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凰城市的某探视中心内,照片墙记录着一些捐赠者的名字和金额
一旦我们接到了举报案例,就会前往去调查取证。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儿童猥亵、性侵案件都不是单一型的案件。有的案子会同时出现很多不同的因素,会很棘手。比如,精神健康、物质滥用(酒精和毒品等)、流离失所。
我接触过一个案子:一个1997年出生、当时16岁的小女孩声称遭到了母亲的男朋友的性侵。那个时候我是负责帮助孩子母亲的社工。小女孩说自己的妈妈和她的男朋友有吸毒的问题,而且自己被妈妈的男朋友性侵了。
当时CPS就派人上门调查。妈妈这边就说女儿是在撒谎。女孩子当时在初中篮球队,跟妈妈提出要求,说想要去外地打球,需要父母的签字。但妈妈不同意。女孩的教练也打电话来劝,但妈妈仍不同意。妈妈觉得女儿和男教练可能有不当关系。事情发生后一天,女孩就留了字条贴在妈妈的卧室门口,说要自杀。妈妈看到之后打电话到学校,但学校说已经报警了,女孩子已经被儿童保护部带走了,不能告诉妈妈任何信息。
这个案子里面的”危险因素”(red flag)很多。这个家庭本身就很复杂。我的服务对象——这位妈妈,在女儿三岁时就跟这个男朋友相识。男朋友还带着两个小孩,两人在13年的恋爱关系里,还生了4个小孩。这个母亲确实有酒精和大麻滥用的情况。而且他们家孩子们也报告说见过家庭暴力情况。
我们调查之后,女孩子被移除出家庭,她先是由亲戚接收,但因为女孩在青春叛逆期,后来她的亲戚也不愿接收。最后CPS决定把妈妈的所有小孩都送入了寄养机构。我作为家长助理,监督这个妈妈。她要参加戒毒、心理咨询等项目,定期做血液检查以监测是否成功戒毒,我定期跟访做记录,陪着她与孩子见面,会给她上一些怎么更好地做家长、怎么跟孩子有效沟通的课程。她的血检、心理咨询情况、与孩子见面的记录会作为法官审理案子参照的证据,有时候我们社工也可能被传唤做证人,法官会根据家长的现实状况来决定,家长探视孩子的频率和每次的时长,以及是否可以重新拥有孩子的抚养权等。
我接触的案例中,不少施暴者都是妈妈的男朋友、未婚夫,小孩子的继父,或者亲生父亲等熟人。
在很多情况下,遭遇性侵儿童的年龄很小,他们可能没有能力或者无法清楚说出自己的遭遇,这也给案件处理带来很大挑战。年龄大的孩子即使会说话,可能也不敢或不想说。
比如我曾接触过一个四岁小男孩的案子。起因是妈妈在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发现孩子身上有些可疑的受伤痕迹。当时她已经离婚,但出于经济等现实因素还跟前夫一起住。她担心前夫对小孩子施暴了。在处理这类案子时,我们会和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当地一个叫Child Hope的机构合作。那里的儿童性侵犯专家会用玩具作为媒介,比如泰迪熊,来慢慢引导孩子,指着小熊的某些部位,来引导孩子讲述自己的遭遇。一般是这种敏感的年龄段,我们会让专家介入,由他们判断孩子是否真的受到性侵,以及性侵的程度。如果不是专家,可能在询问中出现误解误读或者错误的引导了孩子的分享,孩子的信息可能并不真实,就会影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