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如何面对一个不如自己的孩子

源济

刘远举：如何面对一个不如自己的孩子 

原创 2017-10-25 刘远举 大家

最近网上流传这样一些都市传说。

一个人在家里，听到楼上一个女子在大吼：是什么关系？是什么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似乎是夫妻之间在逼问一桩婚外恋，不过，最终女子高喊：“这是互为相反数关系。”原来，这是在辅导作业。

另一个段子是，有人在朋友圈写道：“陪五年级儿子写作业，结果心梗住院，做了两个支架，想来想去还是命重要，作业什么的就随其自然吧。”

家长辅导孩子作业，是一件痛苦的差事，这似乎是当下的生活常识，不过，你要相信，按教纲来的中小学教学，并不会太难，肯定有一部分小孩能够又快又好的完成，根本不用家长教。

我至今仍然记得小时候老师留堂，做完作业即可先走，我在收拾书包，看着有人面对作业本，神情木然的样子，心里闪过的一丝不解：这么简单，他们怎么不会呢？

所以，这些抓狂的家长，多多少少都会想起自己当年，总是又快又好地完成作业，他们很难理解如今自己的孩子怎么连这样一个简单题目都明白不了。不过，他们忘记，或者，不敢想起的是，当年也有很多小伙伴，咬着笔头，愁眉苦脸。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些郁闷、抓狂到心肌梗塞的家长们，都不敢直面一个客观规律。这个规律的名字叫回归。

统计学上的“相关”和“回归”的概念最早由19世纪末期高尔顿（Sir Francis Galton，1882-1911）提出。高尔顿是生物统计学派的奠基人，早年在剑桥大学学习医学，放弃医生生涯后，他研究过气象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和指纹学等多种学科。1865年后，或许受他表兄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的影响，他的主要兴趣转向遗传学。他开始用统计方法研究父代和子代的智力、身高、性格及其它种种特制的相似性问题。

高尔顿和他的学生K. Pearson观察了1078对夫妇，以每对夫妇的平均身高X作为自变量，取他们的一个成年儿子的身高Y作为因变量，将结果描成散点图，发现趋势近乎一条直线，即父母平均身高X增加时，其子的身高Y也倾向于增加。这当然是符合常识的意料之中的结果。

不过，高尔顿还有新发现，他发现这1078对父母平均身高的平均值为68英寸时，1078个儿子的平均身高为69英寸，比父母平均身高大1英寸，于是他推想，当父母平均身高为64英寸时，1078个儿子的平均身高应为64+1=65英寸；若父母的身高为72英寸时，他们儿子的平均身高应为72+1=73英寸，但观察结果确与此不符。父母平均身高72英寸，超过平均值68英寸，其儿子也倾向属于高的一类，其平均身高71英寸，但比父母矮，离平均值更近。反之，父母平均身高64英寸，属于矮的一类，其儿子也倾向属于矮的一类，平均67英寸，但比父母更高，平均值更近。

高尔顿仔细思考了这个发现，然后认识到其中的真实性与必然性。他说，假设不发生这种向中间值的回归，那么从平均意义上看，高身材父亲的儿子将与他们的父亲一样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儿子的身材必须高于他们的父亲，以抵消身材比父亲矮小者的影响，使平均值不变。两个儿子中，高身材者儿子的儿子也将如此，那么，会有一些儿子身材更高。这个过程将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同样地，将会有一部分儿子身材比他们的父亲矮小，而且有一部分孙子将更加矮小。那么，如此一来，父母高（矮），其子女比他们更高（矮），则人类身材将向高、矮两个极端分化。不用多少代，人类种族就将由特别高和特别矮的两极构成。上述的情形并没有发生，人类的身高在代际之间大致相同，在平均意义上趋向于保持稳定。高尔顿得出的解释是自然界有一种约束力，它让身高有一种回归到中心的作用，使人类身高在一定时期是相对稳定的。

1855年，高尔顿发表了一篇《遗传的身高向平均数方向的回归》文章，阐述他的这个发现：身高这种遗传特性表现出“高个子父母，其子代身高也高于平均身高；但不见得比其父母更高，到一定程度后会往平均身高方向发生‘回归’”。高尔顿把这一现象叫做“向平均数方向的回归”（regression toward mediocrity）。这就是“回归”名称的由来。回归现象不只发生于人类身高遗传中，这种模型现在支配着经济学、医学研究和工程学的很多内容。当然，对少数人遗憾，但对整个人类来说，幸运的是，这个规律，同样也支配着人类的智力遗传。

如果你的双亲都是天才，也许你会和他们一样聪明，也许比他们更聪明，但是最有可能的是，你的智商达不到他们的高度。爱因斯坦有三个孩子，有一个一岁多就夭折了，另一个孩子叫Eduard，是个非常有前途的医学院学生，但是他得了精神分裂，大半生都在医院接受治疗，唯一有所成就的是Hans，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水利工程学教授，是沉积物运移领域全球首屈一指的专家，显然，他的成就比不上父亲爱因斯坦。

即便普通人，也会受到回归规律的困扰。中产焦虑是一个热门话题，而焦虑感最盛的，往往是那些从各种考试中拼杀出，依靠学历求职，在职场打拼的人。这些家长以为自己高智商、高学历，配偶也是高学历，一代更比一代强，小孩也会更加聪明。在这种高期待之下，他们加大对自己孩子教育的投资，奥数、各种课外培训。然后，给孩子进行各种辅导，但却发现，孩子学习起来并不轻松，不如其他小朋友，也不如自己小时候。

中国的教育制度是环环相扣的：想上好大学，必须上好高中；想上好高中，必须上好小学；想上好小学，必须上好幼儿园。虽然这一定程度上，这放大了家长在孩子幼儿园、小学阶段的努力的效率，但最终，回归规律仍然顽强的发挥自己的作用。

我们很容易观察到“梯次掉队”的现象。很多孩子，低年级成绩较好，但到了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学生成绩突然下滑，这些下滑往往出现在数学这类课程上；再往后，到了初二、初三，随着代数、几何的引入，又有一些人觉得越来越吃力；到高中，随着抽象化程度加大，又有一批掉队。

孩子开始掉队的时候，正是回归规律显示自己的威力的时候，往往也正是家长辅导孩子作业开始变得艰难的时候。那些咆哮与自嘲后面，都隐隐的潜藏着一丝哀怨——孩子怎么不如自己呢？实际上，规律正是如此，相关数据显示，名校毕业的父母，子女上名校的比例虽然比一般家庭高，但显然，没有他们父母比例那么高。这些当年出类拔萃的家长们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接受一个不如自己聪明的孩子。要知道，虽然智力不像身高那样明显可以观察到，家长也很难让孩子直接去做测试，但回归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通过日常观察不难得到大致的结论。不过，要接受这个结论并不容易。

这些家长只有在心态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与自己、与孩子、与自己对孩子未来的预期达成和解。直面事实并和解之后，方能得到从容。这不管是对于孩子更幸福的童年，还是帮助孩子对未来做出更切实、更多样化的选择，都有好处。毕竟，人的智力是多方面的。测度的智商，数学、物理，乃至所有的成绩都只是人能力的一部分。人的发展，并不由单一能力所决定。至于幸福，则更是千差万别。

当然，和解并不容易，所以我们看到人类对抗自然规律的艰苦努力。这也将回归规律的意义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

家长的能力、文化程度的差异、职业技能、社教圈子都能影响孩子的教育，工作、社会关系。这就必然造成代际资本传递上的明显差异。这不可能拉平。强行拉平，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是人类意识与自然规律同时在主导着基因的进化与竞争。自然规律体现在回归规律中。

与此同时，人们意识到一代更比一代强，并不是一定成立，仅仅依靠智力、体力来进行测度、匹配社会与经济地位时，会给下一代带来不可靠性。于是，在自私基因的有意识作用下，血统、姓氏成为代际之间传递的信号。

随着社会发展，科举走上人类历史的舞台。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发明，这个制度不看身份、血统，只通过考试来测试一个人的智力、才华。但是，异化这个制度的努力从未停止。这些努力使得科举制度，朝着那些非智力的能力倾斜。在当下，这些能力被称为素质教育。

钢琴、绘画、游历经历，这些技能虽然也要天赋与汗水，但相对而言，这些技能只要有了时间，有经济实力，都可以获得一个较好的结果。抽象思考的一些能力，比如逻辑能力、数学能力、空间构想能力，这些能力更多依靠天赋与努力，依靠时间与金钱所带来的提升很有限。

这两类能力，前者可以称之为资本密集型能力，后者可以称为智力密集型能力，而资本密集型能力，是回归规律之外的能力。这些“归回规律”之外的能力，让那些拥有良好社会资源与经济实力的家庭，更容易把子女送到一个更高的社会阶层。那些名校、名门出身孩子，很可能再次复制父母的成功。

所以，回归规律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教育、考核、选拔人才的机制，要尊重回归规律，不要过度的倾向于那些回归规律之外的能力。智能是自然界赐予人类文明最珍贵的礼物，是人类社会最宝贵的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只有保证那些人类出类拔萃的优秀的大脑不被社会机制所掩盖，让聪明的头脑脱颖而出，才能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