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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漫谈] 14岁,我亲历的炼狱戒网生活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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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7 01:46 P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4岁,我亲历的炼狱戒网生活 | 人间

 黔今 人间theLivings  202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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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你和我父母真的了解这所学校吗?我妈妈说这个社会很美好很正义,在哪呢?就是在这里吗?”我语无伦次地咆哮着,心脏像被揪住了一样疼,“我为什么要活着?父母把我送到这里来,是让我学他们卖淫、贩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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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 | 《少女佳禾》剧照





1


2013年5月初,母亲突然告诉我,他们要送我去参加一个夏令营。那时的我14岁,已经是大人眼中不折不扣的“网瘾少女”了,因为频繁逃课去网吧,被学校停了学。待在家里的日子,我更加肆无忌惮,每天一心打游戏,无论父母如何劝说都听不进去。
在母亲频繁地恳求下,我终于答应跟他们去看看,心想就当旅游嘛。父亲开车载着我们远离了城市,周围的山和树渐渐多起来,路从宽到窄,从平坦变崎岖,可我都没发觉异常——我的注意力都在手机游戏上。
直到车子停下,我才抬起头,发现已经来到了一所学校的门口。巨大的铁门缓缓打开,父亲把车停在了教室前的水泥地上,告诉我这就是举办夏令营的地方。我看着周围那几个穿着迷彩服的男人,感觉有些不对劲,随后一个瘦瘦小小的女老师把我带入学校的会议室,递给我一本漫画书,让我坐下来看。
“为什么会议室里要安装铁栏杆?”我看着女老师,开始想这个问题,但还没等我想明白,就透过那个狭窄的玻璃窗看到父母已经上车了。我立刻丢下书,可会议室的门已经从外面反锁了,我只能抓着生锈的栏杆吼叫:“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去哪?!”
父母没有回答,车子也没有停下。一个教官目送他们离去,然后返身来到会议室。他打开门,用力地拽着我的胳膊往另一间屋子里拖,我不停地谩骂和挣扎,压根不起作用,最后他把我甩进一间小黑屋,冷漠地说:“好好在禁闭室里反省。”
我从下午4点一直哭到了晚上7点,期间没人来劝我,也没有水和食物。泪眼朦胧的我看着木门上面用来观察的小窗口,开始狠狠地用脑袋撞墙——那时的我还以为只要自己昏厥了,父母就会把我接回家。可等我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在禁闭室里,入眼的是一盏白炽灯和铺满泛黄斑点的墙壁,教官正用拇指死死掐着我人中。见我醒了,他又出去了,一句话也不说,仿佛已经对这种“自虐式”的威胁司空见惯了。
我冷静下来,决定绝食,那些白水面条一次次送来,又被端走。3天后,没有食物再送进来,水杯也不再出现,我排泄的次数从一日5次往下递减。不安席卷着我的大脑,我开始恐惧,可他们的讽刺从未停止:“你没必要用自己的健康来换我们的妥协,只有你的父母和老师才吃这套。在这里,你要学的就是听话。”
那天,一个教官问我有没有反思、忏悔自己的过错,我满怀戾气地顶撞了他。他走近我,架起了我的胳膊,把我扔出了禁闭室。我重重地摔在了水泥地上,因为饥饿,我头晕目眩还耳鸣,恍惚中抬起头,发现烈日之下站着一群少男少女。男生一律剃了光头,女生齐刷刷扎着马尾,他们看着我,眼神里带着幸灾乐祸的意味。
教官们坐在门口的竹条椅子上,悠闲地打着牌,喝着茶。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狼狈地爬回禁闭室,里面排泄物的骚臭味让我觉得自己彻底变成了一只动物。我开始反省:是不是只要我足够听话,不再碰手机和电脑,努力考出让父母满意的成绩,他们就不会送我来到这个地方了?
我不再抵抗了,对教官的态度变得卑微又讨好,无论是白水面条还是自来水,我都会乖乖咽下去,只要他们让我从这个不足10平米的禁闭室出去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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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的下午,我无力地坐在角落里,禁闭室的门忽然开了,一个短发女孩走了进来。她大概十六七岁,皮肤被晒得很黑,她温和地把我扶起,笑着说:“我带你回宿舍吧,你好好休息一下。”
她的笑让我感到些许温暖,唯唯诺诺地跟着她走进宿舍。这间屋子只有一扇装了铁栏杆的窗户,只能打开一道缝儿透风。靠墙的两面有6张上下铺,军绿色的被子都被叠成了规整的“豆腐块”,床下的脸盆、洗漱用品摆放整齐,不远处是一个散发着尿骚味的红色塑料桶。
其他人都去操场训练了,短发女孩一边帮我收拾床铺,一边讲:“在这里,你只需要好好完成该做的事情。依靠自己,别给我们添麻烦就好。”
等我安顿下来,短发女孩就去瘦小的女老师那里报告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的笑脸——后来我才知道,短发女孩好声好气地接我出去,是为了可以“加分”。
女老师向我介绍了这所学校,严肃地讲解了学员必须遵守的规则。她说来这里的都不是好孩子,“所以需要进行改造”。稍微听话的孩子,是被父母以各种理由骗来的;完全不听话的,是教官们出动,强行带进来的。而我沉迷游戏,父母想让我在这里“戒网瘾”,至于什么时候能离开,“要看你的表现”。
在这所学校,表现好的学员能获得加分,反之就扣分。每个月的15号,全体教官和老师们开会,综合当月学员的分数,进行“评级”。像我这种刚进来的学员都是“初级”,只能老老实实“训练”,1个月后如果表现好,加分多,就可以升到“一级”。
“一级”学员可以每月可以给家里打一次电话;“二级”学员除去电话,还有一次面见父母的机会和被挑选去帮厨的可能性(如果能帮忙做饭,可以避开一天的高强度训练);升到“三级”的学员,就差不多能毕业了,他们可以提出让父母考虑接自己出去,当然也只是“考虑”而已。
这个制度是所有学员必须牢记的。学校把写有每个学员姓名和等级的黑板挂在水龙头旁边,让人无法忽视——这是唯一的水源,学员们除了在此洗手,还要喝自来水解渴。



2


我开始跟随大家一起训练了:6点起床晨跑,围着那个水泥地跑1个多小时,200圈起步。跑完了才可以洗漱,如果没有在早饭前完成任务,就只能饿一上午的肚子。
刚开始我的体力跟不上,因为低血糖晕倒过。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又被关进了禁闭室,教练说,这是“掉队”的惩罚。
上午的“体能训练”是练军体拳或做俯卧撑,每个新人要在一周之内学会军体拳,否则会被扣分。俯卧撑一般是1000个起步,做不完不能休息,午饭也会被取消。当时正值6月,学员们全都在太阳底下暴晒,就算有人中暑倒地,旁边的人也无动于衷,最后晕倒的人只能得到一盆教练泼来的冷水。
中午,我们在10分钟之内解决没有油水的午饭后,要么继续进行体能训练,要么就进教室听课或背书。大家进教室后能放松一些,有人会偷偷摸摸地吃藏在课桌里的辣椒酱。教官也不是那么不近人情,只要领导不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一个高瘦、英俊的男老师对我们也不错。领导旁听的时候他正经讲课,领导一走,他就关上门偷偷地给我们放电影。听其他学员说,这位男老师姓程,大学学的是心理学专业,是不久前才来这个学校来当心理老师的。
轻松的下午转瞬即逝,每天晚饭过后是20分钟的洗澡时间。无论男女,都要迅速地洗头、洗澡、洗衣服、晾衣服,一旦超时就会被扣分,晚上还得待在禁闭室里反省。
这样高压的生活,常人难以忍受,不时会有学员精神崩溃,企图自杀。有人在晚上写日记的时候吞笔墨,有人会寻找比较锋利的东西割腕……对于教官们来说,处理这些麻烦已经轻车熟路了,他们当天送人去医院,第二天拉回来,立刻关进禁闭室,控制得死死的。
没法死,也没法逃。渐渐地,那些试图挑战教官权威的学员变乖了,他们明面上热衷于讨好教官、老师,暗地里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在新的学员身上。大部分人不会反抗,习惯性地缩起头,小心翼翼地生活着。


------
6月15日夜晚,全体学员在户外站了将近2小时的军姿,等待教练公布当月的评级结果。昆虫和蚊子到处乱飞,但谁都不敢动,全神贯注地站得笔直。
队伍解散后,那些成功晋级的学员都十分开心,有的和家里人打电话,有的领到了一罐珍贵的可乐。而我因为晨跑不合格被关过禁闭,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什么“特权”都没有。
我别无选择,只能给自己定下晋级的目标,希望可以早点出去。
到了晚上10点,全体学员都要进入宿舍休息,等各个寝室长把尿桶拿进屋,就可以锁门了。当时,整个学校只有8个女生,我们就住在一起,被称为“一班”。
一班的班长、寝室长都是在学校待了半年以上的老学员了。平日里,她们在教官、老师面前听话卖乖,一回到寝室,就立刻显露出一副欺软怕硬的嘴脸。她们会体罚我们6个女生,有时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只是单纯的看不惯,就会命令某个女生脱掉衣服,对她的肉体评头论足。
一天半夜,短发女孩躺在床上挑起话头:“你们卖过最多的是多少钱?”
“6千多吧,后来还给了我小费。”寝室长接话。
“哇,这些钱够买很多化妆品了吧?”短发女孩立刻奉承道。
突然,睡在我上铺的佳佳接话了:“好少喔,我一般1万起步,好几个人玩完一起给我。”
佳佳只有12岁,长得特别漂亮,即使在这种统一服装、统一发型的地方,她都可以吸引很多男生的注意。她的语气让寝室长感到不爽,随即就跳起来吼道:“那他妈又怎样?好几个人才1万多,不还是便宜货?!”
佳佳也变得刻薄起来:“你又老又丑又卖了那么久,恐怕6千是第一次,还是极限了吧?!”
这次,寝室长居然破天荒地没有接话。我悄悄地爬起来,拍了拍上铺的佳佳,一头雾水地问:“你们卖什么呀?这么多钱。”
“卖淫啊!你没卖过嘛?我们都是因为卖淫进来的,你不是?”佳佳理直气壮地说完又惊奇地问,“你是‘处’嘛?第一次可以卖很多钱的。你要是出去之后想卖就和我说,我帮你联系买家,保证好几千,他们就喜欢处女!”
这一刻,14岁的我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崩塌了。
有时,男寝那边半夜会传出狂叫,我以为是男生闹矛盾打架,室友们告诉我,是毒瘾发作了。她们说,男生进来的原因大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戒除网瘾;有的是因为吸毒贩毒被家长发现,家长觉得送来这里总比以后被警察送进戒毒所强……



3


6月17日,又一个女孩被父母骗进了这所学校,可她适应能力很强,几乎没有反抗,也没有闹脾气,所以关禁闭室的当天就被放出来了。
因为我已经变得老实本分,为人处事小心翼翼,女老师就让我负责带新学员回宿舍,顺便给她讲解一下这里的规矩。见这女孩的第一眼,我就知道她很有个性——她的头发染成了淡金色,发尾是渐变的粉红色,扎着一根高马尾,身上还穿着一条很潮的牛仔裙。她说自己叫阿妮,喜欢逃课去外面玩,喜欢染发、逛街和文身,“我爸妈都觉得我叛逆!”
她的大大咧咧,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放松感——至少,她不是因为卖淫进来的。我俩立刻熟络起来,早上一起刷牙洗脸,练军体拳的时候互纠动作,就连洗澡的时候阿妮也会主动窜到我这边,笑嘻嘻地给我擦背。那段时间,我和阿妮无话不谈,在这种高压的日子里相互扶持,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盼头。
阿妮的脾气很火爆,正义感强,经常看不惯班长和寝室长欺负别的女生,因此得罪了老学员,给自己招来了麻烦。班长和寝室长不止一次借着教官的名头在深夜体罚阿妮,而软弱的我因为害怕被排挤,缩在床上,不敢上前帮忙说一句话。可阿妮从来没有怪我不仗义,体罚结束,她就上床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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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孩子在家怎么不听话,外出之后,大多数家长还是会忍不住担心。我的父母从教官拍摄的视频中看出了我的憔悴,他们寄来了衣服,还有一些零食和生活用品。
那天,我抱着一大袋东西回到宿舍,所有人的视线瞬间都聚集在了我的身上。一向严肃的班长第一个靠近我:“我们班呢,就数你最乖巧懂事,平时我和寝室长也很留意特别照顾你,所以得‘分享’一下知道吧?”
等班长拿走一部分东西后,短发女孩、寝室长又陆续以各种理由讨要。看着她们的笑脸,我竟有些高兴,心想:是不是这样,我就可以避免一些体罚了?
等我把新洗发露和阿妮分享的时候,她却拒绝了,然后继续和我有说有笑的。可我明明记得,她刚进来的那几天不习惯学校提供的劣质洗发露,很在意自己的头发没有以前那么柔顺了。
收到包裹的第三天,短发女孩又嘻笑着跟我索要奶粉,我婉拒了她。因为缺乏营养,我的腿会抽筋,不仅难受还影响训练。而且我的东西已经被她们拿走了大部分,只剩几包奶粉了。
谁知短发女孩立马变了脸,她一把抓起包装袋撕烂,白花花的奶粉撒了一地:“你他妈的以为是谁把你带进来的呢?!”
整个宿舍一片寂静。班长坐在床上,满脸事不关己,寝室长瞥了一眼,继续和别人聊天。我很懦弱,闭口扫地,可是这么做还是刺激到了短发女孩,她用力地甩了我两耳光。
“你他妈有病吧,你上辈子饿死的?!”阿妮突然从床上跳下来,和短发女孩打了起来。闹出的动静惊动了教官,最后,她们被罚跑了整整一晚。
从此之后,阿妮的被褥上开始莫名其妙地出现死蟑螂,有时被套里还会被人倒潲水,晚上回了宿舍,她还要接受各种体罚。我自然知道这是为什么,可我还是不敢说话,眼睁睁看着她独自承担。其他女生也害怕被牵连,也不敢和她交流。
渐渐地,往日嘻嘻哈哈的阿妮变得沉默寡言,每次见面,她都会尽量避开我。我以为阿妮是嫌弃我胆小,没帮她出头,所以一直想找机会跟她道歉。有一天,阿妮被几个女生拉进厕所拳打脚踢,我试图上前劝解,肚子被踹了一脚。她们说:“你要是敢和教官说,我们就不会再轻易放过你了!”
我看着阿妮,她的脸快被压进蹲坑里了,但她依旧忍着恶臭,不愿转头瞥我一眼。我不知道她是嫌恶我,还是想划清界限保护我。总之,卑鄙的我满心愧疚,落荒而逃。



4


7月15日,我成功晋升为“一级”,每月可以跟父母通一次电话。而阿妮因为打架仍停留在“初级”,从这次评级之后,她就再也没笑过。
在这所学校里,平等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比如家长可以随时打电话来询问孩子的情况,而孩子给家长打电话,被当成了一种奖赏。有的孩子会哭着在电话里求饶,说自己已经改正了,求父母带自己走,但守在旁边的教官会立刻夺走电话并挂断,警告孩子不允许装可怜,“别想提前离开这里”。
那天,教官递给我一部手机,我看着熟悉的号码,听着熟悉的铃声,涌上心头的只有恨意。一时间,我脑子里蹦出了很多出去以后报复他们的想法,我开始浑身发抖,一句话没说就把电话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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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有3个心理老师,每天都要阅读学员们写的日记,然后挑选出那些心理压力大的进行谈话。评级结束的第二天,我就被程老师带到心理辅导室,开始了我们的初次谈话。
一开始,程老师温柔地询问我在这里过得怎么样。我并不信任他,所以什么都不肯说。在近20分钟的沉默中,程老师十分耐心,还削了个苹果放在我面前:“时间还很长,我不希望你一个人承担着不该承担的压力,有什么事情可以和老师说,老师都会尽力帮助你的。”
“你能帮助我什么?让我有更多的体罚吗?”
程老师并没有生气,他说:“如果你觉得我不能信任,楼下的许老师也有时间,你可以和他说说。如果他也得不到你的信任,那确实就是我们做的不够好。”
许老师也是心理老师,他胖胖的,很温柔,总把自己买的零食偷偷塞给学员吃,所以很受学生欢迎。程老师说,他和许老师都心疼我们天天被体能训练折磨:“其实,我们每天只需要辅导1个孩子就行了,但还是请示领导,希望每天至少能辅导4个孩子,让你们都能在空调房里歇会儿。”
接下来,程老师跟我分享起了自己的生活。他说自己的孩子快出生了,自从来到这个学校工作,他就一直在想,如果自己的孩子未来“叛逆”,他会深刻反省,“可能是身为父母的我们,没有尽到一定的责任”,“不够包容不够理解,所以才会让你们来这里吧”。
听程老师这么说,我憋不住了,立刻哭了出来。父母只知道我沉迷游戏,却并不知道他们生了二胎以后,天天围着妹妹转,我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才故意这么做。他们为什么不能看看我呢?多关心一点我呢?只有每次老师找他们,才会跟我说:“爸爸妈妈很在乎你,很关心你。”
我向程老师吐露了心声,也说了自己和阿妮的遭遇。在女生寝室里,每晚几乎都有体罚,热门话题就是卖淫、赚钱买化妆品。12岁的小女孩可以面不改色地说自己和多少个男人睡了觉,还会分享细节;寝室长像炫耀一般,说自己打过好几胎,现在一夜仍可以赚多少钱。她们不以为耻,甚至还会鼓动我加入。
“老师,你和我父母真的了解这所学校吗?我妈妈说这个社会很美好很正义,在哪呢?就是在这里吗?”我语无伦次地咆哮着,心脏像被揪住了一样疼,“我为什么要活着?父母把我送到这里来,是让我学他们卖淫、贩毒吗?”
程老师露出震惊的表情,看来这些事,他这个新员工并不知道。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自己也没想到会这样:“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好好处理这件事的。”



5


次日,程老师找主教官汇报,那些作恶的女生失去了职务,然后被狠狠体罚,关禁闭一周。程老师又立刻给阿妮进行了心理辅导,结束后,阿妮就被换到二班的宿舍——新来的女生越来越多,一个寝室都住不下了。
阿妮抱着被褥和脸盆搬离,一句话都没有和我讲,仿佛我们是陌生人。我一直对她心存愧疚,但去程老师那里诉说了阿妮的遭遇,也是间接地帮了她,我稍稍松了口气。
眼看着评级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努力表现得乖巧,可禁闭室的门打开了,那3个女生又回来了。一个深夜,她们死死揪住我的头发,把我从床上拽到水泥地上。她们撕扯我的衣服,然后拳打脚踢:“他妈的,之前就警告过你吧?贱种玩意儿,谁叫你告密的?等着被打残吧!今天要么把尿全喝了,要么就裸体出去给教官们看……”她们大笑着,扭曲的表情比鬼怪还可怕。
随后,一桶浸泡着我的迷彩服和内衣的污物从我头上倾倒下来。她们掰开我的嘴巴,试图把排泄物塞进去。疼痛断断续续直击大脑,我紧闭的嘴唇上满是恶臭,我挣扎着,下意识去寻找阿妮的身影,但很快就发现她已经搬走了,没人能救我。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一辈子,只能依靠自己。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打架,又抓又咬,仿佛一头失控的猛兽。后来,医院的心理医生让我回忆最痛苦的事,我竟忘了这场打架的结果,也忘记了那几个人的长相和名字,只记起了女孩的短发,寝室长很胖,班长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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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班长她们再次因为挑起暴力事件被降为“一级”。阿妮突然性情大变,主动找到教官,要求把自己一直珍爱的淡金色头发染回黑色,并且开始努力训练。9月,阿妮因为表现优异、特别听话,直接从“初级”跳到了“二级”,我也顺利升为“二级”,被挑去帮厨,不再参加体能训练。
在厨房里,和我分到一组的男生来自秦皇岛,他17岁,身高却有1米8,手臂和背上覆盖着大量的文身。得知我是因为沉迷游戏被父母骗进来的,他不屑地嗤笑:“屁大点儿的事儿你爸妈就把你送进来?我是因为和兄弟们砍死了人,我爸妈送我进来避避风头。等我出去了还要再砍死几个,你这么恨你父母,要不我出去把你父母给砍死吧?我不收你钱,就当是交个朋友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正在切菜,速度极快,力道极重。我吓出一身冷汗,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下一秒他手里的那把菜刀就会落在我的身上。也就是这一刻,我开始认定:这里的学员全是社会毒瘤。
10月,我终于成了“三级”学员,可父母却没来学校接我。我十分失望,在电话里大闹了一通。
直到出去的那天,我才知道“评级制度”是个骗局——为了让孩子们听话,教官画了张饼,告诉我们只要努力将自己改造成一个家长喜欢的乖小孩,就可以早点出去。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学校待多久,与表现好坏无关,只跟家长交的钱挂钩。交了半年就待满半年,如果家长对“改造效果”不满意,还可以续费,就算孩子升到了最高级也没用。



6


10月的一天,老师让我去禁闭室接小菁,我也冷漠地警告她别给我添麻烦。
小菁的发色是很彻底的棕色,看起来不像是染的,而眼睛是很浅的棕色,像是有外国血统似的。她说话的声音小小的,很文静,对谁都特别有礼貌。不过,我听说小菁是因为一起很复杂的强奸案进来的。那时我已经认定来这所学校的孩子都是“社会毒瘤”,于是就猜她多半是因为懵懂无知,稀里糊涂成了坏人的帮凶。
自从把小菁拎进宿舍,她就像牛皮糖一样黏着我。日常训练的时候,她主动跑来想和我一队;上课的时候,要坐我旁边;吃饭的时候看我快吃完了,她会大口大口狠狠地扒米饭,尽量跟我一起去洗碗;就连我去上厕所,她也要站在门口等着。
我察觉到了小菁的不安,这种莫名的跟随让我想起自己刚进来的时候想要依靠那个短发女孩的心态,又想起我和阿妮黏在一起的日子——我依赖阿妮,也是觉得她能时时刻刻保护我。可是如今的我对人和事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变,我怕自己的善良被利用,对待小菁也很不耐烦。
一天夜晚,小菁突然在熄灯前钻进了我的被窝,我没有拒绝。她突然一脸无辜地问我:“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啊?明明我什么都没干。”
我叹口气,不想理她,可她的手在被窝里碰到了我的手,似乎想要握住。我反感地说:“别耽误我睡觉。”
我想,她就算是个未成年人,成了强奸案的帮凶,为啥不觉得自己错了?可更多的故事,我并不想问,也懒得问。
这个夜晚,小菁没有再来牵我的手,只是淡淡地叫了声“姐姐”。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小菁突然砸碎了厕所的窗户,用碎玻璃片割腕。所有学员被临时关进宿舍,我往外瞥了一眼,看见教官、老师将小菁抱上面包车,送往医院抢救。
在这里,学员自杀太常见了。要么是不堪凌辱,要么是无法承受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但无一例外,他们最后都狼狈地回来了。自杀不仅得不到同情,反倒会沦为笑柄,有的孩子甚至会问自杀者:“怎么还没死呢?不是要死吗?怎么不死啊?”
我以为小菁也一样,会很快被拎回来。可直到我离开这里,都没有再见到小菁。


------
11月,我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为了发泄内心压抑的痛苦,我曾几次拿铁勺子偷偷划自己的手臂,红色的伤痕和刺痛能让我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这天,我又在宿舍划自己,教官突然进来叫我出去,说父母来了。我赶紧把勺子藏起来,就像把对他们的恨意藏起来一样。
在偌大会议室里,程老师对着我的父母不停地夸赞我,很明显,他想让他们尽快带我离开。半年没见,父母似乎很想念我,又看我变得乖巧、礼貌、懂分寸,分明“改造成功”了,他们很满意,就急切地表态要带我回去。
我笑了笑,不带感情地说:“谢谢你们。”
这半年的经历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痛苦让我一时间无法表露出任何情绪。我去宿舍收拾东西,认真环视四周,我不停地问自己:我真的离开这里了吗?
许多新来的女生对我投来羡慕的目光,短发女孩没有出来围观,阿妮也没有露面。我想和阿妮打个招呼再走,于是走进了二班的寝室。可阿妮不会笑了,一头黑发和冷漠的表情让我觉得好陌生,她应该不把我当朋友了吧。
接着,我又和程老师去教室单独谈话,我对他表示感谢:“你是我在这里唯一的希望和依靠,我会努力活着,坚信世界上一定有像你一样善良的人……”
程老师苦笑了一下,像是有些释怀,说也很谢谢我,让他终于感受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许老师已经辞职了,原因是在这里很受打击,他怀揣着教育理想来这所学校,想帮助问题学生,却发现其中大部分孩子已经三观扭曲。他尝试了一段时间,但发现还是干不下去,临走的时候还希望程老师早日离开。
我无言以对。在我的印象里,那些对学员比较好的教官、老师似乎都陆续辞职了。比如那个拽我去禁闭室的教官,他看似凶恶,其实从来没有打过人。那天他掐我人中的时候没说话,但神情特别迫切,仿佛怕我下一秒真的死掉。他来这种穷乡僻壤工作,拿并不高的工资,应该也不是单纯为了钱。
离开前,我随口问小菁怎么不回这里了。程老师顿了顿,神情复杂,他告诉我,小菁是一起强奸案的受害者,她父母嫌她脏,丢家族的脸,所以花钱把她放这里,想等生完二胎再接她回去。现在,小菁还躺在医院里,学校领导正和她的父母沟通,想让他们提前接她回去。
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自以为是很可笑。那天晚上,小菁是不是想要跟我诉说真相,试图找到一个理解她、安慰她的人?如果我当时紧紧拉住她的手,说“我愿意相信你,你告诉我你的事吧”,现在的她大概不会悲惨地躺在医院里。
负罪感和愧疚感让我感到窒息,我蹲下来大哭,我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冷血。



7


回家后,父母询问我在那个“夏令营”里学到了什么,我冷笑着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盘托出。
他们的表情从惊恐变为难以置信,又逐渐凝结成了愧疚。除了沉默、叹息,最后他们只说了一句话:“爸爸妈妈不知道是这样的,我们不该送你去那里。”
没有道歉。
后来,我在家自言自语,还有过激的行为,比如双手掐住妹妹的脖子,想置她于死地。父母觉得我精神出了问题,把我送进了一家精神病医院。在那里,我每天除了吃药就是睡觉。出院后,父母带我不断辗转上海、北京、深圳等各大医院就诊,得到的也只有一大堆药物和昂贵的心理疏导费用单。
我在家休养了很久,直到2017年的某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该停留在原地了,要出去像正常人一样去学习、去工作,于是我拒绝服药。一开始父母很反对,我冷静地一遍一遍地重复自己的想法:“我不可能一辈子靠药物,我也不可能一辈子靠你们养。”
2018年,我的状态开始好转,试着踏出家门租一间小房子,到处找工作。因为那段经历带来的心理阴影,我还是惧怕军事化管理和长期待在封闭的空间内。不过接触的人多了以后,我又惊喜地发现,正常人的世界如此辽阔和光明。
没有学历,我就从端盘子、收钱的服务员做起,之后又辗转了很多行业,如今我已经成了一名短视频编导,热爱自己的工作。
转眼8年过去了,我偶尔还会记起那半年鼠窟般的生活,在一些特殊的时刻,还需要药物来控制、安抚自己。父母依然后悔当初的选择,对我表达愧疚,可成熟后的我,却无法再憎恨他们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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