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企成本背后的,是香港1997年之后再无新经济公司。港人有言:“Hi-tech揩嘢,low-tech撈嘢”,意思是做高科技很容易亏本,做没科技含量的反而容易赚钱。“香港现在的落后是过去成功的包袱,传统支柱产业太成功了。”香港科技园首席战略官JoshuaYau曾对媒体说。而他所属的香港科创局,本是2015年为推进香港科技发展而成立的机构。
可以说,香港的衰落自千禧年始。1999年,盈科数码登陆香港联交所,是香港最大的数据服务商。它由李嘉诚次子李泽楷创立,首日市值可比肩长江实业。李泽楷还以220万美元购入腾讯20%股票,是最大股东。
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盈科数码市值从5800亿港元暴跌到200多亿港元,还有百亿美元债务。李泽楷也悉数抛出腾讯股票,卖给南非电信。自此港资对科技公司退避三尺。在大陆翻过山坡,凭移动互联网拔地而起时,港资的模式是深挖坑布局收租行业,困住港人榨干血液。
这种宁做金融地产,不做高新科技的思路困住了港人。香港科技园行政总裁马锦星对媒体说:每年在香港高等院校攻读商科的大学生超过1.3万人,就读科学专业的不足700人,相差20倍之多。香港科技公司则称,招到香港本地的学生很难,只能从外地招人才。
大疆就是香港难容科技公司的案例。它独占消费级无人机70%的全球市场,第一任董事长、被称为“大疆老师”的李泽湘,却是个地道的港科大教授。李泽湘说过,大疆得益于深圳的制造链完整度。华强北遍地便宜元器件,做出硬件设备的速度“比硅谷要快5到10倍,成本则是1/5甚至更少”。如今李泽湘筹建的机器人产业基地,也选址在东莞松山湖。
李泽湘没说的是,汪滔如是香港人,可能一毕业就被生活成本压得无暇创业。 2018年,华为也将大约8000人从深圳搬到松山湖,因为深圳的房价在10年间上涨了2.85倍。任正非坦言:“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而且生活设施也太贵,企业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如今,一样的困难更限制香港。香港科技园首席战略官Joshua说,“目前香港无法再重新去发展工业,因为市场就那么大,地就那么多,工厂最多再建50家,没有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机器人被视为香港重新创业的方向,然而喊得虽响,也有同股不同权、生物科技无需盈利等低门槛红利,香港吸引了一大批内地科技公司,却并没有香港本土的科技创企涌现出来。
难怪有人说,做塑料花起家的李嘉诚们,发家后便堵死了香港年轻人的上升道路。1997年香港回归时,GDP是1.21万亿元,相当于大陆前9大城市的总和。如今仅深圳一地的GDP就超越了香港。
麦格理驻香港的策略师Viktor Shvets称,相比资本回报率,人力的回报率还在下降:新技术的诞生,可能并未让世界更平等,而是更进一步摆脱了对人的依赖。换句话说,钱生钱更加显著,而凭劳力维持生活水平,正越来越难。
根据2017年福布斯排行榜,四大家族的排名正节节败退:李兆基、郭得胜家族首次跌出前30,资产分别缩水1.6%和5.7%。郑裕彤家族干脆因为分家跌出福布斯榜。这可能意味着拖累整个香港,他们也没保住地位。而榜首向他们招手的,是内地的房地产富豪王健林。在另一份2018年内地富豪榜中,许家印、王健林、杨惠妍独占前十的三席,与2017年并无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