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卸任央行行长：回顾人民币先生的15年改革之旅 | 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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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卸任央行行长：回顾人民币先生的15年改革之旅 | 棱镜 

2018-03-19 周纯 棱镜

    作者 | 周纯

3月19日，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接替周小川，成为中国新一任的央行行长。至此，周小川卸任央行行长——他在央行行长这个职位上已工作了15年。

时间回拨至几天之前的3月9日，正值全国两会期间，几乎全国上下，都睁大眼睛、屏息凝神，期待着这位中国经济灵魂人物，在任期之内最后的公开亮相。

上午10时，身着深色西装、佩戴红色格纹领带的周小川，以招牌式微笑入场——无论何时，市场总相信其一颦一笑中都暗藏天机，就连小川行长换了块手表，也被当作是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发挥特殊作用的证据。

在中国各大部委掌门人中，央行行长虽并非最具权力者，但一举一动总是备受关注。这个神秘机构拥有超过5万亿美元的总资产、超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资产，是当之无愧的全球最大央行。

常常有人将周小川与格林斯潘做对比——后者作为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自1987年开始任职直至2006年，任期跨越6届美国总统。

作为美国经济政策的权威人物，格林斯潘被称为全球的“经济沙皇”、“美元总统”。他常常被市场形容，公文包中藏着控制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引擎”。

自2002年就任央行行长以来，周小川已经以成方街32号——中国人民银行所在地——主人的身份，在这里度过了15年的时光。

2013年，已经65岁的周小川连任，看似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即便是过去十年央行政策的“常任”批评者，曾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学者余永定，也认为周小川是留任央行的合适人选。

而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则在接受收腾讯财经专访评价称：“周小川行长有一个素质是别的央行行长没有的，那就是坚持不断地推进改革。全世界的行长里面很少有改革这个重任。”

他提到，这个改革任务既包括央行自身宏观管理框架的改革，也包括推动整个金融业的改革。

作为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救火者，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市场化的促进者，利率与汇率市场化的推动者，以及审慎宏观调控重要决策者，人民币国际化持续不断推动者的周小川，被称作“人民币先生”，并在任上进行了超过十年的改革之旅。

从执掌央行之初，就曾有经济学家指出，周小川需要五年时间来将“人行”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银行”。

无论如何，周小川身处历史巨变的时代，他既是历史的书写者，又被历史潮流裹挟向前。在他身上，或许可以看到中国式改革，尤其是金融改革最为深刻的痕迹。

从知青出发

1968年，一位身高腿长，刚刚20岁出头的江苏青年，来到地处黑龙江的八五二农场。

在一位杨姓师傅的带领下，这位青年在农场内的一家耕作机械厂内度过了四年时光。这位青年就是周小川。

“非常好学，常捧着书苦读”，是周小川留给这位师傅最深刻的印象。后来，周小川先后进入北京化工学院（现北京化工大学）、机械科学研究院北京自动化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学习，并在1985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改革风起云涌。就当时的大背景看，钱学森等一批系统工程专家，建议运用系统工程解释人口、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等问题。

初出茅庐的周小川加入了这一行列，开始以系统工程的角度观察和研究经济国民经济。

一位与周小川有过交往的复旦大学老教授，以“温文尔雅”四个字来向腾讯《棱镜》形容他一直以来对于周小川的印象。

1986年， “工科男”周小川的人生迎来转向。彼时，年仅37岁的周小川，进入当时极具影响力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并担任副所长。

这个研究所汇聚了一批有识之士，而周小川也由此与经济学家吴敬琏结缘。后者课题小组中一群市场化卫士，如楼继伟、李剑阁、郭树清等人，也在日后他们挥洒意气，激扬文字，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阐述对中国改革道路的理解。

“我的父母长期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此前，周接受《投资与合作》杂志采访时表示，自己之所以从事金融工作很大程度上受父母影响。

此后周小川开始先后任职中国银行、外管局、中国建设银行。2000年初，中国金融机构人事大调整。周小川从1634点出发，出任第四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在此期间，周小川笔耕不辍。其所著《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1994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著作奖”，论文《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分获1994年、1997年度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奖“孙冶方奖”。

商业银行改革“救火”

2002年12月28日，担任证监会主席不到3年的周小川，在没有形成公众预期的情况下被“火线”任命，成为成为继朱镕基和戴相龙之后的新一任央行行长。

当时，新一届政府尚未正式出炉，无论是从惯例还是从速度上看，这项任命均颇不寻常。

周小川的这项上任，被解读为“银行业救火”。

“中国银行的灰楼在阜外的寒风里簌簌的站着，中国的银行业正面临技术破产的边缘。”1996年，《经济学家》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表述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悲观情绪。

而数据显示，当时银行业账面不良贷款率超过20%。但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实际比例可能更高。标准普尔将彼时内地国有银行全部评定为垃圾级。当时曾有人评价称，中国的金融体系技术上已经破产。

时任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的朱民向腾讯《棱镜》形容，中国银行当时公布的不良率为25%，但其实远不止这个数字。“当时中国银行所有的不良审核全部集中在北京总行进行，汇报不良的资料整整40多吨，堆满了三间地下室。”

“这真是难打的一仗。”

周小川上任之后要操刀这样的一场改革。

然而，周小川所面临的，除了超高的不良率，还有资本不足的问题。当年末，四家银行资本金总额7494亿元，平均资本充足率仅4.27%，远低于巴塞尔协议8%的最低要求。而若想达到此项国际标准，还必须动用约1万亿元资金。

刚刚上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提议，以动用外汇储备注资为主线、以成立一家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操作平台，然后完成国家外汇注资、财务重组和股份制组建。

新一轮国有银行改革由此破局。

2003年始，四大国有银行通过一系列国家注资、不良资产剥离、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相继成功实现境内外上市。

工科出身，强调“系统化思维”的周小川，早在1993年，曾和吴敬琏联合署名发布文章《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他在文章中阐述自己对于央行角色定位、对于央行和商业银行关系，以及银行发展路径的理解，这些改革建议最终在周小川自己执掌央行时才得以实现。

尽管其中包括引入海外投资者，引发国内对国有银行“贱卖论”的大幅讨论。但四大国有银行十年间的转变，让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银行体系已经脱胎换骨。

成为人民币先生

2010年，周小川与时任担任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及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打了一场网球比赛，他们开玩笑地打赌,赌局是汇率问题由胜者决定，结果周小川获胜。输了比赛的萨默斯心有不甘﹐要求重赛。

比赛结果似乎与一直强调汇率改革主动权的周小川形成呼应。但玩笑归玩笑，现实之中的人民币汇率历史遗留问题之重、各方利益博弈之复杂都远超想象。

不过，在外界看来，国有银行改革、利率市场化等动作在先，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给汇改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而周小川成功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也使其获得“人民币先生”称号。

对于这个称号，周小川曾如是评价：“如果因为我说话对人民币有影响，才叫我‘人民币先生’，我觉得这个称呼不合适。但如果是因为人民币汇率改革，那倒是未尝不可。”

1994年1月1日，央行取消外了双重汇率制度,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当年4月4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运营,各外汇指定银行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在规定的上下幅度内决定挂牌汇率,对客户买卖外汇。

但在学者看来，汇率完全受控于央行，虽避免了外汇调剂市场那样剧烈的价格波动，但过于僵硬的汇率会降低投机资本流动的汇率风险，市场对汇率的作用也变得微乎其微。

2005年7月21日，央行宣布：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至此中国央行终结了长达十年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机制的历史。

同时，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人民币一次性升值2.1%。

渣打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David Mann表示：“这一天我会永生不忘。”

对于浮动汇率制度，周小川曾有形象比喻：“固定汇率好像打仗时手里拿的盾牌，无论你如何打来，我都坚持不动；如果我坚持不住，冲击就会造成影响。浮动汇率则像海绵垫子，你要打进来我就给你一个软的，进来就进来，我不让你打到我；等你想撤的时候，我还夹你一下，让你脱一层皮再走。”

2015年，周小川再推“8·11汇改”，决定采取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报价形式。

央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

2015年8月12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开始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保持一篮子汇率基本稳定。

“‘8·11汇改’特殊的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取更加市场化的定价规则，二是浮动区间调整幅度超过以往，三是人民币关注的重点由单一美元转向一篮子货币。”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钱军对腾讯《棱镜》表示。

而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则对腾讯《棱镜》评价称，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改革就是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的核心环节，特别是2015年“8·11”汇改，如果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还不够市场化，人民币汇率改革就没办法继续推行。

“我们大多习惯了循序渐进、小步快走的改革，但有时改革到了一定程度，必须得有关键性的突破。”管涛表示。

周小川一直强调汇率改革的主动权，但现实中往往又面临着不可控制的阻力。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对腾讯《棱镜》评价称，中国汇率改革主要的阻力来自于总是要干预的有形之手，说是要进行市场化改革，但是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人为干预。

“从1994到2015，20年间，中国经历了五次汇改，其实这一路来困难重重，主要的难点在于形式好的时候不愿意改，而形式差的时候又不敢改。” 曾亲历了四次汇改的管涛对腾讯《棱镜》表示。

人民币国际化

2016年6月24日，周小川在当日上午，于美国华盛顿出席了IMF年度央行行长系列讲座，在发表了题为《把握好多目标货币政策：转型的中国经济的视角》演讲后，又与IMF总裁拉加德进行了半小时的一对一对话。

周小川也成为是继美联储主席耶伦（2014年首位演讲者）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2015年）之后，第三位登上康德苏系列演讲讲台的央行行长。

在欢迎致辞中，极少公开议论“个人”的拉加德，在介绍周小川时，以“中国经济的舵手和大家“来形容周小川，并表示对他的尊重和仰慕与日俱增，可谓不吝啬溢美之词。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周行长很爱打羽毛球、网球，这两种体育运动都需要耐力、灵活性、速度、精准性，同时也需要考虑战略，所以作为央行行长是非常合适的。”

在整个讲座结束后，拉加德为周小川准备的礼物正是一副羽毛球拍。

除了羽毛球和网球，自称是周小川多年好友的拉加德，还在现场剧透了周小川的诸多业余爱好：例如对西方古典音乐也很感兴趣，早在1998年就撰写了《音乐剧之旅》。

拉加德口中所评论的耐力、灵活性以及战略性，在人民币“入篮”中或许可以得以体现。

时间回拨到3年前，2013年两会期间，65岁的周小川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行政级别至副国级。也因此打破年龄限制，再一次被任命为中国央行行长。

在当选前夕的新闻发布会上，他重点谈及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对此，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预测称，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成为周小川新任期的主要任务。

如今，四年已过，随着人民币正式加入SDR（特别提款权），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确实成为他第三个任期内最亮眼的成绩。

事实上，早在2009年3月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前夕，周小川就发表了《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来反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他最后的建议是，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并创造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在他看来，“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此后，国际上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SDR的讨论越来越多。尤其是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春季会议及G20部长会上，呼吁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纳入SDR——彼时尚未有发展中国家货币入篮的先例。

据腾讯《棱镜》了解，中国央行从2014年下半年正式启动人民币入篮相关研究论证工作。央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在近期一次公开演讲中坦言，以当时的条件，人民币入篮是有困难的。虽然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在金融市场的广泛交易才刚刚起步，在当时的条件下加入SDR还“欠一点火候”。

但2015年适逢SDR五年一次的审查，这也意味着，错过这一次审查就要再等五年，人民币加入SDR面临历史性的机遇。最终，在2015年2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中央最终拍板决定要做这件事情。

在2015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当着IMF总裁拉加德的面，周小川提到，中国将从三个方面努力，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一是要使境内境外的个人投资更加便利化；二是资本市场会更加开放；三是在法律方面正在准备新一轮修改《外汇管理条例》。

“入篮”工作并不轻松，数据缺口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因为很多国际统计工作未包含人民币，全球没有人民币使用的数据。为此，入篮工作小组只能给全球的央行一家一家打电话，请求他们给IMF上报储备的人民币数据，就这样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弥补了这一数据缺口，为衡量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提供数据支持。

此外，2015年年中的“股汇双杀”、2016年1月两次股市“熔断”，也成为人民币入篮之路中两个惊心动魄的片段。市场的波动引发国际上对于中国金融形势和改革开放的质疑。为此，周小川主导下的央行通过一系列对话与发声，来表明中国开放的立场和决心，释放积极的信号，最终安然度过两次风波。

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九轮交流磋商之后，2015年11月30日，IMF举行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并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仅次于美元和欧元。

2017年9月，人民银行国际司编著出版了《人民币加入SDR之路》，揭秘了人民币加入SDR的全历程。央行副行长易纲在序言中总结，从2009年周小川行长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主张开始，人民币加入SDR，经历了内部酝酿、全面评估论证和SDR审查期间的多轮磋商谈判，直至最后成功“入篮”，历时多年。

“这条入篮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不乏波折。但是中国凭借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成功克服了一系列挑战和困难。”易纲称。

人民币“入篮”，是人民币融入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重要一步，同时也是中国长期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大重要事件。甚至有央行人士对腾讯财经笑称，人民币一天不加入SDR，周小川行长就一天不会退休。周小川在推动人民币“入篮”上面耗费的精力，可见一斑。

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人民币成为继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加入SDR货币篮子的第五种货币，人民币也成为第一个被纳入SDR篮子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

对于中国央行来说，人民币被纳入SDR是一场重大胜利。数年来，中国央行一直声称人民币应当被纳入这个顶级储备货币俱乐部。这一事件使央行和周小川获得了一致好评，称这是周小川“最完美的一役”。

有接近周小川的人士称，这也是其临近退休这几年最为在意的成绩。

15年的时间，白云苍狗，风云际会。

3月9日那天，有记者提问周小川，在央行行长生涯之中有何难忘时刻。

一头白发的周小川真情流露：经过这么多年，在金融系统工作事情太多了，所以就很难挑出来哪件重要、哪件不重要。“我觉得可以与大家一起推进金融改革开放，这是很有幸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