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使我妈快乐”，这不是一句玩笑

源济

“学习使我妈快乐”，这不是一句玩笑

2019-11-20  尼德罗  大家

广州媒体人，教育观察者。

导读

孩子好好学习，妈妈就会高兴，妈妈心情好了，家庭就能和谐。

如今的孩子，学习压力之大，是我们这些当父母的人所深刻无法体会的。并且，那些表现出对学习十分投入的孩子，看起来还真不少。这些孩子一边承受巨大压力，一边充满学习热情，让人感叹，也让人惊讶，背后到底有什么推动力？

不久前，在深圳一所中学的校运会上，初二某班的学生方阵打出了一条横幅——我爱学习，学习使我妈快乐，算是成功回应了上面这个问题。原来，孩子们学习真正的驱动力是为了讨好妈妈，为了让妈妈更加快乐。

当该班方阵打着横幅、喊着口号经过主席台的时候，在场的学生、老师、家长都笑作了一团。而该口号之所以让人捧腹，就在于口号本身直白地揭示了许多家庭内部的真相。有网友评论道：孩子好好学习，妈妈就会高兴，妈妈心情好了，家庭就能和谐。

当然，对于这句话，许多妈妈并不认同，认为其有失偏颇。因为这句话有一个隐性的预设，那就是妈妈是孩子学习的主要负责人。假如做一个置换，让爸爸作为孩子学习的负责人，相信孩子的学习态度，同样会严重影响爸爸的心情。反过来，爸爸的心情如果不好，很难想象家庭内部也可以和谐。

所以，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妈妈或者爸爸高不高兴，而是孩子学习本身正在变得极端重要，以致能频繁且深度地影响家长的情绪。反过来，父母对孩子学习的极端在意，导致许多孩子必须保持讨好父母的姿态，表现出热爱学习的样子。

家庭教育投入增加：一种全球性趋势

对于今天中小学生的父母来说，他们大概率出生在1970—1985年。这一代人上学，参加过补习班的人有之，但绝不是大多数，程度也与今天的孩子不可同日而语。

在1997—2002年，美籍华人学者、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冯文曾经对中国大连的2273位普通中学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数百名学生进行了访谈。

在世纪之交，大连是北方中国的明星城市，以经济发展快速、市容市貌整洁著称。彼时，大连的学生已经出现了相当比例请家教补习的现象。在《唯一的希望》这本书中，冯文描绘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生活情景：他们获得了比父辈远为优厚的物质条件，但同时也要承受更大的学习竞争压力。

《唯一的希望》

在今天，一到五线城市的家庭内部都可以找到20年前，大连中学生家庭为孩子寻求补习的影子。当然，相比之下，今天中国城市家庭的父母，在给孩子找补习时也呈现出补习时间开始得更早、补习科目更多和补习资金投入更多的特点。

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父母对孩子学习的重视，是20年前最夸张的大连家庭的升级版，也是20年的家长所无法想象的。例如，香港的一位妈妈为了孩子能上优质幼儿园，能喊出“赢在射精前”的说法；一个普通县城的小学生，每周要上的培训班，也不会少于三个。北京海淀区的中小学生，一年报培训班费用超过10万，丝毫不令人称奇。

这一代孩子，不少人都是独生子女结婚后生的独生子女，就经济条件而言，有了六个钱包的支持，肯定比20年前的大连普通城市家庭自然要高出很多。但更重要的变化是，今天的学校不再像过去的学校那样，承担孩子学习的全部或者绝大部分责任。在家庭为孩子投入更早、更广和更多的背景下，学校固然很重要，但家庭教育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并且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

在过去的中国，孩子学习成绩好，一般被认为是禀赋好，或者是老师教得好。家长的因素虽然存在，但那些父母关注很少，孩子成绩也很好的案例也很常见。但到了今天，孩子成绩很好，但家长很少关注的现象却少之又少了。更普遍的现象是孩子智商超群，学校闻名遐迩，父母支持有加。

当然，类似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安妮特·拉鲁教授和罗伯特·帕特南教授分别在《不平等的童年》和《我们的孩子》中，向我们展示了美国社会1950年代和1980年代家庭和学校教育的不同状况。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情况步了美国社会变化的后尘，双方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断增加家庭层面对教育的时间、金钱和知识的投入。

无论中美，仅仅是一代人的时间，学生学习成绩好，从主要靠自己、靠老师，变成了靠家庭、靠学校和靠自己。对于这股变化趋势，大多数家长只能疲于奔命，随波逐流，尤其是大量的中国父母，并不理解变革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囚徒困境”与新的不平等

在传统社会，教育的普及率很低，家庭和宗族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孩子能否获得必要的教育资源。但到了工业社会，教育在现代化的旗帜下开始大规模发展统一的大规模的学校教育。免费义务教育的模式大大提升了基础教育的普及率，而在这个内部，从当初的考中专、考大学到如今的竞争985乃至清北复交，从单一考试中脱颖而出，是绝大部分孩子出人头地的必要条件。

不过，这一情形在过去几十年逐渐发生了变化。

首先，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以致陷入一种“囚徒困境”，即所有人内心都明白一味抢跑、压榨孩子是不利于孩子最终发展的，但是因为很少有人敢尝试脱离大队伍，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剧场效应”，前排的人都起身了，后排的人不得不也跟着起身。

其次，统一的标准的学校及考试制度，是应付工业革命企业需要的产物。但在今天，市场和社会要求学校不能仅仅培养能够当工人和白领的毕业生，相比之下，越来越多的机构、平台希望的人才是充满创造力、具有批判性的和复合型的。这里有一个背景，标准化的工作将会迅速交给机器，后者比人类的效率高出十数倍。

一方面是教育竞争的白热化，另一方面是原先的竞争意义开始遭遇质疑。优质学校的领导人开始试图调整，在一些知名的公立学校和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学校提供了丰富的体育科技文化艺术活动。而在一些一般性的学校，学校能力有限，培训机构的兴起弥补了这一缺憾。

但是，不管是优质学校还是普通学校的家长，在配合学校和培训机构方面，都需要投入巨大的时间、金钱和知识。在家庭协同学校或培训机构的教育中，时间和金钱的投入是最基本的，而这恰恰构成了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因为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腾出一个劳动力老全职陪伴孩子，换句话说，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凭借一个人的收入来养活全家，并供养孩子的庞大的教育开支。

此外，导致家庭教育投入巨大还涉及知识的学习。从如何观察孩子到拓展孩子的兴趣，再到了解孩子感兴趣的领域，比如哪一些启蒙老师好，哪一个学校靠谱，哪一个培训机构更稳，凡此种种，事无巨细，都需要家长深入到孩子的内心、行业的深处，才能有效支持孩子进入自己喜欢的领域，并逐渐在这一垂直领域获得成功。

时间、金钱和学习能力，此三者是家庭教育之鼎的三足，缺一不可。这就要求真正能够在家庭教育上持续、深度投入的家庭，必须有钱有闲有文化，无疑，这样的要求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太苛刻了。但是，从海淀家长到顺义家长，从上海妈妈到深圳家长，整个社会的标杆都被树立成了这种模式。

不同阶层、不同家庭的条件差异很大，真正能够玩转这一游戏规则的主要是中产家庭。回到开头，到一个标准的中产家庭主动或被动卷入这一股浪潮，意味着家庭内部必须做好分工。考虑到就业市场对男性的优待，由爸爸来充当赚钱主力，由妈妈来充当陪伴和学习新知识的主力，就成了很多家庭的分工形态。

妈妈的忧伤，来自难以衡量的KPI

需要指出的是，爸爸主要面对的是职场，拥有明确的KPI，投入和回报是可以预期的。但妈妈不一样，妈妈面对的是一个混沌的对象，投入和产出充满了不确定性，新知识的学习也因为信息爆炸而带来了诸多的焦虑。所以，妈妈更加焦虑，将孩子的学习当作KPI，这是不同工种所塑造的局面。

有趣的是，大量5—12岁孩子的妈妈，都喜欢给孩子报美术培训班，原因多半不在于孩子真的对绘画感兴趣，而在于相对于其他培训班，孩子的绘画作品更容易高频在朋友圈展示。要知道，妈妈展示的不仅仅是孩子的绘画作品，也是自己投入孩子教育的成果展示。

由此可以看到，从“学习使妈妈快乐”到美术培训班泛滥，再到“女性更容易焦虑”的言论，都跟教育投入越来越倚重家庭和职场对女性不够友好这两种因素的塑造息息相关。还是那句话，如果职场对女性更友好，如果父亲像母亲那样长期投入孩子的养育和教育，可能抑郁的爸爸也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