阵儿。

 

他带我走进他的客房，请我在高背椅上坐下，两个妇人示意侍应生服务。陈永祥扬了下手，让她们离开，开车的司机则坐在另一头，目光紧盯着侍应生，他应该还充当着保镖。看他胳膊抱在胸前的样子，我想司机戴着快枪套。

 

桌上摆满了酒，陈永祥示意我随便。

 

突然，陈永祥倾身向前看着我说：“我无意冒犯，实在想问你的经历。”他又手指着楼下的大厅说：“你一定和这里其他的人不一样”。

 

我索性告诉他，我出生在内蒙古，成长于文革乱世，中学时被吸引到一群人中，并接受了秘密军事训练，又在监狱中混了很多年。

 

我指着自己的右脚告诉他：“入狱后，脚背上的五根骨头断了四根，成了瘸子。”

 

奇怪的是，我还没有变成一个混蛋，在这十年仍假装正经地帮助穷人；在四川大凉山扶贫支教几年，现在又跑到缅甸来做志愿者。

 

我还告诉他，在最近十年中，我骑着自行车独行几万公里，去观察了解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在翻越秦岭后就无惧死亡、视死如归了。

 

他看着我胳膊上的几十道伤痕，伸手轻轻触碰说：“这条是刀砍的，这条是划伤，这个口子是刺伤，这些是没有及时处理发炎导致的。”

 

我笑了，看着陈永祥说：“不用猜，你身上也有不少伤痕，而且是枪伤。”他把身体向后一靠，说：“我是身心俱伤”。

 

说着，陈永祥示意司机，男人立即走过来，从腋下的快枪套中拔出枪递给他。他看着我，手里的枪在几秒钟后即被拆散，扔到了桌上。

 

我想，老头是要开始讲他自己的故事了。

 

三

 

陈永祥的语气有一丝伤感：“枪是杀人的武器，现在它就是废物”。

 

我说：“你曾经是用枪的人，对吧？”

 

他从桌上拿起拆掉的枪管看了看。“我是在北京出生的，在海军大院长大，穿军装、戴军帽，再加一双将校靴，就是我们那帮人的荣耀。”

 

五十年前的陈永祥刚高中毕业，像那时候北京的所有年轻人一样，处于激昂中，一旦找到某个朦胧的出口，就不顾一切地冲进去。

 

而像他们到越南的还有不少人，其中插队在广西、云南的知青更多。当这群人被北越胡志明的军队接收后，分在了同一个团的各个营里。

 

在他们穿上军装、背上枪支弹药，脑子里满是兴奋。然而他实际上就真枪实弹地打了一仗，还是和南越的军队打的，并未和美军对碰过。

 

原因是陈永祥所在的连在伏击南越的车队时，一梭子弹还没打完，他就中枪了。

当时他吓蒙了，血从肚子涌出，没人注意到他，直到两个小时后，连队要撤时，有人发现他还活着，才用帆布一裹担走了。

 

因为负伤，他被留了下来，在山里一个隐蔽的村庄里进行治疗。

 

陈永祥说：“就打了五分钟，也就打了十几发子弹就完了。”

 

在村庄里治疗时，每天来给陈永祥换药的是一个叫阿贞的年轻女民兵。他就像爱一个姐姐那样，依赖着这个清秀的北越姑娘。伤口痊瘉后，陈永祥也被留在这个隐密的村庄，开始像阿贞她们一样照顾被送到这里的伤员，同时还要负责从中国运送过来的药品收发。

 

由于美军对中国和苏联援越的战争物资封锁得越来越严，中国工兵在北越山区密林中开僻的胡志明小道经常受到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在一个安静的早晨，路过村庄上空的美军飞机向空地扔了几颗炸弹，正在提水准备洗涤伤员衣裳的阿贞，不幸死在了那场轰炸中。

 

陈永祥顿了顿，说：“袭击过去后，我们只找到阿贞散落的肢体，从那刻起，我整个人就像是成了一个疯子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阿贞死去的那一阵，陈永祥说他总是能到处看见爱人的身影，于是他一刻不停地在村庄和村林里跑来跑去地寻找她。医疗队的队长命人把他关进屋子里不许出去，他又将竹制的屋子撞破，继续漫山遍野地寻找阿贞，直到队长把他捆绑起来，并往他的胳膊里注射了镇静剂。

 

两个月后，美军飞机又一次扔炸弹时，陈永祥刹时清醒了：爱人已经死了，他要活着。

 

老头对我讲述这一切时，语气平静，我不忍再细问。于是我岔开话题，问陈永祥：“越战之后，你没回北京？”

 

“北越胜利后准备向南方打，所有的部队都在暂时休整，我所在的卫生队已扩充为一个师的医院，就扎驻在靠缅甸和南越的边界上。”

 

四

 

他说起曾经的朋友，和他一块从北京出来的十几个年轻人，进入北越后迅速进入战斗部队，不久便分散到各处再无音信。在北越部队等待向南方大举进攻时，老天爷竟安排十几个人中的一半陆续到了陈永祥的师医院疗伤。

 

隔了几年意外相见的七个人，竟一时没有认出彼此，还是陈永祥在看新收伤员的名单时，发现名字竟如此熟悉。他没按捺住激动，冲入病房时，照着名单上的名字狂喊起来。

 

眼前缠着绷带的老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冲到一起拥抱着、嘶喊着。

 

也是在这时，陈永祥发现，一旁观看的北越伤兵中，有一双眼睛沉默地看着他们。陈永祥与那双眼睛对视几秒，大叫了一声“张卫东！”

 

张卫东是他们曾经班上的班长。让他们下定决心去北越打美军的，正是他。

 

老头沉默一会儿，说：“他的一条腿没了。”

 

当人们发现张卫东时，所有人都沉默了，这种沉默一直延续到一个月后。

 

张卫东说他听到一些传言，说北京不希望北越的部队进攻南方，但北越的上层已做出进攻的计划。他紧盯着同学们说，“你们该离开这个无休止的战场，赶紧走，随便去哪里都行。”

 

多年在战争中的经历，使他们有了判断复杂事情的能力，也听懂了张卫东的暗示。

 

他们决定走，方向是泰国。

 

当大家准备好一切必须的物资及抬张卫东的担架后，在即将行动的半夜，却听到一声枪响。人们冲进屋一看，张卫东自杀了。

 

剩下的六人，丢下担架，继续启程。

一个月后，他们进入了老挝。

 

然而，六个人却在几天后，遇上了老挝民兵。

 

“我们穿的都是北越军服，语言又不通，当时还处于战争状态，对方把我们包围后不相信我们编的说辞。万一扣留，后果难以想象。”

 

六个人很清楚当时面临的危险，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后突然向对方开火，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烟雾，紧接着一齐向密林中奔去。

 

退到山顶后，有人发现少了刘军。

 

在北越打过仗的人都清楚，开了第一枪就没有了退路。落在最后边的人会留下打阻击以让其他人逃脱。刘军就是留下来的那个人。

 

剩下的五个人，只能向西边走，西边是缅甸，退到那里相对容易。

 

五

 

逃到缅甸后，活着的五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国家中很茫然，经过几个昼夜的观察和讨论，他们决定先向中国边境靠拢，目标是果敢。

 

五个人在北越参战的经历，受到占据着果敢民地武装同盟军的认可，在他们参加了当地的几次伏击战后，分别被任命为连长和排长。

 

陈永祥笑了笑说：“所谓的同盟军实际就是个杂牌队伍，人员复杂，拉帮结派严重。过了一年后，我们就感到果敢也不是久留之地。”

 

而促使他们最终离开果敢，是周海军之死。

 

周海军原是和陈永祥在同一部队大院长大，他有四个姐姐，在家中受宠万分。当初，他们一帮人暗中决定南下越南时，都不同意让周海军入伙，说他细胳膊细腿，长得又细皮嫩肉，最终还是陈永祥说服了班长带上他。

 

周海军到北越后，经过几年丛林作战就变了个人，不仅凶悍而且思考周密。他们加入同盟军后，升为连长的周海军屡打胜仗，成为同盟军的骨干，但也受到其他人的排挤。

在一次战斗中，周海军被人打了黑枪。

 

剩下的人决定走，但有件事让他们犹豫：

果敢紧靠着中国云南，一个晚上的行军就可以回到祖国。回不回去？陈永祥表示他不想回去，为“北越战”死了那么多同学，又为了“逃生”牺牲了最亲密的兄弟，能回去吗？

其他三个人都点头同意。

 

于是，他们拉了两个排的人趁夜离开果敢，经景栋向南，最后到了金三角。

 

当他们一群人在“金三角”安顿下来后，打仗并不是面临的首要问题，吃饭及弹药补给更为迫切。在初期，四个人彼此没有分工，统一意见后，让比他们高一届的王爱国担任队长。

 

接着，他们袭击了几股零散的山匪团伙，不杀人，只要钱和武器。

 

几个月后，队伍扩充到近百人，战斗实力有了，而这些人要做什么，成了他们四个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很快，他们决定介入毒品买卖。

 

我问陈永祥：“你们就这样放弃当初的想法，去为毒品打仗吗？”

 

“如果你总是在死人堆里，眼看着生死与共的兄弟一个个死去，你怎么还能有其他的想法？”这个问题，让我无言以对。

 

介入争夺毒品生意后，经过数次偷袭、抢夺和谈判，他们控制了一片罂粟种植区以及几条贩卖鸦片的渠道；不仅完成对罂粟的收购、加工、销售，还向其它人提供保护并收税。

 

这四个人，在湄公河边上扎驻下来后的二十几年，变成了毒枭。

 

到了1995年，北佤联军彻底控制了南佤，开始全面禁种罂粟。

 

四个人找了张中国版的最新地图，做了若干个标记，最后决定去萨尔温江畔靠近当阳的地方。那里有两条河，如果遇到变故可任选一条河溜走：船比汽车可靠，不容易被伏击。而且那里宁静、气候适宜，山上基本是橡胶林，有橡胶林的地方就会有稳定的土著居民。

 

“实际上，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那里没有被缅军和佤军控制，这极为重要，往往导致一个地方不安宁的因素是政府。”陈永祥对我说。

 

我和陈的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

 

这个晚上，我住进陈永祥给我安排的豪华套房里，老头在临道别时告诉我想要什么随便。我摆摆手说，明天还要赶路，就此和他道别。

 

六

 

没想到，我与他还会有第二次见面。

 

2018年5月中旬，是缅甸的泼水节。

 

节日第一天的清晨，我备好两匹马背上枪外加两枚手雷出了营区，来到二百公里外的萨尔温江畔那尼——陈永祥的庄园就建在那里。

 

头天晚上，我告诉了陈永祥我的行程，他要派车来接我，被我婉拒了。

 

当我半骑半走了八十公里，到了地图上标示的大青树驿站，牵马走进唯一的酒店住宿时，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黑色的越野车。两个彪悍向我走来，他们极有礼貌地问了我的姓名后，告诉我他俩是老板派来接我的。

 

大约三个小时的车程后，我见到了陈永祥。

 

他安排我先休息。等我睡了一觉后，被请到餐厅吃午饭。陈永祥指着三个老者依次介绍说：这三个人就是王爱国、郭小钢和唐广州。

 

我向四位长者致敬，王爱国一摆手：“别，四个毒贩有什么可敬的。”

 

四个人向餐桌走过去时，我注意到王爱国的腰有些僵硬并侧弯，唐广州柱着拐杖走路、一条腿拖着，郭小钢一开始就没说话，眼神有些茫然。陈永祥解释说，郭小钢被炮弹震伤过，这几年常犯糊涂，过一阵又正常了。

 

席间，我冒昧地问：“你们没想过回北京？”

 

沉默了一会儿，王爱国问我：“你为什么离开北京到这里？"

 

我突然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聊，活到这个年纪，黄土埋了半截的人，离故乡已经很远。

 

陈永祥告诉我，他们在山后有十万亩橡胶林，十几个村寨的村民在那儿工作，庄稼、果树和橡胶，足以让这里的人过上平安的日子。

 

唐广州眯着眼眺望远方说：“这都是我们干的。打仗、逃亡、贩毒。结果就是这样。”

 

那顿饭，我不知吃了什么，约莫估计，吃掉了我管理的儿童庇护营五年的饭钱。

 

第二天，我要回儿童庇护营，在我将要跨入接我来的那辆黑色越野车时，陈永祥突然想起什么说：“等等，你还有个地方没有去！”

 

四个人带着我走向一片松树林。

 

眼前的情景，让我有些恍惚，阳光从松林树冠的间隙穿透，给树林染了一层金色，鲜花环绕在松林的内侧，花环的中心是十几座坟墓。

 

在这片墓的中间，刻着很多人的名字，还有一些墓碑没有名字。

 

那些都是他们四个人昔日的同学，没有名字的，是至今下落不明的人。

 

在墓群另一侧，还有四座墓，刻着陈永祥、王爱国、郭小钢、唐广州。王爱国说，我们早晚都要死在这里，只是提前把墓准备好了。

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黑叶，现在金三角

编辑 | 蒲末释

源济

在金三角毒区开餐馆的中国夫妻

原创 黑叶 全民故事计划 2021-02-15

“

对两个吸毒多年的人，这种警戒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他俩已经踏入那个只有枯骨的黑洞，而且正在往下跌，就是喊着要回头也不可能了。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52个故事—

前 言

黑叶是一名在金三角支教的老师。

他的日常工作不止讲课，还要随身带着匕首，有时甚至是枪支，防止疯魔的毒贩靠近学校；平常拿着麻袋去镇上给学生们乞讨粮油米面，出门吃饭前还要检查有没有罂粟籽。

黑叶在金三角遇到许多朝生暮死的人，凶残的毒贩、不要命的赌徒、被拐卖来的少女，渐渐让他成为一个对危险气味异常熟悉的人。

认识黑叶，纯属偶然，他在全民故事计划上刊发过好几个故事，我们想让他将金三角的故事写下来，一是记录，二是警惕更多的人。

这是《哭泣金三角》系列的第3篇。

一

四年前，我正在协助某救助组织，在金三角靠近大其力区域的一个镇子上普查流行病。

遇到那对中国夫妻纯属偶然。那天，我们几个人走进一间门面敞开的小店，小店是用蓝色彩钢铁皮建的，有十几平方米，很简陋。店里有两张简单的木桌，几把塑料凳，桌上摆着几种调料瓶，和四川卖牛肉粉的样子差不多。

其他几个队员要吃米线。自进入金三角后，他们已经被米线中的核心调料罂粟籽迷住了，而我却万分警惕这种罂粟的副产品。

曾经几个当地人告诉我，没成熟的罂粟籽能令人上瘾，成熟的罂粟籽没事。但我还知道，没成熟的罂粟籽放在汤里更香，更回味无穷。

店里的老板娘三十岁出头，白净利索，俏丽漂亮。几个队员中，只有我来自中国，当我告诉她并且强调，我的米线不放罂粟籽。她看了我一眼，说汤里不放罂粟籽就没吃头了。

我有些惊讶：“您是北京人？”

她犹豫了一下：“您听出来啦。”

“我在北京上过学。”我说。

煮米线的男人看我一眼。我问老板娘：“你俩是一家的吧？”

“嗯，我老公。”

就这样，我和这俩口子有了来往，而且越来越熟。每次我去吃饭都带些水果，有时还带点治腹泻及其它消炎药给他们——当地特缺西药。

老板娘叫白茜，祖上是旗人，她老公叫刘建洋。他俩两年前从北京一路辗转到了金三角，在镇上开了这样一家小吃店。镇上挺热闹的，卖各种东西的商店也多，我还碰到几个开杂货店的中国人。

在和白茜俩口子闲聊中，我断断续续得知，他俩小时候同在一个大院长大，从上机关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不是一个班就是在一个学校。

白茜说她和刘建洋早恋，学习一塌糊涂，别说考大学了，中专都考不上。刘建洋说白茜早熟，初中就勾搭他，哪有心思学习。

白茜和刘建洋混完高中后，在双方父母的失望及无奈下，两个人凑了些钱，在动物园服装市场倒腾服装鞋帽。白茜说，什么都卖，名义上是外贸品，实际上都是浙江和福建的高仿货。

到动物园市场迁走前，白茜和刘建洋挣了些钱，买了车，也出国旅游过几次，北京人的玩法都经历了，前海和工体那边的酒吧也蹿遍了。

白茜说：“做生意，东蹿西蹿，就是活着呗。”

北京人说话特逗，性格又开放，见多识广，和白茜俩口子聊天，率性又舒服。

只是聊的时间长了，他俩容易疲倦，一打哈欠就溜出去，过一会儿又回来。再回屋里时，俩人精神饱满，眼睛里又放着精光。

二

 

到了缅甸独立日也就是“点灯节”前，我又回到金三角抽查样品。

在乡下忙了几个月，我走了近百个村庄，所到之处，见到的人都十分忙碌。自金三角在二十多年前宣布禁种罂粟后，在国际帮助下，香蕉、咖啡、大米及玉米成为金三角传统毒区的替代作物。

在我协助某救助组织进入金三角执行项目前，培训专家告诉我，金三角的罂粟种植始于一百年前，在气候温暖的金三角地区，罂粟种植逐渐扩大，到了上世纪中期，罂粟的种植面积达到一百万亩。

在金三角，向北至中国云南边界，向西沿萨尔温江至缅甸掸邦，有近千万人口靠种植罂粟为生。由于罂粟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作物，导致其它农作物品种单一，农业技术十分落后，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

“一百万亩罂粟不仅让那里的人成为瘾君子，也让全世界深受其害。这当然是英帝国对世界的‘贡献’，它导致的灾难远比核武器严重。”

实际上，罂粟种植并没有在金三角绝迹。几年前，据卫星观测，这里至少还有二十万亩罂粟种植地。专家告诫我们，这里有枪支、妓女还有毒品，但唯一不能去碰的是毒品。

他让我们一定要小心，在金三角围绕毒品的犯罪无处不在。

正式开展工作后，有一次，我们住在一个村庄，我和另外几个队员住在一个竹制的屋子。天黑后，我们就入睡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被不断推门的声音惊醒。我用力拍床提醒同伴，从枕头下抓起匕首，跳下床躲在门边向外看。

月光下，一个如风干的香肠样的男人，像游魂般在门外东张西望。我对提着棍子凑过来的同伴说，看样子像村子里吸了毒的村民。

吸了毒的人，精神亢奋地到处乱逛，犹如丧尸。我打开门，用匕首顶在那人的胸口，示意他转身，再用匕首顶着他后背送出五十米远。

还有一个白天，我们在一个有寺庙的村庄作业，突然来了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也惊恐地向寺庙跑。队长问恐慌的村长发生了什么事，村长说寺庙里的大佛爷不见了。后来军队和村民们搜山，在寺庙后边的山崖下找到了大佛爷的尸体。经过询问，几个小和尚说，大佛爷吸毒后，从山崖上跳了下去。

队长很有经验，十分肯定地说，大佛爷吸毒一定有些年了，过量吸毒，导致精神错乱跳了崖。

在缅甸，和尚的地位很高，没人敢杀和尚，何况还是一个大佛爷。

三

忙了一阵，完成阶段性任务，我们又回到镇上驻地休整。

这天，我来到白茜俩口子开的小店，见她正一个人坐在店里看电视。我问她，“刘建洋呢？”白茜看了眼后边的屋子说：“他忙点事。”

我和白茜聊了会儿，她有些心神不定，像有什么心事，眼睛总是不时地向后边的屋子瞟。

过了约有一个小时，刘建洋和两个男子走出屋子。那两个男人警惕地各自看了我一眼，和白茜笑着说了几句，走了。

刘建洋拿了两罐啤酒递给我一罐。我问他最近生意怎么样，他说还那样，就是混日子，吃穿够了，想发财肯定没门儿。

说了会儿话，我见他俩话不多，白茜总是拿眼瞟刘建洋，我以为他俩口子在闹矛盾，便识趣地告辞回去了。

过了几天，我们发补给，东西都是泰国来的，有鱼和牛肉罐头，还有咖啡、糖和饼干什么的。我装了一袋，打算给白茜俩口子送过去。

走到白茜的店，见她一个人在忙。我问刘建洋呢，她说他出去两天，有点儿事。我看她一个人忙不过来，就说我来帮她煮米线。

这天是赶集日，店里吃饭的人络绎不绝。

我说：“光是米线鸡蛋加猪皮也太单一了，上点牛肉面、包子饺子能多挣些钱。你俩都是北京人，弄这些还不是小菜一碟。”

白茜说：“金饺子银包子谁都知道利润大，但我那口子嫌费事。”

我告诉白茜，在大其力那边有家中国人开的饭店，油条、包子饺子还有馅饼稀粥，一色儿的中国特色，生意很好。

白茜说想挣钱就得累，挣的少也清闲。人活一辈子，差不多就行了，有吃有穿没心事也挺好。

她接着笑着说：“像你，每个月拿着二百美元津贴，跟着那些医生跑缅甸来为人民服务，不是也没图钱么。”

“你们北京人就是不一样，思想见解和南方人不同。”我听后笑了笑说。

忙完最后一拨客人，白茜双手扶腰抻了抻，满脸倦容地说让我照看一下，她快步走向后院。

过一会儿，白茜精神焕发地回来了。我看她像换了个人，好奇她进里屋到底干了些什么，但也不好意思多问。

忙了一上午，我还没顾得上厕所，一泡尿憋得膀胱疼。我向她打了个招呼说去卫生间，白茜抬手指了下后院。

后院有个水泥瓦搭的简易厕所，我刚走进去，就看见茅坑里露出半截注射用的针管，很新。

一切，我都懂了。

当天晚上，我回去开完业务小组结会，门哨在院子里喊我。我出门问什么事，门哨说，外边有人找我。

白茜站在大门外，神情很焦急的样子。我以为她碰上闹事的，刘建洋又不在家，她只好来找我帮忙。

白茜拉着我离开大门，焦急不安地说：“刚才警局来人，说建洋被抓了。在这儿我们没太熟的人，只能找你商量。”

我脑子里一闪，觉得刘建洋被抓肯定与毒品有关。

回到店里，白茜把门关好，面色苍白。她在店里走来走去，绕了十几圈，不时抬眼看我，像是有话要说，又不能说。

我想还是让白茜自己说，与毒品相关的事能不介入就不介入。这倒不是我不愿帮白茜，而是我极为厌恶沾毒的人。

终于，白茜停下脚步，然后坐在了我对面。

四

白茜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实情。

她和刘建洋在北京就开始吸毒了。

白茜有个表姐，在动物园市场做生意。她表姐是外经贸大学毕业的，工作一年后辞职，在市场干了十年，动物园和秀水街都有她的店。

她表姐把动物园的店连带着生意都转给白茜，还顺便带她和刘建洋去南方转了一圈，把中国几大服装市场的生意关系介绍给了她。

那时白茜才知道，表姐和她的朋友们都在吸毒，她和刘建洋出于好奇也试了毒品，但都是大麻，就是逗乐一玩儿。

这种自由惬意的生活，随着动物园市场拆迁戛然而止。

没了生意，现金流断了。那时白茜和刘建洋都上了瘾，北京地下市场的海洛因的价格一天比一天涨。等他俩连吸带玩，忘了现实世界，清醒时一查银行的存款，顿时都懵了。

白茜说，吸了几年海洛因，连骨头都渗着那玩意，不吃不喝可以，但离不了毒品。她和刘建洋也试过戒毒，但戒毒比骑车去月球还难。

白茜认识的朋友中，因沾毒破产甚至死了的，大有人在，还有几个熟人，常年不见人，最后就失踪了。

在白茜和刘建洋日益窘迫的情况下，两人由海洛因转向了价格低的冰毒。但冰毒是什么——沾上它就等于给自己挖好了坑，等着埋尸。

那时圈里有人说，如果真离不开毒，就去缅甸金三角。那里是产毒区，东西又便宜，吸一辈子没问题。

白茜和刘建洋没想太多，把车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揣着剩下的钱一路南下，偷渡国境让人带着到了金三角。

说到这，白茜叹了口气：“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吸毒，开店也没发财的意思，挣点钱够买那玩意儿就行。”

我直接问：“刘建洋怎么被抓的？”

白茜说：“本来这样就行了，挣点儿钱，偷着摸着过日子也没大事。但建洋鬼迷心窍，想多弄点钱留着。”

“干上贩毒了？”我心一惊。

“也不算，他是第一次，跟着人去看路，没带货。”白茜又叹气。

“你说怎么办，慌死我了。”她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心想，中国人一辈子都纠缠在人和人的关系中。一遇到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人际关系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尽管我痛恨这一点，并常跟朋友说，社会文明难以进步，法治难以取代人情，人情是最大的阻碍，但我还是答应白茜帮她一次。

回去后，我思忖再三，硬着头皮去找队长。

队长四十多岁，长得很粗犷，黑面皮。他是当地驻军的军人，旅长为保证我们这些国际志愿者的安全，派队长带了几个兵当保镖。

我把事儿跟队长说了，特别说明刘建洋是被人拉下水，还没干上贩毒，请队长无论如何救他一命。

队长瞪着我看了半天，最后答应问一下。他又告诫我，让我远离沾毒的人。他说毒品是个看不见底的黑洞，沾上的人没一个能爬出来。

过了几天，有人找到白茜，说事情调查清楚了，刘建洋确实没贩毒，但他跟的人是毒贩，警方早就知道此事。那人告诉白茜，拿一万块钱，人就放出来。（金三角流通人民币，比缅币值钱。）

刘建洋从警局出来后，白茜非要请我去镇上最好的饭店吃饭。

那天，我去了他俩的小店，看着白茜和刘建洋不知说什么好。但我直率地告诉他俩，这种忙我只能帮一次。我劝他俩关了店门想三天，彻底想清楚，守着毒区的最后结果是什么。

其实我说的绝对是废话。对两个吸毒多年的人，这种警戒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他俩已经踏入那个没有底、只有枯骨的黑洞，而且正在往下跌，就是喊着要回头也不可能了。

我走出小店时，白茜正趴在桌上哭泣，刘建洋手里拿着根烟，低头沉默不语。我迟疑一下，头也不回地走了。

五

告别了白茜和刘建洋，过了一个星期，我随组织沿萨尔温江西行。

沿萨尔温江向西，也是英国人留下的毒区。越往西走，地势随着群山越高，空气也越冷；平坦的土地不见了，山一座挨着一座连绵起伏。抬眼看去，树木无际，峭壁乱石横垣其中。

队长告诉大家，就是在这样半原始的山区，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也种植着罂粟。这里只有两种作物：罂粟和旱稻。

进了山区，有一些竹壁草顶的棚子构成的山寨，依地势的佤族居住在山顶，拉祜族住在半山腰，傣族沿河流而居。

所到山寨，成人皆身穿破旧的衣裳，脚着被土遮住原色的拖鞋，挎着腰刀忙于生计。那些儿童见到我们，在十米外站立着，大而乌黑的眼睛紧张胆怯地看着突然出现的陌生人。

山区中极少有学校，儿童也几乎没有上过学。他们衣衫褴褛，赤脚跟随我们小心翼翼地观察，当我们对他们笑或说话，又被惊得如鹿四散逃去。

到了年底，救助组织的普查告一段落，我们又回到金三角驻地。做完一系列检查总结和资料整理后，我走进镇子去看望白茜俩口子。

进了镇子，来到白茜的店门口，店门却是紧闭着，墙角处长出了青草，门前飘落着树叶及纸片，像是很长时间没开张了。

这家店应该很久没人光顾，店墙的角落成了流浪汉栖息的地方，正躺着一个流浪汉，窝在墙角一动不动。也不知是死是活。

我站在街边一直在想，难道白茜俩口子听了我的劝告，离开这里回国了？但我又觉得这一点不太可能，吸毒的人一旦到了金三角，绝对不可能自觉离开。

想到刘建洋那次被抓，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缅甸政府和金三角占地为王的地方武装，在国际压力下不仅抓捕种毒和贩毒者，也在抓捕吸毒者。

一番犹豫下，我走到相邻的店问老板关于白茜俩口子的情况。老板神色紧张地看着我，挥手摇头表示不知道。

我又问白茜的店关了多长时间，老板又摇头，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

我想，白茜俩口子一定出事了。邻居的表情分明反常，他见我是生人，肯定是害怕受牵连。

六

回到驻地，我左思右想，虽然没有答案，但白茜两口子出了事是肯定的，或其中一个出了事。我想极可能是刘建洋。

随后几天，我总是心神不定的，不管怎样，我和他俩也算认识一场。就算有什么事我帮不上忙，但总该知道他俩的去处。

我决定找队长，让他去了解一下。

这次，队长直接带着我去了镇上的警局。他领着我走进警长办公室。他们很熟，队长直接问镇上那对开米线馆夫妻的事。

警长问我是谁。队长说我是救助组织的人，是那对夫妻的朋友。

警长想了一会儿，说：“是他们啊。”

警长说，他记得那对夫妻，半年前，那个男人因可疑被抓过一次，虽然随后放了他，但警方也把他列入了嫌疑人名单。

过了一阵，警方发现刘建洋买毒并吸毒，再次把他抓捕。这次证据确凿，刘建洋被判了一年劳役。

警长随后的讲述中，透露了我离开的那段时间，白茜俩口子的生活。

服刑后的刘建洋，每天戴着脚镣，一大早就和其他犯人到街上扫大街。当然，什么脏活苦活他都要干。

白茜一个人开店，身体上受累不说，更令她倍感难受的是，每天都能看见刘建洋被警察像牲口一样赶来赶去。特别是每天街上人最多的时候，警察专门背着枪拿着棍子，把刘建洋赶到白茜这来扫街、倒垃圾。

白茜是生意人，知道警察把刘建洋赶到她面前的用意。她只能用钱让警察对刘建洋善待一些。但金三角的警察吃惯了这一口，隔三差五就把刘建洋赶过来，白茜只能再给警察塞钱。

很快，白茜手里的那点积蓄就见底了。

有一次，白茜给警察塞钱后，警察让刘建洋坐在小店墙角下歇一歇，白茜端了碗米线给刘建洋。刘建洋伸出手接过碗，看着白茜说，“别在这里了，赶快回家去。”

白茜哇的一声大哭，她紧紧搂着刘建洋，警察费了好大力气才将死死拥在一起的俩人分开。

说到这里，警长的语气变得冷冷的。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下去。

三个月前的晚上，一个吸毒的人从店门后院撬开门撞进去，把白茜强奸后又抢劫了钱财。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刘建洋又被带到小店前干活，他见店门关着，还以为白茜回国了。那天干活的时候，他还特高兴。

几天后，邻居向警局报案，警察赶去查看现场，白茜半身赤裸着，死在了屋里。白茜没有反抗，但身上有很多伤痕，是吸毒者施暴时常见的疯狂现象。

隔了一段时间，刘建洋见警察不再赶他到白茜那儿干活，心里有了疑惑，他觉得白茜如果回国了，一定会给他留下暗示。

疑惑越来越重，刘建洋央求警察带他去小店，他想看看白茜是不是真走了。警察手拿棍子，残忍地告诉他，“你的老婆已经死了。”

一瞬间，刘建洋两眼发黑，瘫在了地上。

清醒过来的刘建洋，对警察说的话一会儿信一会儿又不信。他了解白茜，她绝对不会自杀。再说只剩下几个月，自己就刑满释放了。

刘建洋说他要见警长，他三番五次地用头撞墙，以此要挟。

警长最后答应见他，他手里拿着一张公文，告诉刘建洋，白茜被强奸抢劫杀害了。凶手也是吸毒者，已经被警方抓到。

刘建洋眼珠凸起，随后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叫，双手剧烈地抓挠着自己的头发和胸口，又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从此刘建洋疯了，不吃不喝，嘴里呢喃念叨着白茜的名字。警方见刘建洋精神错乱，是濒死的人了，决定放了他。

从牢里出来的刘建洋，每天在镇上跑来跑去，疯疯癫癫的，到处寻找白茜。有时他抓住某个人喊白茜，就被人踢打一顿，扔在街上。

我猛然想起那天缩在墙角处的流浪汉。

那应该就是刘建洋。出了警局，我急怱怱往米线店赶，走到小店前，没见到流浪汉。邻店的老板看见我，走出来说，那个流浪汉昨天半夜死了，警察来察看后把人收走了。

我问邻店老板，那个流浪汉是这个米线店的？老板看我一眼说，是他。我呆呆地站在街上，在异国他乡，认识白茜两口子不过一年。如今，他俩都因为沾毒而双双死去。

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黑叶，支教老师

编辑 | 蒲末释

源济

在金三角，我遇到4个吸毒的小孩

Original 黑叶 全民故事计划  2021-05-14

“

我走过去问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哪里，最大的男孩目光冷冷地看着我说：“给钱”。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73个故事—

前 言

黑叶是一名在金三角支教的老师。

他的日常工作不止讲课，还要随身带着匕首，有时甚至是枪支，防止疯魔的毒贩靠近学校；平常拿着麻袋去镇上给学生们乞讨粮油米面，出门吃饭前还要检查有没有罂粟籽。

黑叶在金三角遇到许多朝生暮死的人，凶残的毒贩、不要命的赌徒、被拐卖来的少女，渐渐让他成为一个对危险气味异常熟悉的人。

认识黑叶，纯属偶然，他在全民故事计划上刊发过好几个故事，我们想让他将金三角的故事写下来，一是记录，二是警惕更多的人。

这是《哭泣金三角》系列的第5篇。

一

我所在的医疗队离开金三角后，我留在了儿童庇护营。这里很简陋，木屋和竹排屋加一块半亩地大的水泥操场。看到这块水泥操场，我还是挺惊讶，水泥从很远的地方运进山里，费用高而且很麻烦，当初的决策者与众不同，我暗自佩服。

 

我成了这所儿童庇护营的负责人，每天都要费尽脑筋想着，要怎样解决几十个儿童的吃穿住及上学，还得到处去找药品以应付孩子生病所需。

 

山里没有医生，大人或孩子得了病，巫师就扮演着救治病人肉体及安慰灵魂的角色。至于治病的药，除了鸦片和一些奇怪的草，还有巫师念念叨叨叨的咒语及点燃的火把。然而，几乎每个月，附近山上的几个寨子还是有人因病死亡。

其中妇女及儿童占多数。我还发现，山里年迈者很少，村长说很多人没到五六十岁就死了。

 

两个月后，我对附近山上的几个寨子也算熟悉。缅甸山区中的寨子都不大，十几户人家就是一个寨子；寨子大多在山顶或半山腰，被竹林与树木掩盖。一条羊肠小道就是连接山外的交通。

 

每天清晨，我站在位于半山腰的儿童庇护营向远处看，目光所及皆为浩瀚神秘的云海；云海上端偶有山峰露出，云海中有狗鸣叫，令人不仅感到与世隔绝，还有一种无比强烈的孤独感。

 

我也经常去儿童庇护营东边山脚下的傣族山寨。山脚下有一条在雨季中十余米宽的河，沿河排开一溜木头与竹子混搭的吊脚楼。

 

每当我走进傣族寨子走到一个有香蕉林的山坡，一两个或三四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孩子，总是蹲在一个歪斜的旧竹屋前也看着我。

 

几个孩子中，最大的男孩儿，可能有十二三岁，每次见到他，他的嘴里都叼着根喇叭筒状烟卷，烟又粗又长。在阳光下眯着眼，神情像个老人。

 

有一天，我又从这走过，那个大男孩蹲在一根杯口粗的竹子上，他的旁边蹲着另外三个孩子，其中最小的女孩儿看上去有六七岁。他们竟每人手里拿着根烟，边看着我，边不时塞嘴里吸两口。

 

我挨个儿看着四个孩子，特别是那个最小的女孩，她虽然面黄肌瘦，但两只大眼睛却水灵灵的，在一弯长长的眼睫毛的映衬下极为漂亮。

 

“你叫什么名字？”我走过去纯属没话找话，这么大的孩子肯定听不懂、也不会说中国话。

 

“刘水，”女孩瞪着我。

 

我照例又吃一惊，女孩说的是云南话。

 

四个孩子的眼神与其他普通孩子不一样，有种动物的野气。我问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哪里，最大的男孩目光冷冷地看着我说：“给钱”。

 

二

过了几天，村长背了筐菜送到学校，我跟村长说起在傣族寨子看到的四个孩子。村长告诉我，那四个孩子是他们的父母从中国带过来的。

 

我问孩子的父母呢，村长说死了。我又问什么原因死的。村长指了山上，说他们在山上种谷子好多天没回家，寨子里的人上山去找，也没找到。到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肯定是死了。

 

“他们没有亲戚吗？”村长说，他们是从中国跑到这边来的，没有亲戚。四个孩子的父母死后，寨子里的人给点米。没有办法，山里也很穷。过去这里种罂粟，现在没有了，大家都没有办法。

 

村长用手指指了个方向，说穿过傣族寨子边上的竹林，后边住着一个人，是很早以前从中国来的，他种地打猎，会给几个孩子送吃的。

 

我问村长，为什么没把他们收到儿童庇护营来。

 

村长说收了又跑了，再收了又跑。

“没办法。”他重复着这一句话。

 

到了星期天，学校不上课，我向其他管理员交待注意事项，去寨子里唯一的小铺买了些零食。

之后，我便背着包去了傣族寨子。

 

走到那个歪斜的竹排屋前，没见到四个孩子，我按照村长说的方向沿河边向竹林走。穿过竹林，看到山坡上的香蕉林有两间同样歪斜的竹排屋子，刘水正坐在屋外的小凳上看着我。

她的手里还抓着支喇叭筒烟。

 

我走过去说：“刘水，我来看你们了。”

 

我问她，哥哥们在哪儿。刘水天真地举着烟向后边一指，说和爷爷去收笼子了。我想刘水说的“爷爷”，就是村长指的那个中国人。

 

我抓过一只木凳坐在刘水身边，从包里拿出一把零食给她。她想吃又没吃，连同其他零食一块抱在怀里。我猜她是想等几个哥哥回来再吃。

 

我问刘水为什么不去上学。她说上学就要住在学校里，那样不能回家等爸爸妈妈了。听她这么说，再看她瘦弱的样子，我心里一阵酸楚。

 

这几个孩子还不知道，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

 

在我和刘水东拉西扯说话时，我注意到她的头上开始冒出密密麻麻的汗，眼晴像是困得越来越睁不开，身体也摇晃着向我倒来。

 

我赶快伸手扶住她，问刘水是困了还是病了。她嘴里喃喃地说：头晕。我抓住刘水细细的手腕摸脉跳，脉动弱而快，我认为她是营养不良导致的低血糖，赶忙从包里拿出饼干让刘水吃了。

 

刘水靠在我的身上，像一只小羊那么柔软，身上散发着一股酸臭味，枯草样的乱发中还有白胖的虱子在爬。

 

我的手触到她突出的脊椎，感到一股异常。顺着刘水的脊椎向下摸，我发现她的脊椎侧弯。

 

原来这个小女孩的身体还有残疾。

 

三

刘水躺在竹床上侧脸看着我，眼睛一动不动。

 

那个老人回来了，七十多岁、留一束灰白长发，刘水的三个哥哥在屋外宰杀捕获回来的野兔。

 

老人的腰间挎一柄刀，肩上背着一架竹制弓箭，手里还提着一把土枪。他看到我后神情如常，目光像刀锋一样在阳光下闪了闪。

 

我抱着刘水站起身，对老人恭敬地说：“我是山后那边学校的老师，特意来看看几个孩子。”

 

他点头走进屋。我抱着刘水跟着老人进去，把刘水放在竹床上，“小姑娘身体太弱，头发晕。”

 

“请坐。”他的语气冷漠。

 

同样坐在小凳上的老人从兜里掏出木烟斗，装上烟末点燃，刘水看着从竹床上下来，伸手抢过烟斗，放嘴里叭哒叭哒吸了几口。我看看刘水又看看老人，他说：“抽几口烟就把一些事忘了。”

 

我有点惊讶，以我的经验，老人话中有话。

果然，烟雾中有麻古（冰毒）的香味。

 

老人在小凳的腿上敲空烟斗，又装上烟末点燃。他说：“年龄大的人知道自己的死期，可小孩子不知道，要忍受一辈子。太长了，难啊。”

 

我猜到老人放纵孩子们抽烟的原因，看一眼刘水说：“他们得到学校上学，起码能解决温饱。”

 

“填饱这几张嘴不容易，能收过去当然好。”

 

老人问我是从中国什么地方来的。

我告诉他，我是山东人。

 

他问我：“为什么到缅甸来当志愿者？”

 

我其实并未告诉老人自己是志愿者，但我知道他能想到我是志愿者，因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从北京赴缅、还有赴越的学生都是志愿者。

 

不是志愿者，谁能到缅甸这半原始山区来？

 

我跟他说，也没什么特别原因，以前我在中国的贫困山区扶贫支教，顺着劲儿就到缅甸来了。

 

刘水坐在竹床上看我，她手指墙壁处一个竹台让我看。有一张发黄的照片镶嵌在铝罐上。

照片上的女生，穿着军装。

 

那张照片上的女孩，应该是老人的故人。

此前我走访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赴缅的北京人。那些曾经的北京学生历经生死，有的在本地留下来，已经成为富豪；有的流落于深山之中。

 

我明白过来，很谨慎地说：“您到缅甸也有几十年了吧，经历了生死困苦，我给您敬礼！”随即我站起身，恭恭敬敬地向老人躹了一躬。

 

老人拦住我：“不必，我所经历的与你无关。”

 

他面容冷竣，朝我摆摆手抬脚走出屋外。

 

四

没过几天，刘水和她的两个哥哥就被我收入了儿童庇护营。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刘海，他还是坚决不离开香蕉林前那个歪斜的竹屋。

 

老人对我说就让他留下吧，平日几个孩子也是轮流在这儿值班，等他们的父母有一天回来。

 

我们几个管理员给几十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做饭、上课，还要想办法让他们高兴地玩乐。

 

刘水的两个哥哥刘江、刘河野惯了，经常溜出去，跑回他们那个歪斜的竹屋。有的管理员就会训斥哥俩，我就只好在暗中给哥俩解围。

 

这哥俩也不一般，三天两头的，不是弄回条眼镜蛇，就是弄条蜥蜴或几个刺猬回来。我问他俩用的什么办法，哥俩掏出弹弓，咧着嘴朝我笑。

不管怎么说，无论是蛇和蜥蜴，也都是肉，这对一年吃不到肉的孩子们来说是件好事。

 

村长见到刘水和两个哥哥又回到了儿童庇护营，脸上挺惊讶也露出不快。他说，寨子里还有更穷的孩子。我也很不高兴，儿童庇护营和学校是慈善机构开办的，收什么样的儿童进来都有标准。我听别的管理员说，村长提过几次要把他亲戚的几个孩子弄进来。这一点，我坚决不同意。

 

村长再次得到否定，突然变得很气愤，他说刘水兄妹的父母是毒贩，这种人的孩子长大了也是毒贩，“你自己看看，那么小的孩子就抽烟。”

 

村长说完，我的另一猜想得到了证实。

 

我并不忌讳这个，我只是怕，几个孩子有一天知道真相，该怎么办？他们如何接受这些。

 

到了星期天，我来到竹林后边的竹屋，见老人在屋外修他的土枪。走近了看，才看清那是支土枪是美军用的M15改装的，原来的枪管卸掉了，又接了一支更长的钢管。老人说这支枪他从十八岁用到七十多岁，像他一样老了，有时会卡住。

 

“这支枪会陪我入土长眠。”他摸着枪说。

 

在缅甸的深山中遇到的中国人，几乎都有着谜一般的身世，特别是几十年前从北京赴缅的人，他们都有共同的背景，但经历却又不同。

 

我坦诚地说，村长提到了刘水四兄妹的父母是毒贩，我想多了解一些。老人放下工具长叹一声说，“村长承诺过不提几个孩子父母的事。”

 

我问老人：“孩子们的父母真是毒贩？”

 

“你知道了，也许能保护那几个孩子。”老人说。

 

几个孩子的父母是云南人，曾经做生意挣了很多钱，后来生意垮掉，赔光了钱还负债几百万。

 

老人说，做那种生意是没有退路的。没办法，夫妻两个人就带着孩子跑到金三角这边来了。

 

“这里到处是毒品，干这种生意是无法罢手的。”

 

两年前，那俩人凑了几十斤毒品要回去。

走之前，夫妻俩来拜访老人，求老人一旦他俩没回来，让他帮忙照顾几个孩子一段时间；如果他俩回来了，就把老人当父母供养。“我当时想毙了那俩人。这些人早就变成鬼了。”老人骂道。

 

老人没答应。但那俩人走了后就没再回来。老人见四个孩子每天蹲在门口等他们的父母，心渐渐地软了。一天，四个孩子跪在老人门前，最小的刘水还病得不轻。“我不能看着四条生命死在我这个老人眼前，怎么着也应该是我先死吧？”

 

五

尽管儿童庇护营是慈善机构设立的，但援助的生活物资主要是大米及基本菜金，几十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所需要，全靠我到县城去“化缘”。

 

县城里有商店、饭店，还有几家橡胶公司、矿业和农业公司，这些地方的老板对我很熟悉，见我便开玩笑说：“要饭的天使又飞来了。”他们都尽可能地给儿童庇护营一点帮助，令我很感动。

 

这次来县城，我想尽可能地多要些东西。雨季很快到来，山路泥泞，那时我就出不来了。令我高兴的是，我在香蕉种植公司要到了几袋废弃的包装纸，否则几十个孩子便后只能用树叶擦屁股。

 

在一家商店，我转弯抹角地要到了几斤糖果。

 

我想帮刘水四兄妹把“烟”戒掉。虽然我多少理解老人无视几个孩子抽烟的理由，但我认为孩子们的生命健康，比逃避现实的痛苦更重要。

 

最后我咬咬牙，把津贴中剩下的钱给老人买了个MP4，还买了块太阳能充电板：老人离世界太遥远了，他应该听听当前世界的声音。

 

之后，我又去县里的区片救援办公室耍无赖，要到了一纸箱学生用的作业本及两盒彩色粉笔，便心满意足地搭橡胶公司的货车回山里去了。

 

回到山里，我匆匆吃完饭，拿起MP4和太阳能充电板，便顺河边向老人住的竹屋走去。在香蕉林前，我见刘海正坐在一截木头上抽烟，便从兜里抓出一把糖给他，告诉他以后别抽烟了。

 

刘海把烟丢在地上，说要和我一块去看爷爷。

 

老人不在竹屋，刘海说，爷爷去又去看奶奶了。

 

刘海说的奶奶，肯定是骨灰罐上照片中的姑娘。

 

刘海带着我穿过竹林，一个长满白色和黄色花朵的花圃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放轻脚步走过去，看到老人正坐在一个用台头垒起的墓前沉思。

 

用石头垒的墓很精致，每块石头都被仔细打磨过，砌成一座长方形的石体，顶部呈穹形，墓碑是一块有光泽沉实的红木。这座墓至少需要二十年来修建，想到这里，我的眼泪瞬间涌出眼眶。

老人与墓被围在群山中沉默并宁静，淡淡的花香飘绕周围，老人低垂着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肩头的骨架向上突起，像一只鹰落在这沉默。

 

我坐在花圃的外边凝视着这一幕。

 

六

三个月后，我离开了儿童庇护营。

原因是，刘水离开了。

 

一天晚上，轮到我值夜班，当我在宿舍巡查时，用手电挨个查看已熟睡的孩子们。刘水瘦弱的身体倦缩在毯子下，睡得很安静。

 

看着睡梦中的刘水，我站在她跟前多停留了一会儿，心想等下次医疗队再来时，咨询一下医生，是否有可能把她送到大医院治疗。

 

早晨，管理员招呼孩子们起床。

我在厨房帮着给孩子们做饭。

 

管理员急匆匆跑来告诉我，刘水出事了。

 

我冲进屋子，看到刘水倦缩着身体，仍像我在夜间巡查时那样，侧躺着一动不动。我伸手轻轻拍拍她，又摇了摇她的身体，我的心慌了。

刘水的身体冷冰僵硬。

 

我又试了试她的呼吸，摸了脉搏，查看了瞳孔，双手支着床板，垂下头一阵茫然。

 

刘水死了。老人来接她，最后将她安葬在他的花圃中。我和老人以及刘水的三个哥哥，围坐在刘水覆盖着鲜花的坟前沉默不语，直到深夜。

 

离开时，老人喃喃说了五个字：绝望的世界。

 

十几天后，我去看望老人，他不在竹屋，但屋里收拾得十分整洁。我四下环顾，总觉得有些不对劲：摆放在竹台上的骨灰罐不见了。

 

我来到花圃，刘海坐在凳子上静静地看着我。

 

他的目光不像是一个孩子的目光。

 

一瞬间，我全明白了。我指着石墓轻声问刘海：爷爷在这几天了。他说五天了。刘海示意墓尾有一块活动的石板。就这样，老人也离开了人世。

作者黑叶，支教老师

编辑 | 蒲末释

源济

我的学生，竟然是一个贩毒女孩 | 哭泣金三角

Original 黑叶 全民故事计划  2021-11-17

“

在一个寂静的清晨，又是在云海之中看到艾涛妮，我的好奇心突然冒了出来。我决定跟着艾涛妮，看她究竟去哪儿，去干什么。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603个故事— 

前 言

黑叶是一名在金三角支教的老师。

他的日常工作不止讲课，还要随身带着匕首，有时甚至是枪支，防止疯魔的毒贩靠近学校；平常拿着麻袋去镇上给学生们乞讨粮油米面，出门吃饭前还要检查有没有罂粟籽。

黑叶在金三角遇到许多朝生暮死的人，凶残的毒贩、不要命的赌徒、被拐卖来的少女，渐渐让他成为一个对危险气味异常熟悉的人。

认识黑叶，纯属偶然，他在全民故事计划上刊发过好几个故事，我们想让他将金三角的故事写下来，一是记录，二是警惕更多的人。

这是《哭泣金三角》系列的第8篇。

上一篇：杀死吸毒儿子后，她在寺庙赎罪

一

我第一次见到艾涛妮，那是一个傍晚，经过半天在蒙蒙细雨中的跋涉，我终于走进

了用竹子捆绑成的校门。

 

当我背着包，将手里拄着的木棍扔在草丛中，看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背着竹篓向外走。

 

她有一头浓黑的头发，用绳子随意地盘扎在头上，皮肤黑亮，眼睛大而圆。当我看到她时，她也似乎不经意地看我一眼。那一瞬间我断定，她一定是这片群山中最漂亮的女孩：她不仅有维密秀台上模特的美貌，还掺杂着成熟警觉的波动目光，尽管赤脚穿着拖和破旧的衣裳。

 

我转过身看着她，艾涛妮沿一条小径向山洼走去，不久她的身影即消失在竹林中。

 

我是这所隐藏在群山和森林中新来的校长。这所慈善机构捐建的学校有三个老师及几十个学生，老师是来自中国及缅甸的志愿者，学生有傣族、佤族及景颇族。

 

第二天上课前，我穿过在院子中泥地上玩耍的孩子走进二年级教室，看到艾涛妮一个人正在扫地，她有点弯曲的长发扑盖在瘦削的肩上，依然穿着昨天的破旧衣裳。她看见我走进教室，拿着扫帚弯腰从我面前走出去。我发现她眼睛的余光瞄着我，神情小心而恭敬。

 

第一节课，我按花名册点名，点到艾涛妮时她站起身答道。她的声音像两块银子碰到一起，清亮又软和。我想起了电影巴黎圣母院中的爱思米拉达，艾涛妮就是她小的时候。

 

这节课还有几分钟结束，我提问了几名学生以体现讲课效果，艾涛妮用生硬的汉语准确地回答了问题，她咬着嘴角，洁白的牙齿均匀地露出来，我和艾涛妮对视了两秒钟，感到在哪里见过她。

 

在上午最后一节课将要结束时，我要求所有学生把双手手心平放在课桌上，然后我观察了每一双手，手掌的磨损程度可以看出一个学生承担了多少家务。家务不是扫地擦桌子洗碗，而是背水做饭喂鸡砍柴以及上山种地。

 

艾涛妮的手和其他学生一样，但她的右手掌多了一道横贯手掌的刀痕。我站在她身边，看着她浓密的眼睫毛和精致的鼻梁，又看到她浓密的黑发上有几只虱子。

 

我伸出手摸了艾涛妮的手掌以及那道刀痕，她的手掌像穿久了的皮鞋，手掌上的纹路可以清晰摸到。

 

我又把食指和中指轻轻压在她的手腕处，感到触碰到的脉博强有力节奏稳定地跳动；而其他女生，当我这个男老师的手触碰到她们的手腕时，脉搏全都跳动慌乱。

 

当我转身向讲台走过去，感到艾涛妮的眼睛一定紧紧盯着我的后背，我猜她一定打过枪，是那种军用枪支。

 

我在曾经的罂粟种植区逗留的时间长了，具有独自的经验。

 

二

半个月之后，我对艾涛妮的感觉越来越好，她不仅每天早晨把院子清扫干净，还帮着其他孩子洗衣服洗澡。

 

儿童庇护营的孩子们分为两个部分，大部分孩子家住附近村寨，有父母有兄弟姐妹，还有二十几个孩子是孤儿或是无力抚养的单亲孩子。

 

这二十几个孤儿住在营内，除了像其他孩子一样上课，吃饭穿衣都由营里负责。我看过艾涛妮的登记表，她父母双亡，兄弟姐妹不详，三年前被收入儿童庇护营。

 

星期天住宿的孩子们照例洗衣物，他们洗完衣物后又喧嚷着洗澡。山里的孩子自出生满月后一辈子就是冷水洗澡，不论男女直到死都这样。

 

我站在院子里见几个女孩子先是互相捉头发里的虱子，然后用洗衣粉洗澡洗头发。我转身走进宿舍拿了块唯一的香皂，走过去递给艾涛妮，告诉她不能用洗衣粉洗澡洗头。她惊讶地看看我，又看看手里的香皂若有所思。

 

在缅甸山区，男女可以在一起洗澡，只是彼此都穿着一条简裙，男性或只穿一条短裤，无论男女上身都是赤裸。

 

艾涛妮皮肤黑亮但很瘦，她的胸部似乎刚刚发育。我看过2019年缅甸政府的一份对全国女性及未成年儿童的营养状况调查统计报告，成年女性营养不良佔百分之三十二，未成年儿童营养不良者达百分之三十六。

 

艾涛妮赤裸的肩膀和胳膊上都有交错不一的伤痕，有些很长时间了，有些像是不久前留下的。我很不解，这种划伤是钻密林的人才会有的。

 

这天就寝哨吹过，我和另一个老师检查宿舍，当我们检查到女生宿舍时，在昏暗的太阳能灯下，我看到艾涛妮身体突然摇晃了一下倒在了竹床上。

 

我连忙走过去查看，跟随的老师看着双手捂着脸的艾涛妮，说是营养不良导致的低血糖发作。

 

我吩咐跟随的老师去我宿舍把装白糖的瓶子拿来，那点白糖是我唯一的奢侈品，每当我出门走远路，就灌上一瓶白糖水补充体能。

 

在我帮着艾涛妮的身体向床里挪动时，看到她的两条腿上也有许多划痕及划伤。我有些疑惑，她身上怎么有如此多划伤呢？而且是经过了很长时间。

 

我问给艾涛妮喂完白糖水的老师：“你不觉得这孩子身上的伤痕太多了？”

 

“是多了，这女孩子很活泼也很勤快，她常背着篓子上山，每次都带些野果、竹笋或蘑菇回来。”

 

我挺惊讶：“她活泼？”我所见到的艾涛妮很少说话，目光总是若有所思又有几丝警觉。

 

“她嗓子很亮，有时一个人在树林中又喊又叫，弹弓打得也很准。”

 

我看着说话的老师问：“艾涛妮有亲戚么？”

 

“似乎有，但很少来看她，一个黑瘦的女人，艾涛妮没说她住在哪里。”

 

三

雨季快要过去了，半年来我和山上的树木以及植物都泡在忽大忽小连绵不绝的雨暮中，我感到自己身上都要长出蘑菇了。

 

这几个月中，我多次看到艾涛妮背着竹篓出了营区下山，开始我以为她是去亲戚那里，或是去找竹笋或采磨菇什么的，山里的孩子很会干这些事。而且我还发现，艾涛妮不但在课堂上盯着我看，课余时我常能发现她隐在孩子堆中看我的目光。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查夜发现艾涛妮不在宿舍里，问其他孩子，回答说艾涛妮很多次半夜出去到天亮前回来。

 

一个星期天，天刚朦朦露出一线白光，我走出营区沿小路到不远的对面山坡上拍云海。然后我又沿坡上的小路下山，想钻入云海看能否拍到意想不到的景色。

 

走入云海后，我顿觉像掉进了老式火车头喷出的蒸气中，头上脸上全是粘稠的浓雾。就在我停下用衣服擦脸上的水时，似乎听到有轻微的动静，仔细一听是人走路的声音，而且是拖鞋在湿地上的磨擦声。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怕让走路的人猛地看到我受惊。

 

一会儿走路的声音越来越近，在浓雾中我看到一个像是孩子背着竹篓的身影出现了。接着艾涛妮在浓雾的朦胧中走了过去，我看到她的长发绑扎在头上，手里抓着把砍柴用的刀。

 

在毒区金三角，我经历过许多不为常人所知的事情，在不同境遇中，自己或是人或是野兽，这是环境造就的特殊反应。

 

我站在云海中似一棵树一动不动，听着艾涛妮的脚步逐渐走远仍然未挪动，我知道深山里的人听觉、视觉和味觉特别灵敏，他们能在杂乱的动静中分辨出人或动物的走动声，我曾多次搞过测验。

 

在一个寂静的清晨，又是在云海之中看到艾涛妮，我的好奇心突然冒了出来。我决定跟着艾涛妮，看她究竟去哪儿，去干什么。

 

太阳已跃出山峦，在云海中能见度也清晰多了。我弯腰盯着艾涛妮在湿地上留下的脚印顺着向前走，我肯定这么早除了在夜里有动物出没过，艾涛妮是第一个走这条小路的人。

 

小路在山间忽上忽下延伸，有时在草地上，有时深入竹林，尽管脚印在草地上不见了，但艾涛妮的拖鞋会扫掉草叶上的水珠，她走过的地方仍然清晰可辨。

 

走了很长时间，艾涛妮的足迹把我带到了一个位于半坡上的竹屋前。

 

竹屋的三面都环绕着竹林，在离它能见度距离内，我听到了鸡鸣声，显然这竹屋有人住。

 

挨近竹屋，听到屋内有人说话，但我听不懂。然而我还是听出了艾涛妮的声音，她在和另一个女人说话。

 

正在我犹豫是否咳嗽一声告诉屋里人时，一群鸡突然发现了我并发出叫声。接着屋里走出一个女人，我迎上去装作不在意地说自己是山那边的老师，走错路到了这里。

 

那个黑瘦的女人站在我面前盯着我看，我对她笑笑看见屋门口艾涛妮用竹篓挡住自己，飞快地绕过竹屋隐入了竹林中。

 

我记住了这个头上缠着布的黑瘦女人，还有她嚼槟榔的一口黑牙。这个女人很瘦，瘦到骨头都要呲出来。当时我甚至犯罪般地想，把她送到医学院作教学用的标本应该合适，都不用放大锅里煮了。这是我女儿她妈告诉我的，她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与钟南山是校友。

 

四

那次跟踪艾涛妮虽然没有结果，但我见到了那个艾涛妮的亲戚。我还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疑问：她为什么要躲开我？

 

后来我和见过艾涛妮亲戚的那个老师聊起自己因走错路看到了他说的黑瘦女人时，那个老师关切地问我：“没吓到你吧？”

 

我隐去了在那个早晨于云海中跟踪艾涛妮这件事。一个男性跟踪一个漂亮的女孩很容易被误解。

 

实际上，当天下午艾涛妮就回到了营区。她回来时还如往常那样，扑闪的大眼睛在密织的眼睫毛掩盖下暗藏着机警。

 

艾涛妮把竹篓中的竹笋送到厨房以后出来，我正在水池边上洗衣服。艾涛妮提着空竹篓走过来用眼角的余光看我，她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话，问我，可以帮老师洗衣服吗？

 

营里的孩子帮老师洗衣服刷鞋是常事，但我从不让他们帮着干。艾涛妮蹲下身伸手抓过我因跟踪她而沾满泥的胶鞋，熟练地用刷子刷起来。

 

我看见艾涛妮小腿上又增加了几道伤痕，虽然不严重但清晰可见。我问她，腿上的伤痕是怎么回事，还有身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伤痕。

 

艾涛妮用生硬的汉语说是上山杂草划的，没关系。她说着飞快地瞥我一眼。她反过来问我，鞋上怎么都是红色的泥？

 

我掩饰说，早上出去拍云海走错了路，摔了几跤就成这样了。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艾涛妮不断地以眼角扫视我。

 

我和艾涛妮边说边洗衣服，我问她还有亲戚么，她说亲戚有很多但都住在很远的地方。

 

“老师第一次见到你就有很熟悉的感觉，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我克制不住地说。

 

艾涛妮抬起头看着我，像是又意识到什么低下头说：“我妈妈的妈妈是中国人。”

 

我大吃一惊，停下手看着艾涛妮。这一瞬间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第一次见到她就有熟悉感，是她的眼神，她眼神的深处有只能意会的光芒。

 

“你继续说，你外婆的妈妈是中国人？你怎么知道？你妈妈的亲戚在哪里？”我急切地问。

 

“我妈妈活着时告诉我的。说她的妈妈的妈妈是从老挝到这边的，是和一些人在老挝打仗跑到这里的。”

 

“在老挝打仗？”这个信息令我想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很多中国的年轻人跑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去打那场持续多年的战争。

 

“你还知道什么，全告诉老师。”我顿觉对艾涛妮有了责任。

 

几天来，我不断地和艾涛妮聊天，从各个角度启发她、引导她回忆她所能记住的她妈妈对她说过的话。

 

可艾涛妮再也想不起更多，甚至连她妈妈有没有兄弟姐妹都想不起。有时我把这一原因归于她会说的汉话很少，无法表达想说的话。

 

有时我又怀疑艾涛妮是否在说谎，想以此来拉近她和我的关系，毕竟她是一个孤儿，想得到我对她的关心。

 

五

然而，就在我苦思冥想、搜肠刮肚想弄清艾涛妮的身世之谜时，却发生了一件令我震惊的事。

 

我所在的山区曾是传统的罂粟种植区，在这片挨着泰国和老挝的毒区，尽管二十多年前就禁种罂粟，但仍有大量毒品从这一地区流出，包括合成冰毒。

 

为全面禁毒，军方和警方以及村寨民兵搜查队经常围制毒和贩毒者，但因毒品暴利，挺而走险的贩毒者仍有很多。

 

在金三角禁毒是全民皆兵，我也参加过几次围剿毒贩的行动，但因地貌险峻、植被茂密，每次行动都十分困难。

 

在十月初旱季刚露头的时候，村寨联合搜查队又布置了一次围剿行动。那天傍晚，我走出营区去村公所集合时，看到艾涛妮背着竹篓往山下走。

 

我边走边想，如果能把艾涛妮带到中国去上学和生活，她一定会出类拔萃。我甚至想花钱给艾涛妮办个缅甸户口，她就可以合法去中国。

 

当搜查队在预定地点潜伏下来后，在月光下，我躲在石头后看着满山的树林，心想金三角的禁毒还是要从毒品源头抓起才行。

 

过了很长时间，有信号传过来行动开始，我属于警戒哨留在原地。当枪声响起后，在月光下我隐约看到有人影在动，恍惚中似乎看到一个瘦小的影子像鹿一般窜入竹林，我无法断定那个影子是人还是动物，所以没开枪。

 

天亮后搜索现场，在树林中发现一具男性尸体，他身上挎一个装着毒品的帆布包，腹部中弹趴在草丛中。队长说不止一个人，其他人跑了。

 

在树林中还找到了一个空竹篓，竹篓里只有一瓶水和用芭蕉叶包的一团米饭。队长说背竹篓的人很可能是这边的，他用手指抓着米饭说是软的，出锅不到三个小时。

 

草丛中那只竹篓比常见的竹篓小一些，很干净，似乎经常洗刷。我盯着竹篓看觉得很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连着三天，艾涛妮没上课，我问其他孩子艾涛妮去哪了，回答不知道。我又去问生活管理员，她说艾涛妮的亲戚来过，说她上山摔伤了住在亲戚家方便照顾。

 

“是一个黑瘦女人？”我问。

 

管理员说是，太瘦了，吓人。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把外伤急救包和剩下的白糖带瓶子一块装在包里，又找出一罐备用粮压缩饼干，顺着小路下山那天早晨我跟踪艾涛妮到的那个竹屋。我断定那个黑瘦的女人是艾涛妮的亲戚。

 

竹屋门口多了一条硕大的黄狗，见到我站起身迎上来狂叫，我拔出腰刀冲它挥了一下，凶狠的大黄狗停住盯着我仍扬着头大叫。

 

黑瘦女人从屋里闪出来站在门口看我，她到底是不是女人我难以认定，唯一有女人标志的是长发，即使是在阳光下看上去也近似鬼魅。

 

我告诉她我是来看艾涛妮，她认出了我，迟疑了下还是抬手指着屋子让我进去。

 

艾涛妮躺在一个隔间里，她看到我想爬起来，我对她摆了下手说躺下别动。

 

“你伤到哪儿了？”我关切地问。

 

艾涛妮密织的眼睫毛眨了两下说，腿上。

 

我从背包中拿出急救包说：“把伤口让老师看一看。”我示意了下手里的急救包。

 

艾涛妮看我一眼犹豫着撩起裙子，她的左大腿部缠着一条布带，布带渗出褐色的东西，我猜是山里人用的外伤药。

 

我把布带解开，一些草渣样的东西掉下来。我仔细观察了伤口，是贯通伤，伤口已红肿发炎。

 

“怎么伤的？”我盯着艾涛妮问。

 

“竹子刺的”，她低头说。

 

我开始清洗伤口，再用钟管把青霉素粉末捅入伤口吹喷，然后用纱布将伤口包住扎紧。这个过程中，伤口处会很疼，艾涛妮嘴里紧紧咬着一缕头发，但我没见到她的眼泪。

 

包扎好伤口后，我又给艾涛妮肌注了消炎针。急救包里就有这么多东西，我只能反常规干，我身上的枪伤、刀伤有几十处，都是自己处理的。

 

六

每隔一天，我就去给艾涛妮换药，半个月后她的伤口渐渐地好起来。每次我去竹林处的竹屋，那个黑瘦的女人都站在一边盯着我看。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像动画片中的巨大蝙蝠，那阴影很瘆人。

 

有一次，当我给艾涛妮换药，屋外像风吹动树叶飘进来一个人，我抬头看他一眼，是个矮小干瘦的男人。

 

这个干瘦的男人与那个黑瘦的女人长得很像，都似乎是隐居在森林里不见阳光的人。我问过艾涛妮，这个干瘦的男人与那个黑瘦的女人是什么人，艾涛妮说，她妈妈临死时这些人都在场，然后就把自己带走了。

 

我低头思忖，这些人可能并不是艾涛妮的亲戚。在山里，因为永远也搞不清的原因，看上去的一家人，实际上无任何血缘关系。

 

我深感不但艾涛妮身世是谜，而且她陷于危险中；她身上的伤太多，总是旧伤上又添新伤。

 

一天，我去县里汇报工作，顺便给艾涛妮买了新床单和毯子还有枕头以及新衣服和鞋。我叮嘱生活管理员，艾涛妮回来后不许再离开营区，她的任何亲戚来找艾涛妮都必须向我报告。

 

我挎上腰刀背上枪去了竹林处的竹屋，艾涛妮坐在屋前看着我走近。

 

“回学校去，我来接你。”我拉住艾涛妮的手说。

 

艾涛妮温顺地站起身紧紧拉着我的手。那个黑瘦的女人如魅影般出现在竹屋的门口，我晃了下背上的枪，看她一眼拉着艾涛妮离开。

 

我已下定决心让艾涛妮永远离开这个鬼魅女人。

 

之后为了艾涛妮，我在金三角多待了几个月，我心里总是放不下她，内心深处认为她是一个中国人，我无法把她扔下不管，直到我把她送到另一个县的A级儿童庇护营才离开。

 

我知道艾涛妮创口是子弹贯通伤；我还庆幸那天晚上没对月光下那个瘦小的影子开枪，否则我这一生该怎么过？

作者：黑叶，自由职业

编辑：蒲末释

源济

杀死吸毒儿子后，她在寺庙赎罪

Original 黑叶 全民故事计划  2021-07-30

“

她带着儿子走进毒窟金三角，到了这个到处都是诡异目光的小镇，才松了口气。她知道这里是终点，即使是地狱，也到了最下一层。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588个故事—

前 言

黑叶是一名在金三角支教的老师。

他的日常工作不止讲课，还要随身带着匕首，有时甚至是枪支，防止疯魔的毒贩靠近学校；平常拿着麻袋去镇上给学生们乞讨粮油米面，出门吃饭前还要检查有没有罂粟籽。

黑叶在金三角遇到许多朝生暮死的人，凶残的毒贩、不要命的赌徒、被拐卖来的少女，渐渐让他成为一个对危险气味异常熟悉的人。

认识黑叶，纯属偶然，他在全民故事计划上刊发过好几个故事，我们想让他将金三角的故事写下来，一是记录，二是警惕更多的人。

这是《哭泣金三角》系列的第7篇。

上一篇：怀了中国男人的孩子，是我的罪孽

一

沐佛节这天我休息，一大早出去散步，听到竹林那边的寺庙传来佛乐声，就顺着山下的小路穿过竹林，来到了寺庙。

寺庙的院子里聚集了上千人，女人们穿着鲜艳的衣裳，男人们大多身着军装，像游行那样汇成一条五彩缤纷的人流。在音乐的节奏下，缓缓围绕着寺庙移动。

 

在缅甸靠泰国和老挝这个世界上著名的罂粟种植区，因地理地貌被称作金三角。曾经，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金三角地区种植了超过百万亩的罂粟。被提纯后的海洛因，占全球毒品交易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一个在东南亚属于贫穷落后半原始的地方，让全世界无数人因此而疯魔，也令人类有史以来面临了最复杂残酷的毒品战役。

 

我坐在稍高一点的地方，看着人流移动。多年前在北京的灵光寺、法源寺及广化寺等处，我都观看过各种佛事活动。我习惯观察朝拜者们的神情，也一直不解人们对虚幻的佛为什么如此虔诚。

 

在缓慢移动的人流中，我看到了李素。这个女人大约四十多岁，身体很瘦，像某种长期吃素的人，连目光都像是被一层水覆盖着。

 

几个月前，我所在的救助组织驻金三角项目组到了这个镇子上，我在她的理发店认识了她。

 

这个隐藏在金三角腹地的镇子不大，但自从我们入驻后，我总感到它有一些怪异：镇子的布局像是美国西部片中常见的一条长街，在长街两侧是木质的高低不一的房子。

 

那些房子基本都是店铺，但所有店铺又都似乎被什么遮盖着，没有喧闹，没有色彩，进出店铺的人也都很少说话。

 

我第一次走进镇子的长街，是因为我要理发。走在街上左看右看，感到这个镇子的深处很飘渺，店铺里的人基本都坐在竹椅上，眼睛呆呆地看着一个方向。

 

那天当我走到长街尽头时，看到一座有些倾斜的店铺里的墙上挂着一面长条镜子，认为这可能是一家理发店。在缅甸，所有中国的生活经验都不适用，看到的往往与你想的不一样。

 

我走进店铺，一个女人坐在一堆杂物中间，一动不动，如果不是因为她穿了一件花色衣裳，我会以为自己走入了一个仓库。

 

女人在杂物中动了一下，准确说是她的眼珠动了一下。我凝神地看着她，她反应过来有人进到屋子，问我：“你要理发？”

 

她站了起来，从地上拿起一只竹凳向前走了几步，再把竹凳放在高低不平的地上示意我坐下。我坐下后，她拿着一块像是农用薄膜围在我的脖子上忽又取下，再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件衣裳抖开重新围上。

 

衣裳有一缕淡淡的像是什么东西腐烂后的香味。接着，一双干净的黑布鞋挪到我的眼前，鞋里的脚没穿袜子，脚背苍白凸显着青筋。

 

我说，理光头，她没说话，手里的推子像是迟疑了一下才推动。她的动作很轻柔，像是给婴儿理发的护士。

 

理到一半时，里边的屋子有人在尖声大叫，还传来摔东西的声音。女人停下手，把理发推子往桌子上一扔，向里屋快步走去。

 

过了几分钟，里屋安静下来，女人重又回来，很快给我理完。给我洗完头，她用毛巾轻轻擦拭着我的眼睛和耳朵，看着我露出一丝笑容说：“我儿子生病了，抱歉。”

 

我对她说如果你的孩子病重，我可以请医生来帮忙看一下。她连忙说不用，自己能照顾。

 

此后，我知道了她叫李素，而且她的神情让我联想到寺庙，想到总有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女性无声无息地烧香拜佛。

 

二

我注视着寺庙里的人们分散成一群又一群的人开始跳舞，李素站在人群外边左右看了看，离开人群向寺庙外走去。

 

“您好！”我站起身朝迎面而来的李素打招呼。

 

李素看见我像是有些意外，她问我怎么在这里。我告诉她回来休整，顺便到寺庙来看热闹。

 

她似乎犹豫了一下对我说，要回家去看一看，儿子一个人在家不放心。我说您先忙吧，如果有时间，下午我去理个发。

 

李素对我笑了笑，急匆匆地走了。

 

吃过午饭，我走到镇子的那条街上。这天因是沐佛节，街上的人比往常多，很多年轻的缅甸姑娘穿着绚丽多彩的筒裙进出一家家店铺。店铺多是缅甸人开的，也有留着络腮胡的和穿长袍戴头巾的穆斯林男女开的店。

 

李素理发店的门敞开着，我站在街边抬头看着已有些倾斜的木质房子，心想哪天的一场暴雨就能摧毁它。在缅甸山区，时常有山民的房子在暴雨过后顷刻散架崩塌。

 

走进理发店，我没看见李素，在杂物中间那张李素曾坐过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二十多岁、脸色苍白并瘦得几乎不易被发现的年轻人。看到他的第一眼，我甚至不确定那是一个活人。

 

他坐在椅子上，身体斜倚椅背，手指不断地在手机屏幕上点击，孤立并突出眼眶的眼球紧紧盯着手机。我立即猜到他是李素的儿子。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我抬手做了一个理发的动作，但他没有反应。我站在那儿，扭头四处看了看，杂物占据了屋子的大部分，墙角处有两个蓝色的塑料水桶，还有一个绿色的塑料盆。我认出来，那是上次理发时，李素给我洗头用的塑料盆。

 

四下环顾一会儿后，我心想李素不在，准备离开。年轻人突然发出一声怪叫，两只手高高举起喊道：“又过了一关。”接着他要站起身，就在他刚挺起身体的一瞬，身体一弯地倒向地上。

 

我忙走过扶他起来，站在他的跟前，我才清楚地看到，他瘦得太不像话了，整个身体就如剔除了肉的骨架。我弯下腰伸手抓住他的胳膊，没敢拉他，感觉一用劲，他的胳膊就会脱离身体。

 

我从他的腋下抱住他，像是拎着一颗白菜，把他重新放在椅子上。他紧闭着眼，嘴里发出呼呼的喘气声。

 

我拣起掉在地上的手机塞到他手里，他的手被一层皮包裹住，手背上有很多针眼，像在急救室里待了半年的人。

 

我问他感觉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地方疼痛。他闭着眼睛，嘴里支支吾吾地说：“打针，打针。”

 

猛然间，我脑子中冒出一个疑问，他瘦成这样是否患有艾滋病？在金三角地区，我们在给村民治病及普查过程中，不断发现了艾滋病患者，他们的特征之一即是骨瘦如柴。

 

我仔细打量他一番，觉得他又不像艾滋病患者。一般瘦到这种程度的艾滋病人，身体已出现溃烂，但他并没有。

 

这时从店门口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我扭头见是李素手拿着一个布包神色慌乱地跑过来。她从我身边挤过去边问怎么了，边伸手抓住他的手腕，像中医号脉一样把手指搭在他的手腕处。

 

片刻后，李素缓了口气，抬头看清是我，带着歉意说：“麻烦了。”

 

我问李素：“这是你儿子？”她点头，伸手轻揉他的脸，又看了看我，“要不你先去街上逛逛？等会儿再过来，我先把他扶到屋里去。”

 

“我帮你吧。”我说。

 

“不用，不用。”李素急切地摆手，像是有什么事要回避我。

 

三

又一个星期天，芬兰志愿者奥娜让我陪她去寺庙观览。

 

此前我和她有过一些争论，奥娜说缅甸到处都是金碧辉煌的寺庙，为什么到处都是穷人？

 

奥娜毕业于医学院，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医生。但在缅甸，她接触了太多穷人，为此常常抱怨这里的政府对国民苦难的视而不见。

 

我和奥娜走进寺庙的院子，看到几个成年的僧人站在矮墙处，探出身子与路过的女性嘻嘻哈哈地说话。我让奥娜别惊讶，缅甸属小乘佛教，不像在中国的大乘佛教那样，有严格的戒律。

 

在缅甸，僧人可以文身，可以嘴里叼着雪茄，更多的寺庙是私产，主持寺庙的大和尚并不是每天在寺庙中诵经，而是经常乘飞机或坐豪车奔波到四处做生意。

 

我与奥娜边说边走，转过经堂，是一个像亭子样的供台。供台上摆放着十几个石头雕刻的佛像，每一座佛像前都摆放着水果及矿泉水还有鲜花。在佛像前，排满了双手合十、跪着磕拜的人。

 

我看到李素也跪在那里，她双目微闭，嘴里默念着什么。

 

我示意奥娜注意跪在佛像前的女人，她在镇里的街上开了一家在欧洲不存在的理发店。我说李素有一个儿子，是个病人，她要养活几乎是一个废人的儿子。除此之外，她只能向不同的佛祈祷。

 

奥娜耸了耸肩，“她不会从那个石制的佛像得到实际的帮助。”她笑着看向我，“走吧，我是一个医生，医生就是来救治病人的。

 

我一直钦佩欧洲人的直率与单纯，知道奥娜对任何一个静止不动的佛都不以为意。她会因为一个生病的儿童冒雨走几十里山路，每次我都自告奋勇地陪同她，当她的警卫。

 

李素还在佛像前双手合十默念，我们准备先过去。

 

走进李理发店，李素的儿子正仰面躺在椅子上，像是睡着了，走近一看，才发现他的腰被一根绳子和椅子绑在一起。

 

奥娜赶紧伸手触摸他的颈动脉，又拿起他的左手，抬头严肃地对我说：“长期吸食毒品导致的心衰。”

 

尽管我也曾怀疑李素的儿子像吸毒的人，但出于李素的原因我没有深入想下去，她作为一个勤苦善良的母亲，阻止了我的这一预想。

 

“他这么年轻，怎么会有长期吸毒史？”我还是不愿相信。

 

“如果你观察他的脚部和腿根部，会发现跟手背上一样多的针眼。”

 

对一些没什么钱的吸毒者，静脉注射更便宜，劲儿也更大，但同时对人的摧毁也更可怕。

 

奥娜说，这个孩子如果得不到救治会死亡，应该把他交给政府去戒毒。我想到了李素，对奥娜说，我会告诉他的母亲，让她来决定。

 

奥娜说我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但她无法理解我有时候的迷惘。

 

她说我“迷惘”的原因是一次进山寨。当时我们小组四个人走到山脚的转弯处，几个当地山民把一只活狗的头砍下来，准备摆在几块石头上做仪式。那只狗的断颈处鲜血喷涌，身体被扔在地上，四肢仍在抽动。奥娜怒冲冲地责问杀狗的人为什么这样做，几个山民同样愤怒起来，他们认为奥娜打扰了敬神仪式，神会怪罪他们，冲奥娜挥舞起了砍刀。

 

没等我反应过来，奥娜从我手里抢过自动步枪，上膛举枪对准了杀狗人，我急切地伸手推开奥娜手里的枪，劝告她不要这样做。否则整个寨子里的人会蜂涌而出，我们今天就别想活着走出去。

 

那一次，我遭到了奥娜的鄙视，之后的很长时间，她都在嘲讽我。

 

四

第二天，我走进理发店，直言不讳地把奥娜的结论告诉李素。她很坦然地说：“我知道。”

 

我大吃一惊：“你知道？”

 

“我没有办法，他活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吧。”

 

“你这是在杀人。”我莫名激动起来。

 

李素神情冷峻地盯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可折磨我，惩罚我，杀死我的又是谁呢？”

 

我沉默了。

 

这天，李素把我领到后边的屋子，那是一间阴沉的卧室，有两张竹床，她的儿子躺在床上像博物馆中的标本，依然在玩手机。

 

见李素进来，她的儿子用一种命令的口吻对她说：“到时间了，打针。”

 

李素走到一个陈旧的柜子前，挪开柜子，从后边拉开一个暗屉，再拿出针管和玻璃瓶，将针管插入瓶子里吸了半管液体。

 

这一套动作，她非常熟练，如同她那两次给我理发一般。接着她走到床边，脱下儿子的裤子，在儿子瘦到可以辩别出骨头的腿根处开始注射。没过一会儿，她将儿子的裤子提上，拍拍他的腿说：“好了”。

 

整个过程仿佛发生在一瞬之间，我没来得及回避，李素也没有给我回避的时间和理由。她看着我，神情里有种向别人袒露心中压抑已久的秘密之后，来之不易又稍纵即逝的轻松。

 

到了外间，李素请我坐下，她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双手抱膝，给我讲了一个关于一家三口人的故事。

 

六年前，李素在云南保山一个镇小学当语文教师，她的丈夫是当地一家贸易公司的货车司机。一家三口的生活普通又平静，只是每逢寒暑假，儿子就跟他爸爸随车去缅甸游玩。

 

那一年夏天的傍晚，李素正在做饭，几个警察突然走进她家。警察向她出示了搜查证并通知李素，她的丈夫因贩毒已被拘捕。

 

几个月后，李素的丈夫被法院判处死刑。临刑前，李素与丈夫见了一面，丈夫告诉她：一定要救儿子，阻止他继续吸毒。

 

李素当即昏倒在地，被警方送往医院抢救。

 

回家后，李素把儿子送到戒毒所。半年后，儿子回来了，却冷冷地对李素说，他不可能戒掉。他向李素要两万块钱，说要跟人去缅甸。

 

那几天，李素像是沉没在黑暗的海底：丈夫因贩毒被枪毙，儿子又决心走那条不归路，自己也被学校调到山里的村小。

 

她不想让儿子离开自己消失在某处，丈夫的死已令她恐惧又绝望。她作了一个让她自此奔赴深渊的决定：和儿子一块儿去缅甸。

 

李素带着儿子，偷越国境到缅甸掸邦的南邓。在那里，李素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一年后，她决定继续向南走，杂货店的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儿子吸毒。

 

她带着儿子走进毒窟金三角，到了这个到处都是诡异目光的小镇，才松了口气。她知道这里是终点，即使是地狱，也到了最下一层。

 

在镇子里的尽头，她租了一间歪斜的房子。原因不仅在于租金便宜，更在于这里是一个隐蔽的藏身之地。

 

找到了便宜的毒品，也就意味着隐藏于绝望中的结果更清晰。

 

李素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不该这样。她曾多次决定与儿子一同自杀，但想到从自己腹中孕育出的儿子，到了最后一刻又没了勇气。

 

她说让自己多次放弃与儿子一同自杀的另一个原因是寺庙，它如一种力量劝导自己接受一切，服从因果。

 

在听李素的讲述中，我的头渐渐低下，找不出任何理由来指责她或劝导她。最后李素说：“谢谢你听我讲这些事。”

 

我仓皇地回到驻地，在院子里见奥娜她们正在晾晒衣服，不由地想，李素如果有奥娜这样的文化背景，也许在保山就把问题解决了。

 

五

一年后，我随救助组织到了金三角的大其力。

 

我们的驻地离大其力市相距十公里，驻地曾是当地军队的营区。这里环境谧静，有山有水有密林。

 

但队长却说，每接近大其力一步，离罪恶就近一尺。队长警告大家，这里是金三角毒品流向泰国的途径之一，禁止单独出营区，出营区必须携带武器。

 

星期天休息，奥娜对我说：“迷惘的男人，陪我去走走吧。”我笑了笑，背上枪对她说：“没有我的保护，你早就被熊拖走几次了。”

 

我俩顺着山绕过去，看到一座风格简约的寺庙半掩在树林中。在万佛之国的缅甸，我还从未见过如此寂静的寺庙。

 

穿过树林，一座被爬藤类植物作墙的平顶寺庙呈现在面前。我和奥娜从一道木门走进院子，见到几个女僧尼缓缓走过。

 

奥娜问：“这是亚洲的修道院吗？”我说：“可以这样理解。”

 

在一处平房的门口，一个抱着一只白猫的女尼将猫放在地上说：“去玩吧。”她的声音十分熟悉，弱柔中透露着苍凉。我停下脚步仔细一看，“李素？”

 

女尼抬眼看着我，同样诧异地说：“是你？”

 

离开了寺庙，我在回驻地的路上一直沉默不语。我没想到李素遁入了空门，但又觉得这是她正确的选择。

 

奥娜问我怎么会在缅甸认识一个修女。我提醒她一年前在理发店发现的那个吸毒男孩。那个“修女”就是他的母亲。

 

奥娜又问：“修女把儿子送去戒毒了吗？”

 

我说：“没有，她的儿子死了。”

 

我没有告诉奥娜真相，担心她回过头冲进寺庙喊李素是杀人凶手，我相信她对事物判断简单到仅仅认可“是与非”。

 

在寺庙里，李素神色平静地对我说，她没有决心送儿子去戒毒，而且她清楚地知道，儿子戒不了毒瘾。

 

有一天晚上，李素给儿子注射了超量的海洛因。她看着儿子睁大了双眼，在她眼前失去了气息。

 

在我临离开寺庙前，李素告诉我，剩下的时间即是对自己惩罚。

作者黑叶，自由职业

编辑 | 蒲末释

源济

我在缅北，三枪吓跑了黑社会

Original 黑叶 全民故事计划  2021-12-01 21:21

“

我对她俩说，唯一的要求就是别乱跑，这里是金三角，失踪一个人的事经常发生。特别是叶琳，网络诈骗公司那帮人不会轻易罢手。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606个故事— 

前 言

黑叶是一名在金三角支教的老师。

他的日常工作不止讲课，还要随身带着匕首，有时甚至是枪支，防止疯魔的毒贩靠近学校；平常拿着麻袋去镇上给学生们乞讨粮油米面，出门吃饭前还要检查有没有罂粟籽。

黑叶在金三角遇到许多朝生暮死的人，凶残的毒贩、不要命的赌徒、被拐卖来的少女，渐渐让他成为一个对危险气味异常熟悉的人。

认识黑叶，纯属偶然，他在全民故事计划上刊发过好几个故事，我们想让他将金三角的故事写下来，一是记录，二是警惕更多的人。

这是《哭泣金三角》系列的第9篇。

上一篇：我的学生，竟然是一个贩毒女孩

一

凡阳是个做事大胆、利落、不计后果的人，她的风格曾一度令我惭愧自叹不如。我以为她这种二十多岁娇生惯养、任性的女性没什么社会经验，但她引导叶琳一步步逃出网络诈骗公司的过程，却令我惊讶。

 

我弄不明白，她那些计谋是书里学的还是电影看多了。

 

凡阳和我把叶琳带回山里的学校后，我问她叶琳怎么办。

 

凡阳说，这里风光无限好，就让她玩儿，玩儿累了就睡觉。

 

我看着她想说点什么又没说，心里隐隐约约总觉得有事。

 

快开学时，学校里另一个男老师从泰国打来电话，他告诉我他不回缅甸了，留在泰北美斯乐当中文教师。

 

这个男老师放假后经大其力去往泰国旅游，玩儿了一圈后走到泰国北部一个叫美斯乐的地方，当即便决定不再游逛，留在了鸟语花香的泰北。

 

美斯乐实际上是个村庄，上世纪六十年代从中国溃逃于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在被台湾抛弃后迁到泰国，便在美斯乐的地方居留下来。后来美斯乐成为一个美丽的旅游地，国民党溃军的后代经泰国政府允许，在美斯乐安居经营并办有华文学校。

 

美斯乐也曾一度吸引过我，只是我不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无法丢下缅北山区的穷孩子去找浪漫。

 

我告诉凡阳那个男老师当了叛徒，留在泰北不回来了。凡阳警觉地追着我究竟怎么回事，我只能告诉她，泰国北部的泰缅边境处有个叫美斯乐的村庄，那里居住着成千上万国民党溃军的后代，那个叛徒见异思迁好色成性留在那儿不回来了。

 

我尽量夸大其词，想引起凡阳对叛徒的愤怒。

 

过了一天，吃饭时凡阳说她也要去美斯乐，想亲眼看到留在那里的华人现状，如果有需要就留在美斯乐当老师。凡阳说自己是学中文的，要把中国文化像种子般播洒在那里。

 

我当即大怒，把碗一扔质问她：“这里的学生怎么办，他们祖祖辈辈都不识字，好不容易有了学校可以读书，你扔下他们不管只顾自己跑了，你的良知在哪儿。”

 

凡阳头一扭说：“世界这么大，穷人多的是，我又不是去玩儿，人道主义的重任还在我肩上呢。”

 

我说：“叶琳怎么办，让她重入魔窟还是让她去流浪，你就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我嘟嘟囔囔说社会主义建设都几十年了，怎么还有这么多叛徒汉奷。凡阳哈哈笑了，她拉起叶琳就走，说英雄好汉别忘了洗碗。

 

晚上，凡阳和叶琳走进我的宿舍，凡阳把一张课程表扔在桌子上，我拿起一看，课程表上，凡阳和叶琳承包了一、二、三年级的所有课，我负责教四年级。

 

我疑惑地看着她俩，凡阳说：“历史的重担别让你一个人挑，郑重告诉你，叶琳已入职了，教语文数学音体美不比你差。”

 

我问：“你俩教三个年级行吗？要不把体育课甩给我吧。”

 

凡阳哼了一声，她让我重温中国母系社会历史，说你就是那个伟大的摇篮孕育出来的。

 

凡阳说：“你是学校负责人，不但上课，还要负责学校安全，还要与各方面沟通也挺累的。”

 

我对她俩说，唯一的要求就是别乱跑，这里是金三角，失踪一个人的事经常发生。特别是叶琳，网络诈骗公司那帮人不会轻易罢手。

 

二

新学期开始后，我们三个老师按计划上课。

 

在缅北的学校基本用的是来自中国的人教版教材，上课以汉语教学为主，缅甸政府为刷存在感强制性地给缅北学校派遣了一些缅文教师，但山区或偏僻地区的乡村小学则没有缅文教师。

 

缅北山区的乡村小学，因为贫困落后，当地政府财政无力，学校大多是就地取材用竹子或木板建成。教室四面透风，歪歪扭扭，我一直担心哪一天刮起强风，教室会像天女散花般飞向天空。

 

至于学制也都是两年，学生二年级毕业后即回家种地干活，也就相当于上了两年扫盲班。

 

我所在的学校之所以有三、四年级，是我向政府申请设置的，理由是学生二年级之前的学习，学中文犹如学外语，两年只能让学生们学会简单的汉语对话，就如没上学一样。

 

凡阳和叶琳所教的三个年级，看上去热热闹闹，学生们反应热烈很喜欢她俩，教学效果良好，进度也符合教程。

 

到了周六、周日休息，学生们回家去干活。在缅北山区，人就是自生自灭，所有人都是为了能有饭吃而努力。所以周六、周日不上课对所有家庭都十分重要，学生们每周能干两天活，意味着能为家庭多找回些吃的。

 

到了两天休息日只要不下雨，凡阳和叶琳两人就骑着摩托车去附近乱逛。当初在勐拉帮助叶琳逃跑时，凡阳临时买了辆摩托车，她俩人为了玩得方便，还把我的摩托车也霸占了。

 

我担心她俩的安全，又因叶琳是从网络诈骗公司里逃出来的，极力反对她俩骑车出去，有一次我还把车胎放了气。

 

十天前，村里的民兵在附近的河里捞出一具被砍掉双手的男尸，村长还叫我去帮忙识别。我见男尸双脚趾没像山里人走路而变形，又见尸体皮肤较白，头上还留着寸发，我认为尸体是中国人。

 

两个月前在山下一片竹林里，村里的牛吃草从草丛中啃出一双脚，民兵们去现场一看，人是头朝下倒放在一个坑里被活埋的。这种埋人手法加上尸体穿着有耐克标识的T恤，腰上系的还是鳄鱼牌皮带，我肯定尸体生前是中国人。

 

我把发现尸体的事告诉了凡阳和叶琳，凡阳把眼珠子一瞪说山那边是玉石矿，人为了贪财互相残杀有什么奇怪，恩格斯还说过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人就会挺而走险去杀人。

 

凡阳知道我担心的是什么，她说村子不远就有驻军，村子里还有民兵，网络诈骗公司的人胆子再大，也不敢到这里来抓人。

 

我问凡阳：“你小时候打过架没有？”

 

她说自己又不是生在胡同里的孩子，跟谁打架去：“我家住别墅区里，整天就趴在窗户上看外边的世界。”

 

我又问：“你和男友吵过架？”

 

“男友？我还没昏到把大好青春浪费在那种废柴身上。”她蔑视地看着我。

 

我又问她：“你看过警匪片、犯罪片和美国西部片么？”

 

她说：“你是想告诉我，世界很险恶很黑暗吧，然后让我浑身哆嗦哀求你伸出满是伤疤的双臂保护我，妄想。”

 

叶琳碰了碰我问：“你身上那些疤痕哪来的？”

 

我看着叶琳说：“算了，你比那傻姑经历得多，别跟着她乱跑，她听不明白。”

 

但我还是请县里熟悉的老师，代我在网上买了红外及声震报警器。若干年前我独自骑行走中国露宿时，报警器起了大作用，否则我早被动物啃没了。

 

当我把报警器装在她俩的宿舍外边，凡阳拿出几罐啤酒给我，她说替她爸谢谢我。我说谁认识你那卖游艇的爹，他心真大，愣是让自己闺女跑到缅甸这原始社会来。

 

凡阳让我多骂几句那个男人，她说我妈天生的没觉悟，怎么就选了个色情狂结婚。不管怎么说，尽管凡阳身上有足够的富二代缺点，但她也有尖刻的批判意识。

 

一个星期天，我们三个人骑摩托车去镇里买东西，那天是赶集日，镇里人很多。我们跟着人流往前蹭。我们买了一些菜及各种水果，在一个卖野味的摊子前，凡阳停下来，她指着摊上一只剥了皮的麂子，说要买麂子回去烤着吃。

 

我说买几斤麂子肉就足够了，她说把一只全买了，让学生也吃。我看看她没再说话。上次二年级毕业，凡阳买了五十斤猪肉，我们在河边把肉烤了，和学生又是吃肉又是跳舞游泳，凡阳疯狂的本色暴露无遗。

 

当我把买好的东西往摩托车上梱绑时，叶琳慌乱地跑过来叫我，说凡阳出事了。我推开人流来到凡阳身边，见一个肮脏精瘦的男人左手紧紧抓住凡阳胳膊，右手拎着把砍柴刀，瞪着闪光但木滞的眼睛凑在凡阳脸前左看右看。

 

我一看就知道抓住凡阳不放的男人吸了毒，凡阳惊恐地挺着身体向后躲，我上前一步抓住砍柴刀，抬手用力一扭将刀夺下，把刀递给叶琳让她躲一边去，又抓住男人的右手腕向后一扭脱离了凡阳的胳膊。

 

我站在男人的面前，他面无表情呆呆地看我。我没说话，抓着他胸前的衣服把他推到街边，这时一个十岁左右瘦弱的小女孩惊恐地站在那个男人一边，抓着男人的手害怕地看着我。

 

我指着男人问小女孩，他是你爸爸？小女孩点头。我看小女孩身穿破旧的衣服，手腕上系了一圈很脏的绳子，跟我的学生一样。

 

我问她是来赶集卖东西？小女孩又点头。我看她能听懂我说话，心想小女孩上过学。我问她的摊子在哪里，她手指着几米远的地方。

 

我转身去买了双拖鞋，又买了两瓶水和两袋食品，走到小女孩的摊子前，见那个男人坐在地上自己笑，便把拖鞋、水和食品递给小女孩。

 

在学校里我养成了习惯，看见学生第一眼是看他们脚上的拖鞋。缅北的人一年四季穿拖鞋，有些学生的拖鞋坏了，有的学生只穿一只拖鞋，他们令我心酸，我给学生们买了至少一百双拖鞋。

 

我又把小女孩摊子上的青菜和几根竹笋全买下，把钱递给小女孩，让她不要把钱给爸爸，告诉她赶快领着爸爸回家去。

 

叶琳碰碰我，她拎着一个塑料袋，说她给小女孩买了几件衣服。叶琳把塑料袋递给小女孩，伸手摸摸她的头发，眼睛中像是含着泪。

 

凡阳站在叶琳身后，她看着小女孩，把二百块钱捅给我，让我给她。

 

三

吃过饭，我又去买了几十袋辣条，学生们都酷爱这种来自于中国的五毛食品。我经常在课堂上让学生回答问题，答对了就给一袋辣条奖励。

 

出了镇子在路边有个简易加油站，就是用管子从油桶里抽油再加到摩托车油箱中。我给摩托车加油，凡阳和叶琳站在路边东张西望，她俩都是那种白净漂亮的姑娘，路过的人都禁不住看她俩。

 

加完油往回走，跑了约有七、八公里，从后视镜看到一辆白色越野吉普在我们后头。我挺奇怪，我们两辆摩托车的车速并不快，按理说越野吉普应该超过我们，而且路上的车并不多。

 

又往前跑了几公里，那辆白色越野车仍不快不慢地跟在后边。我试了一下，我们把车提速，后边的车也加速，我们把车慢下来，后边的车也减速。

 

前边是回学校向右转的土路，我告诉凡阳直走去军队驻地。

 

她问我去军队驻地干什么，我说你别管往前开。

 

前边是个税务所的检查站，所有从缅军控制区过来的车辆都要停下交钱才能通过。我示意凡阳去军队驻地等我，见她开着车右转上了土路，我把车停在检查站前。

 

下了车我漫不经意地蹲下装作检查摩托车，见那辆白色越野车在向右转去军队驻地的路后踩了下刹车，像是犹豫了一下又提速向前开，一直开到检查站停下。

 

白色越野车里下来一个穿一身黑的年轻人，他四下张望走到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前拿出证件递过去。

 

我蹲在摩托车后边，仔细观察白色越野车，透过车窗玻璃见车里还有两个人。穿一身黑衣的年轻人验过证件，不紧不慢地走回到车前，他拉开车门向右边看了看。右边离大路不远就是军营。

 

我看着白色越野车通过检查站向前开去，站起身骑上车去了军营。驻军中有八个小兵在我的学校上学，我去与凡阳会面，顺便看望一下几个小兵。

 

四

回到学校后我转了一圈，查看了教室宿舍及厨房，还去男女厕所看了一眼。凡阳说我今天反常，问我女厕所风景如何，说我要变态也不能这么快啊。

 

我说：“凡阳，从今天起不许骑摩托车出去，只能在村子里走走。”

 

她看着我问：“你受了什么刺激？”

 

“把车钥匙给我，听我的话没错。”我说。

 

晚上吃饭，凡阳烤了一大盘麂子肉又拿了三罐啤酒往桌子一放，我做了盘酸辣竹笋，以往凡阳和叶琳都爱吃这道菜。

 

我们三个照例碰了杯喝了一口，我拿起块麂子肉咬了口说，凡阳你烤肉水平绝对第一。凡阳说是肉好，麂子肉嫩最适合烧烤了。

 

凡阳说她那个色魔爹最擅长烤肉，去韩国半年卖游艇学会了烤肉还带回来三个女朋友。

 

我对凡阳说，你爸你妈离婚这么多年了，别老拿你爸当批判对像，再说夫妻之间的事外人搞不明白，一点小细节日长天久后都是道大裂缝。

 

她脖子一梗说他是我爸我还不知道他，就是往香水味里钻的苍蝇。

 

我猛地把一口啤酒越过桌子喷往三米处，叶琳也忍不住笑出了声。我说凡阳你亏的是学中文的，如果再看几本弗洛伊德的书，你绝对是港澳台最好的三级片编剧。

 

我说两口子这种事小孩最好不要去观察，也没能力分辨其中看不懂的感情，这样也许是偏颇的认为一旦成为烙印，对你长大成人选择生活是障碍。

 

凡阳嘲讽地问我：“你半夜在我俩宿舍后边转悠什么，今天去女厕所看什么，是好奇心还是心理需要？”

 

叶琳也看我。我说：“凡阳你别想歪了，早晚你俩都能知道为什么。”

 

凡阳说：“跟我色魔老爸一样，回答不出就往后拖。”

 

我说自己的处境很麻烦，哪天你俩晒的衣物让风吹走一件，或让鸟叼走一件，我肯定是嫌疑人。

 

正斗着嘴，我隐约看到在一百米外平日洗澡洗衣服的地方，像有穿黑色衣服的人影在树林边上走过。我站起身对凡阳和叶琳说，你俩盯住树林左边，不要动，只要盯着就行。

 

我从厕所后边的树丛中往前快步走，到洗澡洗衣服的地方，站在树丛后见是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和两个小孩在用塑料桶接水。

 

回到饭桌，凡阳看着我说今天你真古怪，是不是让什么事吓着了神经过敏。

 

我说，没事继续吃饭。

 

睡觉前，我检查了装在几处的报警器，告诉凡阳和叶琳，晚上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开灯也不要开门，如果实在觉得不对劲，先用手机打电话问我。

 

凡阳说，半夜上厕所怎么办？我说你俩一块去，但必须先电话告诉我。

 

凡阳笑了，说你还要跟着我俩？

 

回到宿舍，我又把白天那辆跟着我们的白色越野车想了一遍，我想找出疑点，再分析疑点是否合理。

 

五

第二天上课，我结合课文有意用白色越野车举例。在黑板上我大致画了个越野车的外形，问学生们见过这种形状的白色越野车没有，有的学生说见过，多数学生回答没见过。

 

我又问见过这种白色越野车的学生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学生说是在县城见过。我告诉学生，这种白色越野车是一个叫日本的国家生产的，外观很漂亮，行驶中噪音不大，方向盘在驾驶室右侧。

 

缅北几乎所有行驶中的各类车，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从泰国转手过来的二手日本车，剩下不多的是中国车。

 

我强调性地告诉学生，如果谁在村子附近发现了这种白色越野车，一定要告诉老师，这是作业。

 

下午上了两节课，第三节课我让学生带着锄头跟我来到村边。这里是一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向林里，另一条路去学校。

 

我告诉学生把岔路口的草全部清除掉，然后再把通向学校的路五十米路面上的草用锄头清除干净。

 

学生们都是干活的好手也非常卖力，没用一个小时，路上的草即清除干净。我看着干净的土面，心想只要有车辆从这段路走过，路上即会留下车辙印迹。

 

我又把女生分组，让女生两个人一组，每天轮流把已经除去草的路面用扫帚清扫一遍。山里的女孩极为质朴听话，让人信任。我告诉她们，如果发现路面上有车辙印，必须及时告诉我。

 

凡阳看我领着学生们去干活，她说我是在折磨学生，讽刺我如此无聊地想在缅北山区创建卫生城。

 

我没搭她的话，知道她就是闲得没事找刺激，像个小孩故意捣点乱想引起大人注意。

 

我问她什么时候把那只麂子烤了给学生吃，再不烤肉都臭了。凡阳恍然想起还有只麂子，两眼瞪着天说忘了抹咸盐。

 

平平静静过了一个月，又到了星期日，早晨起来后洗了脸，我把宿舍前面的地扫了一遍，叶琳把早饭做好端上桌。

 

我们三个老师是合伙吃饭，这样省力省柴，实行的是三A制，伙食费三个人均摊，但实际上凡阳出的最多，而且毫不计较。她常从村民那买鸡买鸡蛋，凡能买到的吃的她都买，如果有电有冰柜她也会买头牛回来。

 

我在学校教室后边开了块三分地大菜园，种了茄子、辣椒、西红柿和芹菜等七八种，还种了几十株玉米和一些土豆地瓜，然后使劲浇肥，蔬菜长得十分旺盛，引得村民经常站在菜地边上看。

 

我非常想把种菜的事教给村民，他们没什么农业种植技术，过去除了种罂粟就是再种些旱稻，种菜就是闹着玩。也许是因为劳动工具只有锄头，土地也不能深挖，种的萝卜三分之一在土里，三分之二露在处边。

 

有时我要送些菜给村民，但他们笑着婉转拒绝，他们说老师种的菜用了人肥，菜很臭不能吃，连村长也这么说。

 

我和村长说过几次，无论种什么都要施肥，施了肥作物才能长得好，产量才能上去。我举例，如果一个婴儿从小就喝牛奶吃肉，身体长得就壮实，也不容易得病。

 

说到这点，山里每家都生七八个孩子，就是为了防止一旦有孩子生病死亡，还有几个孩子不影响劳动力。有一年我的学生因病有五人死亡，原因就是营养不良加上生活不卫生导致生病。不论我们这些当老师多么难过，但村里人却不以为意，在山脚下随便挖个坑就把死去的孩子埋了。

 

凡阳在学校当老师后，问过我，她说在女生厕所里怎么看不到卫生纸，便坑里除了树叶什么也没有。

 

我告诉她山里人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买卫生纸。再说自禁种罂粟后，又没有替代作物，虽然香蕉芒果菠萝蜜多的是，但没市场卖不出去。

 

我告诉凡阳，我在另一个有电的学校时，一块钱一度电，一年下来全村平均每家用电九块钱。几年前我在一个慈善机构医疗队当志愿者，山里人除了普遍因营养不良致病，就是妇女病多。凡阳也曾疑问，生理期村里的妇女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当老师的给学生买的最多的东西主要就两种：一是拖鞋，二是白糖。学生要上山干活，没有鞋穿常伤了脚，因营养不良学生普遍有低血糖，上课常有学生晕倒。所以学校上体育课很少。

 

凡阳买卫生纸和白糖最多，她把卫生纸放在教室里让学生随便用。她买的白糖也最多，哪个学生身体不适或头晕，她就让学生用手抓白糖吃。

 

凡阳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她爸是卖游艇的有钱，而是她心地善良加上知识分子对人的认识使然。

 

六

星期天吃早饭时，叶琳做的饭，西红柿面条。

 

凡阳看着我说你真幸福，有两个知识分子女仆待候。

 

我笑着说有你俩我确实不用和锅碗瓢盆打交道了。

 

我告诉凡阳今天我要和村里的民兵去山里，你俩留在学校，当我回来时希望桌子上已摆好了四菜一汤，其中有盘辣子鸡。

 

凡阳说有五块砖头等着你。我知道凡阳肯定会去村里买只鸡。

 

我也是村里民兵搜查队的一员，也多次跟着搜查队去巡查，还参加过几次围堵运毒者的行动，但我基本是朝天开枪。因为我知道运毒者都是穷到底的人，开枪打死一个，那他整个家庭就完了。

 

再说我始终认为扫毒关键在种毒和制毒环节，不把源泉打掉，毒品就不会绝迹。

 

随着民兵搜查队在山里绕了一圈后，有民兵开枪打了几只野鸡，还有个民兵打死只山猫。我对开枪打野兽没兴趣，但对山里人为生存打野兽并不反感。

 

下午在村公所上交了枪支弹药，回到学校第一眼发现停放在宿舍外凡阳的摩托车不见了，我心里一紧，走到凡阳和叶琳的宿舍用脚踢门，宿舍门锁上了。

 

我想她俩肯定是在我走后离开的学校，以凡阳的性格又是骑摩托车带着叶琳跑出去了，几十里外有两个镇子，我分析凡阳能去哪个镇。

 

自那天发现白色越野车后，我就有点紧张，认为那辆车里的人异常，如果与我们三个有关，那就是车里的人认出了叶琳，而那辆白色越野车无疑与叶琳所在的网络诈骗公司有关。

 

发现那辆车有些奇怪后，我之所以没告诉凡阳和叶琳，是因为我只觉得那辆车反常，但并没有根据那辆车里的人与叶琳有关。如果告诉她俩会让叶琳恐慌。

 

但凡阳带着叶琳又跑出去了，不得不令我担心，万一她俩碰上什么事，在缅北这个地方加上她俩的能力，恐很难应付，后果难以设想。

 

在学校转了几圈，我的心七上八下忐忑不定，想了一阵决定走出去，也许能找到她俩。

 

我回到宿舍拉开抽屉拿出手枪，查看了弹匣，又抓了把子弹放兜里，再把腰刀带上，关上宿舍门骑上摩托车沿着土路向外走。

 

跑了十几里快到公路时，凡阳骑车带着叶琳迎面过来，我挥了挥手让凡阳继续走，我骑车上了公路停在路边张望。公路上没有来往车辆，有几头牛散漫地低头走着。

 

等了几分钟没发现什么，我掉过车头往回走。

 

回到学校，见宿舍门前地上有只被捆着的鸡，凡阳和叶琳每人端着盆洗好的水果。我没搭理她俩，把摩托车停在宿舍门口走进宿舍。

 

凡阳端了盆洗好的梨送过来，她说在镇上看到卖美军的遮阳帽就买了三顶，最大的那顶正好盖在你的古代脑袋上。

 

我没好气地说，不是不让你俩出去么，你俩怎么就是不听。

 

凡阳把盆子往桌上一放说，你无权干涉我星期日的自由。

 

我坐在宿舍里，看凡阳和叶琳嘻嘻哈哈把美军遮阳帽扣在头上，心里说头发长见识短、美人智愚。

 

七

星期五上课，一个男生告诉我，他看到一辆白色的车，和老师在黑板上画的一样。

 

我一惊问他在哪里看到的，车在干什么，车里有什么人。

 

学生说昨天他们去山上摘菠萝蜜，在腊色村那里停着辆老师说的车子，车子外有两个人在抽烟说话。

 

我问他怎么能记得这么仔细。学生说，老师说这是作业，所以就记住了。

 

山里的孩子可能心无杂念，个个都听力好、看得远、记得牢。我问他还有谁看见了，他指着另两个男生，说他们一块去搞菠萝蜜。

 

三个男生都看到了一辆白色越野车，而且他们肯定地说看到的两个人是和老师一样的中国人。

 

我又问为什么说那两个人是中国人，学生们说因为那两个人长得白，穿的衣服好，抽的是白色棉花头的香烟。

 

山里人把香烟过滤嘴称为棉花头。在缅北有白色过滤嘴的香烟差不多都挺贵，我抽过带白色过滤嘴的七匹狼香烟，二十五块钱一盒，够山里人过三个月了。

 

腊色村离学校有七、八里远，一辆白色越野车出现在那儿，虽然这种车在缅北常见，但足以令我担心了。

 

如果这辆车确实是发现了叶琳并试探着跟过来，至少方向上是对的，而且距学校已不远，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的心紧张起来，分析网络诈骗公司这么寻找叶琳的原因是偶然发现了叶琳，还是刻意在找叶琳。

 

勤拉离学校有二百多公里，一般情况下网络诈骗公司不会跑这么远找一个人，而且叶琳在网络诈骗公司里也不是重要的人。我觉得很可能是我们三个或凡阳和叶琳去镇里时与网络诈骗公司的人偶遇，他们发现了叶琳，只是我们没在意。

 

我努力回想那天我们三个人去镇里赶集，出来后在给摩托车加油，凡阳和叶琳站在路边，我隐约觉得有辆白色的越野车也在等着加油，但我不能确定，也可能这是强迫思考的幻觉。

 

我问凡阳和叶琳，那天我们三个人去赶集在给摩托车加油时，她俩是否在加油站见到一辆白色越野车。

 

凡阳和叶琳说没看到什么白色越野车。但我看到叶琳的神色露出惊诧。

 

晚上吃饭时，叶琳问我为什么这么关心一辆白色越野车，我想再瞒着她俩也没必要了，毕竟她俩是成人，又涉及到人命关天的事，告诉她俩也好有提防。

 

我把那天去赶集在回来的路上，发现一辆白色越野车跟在我们后边，又把为什么我让凡阳带着叶琳去军营，以及让学生去把路上的草锄掉和学生看到腊色村白色越野车的事告诉了她俩。

 

我说那辆跟过我们的车和在腊色村那辆车如果是同一辆车，很可能是因为发现了叶琳寻找过来的。

 

叶琳顿时惊恐，她说在网络诈骗公司时，公司确实有一辆白色越野车，平时是负责安保那个副总开的。叶琳问我，车牌上尾号是不是W6278？

 

我一拍桌子说最关键的问题对上了，我特别注意过那辆车的牌号，绝对是W2678。

 

叶琳惊恐地说，那个副总心狠手辣，活埋过两个逃跑被抓回来的人，他肯定不会放过我。

 

我说叶琳你别害怕，学校这里虽然偏僻，但他们想到这里干点什么也逃不出去。我对凡阳说，从现在起要特别警惕，无论见到学校附近出现陌生人，还是感到有异常，一定要立即告诉我。

 

凡阳瞪大了眼睛盯着我，她问那些人会来抓人，杀人还是下毒？

 

我说你想哪去了，我们三个人又不是后吃饭的，谁干谁还不定呢。

 

凡阳说晚上不去厕所了，就尿桶里吧。

 

八

又到了星期日，吃过午饭我告诉凡阳和叶琳，我去趟军营取些东西，时间不长很快就回来。

 

我把手枪交给凡阳，说真要有事你把枪对着人只管开枪。以前我教过她如何使用枪支，她也打过不少子弹，十米内打个人差不多能中。

 

到军营拿了盒子弹又要了把匕首，我告诉了营长往回赶。走到岔路口时，发现路上有车辙印，我出来时路面还挺干净的，而且不是我留下的摩托车轮胎印迹。

 

我停下车看着车辙印，以前县教育局长及区政府领导也曾开车到学校来视察过，偶尔也有其它车辆到过学校，虽然次数极少但我还是赶紧回学校，万一是网络诈骗公司的车会是个大麻烦。

 

摩托车到了拐弯处，前边二百米就是学校，一辆白色的越野车头朝外停在这，再看车牌正是叶琳说的那辆W2678，我的头嗡的一声。

 

车进了学校，见宿舍门前不远，凡阳正在和两个年轻人说话，看上去好像聊天。那两个男青年看见我，也没有紧张，继续和凡阳聊着。

 

我停下车装作漫不经心地进宿舍，又出来装作上厕所绕到宿舍后边，见一个上身穿白色T恤的年轻人，正轻手轻脚接近凡阳和叶琳宿舍后窗，像是在观察什么。

 

我肯定这几个人绝对来意不善，就是网络诈骗公司的人来找叶琳。我回到宿舍拿出手机，给村里的民兵嘎三打电话，告诉他子弹弄到了赶快带着枪到学校来。

 

手枪给了凡阳，我在抽屉中拿起唯一的手雷，这枚手雷很多年了，外表都有了些锈斑，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了。我把手雷放进裤兜里，又把从军营要的匕首别在腰带点，如果徒手格斗一般人不是我的对手。

 

出了宿舍我若无其事地走到凡阳身边，两个在和凡阳说话的年轻人盯着我看。我拿出手雷对凡阳说刚从军营要的，问她有没有胆量试试。

 

凡阳面有异样地看我，我从兜里掏出几颗子弹，让凡阳把枪拿出来试一下，同时给她使了个眼色。

 

凡阳回宿舍取手枪时，嘎三提着枪过来了，我悬着的心顿时落回到胸腔。接过嘎三的枪我利索地把子弹上了膛，抬手时朝天空放了两枪。

 

这时凡阳也拿着枪走过来，我接过枪一拉又向空中开了一枪。我把手枪握在手里对嘎三说，两种子弹的声音不一样。

 

我又随意说，刚才在军营听说发现了辆白色越野车是运毒的，民兵搜查队又要忙了。

 

两个年轻人听我说发现了白色越野车运毒，彼此对视一眼，其中一个告诉凡阳他们还有事，等下次路过这再聊，还说下次来给学生们带些吃的。说完两个人边打招呼边走。

 

我把剩下的子弹递给嘎三，让他带着枪骑我的摩托车跟着村外这辆白色越野车，看看车往哪个方向走就行了。

 

我问凡阳，叶琳去哪儿了，凡阳一指宿舍说在里边睡觉。我问她报警器为什么不响，她说星期日又是大白天就把报警器关了。

 

我拿出手机打开让她看视频，视频是我刚才在宿舍后偷摄的，那个身穿白色T恤的男青年正蹑手蹑脚趴在宿舍后窗上看。

 

我说前边两个吸引你，后边那个在找叶琳，等最后你俩一个也跑不了。

 

凡阳愣愣地看着我，两只手绞在一起。

 

九

下午饭吃完，我和嘎三回到宿舍看子弹，凡阳和叶琳抱着被褥走进宿舍往我床上一放，凡阳说太吓人了，搬到你这里才安全。

 

我顿时愣住了，说不行，这又不是幼儿园。

 

凡阳说有了危险你不能不管，再说这又不是在中国，又没有居委会大妈，住一个宿舍又不犯法。

 

嘎三已经知道了那辆白色越野车的事，也知道了叶琳是凡阳帮着从网络诈骗公司逃出来的，他说没有事，村子里都是全家男人和女人住在一个屋子里。

 

我和嘎三把凡阳和叶琳的床搬到我的宿舍，幸好我的宿舍原来是教室面积足够大。安置完后我又在屋子中间拉了根铁丝，让凡阳和叶琳拿出多余床单挂上，把宿舍一分为二。

 

我说孔大爷说过男女授受不亲。嘎三说缅甸是可以要两个老婆的，三个也都可以。

 

到了下个假期，叶琳因姨妈患了癌症要回国，她父母不在后是姨妈把她带大的，叶琳和姨妈的感情比亲生母亲还深。

 

凡阳也要走，她说让叶琳一个人回国不放心，自己有责任陪叶琳回去。

 

凡阳说，唉，也该回家看看我那卖游艇的爹了，别让他觉得老了没有依靠。

 

我认为凡阳要送叶琳回国是出于责任，不像当初帮叶琳逃出网络诈骗公司是义愤和冲动。再说经历了如此惊险后，凡阳警觉并老练了许多。

 

我看着凡阳说你挺善良的，比我要真实。

 

我们三个人都一致认为，人生处处有惊险，只要别死得太惨太痛苦就无所谓。

 

我去军营向营长借了辆车，把凡阳和叶琳送到中缅边境。下了车我指着国境对面告诉她俩，前面是中方边境检查站，过去就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了。

 

我说人生有限，好好生活吧，世界那么大，别再往缅北这儿跑了。

 

凡阳和叶琳两个人站在我面前凝视着我，我笑着说咱们在一个学校里那么长时间，也没见你俩正经八当看过我。

 

凡阳说，我们一别，也许此生此世就再见不到了，我会把你铭刻在心里。

 

我心里一阵感动，但还是开玩笑说，你把我刻在石头上，找个地方一插就行了。

 

叶琳上前轻轻抱住我说，谢谢你又一次救了我。我的双眼刹那间涌上了眼泪。

 

凡阳说，你这个石头人看来是没运气拥有两个老婆了，来世再重逢吧。

 

为了安全，我也调到另一个学校去了。后来我收到过凡阳和叶琳发给我的短信，叶琳送走姨妈后去了凡阳家的别墅住，凡阳和她卖游艇的爹重又和好。

 

之后，凡阳和叶琳一块去新西兰读书了。

 

转过年，因中国警方打击在缅北的网络诈骗集团，一片片地封禁微信及手机号，我的手机号也不幸中枪。此后，我就失去了与凡阳和叶琳的联系。

作者：黑叶，自由职业

编辑：蒲末释

源济

妈妈做了小姐后，我要找到她

Original 黑叶 全民故事计划  2021-12-27 21:21

“

我指着窗户上的玻璃，让马卡出拳击碎，她畏惧地看着玻璃不敢动。我抬手出拳将玻璃击碎，盯着马卡说，一个月后你必须击碎五块玻璃。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611个故事— 

前 言

黑叶是一名在金三角支教的老师。

他的日常工作不止讲课，还要随身带着匕首，有时甚至是枪支，防止疯魔的毒贩靠近学校；平常拿着麻袋去镇上给学生们乞讨粮油米面，出门吃饭前还要检查有没有罂粟籽。

黑叶在金三角遇到许多朝生暮死的人，凶残的毒贩、不要命的赌徒、被拐卖来的少女，渐渐让他成为一个对危险气味异常熟悉的人。

认识黑叶，纯属偶然，他在全民故事计划上刊发过好几个故事，我们想让他将金三角的故事写下来，一是记录，二是警惕更多的人。

这是《哭泣金三角》系列的第10篇。

上一篇：我在缅北，三枪吓跑了黑社会

一

这年放寒假时，县教育局长找我到他的办公室，其实就是他在中心学校里开的商店。他说巴拉学校因没有老师已停课三年，你去吧。

我是志愿者，只能服从调动，而且每次调我去其它学校都是因那里有麻烦事。不过我对教育局长感觉挺好，他曾是果敢同盟军的老兵，年轻时从中国跑到缅甸打仗，算是有理想的那代人。再说他几次和我聊天，讲了他九死一生的往事。

这种私聊有自己人的意思。

我问他，既然打完了仗为什么不回家？

他头一摆，那么容易回去？败兵败将有什么脸回去。

我小声说，很多人都在缅北发了财，全民皆兵贩毒嘛。

他说人跟人不一样，他不沾毒品，否则早成亿万富翁了，也成了世界人民的公敌。

出发前，老局长嘱咐我，要扎扎实实干，在缅北当志愿者老师不比那些传教士差，人有了文化才能拯救自己，才能有人生目标地活下去。

巴拉学校是山里的村小，十几年前欧盟援建的，一排平房三间教室，外加一间竹屋是我的宿舍。竹屋后边斜坡上建了两小间祷告室，白砖墙上用红油漆描了个十字，这使我站在教室前，深入地去想当初建这个学校的那些人：我想象其中有一个金发碧眼的欧洲女性，她穿着格子衬衫、挽着袖子，不但领着蒙懵的山民盖起了教室，还习惯性地修了一个花园，种了芒果树及香蕉树，甚至还有柠檬。

当我扫视整个校园后，发现只有几亩地上种着玉米，但玉米地的边上茁壮耸立着香蕉树、芒果树以及柠檬树，还有几棵巨大的树上吊着无人理睬的菠萝蜜。

这情景令我更加凝神屏息地想象那个可能已离开的建校人。接着我在教室的外墙上看到一块金属牌子，上边有欧盟的五星圆环标志，还有用英文压刻的字母。

我的内心油然涌起一阵海浪般的感动，立即从包里取出一件T恤当作扫帚和抹布，开始清理教室内从宇宙落下的灰尘。

当我开始粗略地擦教室的玻璃时，实际上在我眼前只剩下完整的两块玻璃，我发现几米外的香蕉树丛里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个女孩，她梳着齐耳短发，眼睛圆而大，如剥开的荔枝，尽管衣服破旧，但毫不影响她的漂亮。

她安静地站在那儿看我，眼神充满疑问与好奇。我停下手告诉她自己是新来的老师，学校就要上课了。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没有回答，眼睛仍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令我想到了山里传说的诡异事件。

 

二

我用了一周时间把教室及周边卫生打扫完，还去县里买来工具和钉子，将东倒西歪的桌子凳子重新修好。

学校重新开张前，我找到村长请他通知各户让孩子们上学，村长马上扯开嗓子叫来他的五个孩子。他眼睛闪亮自豪地说这五个小娃都去上学。

村长有八个孩子，其中三个已结婚。后来我见过他那三个已出嫁的女儿，大的不过二十出头，老二老三也就十七、八岁，每人都带着一两个小娃。

我觉得这个村长是个好干部，他能自觉执行上级命令。政府有命令，各户凡适龄小娃都得上学。

实际上在当地，父母不愿让孩子上学，在刀耕火种的半原始山区，没人能明白上学有什么用，去山上干活才是生存中的紧要大事。

因此政府会派兵抓不上学的孩子，还要罚款，逼得山民们想出一招，让小娃轮着去学校，我曾有一个学期愣是没弄清班里的学生都叫什么名字。

开学这天第一件事是报名收学费。政府说这里是罂粟种植区，已搞替代作物多年，种橡胶、红花、芦谷及咖啡、甘蔗等的农民已不缺钱了，所以学费由人民币一百五十元涨到了二百五十元。

但当我收学费时，见那些妇女从胸口掏出来的钱都是十元、五元和一元，我就知道这油腻的钞票都是费尽心思攒出来的，钞票不知在她们的两乳间藏了多久。

那个站在香蕉树下盯着我看的齐耳短发女孩也来了，她半张脸躲在一个黑瘦、干瘪的老妇身后，半张脸露出来看我。

老妇从胸口处掏出一卷钱费劲地展开递给我，我小心地数了下共一百三十七元。

老妇神情羞涩地看着我没说话，我看老妇刻满穷困生活的脸，又看看躲在她身后的女孩儿，低头看到她脚上已裂口的拖鞋，从桌上的钱中挑出一张干净点的十元递给老妇，告诉她拿回去留着买盐巴。

还缺的一百多元肯定是我垫付了，每次开学收学费我都要垫付一千多元，同时我的心也要挣扎着剧烈跳动。为此，虽然每月有一百五十美元的津贴，我仍过着极简生活。

女孩跟着老妇离开，我看到她几次回头看我，眼神突然像个大人，令我有一瞬无比心酸。我自忖，这个志愿者再干下去早晚要抑郁。

在世界各贫穷地区干过一阵的志愿者，大多都有抑郁症倾向，还有的人因此自杀，更多的志愿者回国后最终也是离群索居。

 

三

那个让我的心在刀丛间颤动了一会儿的女孩儿叫马卡。

她像山里所有人一样，说不出自己几岁，填年龄一栏时，我都是根据学生们身高估计的。有些男生已长出喉结、嘴唇上显出胡须的痕迹，女生胸口有了凸起，我就填十五岁以上。反正他们都很干瘦，基本上也都营养不良。

马卡登记的年龄是十二岁，学校关闭前她上过学前班，这次重新上课，我让她上一年级。

第一天上课，七十八个大小不一的学生按学前、一、二年级分在三个教室，马卡坐在一年级最后边角落的课桌前。她大大的眼睛上有长长的睫毛，神情孤寂坐在那儿静悄悄地看我。

实际上，开学的第一周我变成了保姆。全校就我一个老师，我像旋风一般在三个教室里忙乱地处理各种意外。更头疼的是，一些学生报名后，来上课的不是哥哥就是姐姐，或是弟弟妹妹轮着来。几天后，我干脆不点名只数人头，人数够了就行，至于多一个少两个我也不在意。

马卡一直稳定地坐在角落里，每天早上她都比其他人早到学校，然后就坐在离教室十几米的石头上盯着我看。有时我走到她跟前问她话，她马上走开站在更远的地方，这令我十分疑惑，难道我是传说中的鬼怪？

我在课堂上经常向她提问，但她每次都站起身低垂着眼睛不回答，我甚至把她叫到黑板前念拼音，她也只是看着我不张嘴。

我问一年级班长，马卡为什么不说话，班长说马卡只和她的姥姥说话，也不和村里的小孩玩儿。班长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又告诉我，“马卡的爸爸是中国人，她的妈妈是我们景颇族”。

马卡的爸爸是中国人没什么奇怪的，但我瞬间明白了班长告诉我，马卡爸爸是中国人的含义。

在缅北，很多中国人娶了当地姑娘，但最终却抛下了妻子儿女溜走了。几年前我曾在山里管理一个儿童庇护营，孤儿中有一半是中国男人遗弃的孩子。

更令我震惊的是，当时在我们志愿者进村的第二天，村长就拎着喇叭满村警告女人不准和中国人来往，发现了就烧房子将全家赶走。

我知道了马卡有中国血统后，狭隘的民族意识一丝丝从骨缝中冒了出来，而且怜悯之心、爱佑之心等等令我更关注她，甚至倾向性地干涉孩子间对马卡的戏弄。马卡能看出我使用权威的含义，但她仍紧闭嘴唇，总是敏感小心地离我几米远。

我意识到马卡的敏感、小心翼翼以及尽量与人保持距离，都有具体原因。

开学以后，我把学生按组分开搞集体卫生。为防止代代相传的女人服从男人的陋习，防止男生让女生干活，男女生分别分组。但即便这样，人性中的卑劣却在受歧视的女生之间出现了，在打扫卫生的过程中，同组其他女生让马卡干活最多。

一天下课后，我返回教室检查，见其他几个女生坐在课桌上，马卡一个人在扫地。

我问，为什么让马卡一个人干活？几个女生低头弯腰不语。

我很生气地让其中一个女生扫地，其他人就在一边看着。

我问扫地的女生，老师只让你一个人扫地对吗？她懦弱地小声说：“对！”

我大怒但又无可奈何。我直接对所有女生说，老师让一个人干活是不对的，是不讲理也是欺辱人。而你们几个人不干活，只让马卡一个人干，也是错误的。

当务之急是制止以多欺少，以强欺弱的事，至于道理则要用几年时间慢慢讲。

泼水节过后上课，因为我允许学生们多高兴几天，学生们在学校依然互相泼水玩。

马卡一个人蹲在花丛后边，瞪着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几个男生像是商量好了，将一盆水里放了石子及树叶，然后悄悄接近马卡，把水泼到她的身上。

马卡瞬间如惊弓之鸟般跳起身，跑到教室一侧，目光中露出冷冷的神情。

几个男生对马卡这样泼水，绝不正常且带有恶意。

我问所有学生，为什么过泼水节？学生们说是为了玩。我把泼水节的来源及泼水的含义告诉了学生，我说泼水是祝福，是祝愿人人有美好的生活。

我让几个男生给马卡道歉，几个男生问我道歉说什么，我说对着马卡低头弯腰，说对不起。几个男生看着我惊慌失措，让男人给女人低头道歉是千百年没有的事。

同样，马卡也惊恐地站起身跑到教室里最后一排坐下。我给学生们讲了尊严、尊重、男女平等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我知道说这些早了点，但我必须说。

 

四

有个星期天，我溜达到村外山脚处，看见马卡拎着柴刀背着一梱柴从山上下来。我站在小路上拦住她，问她怎么一个人上山砍柴。

马卡看我一眼便低下头，欲从我身边绕过去，我说老师帮你吧。马卡没说话，低头继续往前走，我感到她太奇怪了，怀疑她是否有什么自闭症。

过了几天，马卡没来上学，我想去她家看一下，那天正好是赶集日又是星期天，我决定去县里赶集，顺便给马卡买几件衣服和拖鞋。

走了十几里山路到了县城，集市上人很多，街道两旁都是当地人在卖蔬菜和水果。我边看边走，在熙攘的人流中看见马卡和她姥姥蹲在地上卖东西，似乎有一些青菜及一塑料袋芒果，一个竹篓放在一边。

我悄悄走到离马卡不远处的台阶上坐下，就是想看她卖东西时是否说话。但我发现每逢有人问价时，马卡只是伸出手指示意，仍然没见她张嘴。

我因此断定马卡有某种心理障碍。

我看见马卡不时左右晃着头，从人流中看对面。街的对面是一个小姐店，几个年轻女人坐在竹椅上聊天。我心想马卡怎么对小姐店感兴趣，不知是因为她们涂汁抹粉还是穿着妖艳。

我坐在台阶上正迷糊惑不解，也来赶集的村长看到了我，他站在街边大声喊，“老师你也来赶街？”

我连忙向村长走过去，我不想让马卡发现我，但马卡很敏感，她扭头看到了我，快速挪到她姥姥另一边蹲下了。

村长对学校挺关心的，常让村民到学校帮忙搞卫生，还让他的小娃给我送菜和水果。我拉着村长走到街对面，在小姐店旁边的小商店买了几罐啤酒请村长喝。

马卡的姥姥也看到了村长和我，从街对面走过来，把手里几个芒果恭敬地放在桌子上，我连忙又买了一袋面包和两瓶水，让她拿过去给马卡。

村长说：“我听小娃说了，老师对学生们很好。”

我说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说实话，我对村长的几个孩子关心得更多。尽管学校是政府的，但那些当官的从不理睬山里的学校，远不如村长有作用。

说了会儿话，我问村长马卡家的情况，为什么马卡跟姥姥在一起，怎么不见爸爸妈妈。

“老师你别生气，马卡的爸爸是中国人，跑回到中国去了。”村长说。

我问：“她的妈妈呢？”

村长手拿啤酒罐指了指旁边的小姐店：“她去小勐拉干了小姐。”

村长又说：“先在赌场干，又去当了小姐。”

“马卡的妈妈回家来吗？”我又问。

“以前回来，这几年不回来了。我们景颇族的人去干小姐，不能让她回来。”村长冷着脸说。

在缅北山区，女人的一生就是劳动和生孩子，一辈子也不会走到离家十里远的地方。马卡的妈妈不但嫁给了中国人，而且在被抛弃后去了赌场又干了小姐，可见她内心多么与众不同且充满悲苦。

而承受偏见与愤怒的却是马卡。

 

五

期终考试前，县里召集全体老师去开会，除了布置考试事宜，又着重强调放暑假后，老师要配合村里密切监督学生，防止他们去外地打工，更要注意女生结伴偷渡去中国。

县长在会上说，有几个女娃被骗去中国打工，在渡河时被抓回来了，现在关在警察局，要严厉处罚。

我不知道县长是怎么想的，会后他竟然把全体老师带到警察局，去看那几个偷渡被抓回来的女孩。

那天在县警察局的所见令我十分难过，几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坐在地上，脚上都戴着铁镣，面露恐惧。我忍不住地问县委办公室主任：既然她们都是受骗，为什么要惩罚她们？

“为了警告更多的人。”那个主任笑着说。

“惩罚受害者？”我问他。

一个广东来的志愿者对我说，这里才脱离土司社会几十年，哪有什么道理可言。

志愿者们回到山里各自的学校后，在工作群里议论这件事，很多老师表达了愤慨与怜悯。有老师说我们教学生文化，开启了他们的心智，让学生了解了世界，这到底是坏事还是好事。

一个从中国香港来的志愿者激动地写道：别停下，刀耕火种不是他们的生活。

当然这件事何其艰难，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几年前，我在另一座山里当老师，因营养不良与疾病，不时有孩子死亡。为表达对逝去生命的尊重，我找来木板做成简易的棺木，其实就是一个木匣以埋葬死者。这一最简单的礼仪却遭到村里巫师的反对，巫师带着村民将我捆在树干上，要砍掉我的一只手。

考完试放假前，我做了一个简易沙袋吊在木架上，问学生谁想学拳击格斗。我曾在金三角给一个旅长训练过十几个小兵，一年后有一半小兵跑到泰国去了。

我的问话没有一个学生应答，马卡却出人意料地站起来说：“我要！”

 

六

马卡的这句话，让我彻底愣住了。

我没想到她要学拳击格斗，更没想到她的神情像野兽，还没想到在半年后她第一次开口的声音竟很粗瓮，根本不像一个十二岁漂亮姑娘的声音。

那天我想了很久是否要训练马卡，我怀疑她在心底埋藏着仇恨，这会给她带来麻烦。我单独问过马卡为什么要学格斗，她说：“我不想被人欺辱。”

马卡的声音很粗，比男孩的声音还要硬。

世界上没有一个被欺辱的人没有反抗的冲动，区别在于是否有能力反抗。马卡说的也是我对待世界的态度。

还有两个男生响应我的招募，我制作了一些简单的器材做力量训练，然后我又养了一头猪、十只鸡和十只旱鸭，用鸡蛋和鸭蛋提供蛋白质。猪嘛，肯定是牺牲品。

训练三个学生时，我的用心很险恶，目标是让马卡打败两个男生。因此我对马卡的要求极严格，还有下意识地灌输给她以色列训练女兵的灵魂启示。

马卡是个女孩，不管她内心是否有一座燃烧着的火山，但她天生力量不足，更别说女孩子普遍营养不良了。

我问马卡，枪为什么可以打死野猪，是因为火药给予了子弹速度，速度越快惯性越大，撞击性越强。

我指着窗户上的玻璃，让马卡出拳击碎，她畏惧地看着玻璃不敢动。我抬手出拳将玻璃击碎，盯着马卡说，一个月后你必须击碎五块玻璃。

我不但要马卡练习速度与力量，更重要的是，我想激发她的胆量。她如果没有勇气，那就只能逆来顺受。

我又从一辆停在路边的报废卡车里拆下来两根钢棍，我让马卡按要求练习臂力，告诉她什么时候出拳的力量能让男生感觉到疼痛了，那时再练习技术格斗。

当然，为了消磨马卡内心可能有的或滋生过的仇恨意识，我给她讲圣经故事和人类美好情感的篇章，我不想让马卡在未来的人生因仇恨而走向极端，只想让她在受到侵害时保护自己。

村长对马卡练习格斗并不在意，我问村长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孩子也练习。村长哈哈一笑说，小娃学会了这种东西就会被叫走当兵，当兵一辈子也不能回家。

我的心咯噔一响，不由地想马卡的未来是什么，去当兵？

半年后，马卡已能将两个男生打得只剩招架之力，而且因训练格斗给人造成的心理畏惧影响，已没有学生敢惹马卡了。

我注意到，每当马卡与男生对练时，她的眼神不再躲闪、游离，而是紧盯着对方。

有一天训练时，我让马卡击打我的二头肌处以测试她的力量，结果令我吃惊，她出拳不仅仅是速度加力量，似乎还夹杂着另外的东西。

就这样，我训练了马卡一年多，在二年级将要毕业时，我问马卡毕业后想干什么。当时的马卡长高了，也更有少女韵味，她左手抠着右手关节处磨出的老皮，看着沙袋说：“我要找到我妈妈！”

马卡的坚定意愿迫使我做出一个决定，山区村小都是两年学制，马卡还不知道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我通过志愿者渠道为她找到一个六年制的公益学校，让她去另一个城市继续上学。我想，城市的纵深与宽阔能让马卡有经验，也许离她找到妈妈的距离更近。

我不知道，自己为马卡做的一切会给她带来什么。

作者：黑叶，自由职业

编辑：蒲末释

源济

为帮妹妹还网贷，哥哥走上贩毒路

Original 黑叶 全民故事计划  2022-02-16 07:21

“

我拔出车钥匙看着王金海，对他说咱俩的来往到此为止，你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我还是要对你提出忠告，有些事绝对不能干。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621个故事—

前 言

黑叶是一名在金三角支教的老师。

他的日常工作不止讲课，还要随身带着匕首，有时甚至是枪支，防止疯魔的毒贩靠近学校；平常拿着麻袋去镇上给学生们乞讨粮油米面，出门吃饭前还要检查有没有罂粟籽。

黑叶在金三角遇到许多朝生暮死的人，凶残的毒贩、不要命的赌徒、被拐卖来的少女，渐渐让他成为一个对危险气味异常熟悉的人。

认识黑叶，纯属偶然，他在全民故事计划上刊发过好几个故事，我们想让他将金三角的故事写下来，一是记录，二是警惕更多的人。

这是《哭泣金三角》系列的第11篇。

上一篇：我在缅北，三枪吓跑了黑社会

一

又到了雨季。缅北的雨季像是洗不完的淋浴，半年里天地之间总是湿漉漉的。

 

下雨天什么也不能干，我所在的学校只有我一个老师和几十个野人一样的学生。给学生上完课我搬把椅子放在宿舍门口，看着山峦上覆盖的密林，举着手枪瞄上半天，等到山峦模糊下来后，便花上一小时做饭，再用十分钟把饭吃完，早早爬上床躺着。

 

我这把手枪是中国产五四，是从村长那儿以每天三块钱租来的。村长说这把枪是他爹当年用的，他爹参加过缅共运动，是个有理想且胆大包天的人。后来缅共运动失败，村长的爹就在这座山里隐居，村长即出生于此。

 

我把手枪放进抽屉，转身要关宿舍门，村长的第六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学生娜曼，顶着一扇巨大的芭蕉叶跑过来，把一梱青菜和一大块野猪肉递给我，扭头就跑了。

 

我在雨季里吃的菜都是学生送的，他们把菜及一些打死的松鼠还有鸟放在宿舍窗台上，有时还有野猪肉和麂子肉，甚至还有野猫肉或熊肉。

 

睡到半夜我被一阵摩托车的刺耳响声弄醒，我支棱着耳朵一听，是摩托车在泥泞中加油门的挣扎声，正在逐渐靠近学校。

 

我翻身下床从抽屉里拿出手枪，站在黑暗中面对宿舍门。村里的人大部分都吸毒，常有村民吸毒后梦游到学校来，弄不好就会出点什么事。

 

摩托车渐渐靠近，然后在宿舍门一侧停下熄火。我把枪上了膛，判断下雨天的半夜会是什么人到学校来。

 

有人敲门还喊着我的名字，我问是谁？门外说是羊恩学校的王金海。我打开门，见一个身穿雨衣的人站在门外嘿嘿笑。

 

我打开灯让王金海进来，他脱下雨衣露出身上背的包，包用塑料袋套着似乎挺用心的。

 

我和王金海不算太熟，也就是每年在县里的志愿者总结培训大会上见个面聊几句。他是贵州人，二十七八岁，属于自来熟那种，非常能说。

 

灯光下我见他脸上多了条疤，像是刀伤留下的。王金海打量着屋里，说我这里比他的学校好，砖房不说，还有电。

 

我说这所学校当初是欧盟援建的，欧洲人眼光高，学校建得好，还有洗澡间及挺大的男女厕所。电是一个旅长拉过来的，他在这儿有几千亩橡胶林。

 

坐下后我俩寒喧几句，王金海所在的学校离我这有五十多里，我问他怎么半夜跑到我这，他说周六了无聊，到处转。说我这挨着萨尔温江，风光美丽都是傣族村子。

 

我当时认为他在和我开玩笑，老师们都说我这里风光好傣族女人漂亮，也有过几个老师来玩过，然后惆怅着走了。

 

王金海从包里取出一瓶酒，又拿出两只烤熟的像是鸟的东西，我去煮了几包方便面，顺便把野猪肉放在火上烤，我想碰上王金海，今晚是别想睡了。

 

二

王金海今天不像以前那么能说，喝酒吃肉也不痛快还得我催着。我俩先聊学校的事，又乱七八糟地说缅北的事，但在结论上都一致，认为缅北像非洲，太穷了而且乱。

 

我说萨尔温江对岸的缅军控制区的生活还行，物价还便宜，比这边军阀控制的地方好多了。

 

王金海说这里是传统种毒区，都是山，人们又是文盲，祖祖辈辈都是自生自灭，到了这个年代还是刀耕火种，没什么希望。

 

闲聊中我问王金海的家庭情况，他告诉我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出嫁了还有一个在上大学。

 

我开玩笑说王金海的父母挺胆大，在计划生育最严时就超生了。王金海说农村就是靠劳动力多种地生活，没几个孩子父母老了谁养。

 

他突然问我，校园贷是怎么回事，说他r上大学的妹妹上学贷了款，一直没有还清。

 

我看着他说，如果是国家的正规贷款没什么，毕业工作以后有计划还就可以。但如果是从那些私人搞的网贷借钱，麻烦就大了，那是个坑，很难还清。

 

王金海叹口气，他说妹妹也是为减轻父母压力借了钱，一直没还上。

 

我觉得王金海心事重重，在缅北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半原始山区，人没有什么心事，简单到就如一片树叶，我就喜欢这种内心空静的环境和生活。

 

他问我你爱玩枪？我说在这个到处是毒品的地方没枪怎么行，便从抽屉里拿出那把五四。

 

王金海接过枪看了看，抽出弹匣又插上，动作十分熟练。他说在这里枪好搞，子弹难弄，我说弹匣里就剩七发子弹了，留着救急。

 

王金海看我一眼，像是理解我说的话。在缅北至少得给自己留一发，总比被那些毒贩抓住后砍去手脚摘心割肺的折磨要好。

 

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边全是黄灿灿的子弹。我看见子弹眼睛一亮，问他从哪儿搞这么多。

 

他一笑说做点小生意，没告诉我子弹的来源。我问他怎么个价钱，王金海说六块钱一发吧。我觉得这种通用子弹六块钱一发算很便宜了。

 

我从王金海手里买了五十发子弹，省着用，一年够了。我对王金海做子弹生意并不奇怪，在缅北只倒腾子弹不贩毒算是正常，再说不少老师都在做各种生意，还有人邀我一块做玉石呢。

 

天快亮了，王金海抬手看看表说他得走了。他说萨尔温江畔在日出的那一刻最美，随后是轻柔的缕缕炊烟很醉人。

 

我觉得王金海这人挺有意思，内心挺诗情画意的，做着生意看着美景，与众不同。我看着他用塑料袋把包重新包好背上，在他穿雨衣抬胳膊的一瞬，看见他腰间露出一截枪管。

 

王金海从摩托车后座上解下一个大可乐瓶，把瓶里的汽油倒入油箱，然后用脚踢了踢车轮胎，跨上车对我说，走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的摩托车在泥泞中拐了个弯就不见了，心想人类中总有少数人与众不同，王金海也算是其中一个。

 

三

王金海走后，我在宿舍里把子弹倒在桌上，见猛然有了这么多子弹心里就痒痒，尽管心里说省着用，但还是克制不住地决定去打几发。

 

我拿着枪沿小路溜到山后，那里连着的另几座山都是密林，我曾跟着村里的民兵在密林中伏击过运毒的人，知道里面有野猪、麂子及各种飞鸟。尽管碰上大型野兽得用步枪，但我的五四口径大，十米处对付野猪还行。

 

顺着山路往前走，松软的地上有一道摩托车轮印迹，清晰得像是才轧不久，我不禁想到了王金海。天尚早，村里的人为了省粮还在睡觉，再说这里也只有两辆摩托。

 

钻进密林我没再往深处去，迷了路可不是玩的。

 

又往树林里走了几步，一条手腕粗的蛇缠在树上，它头朝下像是在观察什么，我犹豫了下是否该给它一枪。

 

平时我吃过不少次蛇肉，大多是学生用弹弓围猎的。有时这些进化太慢没什么智力的蛇游荡进学校，学生们发现了会一拥而上，一顿弹弓乱射把它击毙，肉自然是留给我吃。

 

我站定后屏息凝神，双手把枪瞄准蛇头击发。枪声响过，蛇头一摆垂下，我走过去见蛇头不见了三分之一，用手向下一拽把它扔进编织袋。

 

在树林中走了一阵见没东西可打，我拎着编织袋走了出来。抬头四下张望，见对面山的密林处飞起一片鸟，那群鸟是受惊飞起的，但没听到枪声。

 

回到学校吃过午饭，两个学生各扛着一根碗口粗的木头来给我送柴，我给了他俩每人一块钱买零食。在山里一个孩子手里有一块钱都罕见，我每个月补助的钱有一半都给了学生，我想让他们高兴，孩子们忧郁的目光让我难受。

 

下午，我正在收拾那条运气不好的蛇，村长带着他第五个孩子走进学校。村长的儿子放下一袋木炭，我拿出二十块钱给他，告诉去买五罐啤酒，剩下的钱归他。

 

我指着蛇对村长说就一枪，村长说我浪费子弹，一发子弹怎么也能打只三十斤重的麂子。我一阵惭愧，拿了十发子弹给村长。

 

村长不到四十岁，说话有点腼腆，但他有两男六女共八个孩子。我曾问过他生八个孩子怎么养活，他说怎么养猪就怎么养孩子，一个道理。

 

村长的八个孩子中有两个女儿已出嫁，有三个孩子在学校上学。村长对我说过，让我严格要求他的孩子，不听话怎么打都行，但要让他的孩子学好中国话，多识字、会加减乘除。

 

缅北的乡村学校上完二年级就毕业了，像山区这么穷的地方，很少有再去县里继续上学的。所以我尽量多上课，在学生二年级毕业前至少学会两千个中国字，把三年级才学的除法也教给了学生。

 

我把蛇肉切成条放在火上烤，再撒上盐和辣椒面，把啤酒放在村长面前，坐在小凳上喝起来。山里尽管蛇很多，但山里人不吃蛇肉，他们认为蛇肉不是肉。吃蛇肉也是我来了后才有的，先是学生跟着我吃，以后才逐步传开了。

 

山里人的生活简单，没什么可聊的，自然我和村长就聊到了毒品。

 

村长说山里人就会那么几种事，种罂粟，种旱稻和生孩子。

 

他说从自己生下来这里就种罂粟，种罂粟简单，撒种后就等着收，一钵也能卖两三千块钱，但禁种后生活就不行了，没有能卖钱的东西了。山里差不多三十岁以上的人都吸毒，习惯了没办法改，他自己到现在还多少得吸点鸦片。

 

我说吸毒没好处，人活不长。村长问我在中国人都活多少岁，我说平均活到七十岁以上，九十岁和一百岁的人也不少。

 

村长有点吃惊，他看着我说人要活到七八十岁，什么也不能干了，净吃饭，那得有多少大米养着。

 

他又说吸白粉不行，那种东西毒性大能把人搞疯了。他告诉我，村里那个叫米拉和桑娜的学生，他爸爸就是吸白粉发疯，用刀把老婆的头砍掉了，然后醒过来用枪把自己打死了。

 

我知道人在吸毒后的表现，平时只要看见直勾勾瞪着眼睛像喝多了酒的人，我都躲开，这也是我从村长那儿租了把手枪的原因之一。

 

喝完几罐啤酒，村长说要回家了。他站起身要走时，我见他脚有点跛，问他怎么回事。村长说上午和民兵去抓贩毒的人，人没抓到却把脚给崴了。

 

我问他看到贩毒的人没有，村长说没见到人，但找到一辆摩托车，肯定是毒贩扔下的。

 

摩托车被弄到村公所充公了。我说去看看，如果比我的摩托车好就换车，村长说行。

 

到了村公所，有几个民兵在打牌，村长指着屋外一辆摩托车说就是那辆。

 

我走到跟前一看，觉得这辆肯特牌摩托车特别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而且印象是才见过不久。

 

我伸手抓住车把扭了一下，见车的右转向灯碎了，猛然想起今天早上见过这辆车，就是王金海骑的那辆。

 

村长问我车怎么样，如果看中就换。

 

我说这辆车不行，比我的摩托车差远了。

 

村长看了看车说这辆车挺新的，比你那辆车要好。我说没看上，等以后有好的再说吧。

 

回到学校，在宿舍里我躺在床上想了很长时间，先是确定村公所那辆摩托车肯定是王金海的，但我想不明白王金海怎么会贩毒，但仔细一想他大老远半夜跑到学校说看风景，似乎有些不对劲。

 

我跳下床把剩下的子弹放入塑料袋封好，想了想拿起砍柴刀走出宿舍，在厕所后边一棵树下挖了个坑，把子弹埋进土里。我想好了，反正王金海要是出了事牵连到我，我就一口咬定王金海是来避雨，东西南北闲聊，其它的什么也不知道。

 

四

后来村里的民兵又去抓过几次毒贩，有一次我也跟着去了，毒贩是把毒品放在粗大的毛竹中，再把毛竹扔到江里顺水漂到江对岸。

 

那次抓毒贩我也开了几枪，只是把子弹都射向了天空。在山里运毒的人十有八九是穷到极点的人，打死一个全家就垮了。

 

到了八月底开学前，按惯例全体老师又集中到县里开总结会搞培训。

 

那天我骑着摩托车带着行李驶进县中心学校，第一眼就看到王金海穿着轮滑鞋在操场水泥地上转弯。我停车熄火，站在树下看了一会儿王金海，他弯着腰像那么回事地一圈圈转着。

 

我走进几十人住的巨大宿舍，和已到的老师打招呼，全县二百多个老师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来的，差不多各个省都有。

 

每年也有从中国过来的新人，但分配到各学校后，有一大半都忍受不了没公路没电没手机信号，很快就会逃离，所以老师永远不够。至于当地招用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小学文化，连汉语拼音都搞不懂，中国话说得不清不楚，是名副其实的滥竽充数。

 

缅北不仅贫穷，还是犯罪率最高的地区，就连中国来的老师，也有一半不是因欠债跑路，就是失恋或心理有问题。关于这点，老师们曾在工作群里讨论过，认为全县老师中只有三个算得上是正常人，我有幸是其中的一个。

 

中午吃过饭，留在县中心学校的李老师叫我去他的宿舍聊天。李老师是山东人，我的老乡，四十多岁，人长得瘦小，还有一口小时候吃四环素导致的黄牙。

 

李老师到缅北已经有四五年了，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跑到缅北而且待了这么长时间，他羞涩地告诉我，就是想在缅北找个老婆。

 

聊天中我问李老师去赌场输赢如何。大家都知道他每周骑着摩托车来回二百公里去赌场。他告诉我有输有赢，但算总账还是输。

 

我问他既然输了为什么还总是往赌场跑，他说因为平日里心总是发慌，每天心里像是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一进赌场心就平静了。

 

他说在中国时心慌得更厉害，到缅北后第一次进赌场就好了。他自己也觉得挺奇怪，他告诉我再当几年老师就到赌场去找个活干，有这种毛病怕是回不了中国了。

 

我看李老师宿舍里乱糟糟的，地上一层灰尘像是十几年没扫过，和他聊了一阵后就告辞出来。

 

晚上回到宿舍，见老师们都斜躺在床上，一个我不认识的老师手里摇着扇子在地上边走边说，有老师不断向他提问题。

 

我小声问一个老师这人是谁，他说是巴拉学校的，来缅北已经八年了，一直隐身于山里。我恍然大悟。那个老师说他没来缅北前，在寺庙当了六年和尚，据说是复旦中文系毕业的，因为失恋出家了。

 

这时我见王金海走进宿舍坐在床上和几个老师在说什么，当宿舍里的笑声安静下来后，我听见王金海说他知道哪里有麻古，十万粒以上进货价每粒一块钱。

 

有几个老师拽着王金海走出宿舍，说去外边聊。

 

第二天中午，我骑车到街上去找商店换现金，街上的商店基本都是中国人开的，交点手续费就可以把红包换成现金，也可以将现金变成存款。

 

我走进一家商店，见王金海站在柜台前正聚精会神地数着一叠钞票，柜台上放着两叠现金，我扫了一眼估摸着得有两三万块。

 

王金海办完事扭头看见我，问我是不是也来换钱，我说换点现金回学校时买些东西带回去。他站在一边等忙完后说，凑到一块不容易，请我去吃饭。

 

我俩找了个带遮阳棚的饭店坐下，王金海点了一些烧烤又要了几瓶啤酒，第一杯酒干了后，说起了他妹妹的事。

 

王金海说他小妹在江西南昌上服装学院，学的设计专业挺费钱，所以借了网贷。他说那家网贷公司干的就是套路贷，还不上钱就逼他妹妹卖卵。他说自己曾打算偷着回去干掉网贷公司老板，但那又不是一个人的事。

 

我觉得王金海这人还行，为了妹妹敢想敢干，但干掉网贷公司老板解决不了问题，风险太大。

 

王金海说他也了解社会，网贷公司干的都是涉黑的事，想来想去还是得解决钱的问题，在缅北也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做点生意。

 

尽管王金海没说自己具体做什么生意，但我通过他的话感觉得到他的暗示。

 

想到那天他半夜跑到我的学校，又想到他不经意间露出腰里的枪还有村公所那辆摩托车，像王金海这种性格的人，极有可能干上了贩毒。

 

吃完饭我俩都骑上车，王金海骑的是辆125，我问他换车了？他愣了一下问我怎么知道，我说那天你骑的是肯特，右转向灯还碎了。我看着他，最后还是没提他骑的那辆车在村公所。

 

王金海笑着说原来那辆丢了，又买了辆二手货。

 

我看到他目光里有种狠狠的东西，很快他就发动车走了。

 

回到县中心学校，我刚把摩托车停下，王金海的车也到了我身边。他双手握着车把，看着我说，你挺仗义。他说话的语气格外凝重。

 

我拔出车钥匙看着王金海，对他说咱俩的来往到此为止，你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我还是要对你提出忠告，有些事绝对不能干。

 

五

总结培训最后一天是表彰大会，为显隆重，表彰大会在县政府礼堂举办，而且县委书记及县长还有几个副书记副县长都上了主席台。

 

表彰大会最后一项是颁奖，县长特别提到了王金海，表彰王金海为救一个严重摔伤的学生献了一千毫升鲜血，因此决定奖励他一千块钱。

 

县长请王金海上台发言，向在场的全体教师讲一下自己当老师的体会，以及为抢救学生献血的感想。

 

王金海在掌声中走上主席台，环顾四周神情严肃，说自己之所以到缅北来，不是为了挣钱发财，也不是为了游山玩水，就是为了山里的穷孩子而来。

 

他说自己是在中国贵州的农村长大，知道山区的穷困，也知道一个山里人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要学习，要有文化。他说在缅北山区当老师的两年来，看到了这里的贫困，也看到了人们对过上好日子的渴望，但改变命运的前提是学习和接受教育。因此他要尽自己的能力给学生们上好课，全面完成教学任务。

 

在讲到为救学生的生命献血时，王金海说得十分简单。他说身为一个老师，在学生生命垂危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哪怕牺牲掉自己的生命也要挽救学生的生命。

 

我坐在老师中间听王金海讲话，心想尽管他的讲话和所有上台发言的人千篇一律，但我还是能体会到他为救学生献血的真情实意。

 

人也具有多面性，毕竟是环境的产物。

 

表彰会上我也因二年级在统考中总成绩全县第三名而获奖，奖金是六百元。

 

按不成文的习惯，所有获奖老师都要交出所得奖金请老师们吃饭。我把六百块钱交出去，有组织者去买了头牛杀了，但吃饭时我没去。

 

我没参加全体老师聚餐的原因，是我约了一个老人采访。

 

拜访完老人出来天已很晚了，当我骑着摩托车穿过昏暗的街道快要接近县中心学校时，王金海正背着包骑车出了校门往左拐去。

 

我刹住车，看着他消失在黑暗中，他去的方向十几里处有个村寨，我曾路过那里。

 

六

转眼雨季结束进入旱季，路面不再是泥泞，尘土开始飞扬。旱季是我骑着摩托车到处跑的季节，就如蜇伏的动物苏醒过来。

 

十一月份，山上的旱稻都收割完了，人们有了米又活跃起来，村子里有了歌声以及敲锣打鼓的声音，新米节到来了。

 

在缅北民间一年也就三个节日，泼水节、新米节和点灯节。点灯节是缅甸独立日，在缅军控制区挺热闹，但在缅北山区也就是小孩们提着灯笼满村乱窜而已。

 

一个星期天，我骑着摩托车去五十里外的邦果学校。那儿有个中国老师娶了个当地拉祜族姑娘，几个老师约好星期天去看看。

 

我是最后一个到邦果学校的，六七个老师还有王金海围坐在桌前吃着瓜子聊天，我走过去和几个老师打招呼，见王金海左手裹着纱布。

 

我问王金海手怎么了，他说骑车摔了一跤弄掉块肉。

 

聊了一会儿王金海站起身说要走，还要去几个学校送烟。

 

王金海走到他的摩托车前，车后座上绑着个纸箱，他对我们招了下手就骑上车走了。

 

有老师说王金海挺能干，卖石斛卖玉石又倒腾上了假烟。我知道缅北卖真烟的不多，大多卖的都是当地生产的假烟，一条中华烟才三十块钱。

 

另一个老师说在缅北做生意不好干，地盘都划出界限，各有势力控制。

 

他说王金海不久前因卖假烟的事被一帮人找过茬，身上和手上被砍了几刀。过了一阵，那帮人的领头晚上睡觉时头上挨了一枪，死了。

 

我装作对王金海一无所知地问，他这么急着做生意挣钱为了什么，难道也想娶媳妇？

 

一个贵州来的老师说，王金海倒不是为了讨老婆，他是个独身主义者，他急着挣钱还不是为了他那个傻妹妹，在学校借了套路贷，还不上就得去当小姐。

 

我想，王金海确实是个好哥哥，倒卖假烟挣钱也实属无奈。

 

但一想到他暗中还在贩毒，感到早晚会出事。

 

过了一段时间，我在老师工作群中看到达拉学校负责人＠区中心学校校长，说达拉学校刘老师已经一周没上课，人也不见了。

 

接着区中心学校校长回复说刘老师没向区中心学校请假，问谁知道他的去向。

 

达拉学校刘老师失踪的消息在群里炸开了锅，老师们都在猜测各种可能。过了一天，有老师在群里说，一周前他和达拉学校的刘老师一块坐大巴去市里，听刘老师说他要去勐拉，极有可能进了网络诈骗公司。

 

有人同意刘老师去了网络诈骗公司的说法，说他曾提到自己在国内欠了银行三十万，上学期还想去矿山开泥头车挣钱。

 

在众说纷纭中，我注意到王金海也发了言，他说网络诈骗公司那种钱也能挣，那种地方是进去就出不来的。

 

果然，过了一个月，有消息说刘老师确实去了网络诈骗公司，很多老师都收到了刘老师的求助信息，大致就是向大家借钱赔给网络诈骗公司以求脱身。

 

后来司法委出了面，与勐拉的当地政府联系，当地政府又与网络诈骗公司沟通，刘老师才得以脱身。

 

这件事让县里警觉起来并发了个通告，禁止任何老师擅自离开学校去其它地方工作，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到了寒假各学校都放了假，在山里各学校闷了半年的老师们纷纷到其它学校乱窜。两个月过后到了开学，区中心学校校长在工作群中又＠所有老师，问谁知道羊恩学校的王金海在什么地方。

 

有人回复说王金海在两个月前放寒假就回中国了，说是去解决他妹妹的事。区中心学校校长说他知道王金海放寒假后回国，但现在联系不上，问谁能帮忙联系。

 

我感到不妙，王金海回国显然是为了他妹妹，我不知道他在缅北挣了多少钱，是否够还贷，但我知道他有把枪，还说过要干掉放贷的老板，如果真是这样后果绝对严重。

 

又过了两个月，有人在工作群里放了个视频。视频是一段新闻播报片段，内容是警方于云南某地抓获三名从缅甸向中国运输毒品的嫌疑人，经法院审理后判处三名贩毒罪犯死刑。新闻中提到王金海的名字，而且是贵州籍。

 

他终究没听进去我说的话。

作者：黑叶，自由职业

编辑：蒲末释

源济

在缅北，他认了一个毒贩做干爹

Original 黑叶 全民故事计划  2022-03-25 08:24

“

我心想在金三角很多人的人生都一样，很多人的归宿也都相同，这些人一生就为了一件事：毒品。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631个故事—

 一

我认识刘叔纯属偶然。

春节时李老师要带我去他舅舅家吃饭。我不解地问他什么时候在这儿有个舅舅，李老师告诉我不是亲舅舅，但算得上是亲戚。

 

我笑着说咱中国人在哪儿都能拐弯抹角找得到亲戚，真是天下都一家。

 

李老师说他这个舅舅真的没出五服，没出五服的亲戚算是很近的一家人了。

 

他和这个舅舅的老家都在四川汶川。李老师打电话问过，他妈说这个舅舅是在家谱里，只是三十年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时不到二十岁的舅舅失踪了。

 

我绝对是个对不正常的事绝对好奇的人，凭感觉认为，三十年前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跑到缅甸来，绝对有故事。

 

我俩骑上摩托车跑了几十里来到一个镇子，给车加了油顺便买了两瓶酒和一些泰国的零食，我听李老师提到过，他舅舅已经有外孙女了。

 

一路七拐八拐来到一个像庄园的地方，李老师说，就是这里。

 

停下车我四下环顾，一座白色的三层楼两边各有一栋伸出去的平房，每栋平房都有十几间。楼房与平房被香蕉林包围在中间，楼房前是一块有半个足球场大的草地，草地修剪得十分平整，几辆越野车和皮卡车停在草地上。

 

庄园后边是有茂密树林的呈弓形的山峦，李老师告诉我，过了山向东五十里就是泰国，他说找时间去那边玩一圈。

 

庄园草地上有七八只巨型犬，它们虎视眈眈地看着我俩。我对此不以为意，这种人家的狗都经过严格训练，不像村子里的狗稍不注意就叼你一口。但我觉得这个庄园并不像呈现在眼前的这么简单，至少还会有一群狗潜伏在其它地方。

 

那些没露面的狗才可怕。

 

李老师的舅舅有五十多岁，我见到他时，他正在擦一挺轻机枪，桌子上有油壶及一些零件。看到来人，他把手里的机枪往桌上一放，高兴地让我俩坐下。之后，他推过来一辆三层不锈钢车，像酒店餐厅放食品的那种餐车。上面摆放着各种酒以及水果干果等，他看着我俩笑呵呵地说随便用。

 

李老师的舅舅不喝酒也不喝茶，他边说话边拿起矿泉水瓶子仰头灌几口，另一张桌子上放了十几瓶各种牌子的矿泉水。

 

李老师进来后即介绍了我，他舅舅热情地和我握手，笑眯眯的目光分出一半扫了眼我胳膊上的十几道伤痕。我看到他的脸刮得十分干净，左脸有一道刀伤后留下的疤。他握住我的手像是皮革，手掌还能感觉到几处凸起的老茧。

 

我当时想这个人绝对不一般。

 

李老师舅舅姓刘，他问我是哪个省的人，我告诉他是山东人。他哈哈笑着说山东人都高大。我身高一米八多。

 

聊天中我问：“刘叔，机枪干什么用？”

 

他说：“打猎玩儿。”

 

我一愣，用机枪打猎没见过。

 

刘叔笑着说：“有时间你试试，比一发一发打更好玩儿。”

 

吃饭时我见到了刘叔的家人，有他的夫人，三个女儿及女婿，还有五个外孙女。

 

李老师告诉我，他舅舅还有两个未婚双胞胎女儿在英国，没回来过年。

 

我明白了，难怪刘叔对李老师像对儿子呢。

 

回到学校后，李老师指着我摩托车上的一箱酒和吃的说是他舅舅送给我的，我说你舅舅是个神秘人。李老师说还行，你算是有两下子，但只感觉到十分之一。

 

我说神秘的背后有一万个故事，慢慢来。

 

李老师想说什么却言欲又止，他说舅妈有意思要让他当儿子。

 

我说你舅妈的意思就是你舅舅的意思，你爸妈能放了你？

 

李老师说他家有四兄弟，少一个不算什么。

 

我心想到底是中国人，不管穷人和富人，没有儿子就如房子少了根房梁。

 

二

因为一起去过他舅舅家，李老师和我的关系亲密了许多。以前我和他聊的都是国际大事，现在我俩常聊些私事。

 

李老师告诉我，他妈听亲戚们说过这个舅舅的事，他妈妈还在上小学时，这个舅舅就已经在工厂上班了。

 

据李老师的妈妈说，她爸爸，也就是李老师的外公那时还与这个舅舅家有来往。后来这个舅舅因年轻气盛与食堂的大师傅打了一架，把大师傅胳膊打断了。

 

李老师猜可能是因为打饭的事引起的。

 

他说他上大学时就与食堂管打饭的师傅吵过几次，也恨不得在打饭师傅头上抡一勺子。这点我俩有同感，如有可能，我至少应该向打饭人的头上抡了几十次勺子。

 

发生那件事后，他这个舅舅就失踪了。

 

有个星期天，村民送来一只打来的野鸡，我和李老师边吃边喝边聊，我问他是怎么在缅甸找到这个舅舅的。

 

李老师说纯属巧合，有一天在县里，他骑的摩托车和一辆越野车撞在一起。其实并不严重，李老师认为是自己的摩托车打滑撞了越野车，就主动道了歉。

 

巧的是李老师与开越野车的人都说汶川口音的四川话，俩人越聊越近，一不小心就聊出一对舅舅和外甥来。“这就叫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李老师说。

 

当时他一阵激动，掏出手机就要给家里打电话，但他舅舅不让。

 

“他说再等等，我还挺纳闷的。”

 

李老师指着停在宿舍前的摩托车，这个舅舅当时就让他把原来的摩托车扔了。其实也没撞坏，但舅舅执意花一万多给他买了这辆泰国车。

 

“手机也是他给买的，前后还给了我几万块钱花。”

 

我说：“你那个舅舅挺神的，当初一个光棍跑到缅甸来，现在也算是个富人了，不简单。”李老师听舅妈讲过一些舅舅的往事，他是和另外几个人跑到缅甸来的，就在舅妈家开的矿上干活，就是刨翡翠石头。

 

听李老师这么一说，我想起那天和刘叔握手时，他手掌上老茧的触感。

 

有次塌方，半面山扑下来，他舅舅扛起老板就跑，老板就是舅妈她爹。事后老板让舅舅去管拉矿石的车队，过了几年又让他娶了自己的女儿，还给了他几辆车让他单独立户干。

 

我觉得李老师舅舅和老板的关系就像古代故事里写的，一个穷小子救了财主，然后财主出于感激，给了穷小子一块产业，还把女儿嫁给他，于是穷小子奋发图强终于也富裕起来成为了财主。这种故事挺寡然索味的，不新鲜也无奇。

 

但接着李老师说的话，令我像兔子一样竖起了耳朵。

 

李老师说，三十年前这种事在金三角也算正常，就是今天也还有人在干。

 

我问他：“什么事？”

 

李老师说在那个年代也算不上大事，后来的富人都与那种事有关。

 

我说你能不能把话一次讲透，跟拉屎一样。

 

李老师压低声音目光炯炯地说：“贩毒。”

 

我没觉得太吃惊，三十年前金三角还没禁毒，种毒、制毒、贩毒是正常生意，可以说是金三角或整个缅北唯一的轰轰烈烈的全民生意。金三角种了一百多万亩罂粟，要多少人干活才能最终加工成海洛因，才能把出产的毒品运向全世界？可以说半个地球的人都参与了这件事。

 

不过让我觉得吃惊的是另一件事。

 

李老师他舅舅不像是毒贩，他一说话就笑呵呵的，更像个庄园里子孙满堂在幸福生活中无比满足的那种人。但一想到他摆弄机枪，还说一发一发子弹地打猎没意思，我又觉得那半大老头端起枪机扫射时咬牙切齿的样子绝不一般。

 

我问李老师，“你还知道你舅舅什么事？”

 

李老师盯着我看了一会，说他舅舅在救了舅妈她爹后，就干上了贩毒。

 

我怀疑地问，“这么说你舅妈她爹也是个毒贩？”

 

“什么毒贩，在那个年代就是个生意，政府也不管，有头有脸的人包括军队警察都在做那种生意。毒贩是后来才有的称谓。”李老师说。

 

李老师说的对，要不是有那些人参与，金三角的毒品也遍布不了全世界。

 

我明白了，李老师舅妈能对他叨叨这些事，说明人家没把毒品当作什么，就像农民收玉米稻谷一样。这位舅妈是在讲舅舅奋发图强的发家史。

 

三

几乎每到周六李老师都要去他舅舅家，星期天晚上再回学校。虽然他几次邀我一块去玩，但我每个周末不是去乡政府帮忙，就是趴在宿舍里写东西。

 

一个周六，李老师告诉我，他舅舅两个在英国读书的双胞胎女儿回来了，舅舅要带着她们去打猎，问我去不去。一听要打猎，我连忙说要去。

 

到了庄园见几个工人正在往两辆皮卡车上搬东西，进了屋，李老师舅舅穿了身帆布猎装，戴着遮阳帽，脚上穿着靴子，桌上摆着挺轻机枪及十几个弹匣。

 

他像变了个人，目光犀利，身上透着杀气。我问好后说刘叔你真威风。

 

刘叔哈哈一笑说就等你俩了。他打开一个巨大的柜子，示意我和李老师拿枪。

 

柜子里竖着十几把枪，我仔细看全都是制式枪，但没有猎枪。我挑了把中国产81式，这种枪我以前用过，能打单发也能连射，而且有劲，准头也不错。

 

李老师拿了把美军的M15，他说M15声音好听。

 

我拿了枪，见两个二十左右长得一模一样的姑娘走来，心想她俩肯定就是李老师舅舅在英国读书的双胞胎女儿了。打过招呼彼此聊了几分钟，两个姑娘也去挑了枪，是那种以色列产的短枪管无依托冲锋枪。我心想俩人挺内行的。

 

那种枪射击时枪口不太跳，后座力也不大，但射速较快。

 

刘叔拎着机枪扫了大家一眼，说从现在起无论发生任何事，枪都不能离手。

 

李老师悄声告诉我，他舅舅每次都这样告诫。

 

刘叔让我和李老师跟他上前边的黑色皮卡，让他两个女儿上后边的白色皮卡。刘叔夫人领着几个外孙女出来，刘叔冲她们挥挥手，把机枪伸出车窗向天空打了十几发，几个外孙女哈哈笑起来。刘叔把枪靠在车门上，发动车疾驶出去。

 

车进了山，我看山上全是差不多一抱粗的树，这种没伐过树的山里才有大东西。

 

下了车我们走进森林，来到一处沟形山坳，刘叔说就从这里开始。他让大家向东西拉开，呈半圆向凹地走。

 

我主动说自己去东边，刘叔看我一眼点点头。

 

我说去东边的意思，打猎的人都懂，就是赶架子，把动物惊扰起来向西边跑，就是说把动物赶进埋伏圈。

 

到了东边我从山上向下走，边走边用枪托敲树，立即听到一阵籁籁的声音，有东西被惊扰了。

 

过了一阵刘叔那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为了呼应我也端起枪向树林中不时打着点射，我看见有五六只野猪向凹地蹿去，还看见麂子飞快地逃窜，空中也有一群鸟飞掠而过。

 

我边走边开枪，封住凹地中动物的退路，忙了两个多小时累得浑身大汗。我坐在一棵倒下的树干上，从背包中掏出水壶喝了几口，见一只野猪站在几棵树之间呆头呆脑地看着我。我端起枪瞄准，没扣扳机又把枪放下，我不想杀野猪这种低智力的动物。

 

到了下午我和刘叔他们会合，刘叔带着两个女儿正趴在树丛中。我蹲在一块大石头后边，刘叔让两个女儿趴在原地别动，他猫着腰拎着机枪向左边走去。

 

过了一会，我听到树丛中响起了机枪声，接着刘叔两个女儿的枪也响了，机枪和冲锋枪的响声听上去像是几十个人在打仗。一会儿枪声停了，我赶到刘叔身边，见他正在换弹匣。

 

刘叔说这次过了瘾。他站起身喊两个女儿过去，我们走到下坡，见四只硕大的野猪躺在草丛中。我过去一看，每只野猪身上都布满了弹孔，我心想这是打猎么，纯粹是杀戮。

 

一路打扫战场，刘叔只挑了五只麂子，打死的八九只野猪只要了一只，说拿回去喂狗，其它的就扔在了原地。

 

不过刘叔却用金钢锯把所有野猪的獠牙都锯了下来，说拿回去给外孙女们玩儿。

 

晚上我们一群人烤麂子肉，刘叔一个人坐在客厅擦机枪。墙上挂着一台巨大的电视机，一个女主持人正在用缅甸话播新闻。

 

我拿了一盘烤好的麂子肉，送到客厅让刘叔尝尝，在来缅甸当志愿者前我专门去学了做饭，还学了新疆烧烤。

 

刘叔拿起一块麂子肉吃了口连说好吃，他抬头注意力集中地看着电视，女主持人正在播冰毒及几种新型合成毒会对吸食人导致的危害。

 

我看着刘叔，他看着电视机，不满地说了句什么玩意儿。

 

我说毒品也在竞争，罂粟的提取物海洛因成本高，合成毒品成本低，普通人往往会选择后者。刘叔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怎么能与海洛因比。

 

星期天回到学校，我对李老师说你舅舅有品味也讲原则，是少有的传统人物。

 

李老师说他这个舅舅与众不同，听舅妈讲他有两个原则，一是不把毒品卖往中国，二是不做合成毒品生意。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不向中国卖毒品？”

 

李老师说是舅妈她爹定的规矩，舅妈她爹是当初国民党逃到缅甸的溃军，据说上过西南联大。反正就留下这么个规矩，一直没破。

 

我笑着说，那代人挺有意思，只害外国人。

 

李老师说他舅妈的爹宁肯费力又危险地刨石头挖翡翠，也守着不往中国卖毒品的老框框，不知少挣了多少钱。

 

我问这位舅舅现在做不做毒品生意，李老师说好像还在暗中做。他说舅舅和当地的武装民团关系很好，那些民团的主要生意都与赌场、贩毒有关。

 

四

又一个星期天，李老师从他舅舅家回来直接进了我的宿舍。

 

他把两瓶酒扔我桌上，说他舅舅又要做一笔生意了。

 

我没觉得奇怪，金三角的毒品买卖一直就没断过，前几年有报道说经卫星观察，金三角还种有二十万亩罂粟。电视新闻往常播出缴获毒品的报道，成吨成吨的毒品堆在地上。去年世界戒毒日，电视台报道某地销毁了二十吨毒品。

 

李老师说有个四川老乡向他舅舅买了一批海洛因要运往泰国，还交了七十万定金。因为去那个地方必须通过民团防地，所以那人就找到了他舅舅。

 

因为这批货价值三百万，李老师舅舅不但收了七十万定金，还要求买家留下人质。我心想这个刘叔挺多虑也挺有手段，看来以前吃过亏。

 

李老师说，舅妈又提出让他当儿子的事，而且他也答应了。

 

我问李老师：“你父母什么态度？”

 

“我爸无所谓，我妈有点舍不得。”李老师说。

 

我笑着说，李老师凭空当上了富二代，还有一柜子机枪和冲锋机。

 

李老师说舅舅和舅妈已经把他当儿子对待了，他觉得比父母对他还好。他说这件事要是定下来，他就不能当老师了，得到庄园里去住。

 

其实我支持李老师给他舅舅当儿子，至少我能到庄园去玩枪。

 

虽然我这个念头挺不地道。

 

我又问李老师，你舅舅那几个女婿对你什么态度。李老师说那几个女婿，两个在仰光，一个在泰国，都是政府职员，对他舅舅的事从不过问也不沾边。

 

我倒有些为他忧虑，毕竟他舅舅是沾毒的人，谁知道会碰上什么事。

 

又一个星期天，李老师邀请我去他舅舅家玩，说他舅舅多次提到我。

 

我们又来到庄园，刘叔穿了身崭新的西装，打着领带把脸刮得十分干净。

 

我问：“刘叔今天怎么这么高兴？”

 

刘叔笑呵呵地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的外甥亲上加亲变儿子了。”

 

这天李老师的舅舅和舅妈都乐呵呵的，尽管几个女儿和女婿都没回来，但大家还是吃了顿丰盛的大宴。在饭桌上，我见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陌生男人，李老师舅舅的一个手下陪着他。没人作介绍，但大家对那个男人还算客气。

 

我猛地想到，李老师提到过舅舅的买家放下一个人当人质，想来就是这个人。

 

吃完饭那个人没留下聊天，向李老师的舅舅客客气气打过招呼就走了出去，那位手下紧紧跟着他。当我和李老师道别要回学校时，刘叔一手拉着李老师，一手拉着我，让我以后经常跟李老师到家里来玩。

 

他说：“听我儿子讲过你的很多事，有意思。”

 

以后每到周六，李老师就骑上摩托车去庄园。

 

又一天，李老师从庄园回来后神情有些古怪，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舅舅让买家骗了。”

 

我说：“那件事安排得挺周全，还放下了人质，怎么能出变故？”

 

“货送到地方后，买家没付余款。”李老师说。

 

我又问：“你舅舅怎么说？”

 

李老师说他舅舅听了手下报告后没多说什么，也没责备手下，只是让人把那个人质关起来。我预感这事没那么简单，以刘叔的脾气及做事风格，似乎这笔生意损失多少钱不重要，遵守江湖规矩才是重要的。

 

泼水节前一周，李老师找我商量，说他舅舅到中国去了，约好和买家在四川见面，他舅妈问他能否请一段假回庄园住。

 

我思忖李老师如果请假一个星期，那我就要教三个年级。不过我累些忙些倒不打紧，他舅妈的心情为重。

 

我答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无所谓，重点是他舅舅不在家，要安慰好舅妈，人年纪大了担心的事多，要尽职做好儿子的事。

 

之后，李老师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我没有向上级汇报，主要是这件事不知该怎么说，按规定请这么长时间的假必须有极为特殊的理由。我不想编谎骗上级，只能不汇报，反正这是山里的乡村学校，领导也不会来检查。

 

这是我在缅甸当志愿者期间违规最严重的一件事，一旦让上级知道了，我绝对会被辞退。

 

一星期过去后是泼水节，放五天假。放假前一天我买了几箱方便面和一些棒棒糖，给每个学生各发了一样。

 

泼水节我去了庄园，李老师舅妈也没把我当外人，告诉我刘叔带了个女人去了中国。她说刘叔不是个为了钱死缠烂打的人，但有人破坏规矩他就不能容忍。

 

她说，在金三角因做毒品生意死了无数人，但原因都是违反了规矩。几十年来，她父亲以及刘叔之所以能相安无事，就是因为守规矩。

 

虽然我不完全相信做任何生意特别是毒品生意的人都能遵守规矩，但我知道在生意场中能活下来的人基本上都是有江湖精神的人。

 

在庄园那几天我去看过被当人质关起来的男人，他被关在树林里的一栋砖房里，透过有拇指粗的铁栅栏往里看，屋里设施还不错，至少不比酒店差哪儿去。

 

过了一个月李老师告诉我，他舅舅一个人回来了。他说他舅舅是花钱雇的女人，就是陪男人游玩的妓女，在缅甸和泰国做这种职业的女人很多。

 

李老师舅舅到了四川后，先去老家汶川在酒店住了几天，也去了老家原来的住地，但08年大地震后老房子全没有了，到处是漂亮整齐的新楼。

 

他若有所思地在汶川转了几天，几乎走遍了大街小巷，然后才去找那个买家。

 

那人讲了一大番托辞就是不付钱。他舅舅看出买家另有打算，借口第二天在酒店吃饭再谈，留下女陪游在住处，立即打车前往昆明。在昆明换了车直奔边境才回到缅甸，其中的经历十分惊险。

 

我心想买家放下的人质危险了，按江湖规矩，卖家可以处理人质了。

 

人质不过是生意中的抵押物。

 

五

又过了半年，已于两个月前辞去教师工作回到庄园的李老师打来电话。

 

他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舅舅出事了。

 

我一惊，脑子里闪过一个问号，是买家派人来报仇了？

 

我让李老师放慢声音清晰地说。

 

李老师说他舅舅受了重伤并被警方抓捕，当前就知道这么多。

 

我告诉李老师今天是考试最后一天，明早我送试卷去区里，顺便到庄园。

 

第二天我骑着摩托车疾驰进庄园，见草坪上停了不少车，进进出出的人神情都很严肃。

 

客厅里坐着七八个人，其中还有穿军装的，像是在讨论刘叔的事。我向李老师舅妈问好，她倒没显得那么焦急，坐在椅子上仔细听在场的人讲话。

 

由于我听不懂当地语言，就把李老师拉到屋外，让他把已经知道的有关刘叔的事仔细讲一遍。

 

李老师说，一个星期前有人来找他舅舅，说那个买家真实姓名叫王家良，除了向泰国贩运毒品外，在缅北佤邦还开有一家大酒店。

 

来报告买家情况的人显然是舅舅自己安排的，那人说亲眼看见买家王家良在酒店里招待客人，他当时也是客人之一。

 

刘叔仔细询问了来人很多细节，一个人在屋里想了几个小时，然后换上装，带了两个手下要前往佤邦找王家良。

 

临走时刘叔叫来李老师，将一串钥匙交给他，吩咐他好好照顾舅妈。

 

李老师说，今天来的人都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打听到了他舅舅的情况，总的来说状况不容乐观。

 

我说你把情况说一遍，别急。

 

刘叔带了两个手下直接去了佤邦首府邦康，那里是缅北最大的城市，也是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与中国普洱市孟连县只隔着一条南卡江。

 

刘叔连夜出发，天亮抵达邦康后直奔王家良所在的酒店，直闯其办公室。两人显然发生了冲突，双方的人发生了交火，且均有死伤，刘叔带的两个手下也一死一伤。

 

交火中王家良逃出了酒店，一路跑向附近的商场，刘叔紧追不放。打完手枪子弹的刘叔在商场向王家良扔了一颗手雷，但王家良却只受了轻伤。

 

王家良继续奔逃，一直跑到警察局。

 

在警察局门口，只剩最后一颗手雷的刘叔追上去与王家良撕打在一起，缠斗中刘叔抱住王家良并拉响了手雷，致使王家良当场毙命，刘叔也受了重伤。

 

我的反应是事闹大了，而且事发地不在刘叔的地盘。

 

在各军事力量割据的缅北，金三角这边与佤邦在政治、军事上立场并不一致，帮刘叔的人基本起不到作用，结局难料。

 

虽然很多人在暗中帮刘叔，刘叔也不缺钱，但正如我预料的，佤邦和金三角这边没有交情，据说在过去双方还有过摩擦，最终刘叔被判处死刑。

 

开公判会的头一天，我和李老师带着几个人到了邦康。在酒店里李老师焦躁不安地唉声叹气，说庄园没有了舅舅，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

 

我告诉李老师，天下的事总是瞬息万变，人有双喜临门，也有祸不单行。在当前及今后，你必须咬紧牙关，保持冷静挺起胸膛，这对你舅妈她们至关重要。

 

在公判大会上，刘叔被五花大绑。

 

几个武装警察押着他，但他紧闭着嘴高昂着头目光冷冽。

 

我和李老师及几个庄园的人挤到围观人群的最前面，刘叔也看到了我们。

 

他嘴角露出一丝笑意，看着我们微微点头。

 

李老师面向刘叔，右手握拳举在左胸口，目光肃穆而坚定。

 

刘叔的尸体被送回到庄园，李老师的舅妈及上百人出来迎接。

 

几天后，刘叔被安葬在一处花园里，随葬的还有他打猎用的机枪。

 

假期结束后，我要回学校，临走前我去刘叔墓前道别。

 

我看着墓碑上镌刻的刚劲有力的“刘一道”三个大字，心想在金三角很多人的人生都一样，很多人的归宿也都相同，这些人一生就为了一件事：毒品。

作者：黑叶，自由职业

编辑：蒲末释

源济

在缅北，我帮3个诈骗犯回中国

Original 黑叶 全民故事计划  2022-05-09 08:30

“

然而，当看到一个皮质刀鞘及掉在竹床缝隙中的一颗子弹时，我立刻心生警惕。

—这是全民故事计划的第639个故事—

一

大年初一这天，是我在金三角过的第三个春节。

 

我是一名老师，那天下了课，我想到寨子里走走，看看我的学生们都在干什么。

 

实际上，在缅北地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过春节。

 

学校去寨子的路边有座木制教堂，教堂外还有个同时能够容纳几个人的祷告室。我远远地看到在教堂外的台阶上坐着一个年轻人，他边抽烟边看旁边的树林。

 

看皮肤发式及穿的T恤，我就知道他是中国人。待我离教堂还有二十几米时，从祷告室里出来了三个年轻姑娘，她们走到年轻人跟前，掏出烟点上互相在说话。等走近一看她们的脸，我断定三个姑娘也是来自中国，尤其是因久坐室内不见阳光捂得苍白的脸，那样的脸让人印象深刻，一看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公司的骗子。

 

学校周边有七八家电信网络诈骗公司，里边的人都是这种苍白的脸。

 

我对这几个姑娘来教堂祷告没觉得奇怪，寨子东边还有一座寺庙，电信网络诈骗公司里的人也去寺庙烧香拜佛。我觉得好笑的是，骗子也祈求佛祖保佑。

 

我常在半夜听到放鞭炮礼花，据说是每当诈骗上百万，就放鞭炮礼花庆祝。

 

一个留齐耳短发的姑娘冲我笑了笑主动搭讪，“你是干什么的？”

 

我告诉她自己是学校里的老师。

 

几个姑娘说，都知道寨子里有所学校，还有一个中国来的老师。

 

留齐耳短发的姑娘说：“老师，你真伟大。”

 

我说：“伟大什么，假装伟大。”

 

她们说发现这里有座教堂，有时就到这里来祷告。

 

我问她们在这儿干什么工作，几个姑娘东张西望，言辞闪烁。

 

台阶上的年轻人并未在意我们的对话，他手里始终掂着几粒石子低着头。

 

但我从他不经意看向我的眼神中，察觉到了一丝凶狠的气息。

 

那种眼神，我在这里见过许多，都来自一些亡命之徒。

 

我有一种预感，这个年轻人会出事。

 

二

果不其然，几天后，我又遇到了这个年轻人。

 

我在的学校里只有我一个老师，三间教室，加一间我住的竹屋。

 

竹屋后坡的不远处，就是那间涂了白石灰的祷告室。

 

竹屋前边是一个十亩地大小的园子，村长在园子里种满了玉米。

 

园子四周有几棵直径一米粗的大树，还有几十棵香蕉树。五棵芒果树离我的竹屋只有四五米远，树上长满了比拳头还要大的鹰嘴芒，这种芒果非常好吃。

 

村长说五棵芒果树及另外三棵菠萝蜜树归我，香蕉树归他。

 

香蕉树和香蕉在山里主要是当猪饲料。

 

学校周边的几个电信网络诈骗公司有时会停电，一停电手机也没了信号。

 

这时那些干电信诈骗的男男女女就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地走进学校。他们见学校里有新鲜的香蕉、菠萝蜜和芒果，好几次提出要买，我都拒绝了他们。

 

学校还有几棵开满花的树，我也拒绝那些人买花。

 

我实在不想跟骗子有任何联系。

 

直到一天晚上我已睡觉，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

 

我跳下床从抽屉里拿出手枪，心想又是寨子里的人吸了毒跑到学校来乱逛。我猛地拉开门，见月光下站着一个人，仔细一看竟是那天坐在教堂台阶上的年轻人。

 

我问：“你有什么事？”

 

他说：“我饿了，请老师给我点东西吃。”

 

我怀疑地看着他，但还是拿了袋饼干及一瓶水递给他。

 

他对我说谢谢，又问我是否可以从树上折一枝花。

 

我虽然感到怪异，但一想一个男人要枝花也不是什么坏事，就同意他折了一枝。

 

到了第二天，我问学生们是否看到有人住在教堂里。

 

学生们回答说是有个中国人住在教堂里，还有几个中国女人经常去看他。

 

但是三天前，村长赶走了那个人，还把教堂的门用钉子封住了。

 

过了两天，晚上那个年轻人又来敲门了，他拿了几袋饼干说是要还给我。我看着他心里想这个人挺懂道理的，但不明白他为什么一个人在外边东躲西藏。

 

我请他进屋，他说，谢谢老师，但没有进来。

 

我问他：“你住在哪里？”

 

他指着学校不远处的竹林说：“我在竹林那边租了一间屋子住。”

 

我知道竹林那边有一间已歪斜的竹屋被闲置，勉强能住人。

 

和我又说了几句话，他便离开了。

 

原以为我跟他再不会见面，一借一还，缘分也就尽了。

 

过了几天，我正在批改作业，在教堂那儿见过的几个姑娘突然来到学校。留着齐耳短发的姑娘指着竹林那边问：“老师，请问你见过住在那边屋子里的人吗？”

 

我警惕起来，说：“没见到，不知道。”

 

留齐耳短发的姑娘说自己叫王丽，她们好久没见到那个朋友了。

 

我假装无意地问她：“你们像是很熟？”

 

王丽说：“我们都是贵州的同乡。”

 

住在竹屋的年轻人叫李康，他们是高中同学。李康以前在学校时学习很好，后来，父亲因病去世，他也就完全变了一个人，最后连高考都没参加。

 

“我们在一个公司，但他不能完成定额，老板把他赶出了公司。”王丽说。

 

李康被赶出公司，又没办法回家，一个人住在教堂，就靠她们几个人给他钱生活。

 

我说：“骗人也不容易，听说有骗了几百万的，半夜里放鞭炮礼花不就是庆贺吗？”

 

王丽解释说她们来得晚，才几个月，脑子一时转不过来，也只够完成定额。

 

她们也是被骗来的，身份证和护照被人扣住了，完不成定额就会饿肚子。

 

她们也想过逃跑，但逃跑被公司抓住，就会一阵毒打，甚至丧命。

 

我听说过这样的一些传闻，很多国内的大学生被人骗了过来，本来以为能挣快钱，来了后才发现进了诈骗公司，最后被家人赎回去，但我不知道会死人。

 

李康就是跑出来的，诈骗公司的人一直在找他。

 

三

她们离开前，满脸担忧，怕李康已经被人给杀了。

 

不过在那之后，我又见到过李康几次，还见到他骑着一辆摩托车。

 

他的精神似乎好多了，也胖了点儿，脸上也没有之前的阴郁。

 

一天下课后，我顺着竹林走，穿过竹林有几户人家，我去看望一个因生病已有十几天没来上学的学生。由于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导致的贫困，人们普遍营养不良，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患病较多，加上缺医少药，这些学生每年都会因病死亡一两个。

 

走过竹林，路过李康住的竹屋，我想去看看他，一个人住在这里生活一定很艰苦。

 

在竹屋外，我喊了李康几声，无人应答，便推开虚掩着的门向屋里看。

 

我原以为李康没有工作自然也没有收入，靠着几个同乡支撑也就勉强活着。但屋子里的被褥都是新的，还有新的蚊帐，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齐全，还有挂面及一大袋子泰国香米，一个盆子中还有几斤鸡蛋，这比我的生活还要好。

 

屋里还放着一个拉杆箱，地上放了几提矿泉水，还有大半箱啤酒。

 

这不像是一个只能勉强吃上饭人的生活，反正我是自叹不如。

 

然而，当看到一个皮质刀鞘及掉在竹床缝隙中的一颗子弹时，我立刻心生警惕。这说明李康有把匕首，那只空刀鞘在当地商店虽然有卖，但很贵，一般人不会买。

 

我从缝隙中抠出那颗子弹，见是7.62口径枪用的，而且是新子弹，铜弹壳很亮。

 

我端详着这颗子弹想，这种东西在山区里很难搞，根本不像是捡的。

 

难道李康还有枪？

 

如果真的有枪，那他拿这些东西来做什么？

 

我感到这其中有事，屋子里崭新的生活用品及矿泉和啤酒，都说明李康的生活有变化，难道是王丽几个姑娘挣钱了？李康的生活一直都是靠着王丽她们资助。

 

自从我把学校里的祷告室交给王丽她们打理后，几个姑娘就常到学校来。星期天，当王丽她们从祷告室出来帮我批改学生作业时，我有意无意地提到了李康。

 

“我见李康还有一辆摩托车。”我说。

 

王丽她们不相信，说李康在这里人生地不熟，连个工作都没找到。

 

我问她们最近见到李康没有，王丽说没见到他。

 

我对王丽说：“你们应该去看看他。”

 

她们去了李康的住处，回来后王丽告诉我，看样子李康也许找到了工作。

 

其他几个姑娘一说起李康就感叹不止，都说李康这人也真奇怪，过去能说能笑，但现在变了个人，沉默寡言精神不振，“真担心他这样下去，人就完了。”

 

她们都劝过李康，不适应公司的工作也可以在县里找个工作，毕竟县里来了这么多人，工作也不难找。上个月，县里的赌场和娱乐公司及一家大酒店都开张了，连当地的文盲都能有活干，一个月两三千块工资，足以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王丽她们说的对，电信网络诈骗公司来了一万多人，也刺激了各个行业，酒店、饭店以及建筑装修也大量需要人，像李康那样有文化的人，不难找个工作。

 

说到这里，王丽突然问我：“这里缺少老师，让李康当老师怎么样？”

 

显然，王丽对李康现在的变化并不了解，李康当前在干什么她们都不知道。

 

我对她说：“是缺老师，但李康愿意当老师吗？”

 

几个姑娘也都附和，说当老师好，等见到李康和他说。

 

上课后，我又问学生，有谁见到过在竹林那边竹屋里住的那个人，学生们说很少见到那个人，有时也能看到他骑摩托车回寨子。有个学生说，前几天他和妈妈去县里赶集卖菜，看到过那个人坐在饭店里吃饭，还有两个中国人和他在一起。

 

我心想李康不仅有事干了，还结交了新的朋友，也算是好事。

 

一天早上，我刚起床，拎了个桶正要去打水，李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眼前的李康一下把我吓到了。

 

他左胳膊上包了个毛巾，血沿着毛巾的边流下来，胳膊下还夹着一件衣服。

 

李康说是骑摩托车不小心摔倒了，让竹子划伤的，问我这里是否有药。

 

我让他坐下，拿出医药箱，解开他胳膊上的毛巾，见左胳膊外侧有一道约十厘米长的伤口，边缘齐整，根本不像是竹子划的，更像是被刀砍的。

 

我问李康什么时候伤的，他说有几个小时了。

 

“为什么不去医院，这么长的伤口需要缝合。”

 

李康说不严重，去医院要花不少钱，上点药包扎一下就行了。

 

我这里只有紫药水纱布这些，起不了什么作用，劝他还是去医院。

 

李康坚持说简单包一下就可以。我用双氧水把伤口做了清创，发现还有瓶剩一半的青霉素粉剂，就全部洒在伤口上，然后用纱布包扎起来。

 

完成这些后，我又找出几片消炎片给李康，让他按时服用。

 

李康谢过我，把满是血迹的毛巾捡起来塞进裤兜，准备离开。

 

我说把毛巾扔垃圾桶里就行了，李康说毛巾上都是血不好看。

 

我看看他，心想这人倒是挺心细的。

 

他拿起放在桌上的衣服，里面掉出一盒烟及一叠钱，大约有两三千块。

 

哗的一声，他的神色格外慌张，说是给朋友捎的，幸好没丢了。

 

过了几天，王丽她们来学校，从祷告室出来后，我把李康受伤的事告诉了她们。

 

王丽问严重么，我说挺严重，但他不愿去医院。

 

她们决定要再去看看李康，但找了几次还是没见到人。

 

过了一会儿，叫月月的姑娘跑回来告诉我，李康病了，而且发烧很严重。

 

我来到李康的竹屋，王丽等人正拿着毛巾细心地给李康擦脸。

 

李康半睁着眼睛，有气无力地躺着，身上盖着被子。

 

我伸手摸李康额头，很烫。很可能是伤口没及时换药导致的发炎。

 

王丽问我，“怎么办？”

 

我说唯一的办法是去医院，再不去会危及生命。

 

我用摩托车把李康送到县医院，医生检查完说，很严重了要住院治疗。

 

安排好李康住院后，我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了王丽。

 

她也很着急，说她们不能随便出公司，她们是白天休息晚上工作。

 

我说晚上我陪床，因为不用手术，陪床也不麻烦，不影响白天给学生上课。

 

王丽说她们几个商量一下，白天轮流去医院照顾李康，反正路也不远就几公里。

 

晚上，我做了饭给李康带过去，除了输液需要人看着，其他倒也不累。

 

病房里还有空床，晚上可以睡觉。

 

李康对我很感激，他说了好几次自己就不该跑到缅甸来，在家里虽然工作累些工资也不高，但守着家人挺好。我问他怎么到缅甸来的。他告诉我是一个远房表哥在缅甸这边干，他回去盖了房买了车还要回缅甸，说是再干两年就回家结婚。

 

他跟着表哥出来，还把王丽她们也带出来了。

 

我问李康，你不知道到缅甸是干电信网络诈骗？他坦率地说，知道。

 

王丽她们也都知道，但没想到是要亲自去骗人。

 

李康说他们镇上有很多人跑到缅甸来，反正都是同学亲戚或者熟人。

 

说到这里，他叹了口气说：“这么活着，真没意思。”

 

我说你可以当老师，教一、二年级学生肯定行。

 

李康说自己没资格当老师，也不配当老师。

 

绕了好大一个弯子，我还是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犹豫了一下，含含糊糊说跟着一个老板干，帮着搞建筑材料。

 

我不好再多问，他说他要尽力多挣些钱，帮王丽她们回去。

源济

 

四

住了十几天院，李康的伤口已痊愈，医生说可以出院了。

 

出院那天，我准备用摩托车送他回去。

 

李康说不用，反正身体已完全康复，他想在县里逛逛，然后自己回去。

 

我也没勉强他，骑摩托车驶出医院。在离医院不远处的商店，我正在给学生买铅笔橡皮时，见两个年轻人骑摩托车从街上开过去，李康坐在其中的一辆上。

 

我心想李康这人挺奇怪，看来他早就与人约好接他出院，但为什么不说呢。

 

第二天，王丽她们又来到学校，说李康出院了，来看看他。

 

我和她们一起去了李康的竹屋，但他人不在。

 

屋里的东西还是像他住院那天的样子，显然，李康出院后就没回来过。

 

我说：“李康把这当作旅馆了。”

 

王丽说：“刚出院就乱跑，让人越来越不放心。”

 

我说李康是个成年人，他有自己的打算，过几天就回来了。

 

过了一个星期，一天傍晚李康来到学校，他的裤子及鞋上沾满了泥。

 

我开玩笑问他，是不是钓鱼去了，他略显疲倦地一笑，没回答。

 

他拿了条七匹狼烟放在桌子上，说给我抽。

 

我说这种烟一条二百多块钱，真没必要浪费。我没问他出院后这段时间去哪儿了，也没提那天他坐在摩托车上出院的事，别人不愿说的事，我从来不主动问。

 

李康说明天是星期天，想请我和王丽她们在县里吃顿饭。

 

我拿了几个菠萝和几个芒果放在塑料袋里给李康，让他拿回去吃。

 

第二天一早，我接到区里通知，让全区老师去区上开会。

 

我给李康打电话，告诉他不能去吃饭了，也让他转告王丽她们几个人。

 

打完电话我在想，自己怎么和电信网络诈骗公司的人成了朋友，今后是不是应该疏远他们一点，保持点距离，毕竟自己是老师，别让学生们误解了。在课堂上我一再对学生们说，不要和那些人来往，他们给钱或其它东西也不能要。

 

到了区里后，区书记给大家开会，到场的人不但有老师，还有区政府的工作人员。

 

区书记说当前疫情形势日益严重，从明天起所有学生放假，老师们编入所在乡的防疫工作组，协助乡长搞好防疫工作。我被编入乡里的检查组，具体工作是三人一组骑摩托车去各村寨检查情况，村寨的出入口武装设岗，严禁外人进出。

 

之后我每天一早就骑上摩托车去乡里集合，乡长给检查组每人发了支冲锋枪及三发子弹。我对乡长说冲锋枪太沉背着不方便，乡长说冲锋枪个头大能吓住人。

 

一天，我们来到离水电站不远的一个寨子，这个寨子离矿山比较近，寨子边上靠公路有个锯木厂和球磨机厂。在寨子里检查时，我听站岗的民兵说起一件事，前几天半夜里，球磨机厂的老板被人绑架了，最后拿了十万块钱才放了老板。

 

缅北是个荒蛮之地，黄赌毒到处都有，什么事都会发生。去年，当地一个派出所长拉了几个人，半夜抢了一个中国老板一百多万，之后被枪毙了。

 

站岗的民兵说，绑架球磨老板的是三个中国人，现在还没抓到。

 

听站岗的民兵这么说，我竟想到了李康和接他出院的两个骑摩托车的人。

 

我心里说，别乱想，这又不是编电影，神经也太过敏了。

 

五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见到李康。王丽她们也没见到。

 

学校放了两个月的长假，我抽空去了一趟寨子，看看学生们放假在家都干些什么，在寨子里看到几个女学生，我把她们叫过来，发现她们把学的东西忘光了。

 

我责备她们放假在家就知道玩，连书也不看。

 

她们说，没有玩，在中国人开的公司里打扫卫生。

 

她们说打扫卫生一天能挣二十块钱。

 

我瞪着她们，却又没有办法。

 

一个叫艾腰的女生说，她们还看见了经常到学校找老师的那几个中国女人，说她们每天都被罚站挨骂。我问为什么，艾腰说，她们不能挣钱，老板不高兴。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没见到李康，王丽她们几个人也没到学校来。

 

一天中午，我正在生火煮牛肉，乡里杀了一头从山上掉下来把腿摔断的牛，乡长分给每个老师六斤牛肉作奖励。王丽她们几个姑娘来到学校。这次她们在祷告室里待了很长时间，出来后我见她们几个人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也没问她们。

 

我说正好煮了牛肉，让她们一起吃。

 

我想过，不管她们在缅甸干什么，几个女孩子也算是误入歧途，也不是大恶人，再说她们还在祷告室赎罪，知道自己的错，只是一时不能脱身罢了。

 

聊天中大家说到李康，她们有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挺为他担心的。

 

我说前几天去过李康住的竹屋，没见到他，但屋子里积了一层灰尘。

 

李康像是很长时间没回来住了。

 

前段时间，王丽和李康通过电话，她问过他在干什么，但李康只说挺忙的。

 

那次李康跟她说了一句话，“到了中秋节，你们就可以走了。”

 

自此李康再没联系过她。

 

过了不到一个月，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与微信群的老师们聊天，互相交流对当前疫情的看法，大家一致认为形势在一天天好转，但今年春节是回不去了。

 

聊完天我又看了会儿当地新闻，新闻播出的一个画面令我一惊：镜头中一个年轻男子躺在地上，播报员说，今天凌晨在矿山发生一起绑架抢劫案，三名案犯中一个叫李康的案犯被击毙，另外两名案犯受伤被抓获。我反复看了几遍，确定死者就是李康，他躺在地上，脸色苍白，脖子和胸部似被子弹击中，满是血迹。

 

我想把新闻转给王丽，但又担心王丽她们慌乱，恐怕容易出事。

 

过了几天，王丽她们来到学校，从祷告室出来，我请她们吃芒果。

 

我对几个姑娘说：“我有件事必须告诉你们。”

 

几个姑娘看我神情严肃，互相看看，不知我要说什么。

 

我说：“你们一定要冷静，特别是回到公司后要像往常一样。”

 

“一旦让公司里的人觉察到你们异常，可能会给你们惹来麻烦。”

 

几个姑娘也察觉到我要说的事关系到她们，月月紧张地问是不是中国那边的警察过来了。王丽说：“老师你说吧，大不了把我们抓回去，我们早有心理准备。”

 

我将李康的死讯告诉了她们。

 

几个姑娘万分惊诧，过了一会王丽问我：“老师你再说一遍，李康死了？”

 

我把手机拿出来让她们看，几个姑娘一时都呆住了。

 

我只能默默地看着她们哭了很久。

 

王丽这时才提到，十天前她们和李康见过面，他拿出六万块钱让她保管。

 

那笔钱，是她们在网络诈骗公司的赎金。

 

我说：“李康在外面认识了其他人，一块去干了绑架抢劫的事。”

 

王丽说不是，被抓住的那两个人也像是公司的，这几个月有几个人逃出了公司。”

 

我告诉她们，关于李康的事对公司里任何人不要提起，一定要保持冷静。

 

“你们自己决定时间，尽快离开公司回国去。”我说。

 

几个姑娘十分紧张，王丽说在这里她们不认识人，没人会帮助她们。

 

我把自己知道的回国路线和办法告诉了她们，矿山每天有去另一个县的大巴路过这里，只要上了车就好办了。她们听完还是很紧张，说万一上不了车就完了。

 

几个姑娘谁也不再说话，我想也对，她们在这里人生地不熟，让她们逃跑，随时会被发现抓回去。我说这样吧：“我给你们找辆车，送你们过去。”

 

到了约定的那天，正巧停电，王丽她们几个人若无其事地来到学校，我让她们上了已停在学校外的一辆皮卡车，我也上了车，在车上以防她们被发现，我让她们一直弯着身子，因为寨子里闲逛的中国人，指不定哪个就是诈骗公司的人。

 

车出了寨子驶过县城一直向前开，一个小时后过了水电站大桥，我才松了口气。

 

到了目的地，王丽给了司机五百块钱。下车后我给她们每人买了袋面包及一瓶水，告诉她们不能停留，又乘摩托车直接去往国境。绕过一座山，摩托车在一条大道边停下，几个骑摩托车的人都是干送人到边境偷渡的。我指着大路，嘱咐她们，沿着这条大路向前走五十米，前边是中国边防检查站，告诉警察是来自首的。

 

“别害怕，没有偷渡过境而是自首回国的人员，都会获得宽大。”

 

王丽担心地问我会进监狱么，我告诉她们不会，自首不是偷渡，一般是罚款。

 

一个月后，中秋节那天，王丽给我打来电话，她们几个到边防检查站说明情况后，立即被送到隔离点隔离。二十一天隔离解除后缴纳了罚款，现在已经回家。

 

王丽说：“老师，谢谢你救了我们。”

 

我告诉王丽，我只是帮了点忙，是她们自己救了自己。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李康没和她们一块回家。

作者：黑叶，自由职业

编辑：蒲末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