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囚禁了他十年丨人间

源济

母亲囚禁了他十年丨人间

原创 东在 人间theLivings 2020-11-11

当大家踩着废纸壳、杂物穿过客厅，看见男孩站在里面一个房间的床上。说是床，就是垃圾小山中间空着的、只够他一个小娃娃站着的地方……

配图 |《房间》剧照

我是抱着同情心走近这个男孩的。

在那之后，我忍不住感慨，感慨生命力的伟大——在不论何种逆境里，孩子竟都能成长；也感慨我们的无知——在每一扇门后，在封闭的家庭环境里，还有多少孩子在承受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这个男孩，从记事开始就被母亲“囚禁”在家中，直到被“解救”那天，年近10岁的他长发披肩，站在满屋的垃圾里。

小儿子亮亮：给母亲说也没用，我照样出不去。

2019年底，我见到亮亮时，他刚被“解救”出来一个月，在一所专门学校里。

下午两点，学生们刚结束午休，开始练习站队。亮亮站在队尾，穿着统一的校服，袖子和裤腿都长太多。他的动作有些僵硬，总是慢一拍，别的孩子都转身完毕，他才看看身边人开始模仿。

训练结束后，我问亮亮习惯现在的生活吗。

“现在习惯了，以前不习惯。”

我对他说，他在这儿最小，个子比其他人矮一截。我当然没有取笑的意思，但他还是不服气地争辩，“哥哥们都比我高很正常啊，我感觉我已经长高了，只是暂时还看不出……”

我发现自己先前的判断失误了。我原想和亮亮的沟通可能出现问题，但并没有，他的应对似乎很自如。

我又问他：“你原来是和谁一起生活的？”

“阿芳。”

阿芳是亮亮母亲龚霞的表妹。被解救当晚，龚霞就被送去当地的精神病院，亮亮在表姨妈家住了十几天。

我不知道亮亮是按照时间顺序回答的问题，还是在有意地避开一些什么。再问，那和表姨妈之前呢？他顿了顿，说，“和我妈”。

亮亮和他母亲龚霞生活的地方，我此前已经去过。那是个面积超过90平的两室一厅，目光所及之处全是零食、衣物、杂物和各种快递箱——相当一部分快递压根儿没拆，堆成一座又一座小山。

我去的时候，亮亮不在，龚霞的父母正在小心翼翼地给收拾。老人说龚霞之前都不准人进屋，现在龚霞被送走了，他们还决定收拾一下——“社区收垃圾的人说，比一般垃圾堆还脏”。而之所以“小心翼翼”，是因为几天前，龚霞父亲去精神病院看女儿时，被告知——“我的东西你们不准动，要是丢了一样，回头我找你们赔”。

两个老人在几天内翻看了龚霞的上百个快递，只有已过期两三年、从外观上都已经霉变了的东西，才敢扔掉。这时也才刚刚清理出客厅，不到整体工作量的三分之一。我往屋子里走了走，屏住呼吸，几丝腐臭味仍执着地往鼻里钻。

我当时很难想象亮亮是如何在这里足不出户地生活了将近10年。

待听亮亮给我描述后，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当房间的空间被杂物堆满后，亮亮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有时，他想要下床，“结果边上一大叠衣服倒下来了，她就很生气。”亮亮格外委屈地补充，“但我也没办法，她东西太多了，弄乱是没办法的事。那些包裹、纸，我不知道原来怎么放的，又想弄好，又放不好。她就生气，就训我。”

逐渐，亮亮的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进行。每天睡到11点左右起床，吃第一顿饭，“热干面。”

他口中的热干面不是武汉特产，而是龚霞给煮的热挂面。怕我不清楚，亮亮还耐心解释——“就是那种干的、比较直的面。泡面是比较弯的那种。”

龚霞给他煮“热干面”，母子俩一人一碗。这顿饭后，要是晚饭时间饿了，龚霞会给他各种各样零食，沙琪玛、饼干、糖……要是还饿，就再煮一次面。龚霞知道这些东西没营养，后来她也解释过，“我只能在自己的范围之内填肚子。我没有钱，难道去偷去抢吗？”

厕所也完全堵住了，不是能使用的样子。我问亮亮，怎么上厕所？

他说，“上不了”。

我追问，那要想尿尿怎么办。

他小小的脸上露出了不适的表情，“这个不用问我，”我愣住了，亮亮又摇了摇头说，“就拿个碗拉屎，或者拿一个比较干净的、废掉的那种纸板，在上面拉。”

亮亮自己也说，这样“好脏”，但“没办法”。

“那你知不知道外面，你想不想出去？”我问亮亮。

他回答我，“想。” 

我再问，“你有没有跟母亲说过这件事？”

“说也没用。我照样出不去。”他记得母亲跟他解释过，“怕我被嘲笑，才会不让我出去”，“因为我被父母嫌弃。她不想养我的，我刚一出生她差点把我害死，给我丢到湖里。”

9岁半的他神情像个小大人，口头禅也是“没办法”、“那也没用”之类的话。他说是在手机里视频学的——那是他的“学习方式”。

我问他什么时候开始有手机的。他说，八九岁时才看。我说，你现在才九岁。他纠正我，“九岁半。”

社区工作人员：第一眼看到小孩，大家都哭了

社区书记说，2016年，亮亮的外婆曾找到社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回避了其他人，老人才勉强说出，自己有个外孙，已经五六岁了，一直没有上户口，她想做主给孩子上户口、带孩子上学。

“情况很特殊……”老人解释说，自己的女儿龚霞患有精神疾病，亮亮又是非婚子，父亲找不到，所以出生后一直没上户口，拖到现在。

社区工作人员很快就去核实了。

“我找到龚霞家，敲大门，半天没人应。后来敲窗户门，她应了，走到窗户边问我们什么事。我说想了解一下孩子住不住在这里，能否见一下。她说小孩在睡觉，不方便。”社区书记当时就觉得奇怪，“她也没开门跟我们交谈，那个窗户也是用纸糊起来的，看不见里面。”

不大好接触，是社区书记对龚霞的第一印象。工作人员陆续去找了几次，龚霞后来也出门了，站在院子里和大家聊了几句，说希望社区能帮忙找找亮亮的父亲。“她的原话是，只要找到孩子的父亲，那就什么都好说，什么都好办。”

只是话虽这么说，龚霞却又提供不出什么有效信息。“她说和亮亮父亲是QQ好友，但对方早就删掉她了，她只记得对方的QQ头像，还是系统通用的那种。”

工作人员虽然从没见过亮亮，但也确认有个孩子住在那里。“有一次我们隔着玻璃喊亮亮，孩子在里面应了一声。”

最终社区民警通过特殊程序，由亮亮外婆提供出生证明，这才给亮亮上了户口。

2019年，亮亮外婆再度找到社区，说这些年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了。据她所知，龚霞这几年来没让儿子出过门，这让社区书记很意外。

“我记得（当年）她说过，亮亮不适合在普通学校里读书，她会找时间带小孩做个智力检查，结果却一直没动静。”

一方面，社区工作人员坚持劝导，还给亮亮带去书包、文具等礼物——“龚霞也收下了，说谢谢我们，孩子在休息，她会转交”；另一方面，区里也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联合民政、法院、公安、教育局等多部门，准备剥夺龚霞的监护人资格。

2019年6月底，区民政局作为申请人，向法院提交了诉讼，法院随后开展调查。2019年8月，法院以“监护侵害”为由，撤销了龚霞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亮亮的外公作为他的法定监护人。

撤销监护人资格，其实就是一种惩罚，表明监护人并没有履行应有的职责。如果有证据证明龚霞虐待孩子，她可能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法官也想过这一点。只是在现有的法律规定里，禁锢儿子还不属于“虐待”。

法院判决生效后，工作人员也在等，看看龚霞是否会主动履行。可她仍旧大门紧闭，9月1日，教育局工作人员上门，交给龚霞一份“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告知她，儿童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要求龚霞送孩子上学。“但龚霞仍在敷衍。我们大家讨论，一定要采取措施，把小孩解救出来。”

解救得等龚霞出门时才能进行，不然房子内部的情况没人知道，孩子的安全无法保证。

2019年11月，社区民警在暗中观察了几天，确认龚霞会在傍晚开门取快递，“（当时）还有一个细节，她出来晾了下被子，晾上去、放下来，再晾上去，这样重复了一个多小时……”

最终，在一天晚上7点多，警察在龚霞出门取快递的时候将她控制，送去了医院，工作人员这才终于得以走进龚霞家——当大家踩着废纸壳、杂物穿过客厅，看见男孩站在里面一个房间的床上。说是床，就是垃圾小山中间空着的、只够他一个小娃娃站着的地方。

“我第一眼看到小孩，眼泪就流出来了。他头发长长的，穿了一件发的那种外罩，一条应该是他妈妈的粉色裤子。”社区书记说。

看到这么多陌生人出现，亮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英文的“what”，还有一句脏话“What the fxxk.”

社区书记的这个转述困扰了我许久。我后来问过亮亮哪里学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我猜测，可能也是刷手机上的小视频跟着学的。

一开始，亮亮不愿意走出去。后来，一个女民警上前问他饿不饿，用“好吃的好玩的”说动了他，才把他抱出了门。走之前孩子还不忘说，“把我的牛奶拿上”。门外，他的外公外婆也来了，“外婆第一句话就是，亮亮，外婆好想你。两个老人都掉泪了。”

等人出来了，大家才注意到亮亮的皮肤十分苍白，“白得吓人，从来没接受阳光的那种。那晚风好大，亮亮穿着他妈妈的拖鞋，还没穿袜子。”另一个工作人员赶紧上街去给孩子买衣服。

亮亮走出房间后显得很活跃，看什么都觉得新奇。抬头看见五层楼，说了句，“哇塞，那个楼好高。”再往前走是小区操场，亮亮又问，那些孩子们踢着的圆圆的东西是什么。

蹦蹦跳跳地走了一会儿，一位民警端来了一份小馄饨，大家坐在马路牙子上，亮亮说，“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吃。”民警告诉他，馄饨就是面皮包着馅，直接咬，又说，“这家我经常吃，很好吃，以后你也可以去买。”亮亮马上说，“可我不知道怎么买，没买过。”

大概也是第一次看见一次性的塑料勺子，亮亮拿着问，“你这个是什么，和家里用的不一样。”

吃完馄饨后，民警带亮亮去理发，“本来想剪短，后来一看头皮都结痂了，只能全部剃掉。”他们给亮亮剃了个光头，之后给他洗澡，“他问我沐浴露是什么，他说自己从来没洗过澡。”

母亲龚霞：为什么之前不来关心我？我又没虐待我孩子

“我感觉很可怕，我觉得很不公平，因为我没有错。为什么要把我抓到这里关着？”2019年12月的一天上午，我去医院找龚霞，想和她谈谈，她如此对我说。

龚霞生于1968年，育有3个孩子，但面容看不出已年过五旬。在医院里，她仍然画了妆，除了黑黑的眼线有些出戏，其他部分挺和谐。她的个子将近一米七，身材苗条，四肢修长，在这南方城市里很突出。

她说，要等她出院后再谈，并跟我提了要求：“你去问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出院；或者你跟医生说，让我出去。”

我说，这事我可做不了主，但还是希望有机会了解她的想法。

她思索了一会儿，改变了想法，说自己要先“整理一下思路”。

“你觉得自己有病吗？”我问她。

“这个，我还需要确认下。其实我觉不觉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家法制不是很健全。”龚霞抱怨，说自己11月13日被人设计“抓”进来，“来了很多人把我绑到这里，我爸我妈不同意的。即使我有病，也不能抓人，要自己自愿吃药，是吧？”

龚霞不知道，正是她的父母、她的监护人（注：龚霞患有精神疾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成年后仍有监护人）同意她入院治疗的。只是老两口怕女儿记恨，不敢直说。

她说，2009年6月，她被一个叫李斌的网友强奸了。

“我和李斌在一个什么开心群里认识，后来一起参加线下活动。结束之后，他说也往这边走，送一下我，后来又说什么时间很晚，开一个房，最后一直拖，就在房间侵犯我了。”

龚霞坚称当时就报警了，说也没想到自己会怀孕。“我给李斌发QQ信息，很及时地通知了他，说这小孩是他的，后来给他发B超图片。他一直没理我，最后回复我，说你全家死光光。”

龚霞说，自己想过打掉孩子，但耽误一阵后，孩子月份大了，只能生下了。

说起和父母的关系，龚霞形容是“很古怪的两个人”，她结过两次婚，也没让父母来参加，“我前夫也觉得很难合得来，没有邀请他们”。

这次怀孕、包括后来生产，龚霞都没告知父母。“后来阿芳来照顾我，通知了他们，结果他们说，把孩子丢福利院去吧。”

在龚霞的眼里，她才是那个为亮亮付出了很多的人，“我甚至让我大儿子都辍学了。我们只有跳楼的路了，难道真要给别人带、或者是丢福利院吗？”

龚霞说，亮亮两三岁时她的母亲突然造访，“扯淡，从不来的，跑到我们家说要借钱给我们用，然后叫我大儿子带上电脑，去了她家。”

那之后的事在龚霞那里浓缩成一段“悲惨经历”——

“过不了多久，就把我抓精神病院去了，还把我大儿子赶到大街上。”龚霞指的是2012年，龚霞曾被送来精神病院治疗过一次。龚霞觉得是父母先设局、把她诓回家，然后抓她去医院。“我觉得我比很多人都强”，她强调，“我过去是有工作的，在酒店、在旅行社都工作过，你可以去问，我干得很好，还给我嘉奖。”

龚霞自称在几份工作中都很拔尖，但我没有找到任何一位她过去的同事能给她证实。甚至在最后一个工作单位，龚霞到底是怎么“退出”的，都很难说清——她母亲说，龚霞是因为行为异常遭人解雇；龚霞自己却说，她是为了照顾孩子，无奈办了“内退”，每个月拿一点退休金。

2012年底，龚霞去医院治疗了两个月，就出了院。

龚霞坚称，她没想禁锢亮亮。从2016年开始，社区人员频频上门，她心生恐惧。

“一个星期来一趟，一个月就是4趟，一年就是4×11=44次（龚霞认知错误），是不是？一直说小孩不读书是大事，大人是癫子要抓医院。我还能带他出去吗？我自己能出去吗？”

至于堆积那么多杂物，龚霞说她原本想做些小生意赚钱，“三块五块地买来，五块十块地卖出去。”同样因为不敢出门，生意没法做了，也没法整理。只是她还在一直不停地买。“我买的那些都很便宜的，也是要用的。”

她有些退休金，还有残疾补助，但不多。很多东西是她用“花呗”买的。“你们可千万别弄乱了。有些没确认收货的，如果扔了，到时候花呗要扣钱怎么办。要弄乱了，我死给你们看。”

和她说道理说不太通——我说，即便是用花呗买的，很多两三年前的快递肯定早已扣过款，过期了为什么不扔？

她的脸上写满拒绝，“不要，等我出去，我自己来处理。”

在龚霞的逻辑里，社区工作人员的骚扰是因，她的行为是果。

“男的大家不去管，反而一直说我是癫子。为什么要包庇强奸犯？

“为什么之前不来关心我？之前我们家那么贫困来过吗？现在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些，我又没虐待我孩子。

“小孩都清楚，知道我们家没爸爸、没有钱，骚扰我们就是侵犯我们的人权、居住权。他说叫他们滚。”

在我表示她可能夸大了这种“恐惧”时，她摇摇头，“我觉得你可能不懂，没吃过苹果就不知道苹果的味道。确确实实好恐怖的，我一个人带着小孩子，三天两头几十个人来……一直活在恐惧中。我想过死好多次。要不为儿子，我早就死了。”

医生：是精神分裂症，以妄想为主，行为紊乱

社区工作人员和龚霞打交道的经历比我多，从一开始隔着窗户，到后来面对面说话，“她会梳理干净、打扮一下，比如夏天穿个裙子出来。而且她很能说”。他们也不敢掉以轻心。

2016年，社区民警给亮亮上户口之后，很快接到了投诉。是龚霞拨打了市长热线，反映民警办理户口程序违法。“她认为上户口没有通过她，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社区民警之后写了数份检查，详细交代了整个过程，才过了关。

2019年，当工作组制定方案，区民政局提起诉讼后，龚霞来到了民政局局长的办公室。民政局局长回忆，“她当时对法院介入挺震撼，觉得是动真格的了。我就问她，你有什么打算。她还是说，准备带儿子去做鉴定。她很健谈，但就是一根筋。”

法院第一次开庭，龚霞没到场，后来她发短信给法官，说自己发烧生病了；第二次开庭，法院通知她领传票，她没有去，最后法官将传票送达到龚霞家。“之后她给我发短信，说送达就放家门口，丢了怎么办。”

法官给我看龚霞发来的短信，每条都很长，比如——“你把传票丢在我们家门口遗失了，可是你负责任。所谓的法律，是全国人大代表开会制定的。”“事在人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要我是对的，我什么都不怕。”“本人的工作表现和能力，可是被某单位称为最后一张王牌。你最好是了解一下，再决定怎么对待我也不迟。”……

龚霞始终在自己的逻辑里打转。

“她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以妄想为主，其中被害妄想明显，行为紊乱。”龚霞的主治医生对她口中的“别人想抓我”这一说法并不陌生。龚霞刚入院时表现更甚，“她觉得手机也被监控了，不能用，也不敢出门，觉得有人要时时刻刻对她和小孩迫害。”

疾病使龚霞的社会功能受到影响，“而且，不光影响到她本人，还影响到她小孩，日常生活没法正常进行。”

医生的治疗以药物为主，而且剂量偏大。“她一直不太配合，刚开始用针剂，后来配合口服药物。从这一个多月评估，她恢复得不算特别理想，只是部分好转。最关键的是，她对自身疾病的一个认识——也就是我们说的‘自知力’——还没有恢复。她现在不再觉得自己的一言一行受到监控，但还是会说不安全。”

我问医生，精神疾病难道也有一定的潜伏期吗？为什么龚霞在这几年里行为异常明显？

医生说，不是潜伏期，而是疾病具有波动性或者说不稳定性。“它可能通过治疗好了一段时间，或者不治疗也会有段时间好一些。这是疾病自身的波动。”

而从这一次看，医生判断龚霞“前前后后不太好，至少三年多时间”。显然，龚霞2012年那次出院后，没有规律地坚持用药。

我问了医生最后一个问题，这种疾病是遗传性的吗？

医生说，看概率。

外婆：不是我们不愿意管，就怕“激化矛盾”

“我估计这个病，传女不传男。”龚霞的母亲坐在我对面。这个八旬老人收拾得干净利索，走在街上应该也是足够被称赞是体面的。

龚霞的父亲耳朵背，更多时候我是和龚霞的母亲聊。两位老人生育了一儿一女，女儿龚霞从小就和他们不亲，等二十来岁自己成了家，和父母以及哥哥家就几乎没有走动。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此前父亲摔跤骨折了，龚霞也没去过医院一次。

龚霞有过两次婚姻，分别在1988年生下女儿、1995年生下儿子阿伟。“为什么我说传女，因为现在她的大女儿也有问题，好像精神不太正常，阿伟就没事。”老人说，龚霞的大女儿已经嫁人了，但听说精神状况也不太好。这些年，龚霞一直带着儿子阿伟独自在外租住。

2010年3月，亮亮出生了，“是阿芳打电话来说的。我有好几天没睡着，买了只鸡，剁碎，让大外孙阿伟拿去，我没去看她。”由于多年没有往来，龚霞的哥哥也反对父母再去管龚霞。

又过了两年，龚霞母亲还是不放心，找去了出租屋。“果然，我看到那个房子好脏好乱。三个人睡一个铺，东西都是黑黑的。”

老人更放心不下的是小外孙亮亮。“我当时看到他，四肢很细肚子很大，一看就是不正常饮食导致的，他可能没怎么吃奶。我听大外孙（阿伟）说，龚霞拿吃的打成粉，然后煮熟，也不一勺勺喂亮亮，就用个漏斗对着他嘴，漏下去的。我去的时候，看到的就是阿伟看着电脑，抱着小孩，龚霞躺着休息。”

老人回家后，做主把龚霞接回身边同住。“但她每天都跟我们作对，还跟她大儿子打架。我们要睡觉了，她又叫小儿子跑我们房间来。”

此前父母一直以为龚霞“生活习惯不好”，同住后，种种异常已经不能用“习惯不好”来解释。他们开始意识到，龚霞精神有问题。

“我那些同事说，你别不舍得花钱，要送她去精神病院。最后我们跟派出所反映，他们派了一个协警，有天晚上拿了个绳子来捆她，送她去医院了。”

2012年龚霞被送去住院，两个孩子都由老人照顾。老人说，他们事先请好了保姆，龚霞走的那晚，保姆就来了。

“亮亮还不懂得叫妈妈，那个保姆教他，边走边教。带了几个月之后，孩子就长得好胖，腿这么粗，好结实，在操场里面打球、跑步。”老人边说边比划。

龚霞出院后，保姆走了，她重新自己带孩子。父母在同小区租下一套房子，不用同住，但离得近。“我帮她买菜、做饭。她每天到我们那走一次。我专门用一个本子记，青菜多少钱，猪肉多少钱，记录好，每个月她来结账。”

我问，为什么龚霞不自己做饭？龚霞的母亲撇撇嘴，“我哪儿知道。我还出钱帮她打了一个灶。她煮了几天就不做了，我也没有追问。这次我进屋，才知道这里面搞得一塌糊涂。”

龚霞的母亲也没走进过为女儿租的房子里。她说，不是她不愿意，是有一次她趁着龚霞开门时凑上前，结果龚霞给了她一个耳光——双方也习惯了这种相处模式——龚霞每晚八九点去父母那里吃饭。“她一天就吃这一顿。吃不完的带走，第二天热一下。”

去父母那里，龚霞从没带过亮亮，连过年都没有，“都是她吃完之后，我们再给打上一碗。扣肉、豆腐、丸子，我总给她多多的。”

外婆偶尔也能瞥到亮亮的处境。“有一次透过窗户，我看到孩子站在床上，这里抓、那里挠，好痒的意思。”再就是龚霞给父母打电话的时候，亮亮会在一旁说几句简单的话。

2016年，外婆给亮亮上了户口，那次龚霞很不满。“后来把我骂了一顿。她讲你怎么帮那个男的的忙。她的意识是不该给亮亮上户口，这样就能报复那个男人。”

上户口后，外婆提出要带亮亮去上学，龚霞没拦着，那一次，外婆终于见到了亮亮。“他头发很长，好像一个女孩子。我就拿剪刀，拿一块围布，帮他剪头发。”

外婆找到一个小学主任，央求了半天，最后主任让他们带齐资料再去一次。“结果过了两天，龚霞就不再让孩子出门了。因为我带出门那次，孩子因为好久没出门，摔伤了好多地方。”

这件事也确实被龚霞提起，作为亮亮不适合出门的凭证。

亮亮上户口之后，龚霞去父母那吃饭的频率降低到一周一两次，老人也再没见过亮亮。但他们不敢去找社区，“怕激化矛盾”，就这样拖到2019年。“小孩太可怜了。如果不解救，天天睡家里，要把他困死了，就是劳改犯也要放风的。”老人终于再次求救。

等判决后，龚霞打电话来，大骂父母——“你们都80多岁了，还要当什么监护人？你们自己都是快要死的人了。”

龚霞母亲也叹气，“我觉得她有这种病，既可恨又可怜。是大脑指导她成这样子的，她自己控制不了。”

2012年、2019年龚霞两次住院，她的父亲会每两周去探望一次。

“前几天她爸爸去看，说，她放话了，回来要杀我们。等她真的回来，看到儿子也不见了，我们还把她的东西搞乱了。我不敢想。你去帮我问问医院，她能一直住在那里面吗？”

表姨妈阿芳：我的姐妹们都劝我，以后出事了怎么办

见亮亮后，我和他的表姨妈阿芳约在小区的操场上见了一面。我们看着孩子们跑步、踢球、玩乐，从下午一直聊到了夜色沉下去。

阿芳说了更多关于龚霞的事。

“我是离婚后，才回来这个城市的”，阿芳管龚霞叫姐，“姐没有什么朋友。等我回来后，她最亲的就算我，有什么事她就打电话给我。”

对于龚霞的婚姻情况，阿芳有耳闻，“离婚应该也是因为她有病。但她那时表现没这么严重，外人不会注意到，但亲近的人会注意。”

比如，龚霞换过好几个租处，“我每次去都觉得好乱。屋子有一个席梦思床，床上到处堆满。”

还有，龚霞出门前总要“东看西看”。“我去她家里，看垃圾桶满了，我就说帮她倒垃圾，她总要把垃圾全部倒出来、拿个铁夹子翻弄来翻弄去，再叫我拿出去倒。我临走前她还要把我全身摸一遍、看一遍。”

2009年，怀亮亮时，龚霞告诉了阿芳。“我劝她别要了，因为我知道她不正常，你自己是这样，还要怎么照顾孩子呢？但她说是一条生命，要生下来。”

直到2010年3月，龚霞又打电话给阿芳，“生完了，在医院里，一个人，我陪她坐月子。给小孩子洗澡，做饭煮面，都是我弄。我劝她说你这样不行，还是送人吧。她答应了，我还说帮她去农村看一下有没有人要。”

但也都只是说说而已，等龚霞出了院，就又不见人了。

“再之后，我就和她见面少了，主要是打电话。”

阿芳也没再见过亮亮，“春节吃饭她也不带出来。我记得有一年我去看她，包个红包，说给亮亮。她隔着窗户接过红包，也没让我见。不过嘴上还是客气的，说以后也包个给我儿子。”

这一次接触之后，阿芳也说亮亮很乖、也很聪明，“这一点真的很欣慰，我原以为他会有暴力倾向或者呆傻什么的。但他很懂事的。有一次我儿子不写作业，亮亮还说，姨妈你罚一下哥哥。”

不过，阿芳也有内疚。此前她答应的是，由她来照顾亮亮的日常起居。虽然亮亮的外公一直表态，愿意当法定监护人，会每月支付抚养费，但外公已经87岁了，外婆也83岁了。社区工作人员想到阿芳，她也应承了。

但很快，阿芳就退缩了，“我姐妹们都劝我，你自己还有小孩，本来就是单亲家庭，要出事了你怎么办？他们提了好多问题，我一下就崩溃了。”

那个节骨眼上，阿芳自己的儿子也出现问题。“逃学，旷课，就想着玩。有一次他生气了，说妈妈我讨厌你，你把爱给了人家，你都不关心我了。我吓了一跳。”阿芳觉得，她真得做个取舍，“我儿子心情好的时候也说，说亮亮在我们家真好，我可以带他；但心情不好的时候就闹，不去上学，找各种借口……”

带了亮亮十几天，阿芳最后在为难中抱歉地提出，她没法再带亮亮了。

工作人员再度商讨，最终决定将亮亮送去相邻城市的一所专门学校。之所以没有放在本市，是考虑龚霞出院后势必会用尽全力寻找亮亮，干扰孩子恢复。

大儿子阿伟：我母亲的这种变化，不经历的人理解不了

其实，整件事还有一个关键的当事人、目击者，同时，也可能是潜在的受害者，那就是龚霞的大儿子阿伟。听说他前几年去了深圳打工，好长时间都没有任何音讯。

龚霞父母给了我个手机号码，我拨出去，竟然通了。

我首先问阿伟，他在家的时候，房间是不是就如我们后来所见的那样？

他说差不多，“大概是你看到的那样子。”阿伟也跟母亲建议，扔掉一些没用的东西，“没有用，不听。”

阿伟说，父母离异后，他跟着母亲龚霞生活。“我觉得我母亲是很优秀的，是我父亲把她一步步打垮的。”阿伟认为，父母离异“一定是我父亲的错”，后来父亲对他“比较淡漠，不闻不问”。

“我母亲的这种变化，从轻到严重。她的经历塑造了这些，不经历的人理解不了。”

龚霞也限制阿伟出门、包括上学。“你问我细节，我真的记不清了，我没有刻意去记。反正是各种各样的理由。”一个学期里，大部分时间阿伟都不能正常上学，最后初中没毕业，他就辍学了，“也有我自己的原因，那时候比较叛逆”。

阿伟最长有过半年没洗澡，“没有理由的，就是不洗。当时那个境况你是很难理解的。很多事情你做不了。”

不上学，阿伟就在自家看书，后来买了电脑，他教会了龚霞如何网购。说到这个问题，他以为我是在指责他，说，“家里囤了那么多东西，这个不能怪我。我开始教她，也不知道她变成现在这样。”

2010年，亮亮出生，当时阿伟15岁。我问他，觉得龚霞能照顾好一个孩子吗？阿伟说不能，但他理解母亲求助无门，“因为家庭结构比较复杂”。那时阿伟也辍学了，就在家帮忙照顾亮亮。

我提到，龚霞对2012年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这件事十分反感。阿伟说，“对，就这些事，就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当然，外公外婆对我很好，但我觉得他们对一些事儿的处理也有不当的地方，我妈妈有问题，外婆也有问题，两端都有问题。我觉得这么说比较客观。”

阿伟说，自己能清晰地感觉到，2012年之后，母亲龚霞的病情“是一个线性的加剧增长”。龚霞告诉阿伟“外面不安全”，有人要害他们，“先开始听很奇怪，但她有一整套的逻辑体系支持。我没有办法反驳。”

2014年左右，阿伟离开了那个家，独自一人到深圳打工。“我也快20岁，我不想管她的事了，我管不好，管不动了。”此后，阿伟再没回去过，“我谁都不想见”。

聊到最后，我说，“其实当初你的情况和亮亮差不多，也该去解救你、让你早点出来的。”

阿伟在电话那头轻笑了，“是哦，”又说，“你回头看好多事，好像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必须的，但总有人会受到伤害。”

学校：他说，我妈知道我来这里吗？我妈妈去哪里了？

在被送进专门学校前，亮亮做了全身体检，没有大问题，但缺乏营养。

“走路时他脚和腰部都会摇晃，无力的那种。脚也向内扣，应该是缺钙跟营养不良造成的。”校长说，再就是苍白，“皮肤很白，我没见过男孩子那么白。我还好奇地去摸了一下他的头骨，好像也不太像普通人。”

校长开车带着亮亮来学校。“他在车上到处摸。看见你打方向，他也想伸手。后面我们跟他讲，不能这样，让他坐好。他坐好后注意力就去外面了，感觉外面的东西很新奇，树啊、花啊什么的。”

亮亮不会写字，但能认字。“比如写到‘口’，他就画一个圈。”不过很快就表现出了聪明的一面。老师教过一遍，他就能记住，“包括认人。一开始过来，我介绍了很多哥哥姐姐，第二天再问他，他全部都能讲出来。”

他的观察能力和模仿能力也很强。一开始，老师安排了一个哥哥和亮亮一起睡，“后来他来跟我讲，说看见别人都是自己睡，他说他也要自己睡。”老师也没有要求亮亮写日记，但他看到其他人写，也开始要了个本子，第一页写下自己的名字，每天或长或短地记些什么。

另一个需要锻炼的就是注意力。

“刚来的时候他坐不了很久，好动，不专心。我们就教他，他也慢慢知道。他说到我这种年龄，应该是读小学三年级了。他说出去以后，要去正常的小学读书。”

语文老师同时是学校的心理老师。我问她，是否观察到亮亮有心理问题，她说没有，“亮亮就是一张空白的纸。什么都没见过，什么都很新奇。”亮亮曾告诉老师来这里很开心，“每天都有早餐吃，以前在家的话一天一包面”。

入学一周后的周末，老师问亮亮，需不需要和外公通话，亮亮说不用，很快又问老师，他能不能跟母亲通话。

“他说，我妈知道我来这里吗？我妈妈去哪里了？我说你妈妈生病了，好点会来看你的。我说你已经学会自己洗澡、洗衣服了，以后这样照顾你妈妈。他就很开心。”

亮亮的确很爱他的母亲龚霞。在过去数年，他们在狭窄的生活空间里朝夕相处。

我问亮亮，要是妈妈回去了，是否还愿意跟妈妈在一起。他说，愿意。我说，那要是家里还那么乱呢？他抓了抓头，说，“那就没办法了，跟她在一起也比较糟。”

当然，我并不质疑龚霞爱亮亮，用她自己的方式。

我问龚霞以后有什么打算。她说会好好教育、管好亮亮，她有信心再通过法律程序把亮亮要回来。“我觉得我百分之百能赢。你应该听得懂。如果你听不懂，那我很遗憾。如果我是法官，我百分之百能赢。”

我给龚霞看了亮亮在专门学校里的一些照片，有站队练习的、有一起唱歌的。她看了一眼就摇头说，“他不舒服，他不开心”。

对于后来官方所说的“解救”，龚霞嗤之以鼻。“这小孩从来不存在解救。因为没存在关押。他随时可以出去，他如果出去得少，也是因为怕被抓。”

尾声

从2016年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次介入，到最后解救，过去3年了。

我也质疑过，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么久。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迈进龚霞家后也感觉应该早一点进去的。但这都是站在结果往回看。说起来，解救不是“把门打开冲进去”这么简单。

2016年，工作人员给亮亮落户后，曾让龚霞的父母及时反馈最新消息。但是，老人忌惮女儿的情况，一直没说，也就耽误了亮亮正常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等到2019年，老人感觉年岁渐大，再不求助恐怕就晚了，这才又找到社区。

社区，街道，一层层上报；公安、民政，多部门都知悉了情况。但是具体由谁来管、怎么去管，一直是未知。后来，多部门成立了共同工作组，几乎每个月都要坐一起开会专门研究，总算是梳理清了法律依据。

而情况还在时刻变化——比如老人对解救的方案提出过质疑，龚霞在各阶段的表态不一致，包括亮亮到底由谁来监护更为合适……这些都是放在基层工作人员面前的考题。等解救成功了，看到孩子是安全的，他们的心也才放了下来。

2020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

我想，这应当逐渐成为一个共识——在面对儿童权益可能受侵害的情况下，谨慎些、多想些，哪怕事后证明犯了错，也应该得到理解。

（亮亮、龚霞、阿芳、阿伟皆为化名）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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