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老板 · 行业故事-No.16｜历史穿行中的城市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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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穿行中的城市交通

原创： 董指导 饭统戴老板  2018-10-18

有趣且深度的硬核财经

行业故事-No.16

历史穿行中的城市交通

作者：董指导

数据支持：远川研究

1890年的某一天，北京城阳光明媚，紫禁城御花园里传出了一阵阵惊呼声。刚成年没多久的光绪帝，摘掉了红缨结顶的常服冠，在几个太监的搀扶下，手扶车把脚踩车蹬，左扭右晃地骑起了洋人进贡的自行车。

大清皇上蹬着洋车，既惊奇又紧张。转悠了几圈后，光绪觉得已经掌握诀窍，便示意太监们撒手，自己摇晃着上路。刚开始挺顺利，兴奋的皇帝紧握车把越骑越快，结果头上的长辫突然卷进了车轮里，只听到大叫一声，光绪跟着车子一起摔在了地上。

这可吓坏了旁边的奴才们。几个小太监赶紧跑过去，哆嗦着把辫子从车轮里绕了出来，随即便和周围的宫女一起跪在地上，面如死色，求饶不断，头磕得咚咚直响。涨红了脸的光绪，有几分尴尬却依然沉浸在骑行的兴奋中，抬腿踢了几脚小太监后便作罢。

但很快，这消息就传到了慈禧的耳中。老佛爷做出最高批示：“一朝之主当稳定，岂能以‘转轮’为乐，成何体统?”于是，光绪的现代化之行便夭折了。

古人云，三岁看老。很多历史大事的结局，其实早在很多小事情上已经显露了端倪，譬如几年后光绪那场操之过急地，探索现代化体制的戊戌变法。

然而，慈禧管得住光绪的自行车轮，却挡不住浩瀚历史的巨轮。在她死后的岁月里，大清末代皇帝溥仪，不仅会骑自行车，还收藏了各种品牌自行车近三十辆。后来为了骑车方便，他更是把几百年历史的皇宫门槛都给锯掉了。

《末代皇帝》剧照，1987年

溥仪痴迷自行车的那会儿，已经宣召退位，大清早就亡了。不过尽管已是民国新时代，北京城的交通工具却依然是老三样：骆驼、祥子和骆驼祥子。

牲畜（骆驼）、脚力（祥子）、人力（骆驼祥子）

1912年，北京

1922年，溥仪剪掉了代表祖制的长辫子，和大清鎏金龙椅一同消亡在了历史中。然而，洋人送来的自行车，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从达官贵族的阔院，走进寻常百姓的家里，拉开了中国城市交通波澜壮阔、日新月异的发展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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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36年，天津第四区小孙庄靠近周公祠的荒地上，人群涌动，有的搬砖头，有的和水泥。而站在中间视察的则是日本退伍军官小岛和三郎。他从日本购买了百余台旧机器，在租来的两百多亩土地上，招募了200名工人，办起了一家自行车厂，即“昌和工厂”。

昌和工厂可以自主生产车架、泥板等主要零部件，再从日本运来一些零部件，每个月可以生产出900辆26英寸深绿色的“铁锚”牌自行车，这些车为日军、伪军在城区巡逻，提供了不少便利。该工厂成为了中国最早最大的自行车厂，并于1940年秋在上海东北角的唐山路开办了分厂，该分厂即为上海永久自行车公司的前身。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昌和工厂，随后更名为天津自行车厂。这一年，刘少奇来到了工厂视察，亲自下令调拨了13万斤小米作为生产经费，鼓励工人搞革新造新车。工人们大受鼓舞，掀起了“造新中国一代坚固、耐用、美观、轻快的自行车”的热潮。

工人们在仔细分析了荷兰、日本、英国等国的名牌自行车优劣利弊后，终于在1950年7月5日，造出了十辆样品车。而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球处于和平运动的热浪中，因此，这一批自行车就被取名为象征和平的“飞鸽”，并在8月份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

1951年飞鸽生产了6000多辆自行车，深受群众好评。随后，天津红旗、北京火炬、上海永久和凤凰等品牌也开始相继诞生。当时一辆自行车价格是80多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三个月的工资。然而在物资紧缺的时代，自行车依然供不应求，并非有钱就行，还需要凭票购买。

那会儿，自行车位列结婚彩礼必备的“三转一响”之首（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

1981年，改革政策不断释放着农村的活力，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的湖北应城县，涌现了一大批生产冒尖而快速致富的农户。这其中有一个叫杨小运的农户，不愁吃喝的他却苦恼没资格到城里买一辆自行车。

8月，县里干部来村里调查丰收状况。杨小运穿着灰色粗布衣回答说今年至少收粮一万斤。这一回答让县干部大吃一惊，杨小运则信誓旦旦说道，如果交售公粮一万斤（远超8530斤的征购量），就卖给我一辆自行车。

工作人员将这个要求反馈给了县领导，很快县里便作出同意批示，并在和永久自行车厂联系后决定，凡是全年超卖万斤粮食的农户，都可以奖售一辆自行车。一个月后，杨小运交粮10380斤，很快便接到公社通知，花169元喜提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杨小运提车，1981年，上海永久

《人民日报》也对该事进行了转载报道。全国农民的热情被大幅调动，仅永久自行车厂就在4年内生产了一万多辆“农户特供车”。回顾往事时，杨小运感慨道，“不搞责任制，我卖不了那么多粮食；不是那辆自行车，我成不了‘名人’。沾改革光，我杨小运撞了大运。”

“多产粮食换自行车”让人们惊喜地发现，原来美好生活真的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全社会的劳动热情都在不断迸发，自行车也迈入了供需两旺的阶段。1980年以来，北京自行车以平均每年50多万辆的速度增长。1986年底，北京交通车辆近63%是自行车，上海天津等城市也是如此。

长安街的马路上，挤满了自行车大军。有骑着“二八大杠”带着儿子和媳妇回家的中年男人，有手指勾着后闸机关处时刻准备刹车的买菜大妈，有在车把上挂着两瓶好酒到战友家的退伍干部，有吹着口哨时刻准备猛蹬两脚超车的风流少年，也有在后座上摇摆着双脚依偎在男友背上的妙龄少女。

天安门前的自行车流，1985年，北京

大街上密密麻麻的自行车，让国外记者们也震惊了，在他们的稿子里，中国有了一个新称号：自行车王国。

然而此时的欧美早已是小汽车遍地跑，“自行车王国”这个称号多少有点儿学霸夸学渣数学及格了一样，颇为尴尬。中国的城市交通要想告别“两轮”拥抱“四轮”，需要国家整体工业化水平的提升，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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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956年7月13日，一汽总装车间里人群涌动，机器轰鸣，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CA10中型卡车在上午10点钟缓缓驶下生产线。一汽副厂长孟少农坐在驾驶室里，点火、松离合、踩踏板加油、按喇叭示意，整个流程一气呵成。伴随着一声长鸣的喇叭声，在场的观众有人鼓掌，有人高呼，有人流泪。

一个月后，第一批10辆解放汽车运到北京，在天安门向首都人民亮相。随后，几辆汽车被送往北京客车总厂进行改装。1957年底，北京客车总厂改制出了我国第一款自主生产的大型客车BK640。这款8.5米长，可承载75人的公交车，被亲切称之为“北京轿子”。

然而，车虽然能造出来，缺油又成了大问题。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了“石油禁运”的政策，导致我国公交车不得不采用其他能源方式，比如有些地方依然采用烧木炭、采集一氧化碳做动力的方式，而更多城市则采用了电力驱动和燃气驱动。

不过无论是有轨电车还是无轨电车，都要拖着两条高高竖起的大辫子，时不时会因刮擦树枝脱落而突然停止，线路规划方面也高度依赖电网布局，缺少自主性。还有一种顶着燃气包的“气包车”，既不美观，又有危险，遇到陡坡时，时常会因动力不足而不得不呼喊乘客下车推一把。

顶着燃气包的“气包车”

“没有石油，飞机不如一根打狗棒”[1]。连飞机都飞不起来，更别提公交事业了。1959年大庆油田发现后，我国油荒历史被终结，城市里的公交车才慢慢多了起来。

改革开放后，公共交通局试水公司化运营。新的制度下，各地公司纷纷在购车、线路、服务等方面做出了不少尝试和改善。1981年，原计划报考北京广播学院的李素丽，因落榜来到了刚改制不久的北京公共交通总公司，先后在60路、21路汽车当起了售票员。

售票员李素丽

在公交司机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下，李素丽在工作中充分体现了为公益事业贡献青春的态度。她既能用爽朗甜美的声音为大家报站，又能亲自蹲在地上用纸巾擦拭乘客随口吐的痰；既能为晕车的乘客送上塑料袋，又能为车外的乘客撑起雨伞。

在被称为流动小社会的公交车里，口角摩擦时有发生，而李素丽们这些售票员，用积极热情的态度，努力为乘客提供良好的环境，就如公交推动着城市的发展一般。

李素丽后来成了全国闻名的劳模，成为那个年代普通劳动人民的图腾，地位高到什么程度呢，当年跟窦唯并列“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在演唱会上即兴来了一句：“李素丽，你漂亮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到了90年代，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公交出行的需求也不断加深。不少公交车都采用了双铰链的模式来增加运力，但车上依然挤满了乘客。在拐弯时，不少瘦弱的男司机甚至需要站起来才能转动方向盘。

为了在财政有限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公交运力，国家发布政策鼓励民营资本、海外资本介入公交领域，不少公交企业也从国营转为民营。上海等地更是实施了 “体制、机制、票制”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改革，掀起了月票改为普通票制的浪潮。

行业改革的热情，很快转化为了一辆辆飞驰的汽车、一路路全新的班线，从1989年到2004年，全国公交车辆从8万辆增至40万辆，运量也增加到了500亿人次。

然而，在快速发展的背后，也深藏着不少隐患，为争抢热门线路，各家公司之间经常大打出手，运营秩序混乱，服务质量也深受群众诟病。而由黄渤主演，管虎导演的电影《上车，走吧》则从小巴士运营人员的角度，对这一阶段进行了细节的描述。

2007年，北京率先实行票制票价改革，宣告了公交领域再次回到政府主导的公益属性。在随后的这些年里，线路丰富化、票价亲民化，让普通人公交出行的体验感重新回升，选择公交出行的比例也在随后几年出现了翻倍增长，例如佛山地区从2008年的8%提升到了2012年的22%。

公交俨然成为了地面公共交通的主力。然而，对于追求效率的出行者而言，公交车显然无法匹配其需求，私密性更高的出租车便应运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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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向周恩来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成立汽车公司的想法。

当时国内汽车工业基础完全为零，领导出行主要靠从美日等国缴获的车辆。每当有外宾到访时，接待部门就颇为头疼，总要磨破嘴皮子，卖光脸面子地办理一堆冗杂手续，从各部委借车。而社会出租汽车行不仅数量少，车况也极为一般。一番粗挑糙选后，全北京也就只有不到40辆汽车可以使用。

周恩来查阅了报告后随即批复同意，并从待选名单中圈定了“首都汽车”的公司名称。4月23日，首都汽车公司在西四小院胡同1号挂牌成立，并用国务院的5亿元特别拨款，购买了奥斯汀、旱捷克等进口轿车110部。上海、广州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国营出租车公司，但在广州甚至需要外汇券才能乘坐，因此乘客基本以外国官员、外商、华侨等为主。

首汽公司车队

当时的出租车采用的是“定点候客”的模式，每完成一趟接待任务后，必须空车赶回服务点等候下一次的出车指示，不得中途载客。这种模式，效率低、成本高。再加上在特殊十年时期，乘坐出租车甚至被认为是“四旧”的表现，因而出租车行业发展十分平缓。

1978年，广州打算学习香港的士的“路招”模式，并在这一年春交会上，用中英文印制了近万张《告来宾信》做宣传，“如遇空车可招手示意叫车” 。这是国内出租汽车行业的第一次改革，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型服务方式和经营老格局，随后“招手即停”服务迅速在全国铺开，出租车便捷性、受欢迎程度均大为提升。

改革开放后，北京等地也相继兴办了一批国有、集体所有出租车公司，但车型多以丰田皇冠、日产公爵王等20多万元的高档进口车为主，起步价为每公里2元左右，从德胜门到天安门，就要15元左右，等于普通工人两三天的工资。因而此时的出租车，离普通大众仍非常遥远，不仅是打不到，更是打不起。

然而群众的需求是旺盛的，想方设法迎合才是王道。1988年北京友联汽车公司购置了一批单价3万多元的国产柳州面包车，作为出租车运营。起步价降低到了每公里1元，而且由于空间大，可以多人拼车平摊车费，因此深受普通大众的喜爱，被称之为“黄虫面的”。

黄面的

1992年，国家进一步鼓励出租车行业发展，北京也出台了宽松的审批条件，于是，出租车行业进入了爆发增长的一年，运营车辆从1991年的1.62万辆激增至1993年底的5.8万辆，其中60%都是面的。出租车公司也增加至1000多家，有国营直属、有街道办事处、有蔬菜市场、有个体户，出租车上喷漆的公司字号，宛如一部百家姓。

在经济突飞猛进的温州，出租车则是清一色的小巧灵活的菲亚特，4000多辆驰骋在市区、乡镇的各个干道、小巷里，一字排开，甚为壮观。而北京也历经了黄面的、红夏利、索纳塔等车型的更迭。这背后离不开出租车行业的发展，更离不开这一阶段经济的腾飞。

《喂，菲亚特》，1994年

陈宝国曾主演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喂，菲亚特》，讲述了一名开菲亚特的温州出租车司机的故事。这部电视剧的编剧张思聪曾说：是菲亚特载着温州前进的。的确，中国城市的前进离不开出租车的承载，在每个城市里，都飘荡着出租车司机的各种传奇和故事。

不过无论是两个轮子的自行车，还是四个轮子的出租车，还是六个轮子的公交车，它们在公共交通新成员“地铁”面前，都得甘拜下风自叹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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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便表示“北京要搞地下铁道，不仅北京要搞，有很多城市也要搞，一定要搞起来。”当时北京常住人口不到300万人，机动车也仅有5000多辆，地下交通需求并不强烈，执行的其实是“交通服务战备”的建设原则。而这也是借鉴1941年莫斯科地铁在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1953年11月，北京市委便提交了一份“北京规划草案的要点”，明确提出“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该规划随后被中央批准。于是，铁道部、地质部、北京市分头抽调干部，组建成“北京地下铁道筹建处”。

然而，事情并不如预计那么简单。线路的取舍、地深的选择、技术人才的不足、产品质量的缺陷等问题纷纷冒出，各方争论不断，开工日期被推迟再推迟。

1965年2月，毛泽东亲自审阅了北京地铁建设方案，并做出了批示，“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 这才为地铁建设服下了定心丸。于是，1965年7月1日，年近八旬的朱德拿起扎着红绸的铁锹，为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破土，拉开了中国地铁建设的序幕。

北京地下铁道开工典礼，1965年

一期工程全长23.6公里，在经历了近9000个昼夜奋战，解决了走电失火、瓦斯窒息、上下车失脚、出入口拥挤等等问题后，一期项目终于在1981年通过验收，正式投入运营。单程票价为一角钱，相当于一斤猪肉，或者一个工人日工资的十分之一，仍属于不菲的消费，乘客也多为体验一下，而非日常交通需求。

1984年10月，北京地铁二期工程也进入了试运营阶段。邓小平前往视察，当听到北京地铁列车采用了国产化设备，并具备自主维修能力时，他高兴地连声说：“坐中国车好，坐中国车好。”此时的邓小平，是否仍在回想6年前乘坐日本新干线时的辛酸场景。

只是很可惜，这个时期的地铁并不能称之为中国车，机车、信号、供电、路轨系统等核心设备依然大比例依赖进口，国内是“白纸一张”。这也导致地铁造价过高而发展缓慢，国务院甚至在1995年出台了暂停审批地铁建设的文件。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在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深圳建设的地铁1号线，打破了国产化过低的僵局。

深圳地铁提出建设申请时，批复的阻力也很大。于是，深圳政府打了“钱、情、理”三张王牌：一是地方政府出主要资金，不给中央、部委添麻烦；二是香港回归了，接驳地铁有助于加深两地交流；三是国产化保证实现60%。

有钱人摆事实，讲道理，谈感情的时候，通常都让人难以拒绝。

于是，1998年国务院作出了同意批复，并把60%的国产化指标改为了70%。刚从北京二七车辆厂调到深圳地铁公司任副总经理的简炼，立下军令状，带领创新团队大刀阔斧地干起了创新。因其屡屡打破陈规，也获得了“简大胆”的名号。最终，深圳地铁1号线创造了28项新纪录，并获得“中国企业新纪录创新成就奖”。

1号线的成功，开启了深圳地铁追求效率的步伐，不仅体现在覆盖6个区域68处下穿建筑群的“中国第一难”的9号线上，也体现在率先采用腾讯乘车码扫码过闸服务上。0.2秒极速脱网验证的扫码乘车体验，也是深圳这座城市追求效率的写照。

从1953年起，历经28年中国才有了23.6公里的地铁线。然而，随后的三十多年里，中国有三十多个城市开通了地铁，通车里程也达到了3095公里，位于世界第一。地铁也已经从战备需求转化到了出行需求，成为城市人群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于是，判断城市经济发达与否，不仅可以依靠高楼大厦的分布，也可以靠数一数地铁线路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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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年过半百刚学会使用手机上网的老赵，却成了互联网公司的职员，这让他有种被时代闪了腰的感觉。

七年前，因工厂效益不景气，老赵被自行车厂炒了鱿鱼。随后，他便在小区门口支起了修理摊。不曾想，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共享单车一下子火了起来，拯救了一批批濒危的自行车公司，也让老赵从胡同里的“修车师傅”，升级为大公司的“维护专员”。

共享单车曾被戏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尽管也出现了烧钱、浪费等问题，但无疑是科技与传统出行工具的一次大胆有效的结合。而回顾历史来看，在出租车、公交车、地铁等领域，伴随着车型等硬件朝着舒适快捷的更新换代，科技在服务、效率等“软件”领域的探索，也从没有停止过。

比如在固定电话流行的90年代，上海出租车公司便推出了电话预约、叫车服务；1994年，杭州公交车率先取消了纸质票，使用了接触式IC卡，滴滴的响声成为了科技发展的优美音符。

在2004年通车的深圳一号线上，突破性地实现了刷卡系统人民币港币自动折算；2006年，北京也开创性地推出了公交地铁、甚至超市购物，均可使用的市政一卡通。这都是科技推动交通往更加便捷的方向前行。

当智能手机成为生活必备要素时，交通行业也围绕着手机进行变革创新。网约车兴起、腾讯乘车码普及，而以北京为代表的城市公交公司也纷纷与时俱进，和腾讯乘车码小程序合作，推出了“电子卡”业务。乘客在享受“先乘车，后付费” 的同时，更仅需要通过一个乘车码入口，便拥有了全国100多家城市的公交卡，获得与普通卡相同的乘车优惠。

如今出行，不再需要担心遗漏自行车钥匙、交通卡，只需一部手机，便可通过微信实现“1公里扫码骑单车、3公里乘车码乘公交、5公里支付码网约车、7公里乘车码坐地铁”，甚至远途出行也可以通过微信来购买动车机票、预定饭馆酒店。

无论城市内的上班族，还是城市间的出差客，都可以感受到出行效率的改善、便捷的提升，而这些改变离不开腾讯智慧交通战略前瞻与推行。

从自行车到公交车地铁，这背后是北京从四环到五环六环的层层扩展，是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座座高楼耸立，是深圳地铁线上小渔村变为“翻身站”的崛起，是中国城市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

而从月票现金到IC卡二维码，则体现了城市治理理念的跃迁，展示了腾讯等科技公司对智慧城市的反哺与支持。

当年光绪学习骑自行车时，曾问洋人赫德兰，为什么人在上面车子却不会倒。赫德兰回答说：“凡是向前运动的物体就不会倒下。”

赫德兰谈的虽然是自行车，但小到个人命运，中到城市变迁，大到国家建设，哪个领域恐怕都得遵守这个规则。历史滚滚向前，这个小小的道理，在1900年的晚清适用，在1978年的中国适用，在当下，它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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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见证-中国能源”，《中国科技奖励》，王景，2009

[2].《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I.T 赫德兰，2002

[3].《中国生活记忆》，陈煜，2016

[4].《中国汽车史话》，徐秉金，欧阳敏，2017

[5]. 解密大庆油田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能源舆情，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