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那些被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样了？

源济

那些被家暴的姑娘，后来都怎样了？

原创： 阿舒 山河小岁月 2019-11-26

最近身体有恙，昨晚无意中看到宇芽遭受家暴的视频，我几乎惊呆了，全程哆嗦着看完了那几分钟，姑娘在电梯里被像一坨肉一般拖出来的瞬间，仿佛我自己也被那样凌辱和殴打了。

宇芽和男朋友2018年8月相识，两个人在一起只用了一个月。宇芽在微博中写道，家暴男追求时千般宠万般爱：

他经常主动约我吃饭，不断讲述自己过去的“辉煌”经历，说自己是燃烧生命要照亮时代的伟大之人，而且他从来不打女朋友，还说要保护我，关注了他的微博后，我相信了他营造出来的善良正直勇敢有爱心，十项全能的江湖袍哥形象。

在一起后却完全变了个人：

开始因为生活中的一点小事就对我各种贬低大骂，不断的向我灌输他的三观，否定我的工作和生活，给我洗脑不让我有正常的社交。他跟自己的母亲断绝了联系还要求我也要跟他一样，他做什么事情我必须无条件帮忙，要我在外面给足他面子，要学他最喜欢的姐姐，学人家漂亮能干情商高，会赚钱出手大方，容忍老公在外面瞎搞等等。

想起网友们的评价：所有家暴的男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好时给你洗脚剪指甲，坏时打你打到脑震荡。

可为什么即便是2019年了，还有这么多女性面对家暴一直不敢发声？

在宇芽口中，原谅的理由是懦弱。

我当时很震惊，但他打我后，向我道歉、示好，我念在是第一次，懦弱地原谅了他。

在有些人眼中，不离开也许是因为所谓的“女性做错了什么”，或者更直白的说“该打”。

家暴时低到尘埃，家暴时像豺狼虎豹。

家暴，永远只有零次和一万次。

要么离开他，要么一辈子死在他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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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的。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呼兰河传》

几乎用戏谑的口吻写下这段文字的是萧红。

但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这几乎是萧红生活的写照。

萧军和萧红

1934年11月，萧红和萧军来到上海，在鲁迅的支持下开始了新生活。鲁迅为他们设下宴席，介绍了许多文坛的朋友。为了给萧军准备一件合适的见客礼服，萧红连夜缝制衣服，在昏暗的灯光下熬了一夜，这些绵密的针线里凝聚了萧红对他的感情，这时候，他们郎情妾意。

1935年，萧红与萧军在上海

但这并不妨碍他打她。

第一次挨打，是什么时候呢？也许是之前在青岛吧，一路打过来的，越打越顺手。但更可怕的是，在这种家暴中，男方的理所应当。

朋友靳以回忆：

从前那个叫做S的人，是不断地给她身体上的折磨，像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一样，要捶打妻子的。有一次我记得，大家都看到萧红眼睛的青肿，她就掩饰地说：“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伤了！” “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这时坐在她一旁的就得意地说“：我昨天喝了酒，借点酒气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 他说着还挥着他那紧握的拳头做势，我们都不说话，觉得这耻辱该由我们男子分担的。幸好他并没有说出：“女人原要打的，不打怎么可以呀”的话来，只是她的眼睛里立刻就蕴满盈盈的泪水了。——《悼萧红和满红》，《靳以短篇散文小说集》平明出版社1953.9

萧红与萧军在青岛海边

胡风夫人梅志应该也在场：

这年冬她回来了……在一间小咖啡室相聚，萧红夫妇也来了。萧红的左眼青紫了一大块，她说：‘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硬东西上。’‘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在一旁的萧军以男子汉大丈夫气派说：‘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萧红淡淡一笑说：‘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萧军却说：‘不要为我辩护！’”——《“爱”的悲剧——忆萧红》

鲁迅是看到这一切的人，他未尝不知道这种有毒爱情的害处，于是他建议萧红暂时离开。我猜想，迅哥儿的建议，是希望萧军靠着离别珍惜这段感情，也是希望萧红借着离别学会长大，可是，在渡海途中，萧红给萧军写信：“海上的颜色已经变成黑蓝了，我站在船尾，我望着海，我想，这若是我一个人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

面对家暴男，萧红的态度是继续给予无限的爱和依赖。远在日本，萧红总给萧军写信，命令爱人吃一个鸡蛋，买一条毛毯，换一个枕头，吃一点阿司匹林，晚上不要吃东西，可以吃一点西瓜……这样的事无巨细，在我们看来，是情深意重，可是，萧军依旧出轨了。

1937年，萧红在东京。

对于男人打女人这件事，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男女双方都习以为常。

1942年，萧红在香港去世。去世的消息在4月8日传到延安，萧军冷漠地记录了萧红的死亡：“下午听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10日日记中又说：“心情只是感到闷塞。我流了两次泪。对于她，我不是悲悼过去的恋情，只是伤怀她底命运。’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不愿承担起这罪过和谴责。”

萧红墓碑

芬是他当时的妻子王德芬，这个坚韧的女人当时已经领教过萧军的出轨和冷暴力，但她以惊人的隐忍和他相守了一生。

她为萧红所流的眼泪，也许也为自己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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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去世的1942年，冯和仪同样遭遇了婚姻中的至暗时刻。

冯和仪

她的丈夫是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律师李钦后。他们的婚姻看起来是郎才女貌的，她在初中毕业时与李钦后一起出演话剧《孔雀东南飞》，两人互生爱意。李家上门说媒，并且表示，如果联姻，可以承担冯和仪的学费。

可是结婚的当日，便有一个女人，挑衅一般伸手揭开轿帘子说：“这个新娘子是宁波人打扮，呒没上海派头。”后来知道，这女人是和李钦后暗通款曲的堂嫂。

但更可怕的是李家的要求：必须生个儿子。接连五个都是女儿，从丈夫到婆家长辈，冷嘲热讽成了家常便饭。在小夫妇到上海生活之后，冯和仪不是没有过新生活的幻想，可是丈夫李钦后却继续出轨。比这更夸张的是，当冯和仪没有家用去跟丈夫要时，李钦后伸手一记耳光：

“你也是知识分子，你怎么不赚钱？”

冯和仪悲愤交加，开始给报社投稿，用文字赚取生活的尊严：

“日间我带领两个孩子，晚上写文章，稿费千字二三十元不等的，我常常独坐在电灯下直写到午夜。暑天的夜里是闷热的，我流着汗，一面写文章一面还替孩子们轻轻打扇，不然他们就会从睡梦中醒来打断我的思绪，而且等写完快要到五更了。”

被打明明发生在1940年左右，可一直到1941年下半年，冯和仪才开始考虑最后的分手。

在这一年，她发现自己在宁波就认识的女朋友、辣斐德路邻居赵琏居然和丈夫发生了婚外情，两人不仅公开去舞厅跳舞，赵还怀上了李钦后的孩子。

怀孕中的冯和仪彻底失望了，她为李家生下了一个儿子，但不堪精神刺激患了肺结核，吐血不止。但她仍旧坚持工作，某日，画家董天野找她商量一篇文章的插图，谈完工作下楼，正遇上李钦后。李钦后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又是俩耳光，他自己可以出轨，却不允许妻子和男性的任何接触。

她终于意识到，这样的丈夫，不如不要。

冯和仪死了，继续活下去的是女作家苏青。

顺便说一句，出轨对象赵琏的丈夫是写出《鬼恋》的著名作家徐訏，他对于赵琏的出轨讳莫如深，但根据苏青《结婚十年》里的透露，徐訏和赵琏婚姻的失败，同样来自于动手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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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一直积极为上海千千万万的女性发言，倡导已婚女性的人格独立。1945年，一篇《为杀夫者辩》为苏青惹来了无数麻烦。

位于上海国际饭店旁边的新昌路内，有一“酱园弄”，因清光绪年间的老字号张振新酱园而得名。

1945年3月20日清晨，酱园弄85号一楼的王瞎子忽然闻到一股血腥味，他意识到，这些味道源自二楼地板渗出的红色液体。他喊老婆上楼去看，二楼的女人詹周氏浑身鲜血，呆坐，口中喃喃：“詹大块头已经被我杀了，斩成16块装在皮箱里……”

“詹大块头”是她的丈夫詹云影。这是一个远近有名的赌徒，詹周氏为了维持家中生计，去香烟厂卷烟纸，赚一点血汗钱，却被丈夫认为是“勾搭男人”，一顿暴打。他自己在外噶姘头，心情不好，回来打人；赌博输了，回来打人；遇到少许不顺心，詹周氏的身上便落满了他的拳头。

他们结婚九年，所有的邻居都目睹这男子的暴行，可是没有人讲话。3月20日凌晨，为了妻子打算变卖家里的大衣柜去摆摊的建议，詹云影再次拳打脚踢。最终，詹周氏拿起厨房间的菜刀，狠命砍去，碎尸16块，酿成惨案。

令苏青悲哀的是，从法庭到社会舆论再到大报小报，大家都认为，女子自古“无奸不成杀”，詹周氏一定是有了奸夫，才决定要杀人！

只有苏青拔剑，她为周氏鸣不平，写下《为杀夫者辩》，她呼吁大家把重点放到那女人遭受的虐待上，如果不是因为九年来的非人待遇，她为什么要杀人？这个观点迅速遭到了非议和人身攻击，苏青不屈从舆论重压，又写《我与詹周氏》抗争。

不过，虽然一审判决为死刑，但很快因汪伪政府的倒台，在有识之士的帮助下，1948年2月，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15年。詹周氏在提篮桥监狱是出了名的模范，上海解放后，詹周氏刑满释放，被安置在上海农场川东分场就业，改名周惠珍。1959年，她与农场炊事员严少华结婚，两人相敬如宾。

但苏青的疑惑并没有因为周慧珍的被释放而彻底解决。更可惜的是，七十年以来，一百七十年来，遇到女人被家暴，仍旧会有人立刻将原因归结于“肯定是女人出轨/太凶/小气/犯了错才会被丈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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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家暴？

有一点是，尽可能要对这个人进行全面的了解。这种了解是世俗性的，了解他的童年，他的父母，他的前女友，不要不好意思，如果你打算和这个人过一辈子，你完全需要一份“尽职报告”。

假如遇到一个看起来特别完美的人，符合你想象中完美伴侣的一切人设，而他/她看上去又特别爱你，那需要警惕，因为十有八九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

真的遭遇了家暴，不要害怕，不要胆怯。今年已经是2019了，我们应该像宇芽一样选择勇敢，况且，这一百年来，中国实际上一直都有保护女性的相关法律。

早在《大清民律草案》中就规定：夫妇之一遭受不堪同居之虐待或重大侮辱者，对方可以请求离婚。

民国时期，大理院（民国最高法院）在对待“不堪同居之虐待”这一条时曾经有一个颇有深意的变化。1915年之前，对以“夫殴妻”为由请求离婚的案件，大理院要求必须达“折伤（骨折）以上”，妻才可据此请求离异，而且如果丈夫不同意，妻子仍然很难被允许离婚。到了1916年，法院的法律解释，对女方受伤程度的认定变为“夫虐待其妻，致令受稍重之伤害者”即可判离，“如其殴打行为出于惯行”或“常加虐待”，也能证明“不堪同居之虐待”情形。1917年，大理院进一步讲：“夫殴妻至折伤以上之程度，其妻请求离异，应即准其离异，无须再得夫同意”。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其中规定：“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均属家庭暴力。”法案也规定，同居关系的人之间发生的暴力也被纳入家庭暴力，受法律约束。

当遭遇到家暴时，无论男女，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是法律。

这是远离家暴的不二法门。

朱冯芳，乱世的见证叙事——苏青在沦陷上海的生存与写作，华东师范大学

曲玉梁，民初大理院及其民事判解制度研究，华东政法大学

储文静，民国反家暴：对妻子冷暴力算虐待，潇湘晨报2016-03-06

周阿求，《民国时期婚约无效法律制度研究（1929-1949）——兼以沪赣两地司法档案为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