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名家何龄修：母亲悲惨而短促的人生与我的迟到的悔悟

源济

清史名家何龄修：母亲悲惨而短促的人生与我的迟到的悔悟
南方周末  2017-05-14 11:50:25
作者： 何龄修


一位母亲和千里之外的女儿韦用手以拼板图的方式组成一个心形（图文无关）。（新华社/图）

先师邓恭三先生曾经有言：“我这辈子，人家不欠我的，我也不欠别人的。”乍闻此论，不免吃惊，继而一想，这正是先生历来为人坦荡、旷达的反映。我想先生此论似乎不是说没有人情的、物质的纠葛，也不是说可以完全消除这些纠葛，而是说面对余生无多的时刻，不再纠缠过去的荣辱得失是非恩怨，放弃这些曾经困扰自己思想感情的人生遭际，轻轻松松安享天年。这是一种令人歆羡的境界。我现在超越古稀又过去好几年，正逐步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但邓师的态度我学不来。我只能说“我这辈子，人家不欠我的”，没有资格说“我也不欠别人的”。只说我欠母亲的就太多了。

我在1946年或1947年读高小期间，在课堂上作文，讲述母亲的不幸。老师给文章改题《慈母苦》，推荐在长沙的儿童刊物《孩子的世界》发表。那时年龄还小，只是想到母亲悲惨的人生和表示对她的思念，对许多相关的事实不过一知半解。后来随年龄增长，知道的事情加多，并得到姐姐何锡仁的帮助，我逐渐理清了一些事情，尤其是认识到对母亲的早逝我有无可否认的责任。再写此篇，是重建历史，也是对自己的拷问和清算。

我有三位母亲：生母、养母、继养母。本篇说的母亲是指养母萧秀媛，湖南湘乡人，1911年4月3日出生于景明寺。这是距县城西不太远的一个农村，大约过去曾有香火繁盛的寺庙而得名的吧？外祖父的名字我已经失忆，只记得他的外号萧三莽子。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老实宽厚的农民，中等身材，肤色黑里透红，一脸的和蔼慈祥，与莽子联系不起来。母亲有一兄（云舅云麒）、一弟（雪舅雪麒）、一姐（大姨妈谷嫚，嫚不是名字，湘乡人称呼姑姑、姨妈等的用字）、一妹（小姨妈细嫚）。我父亲仲篪公因为继承祖父厨艺比较出色，很受祖父喜爱。1923年，仲篪公16岁，祖父就为他定婚，与我母亲结合。那时母亲才13岁。大约不太久他们就完婚了。

当时农村妇女很少读书受教育。母亲自感文盲在城里生活不方便，下决心努力学习，居然通写算。她为人善良、细心、有耐性。仲篪公青年时代酷嗜杯中物，经常与朋友聚饮，酗酒猜拳，酩酊大醉，呕吐狼藉。母亲为他仔细换洗，从无怨言。有一次有人登门报信，说仲篪公醉倒在大街上，人事不省。母亲赶忙请人帮助把他扶回；换洗干净，安顿躺下，自己坐在床边守护。父亲醒后，她没有说过一句批评性的重话。对父亲说来，她是一位传统的贤良妻子。此外，我的生母李淑媛和她妯娌俩也是店里的勤杂工。拣叶洗菜是她们的常活，夏天还好，冬天容易引起两手皮肤皲裂，辛劳痛苦不堪。有时我生父馥秋公管钱登帐买物忙不过来， 我母亲也要去协助，常坐柜台掌握账本、现金出入。这样过了六年，母亲没有生育的迹象。这是父亲时在醉乡的后果的集中反映。于是祖父忙于给父亲立嗣，1929年冬，我二哥遐修降生，我祖父就有将遐哥立为仲篪公嗣子之意，遭到曾祖母樊氏太夫人反对，我生父、生母都加以拒绝。那时社会落后，青少年、儿童死亡率很高，担心次子过继后只剩长子，可能因夭折而使宗祀断绝，祖父被迫让步。我琢磨祖父为什么这样急着为我父亲立后，认为可能觉得我父亲的生活过分放达少拘束，不利于他的发展，而稍能制约他的祖母沈氏（我父亲的生母）又于1927年物故，自己忙于厨艺，难得兼顾，最 好的办法是让他尽早学为人父，树立社会和人生责任心，尽快戒除陋习，检束身心，把精力集中到手艺上。这就注定了我成为嗣子的命运。

我出生后，头一年由生母和养母分工共同抚养，生母哺乳，养母照料。养母年方二十出头，初为人母，我这蒙昧无知的婴儿，却唤起了她全部的温良、慈爱。她整天和我在一起，恨不得很快长大。我的后脑勺明显突出，是婴儿期长时间呆在母亲温馨的臂弯中间，而非总睡在摇篮里或小床上，在身体上留下的印记。学龄前几年，我的生活很幸福，由于过继地位特殊，得到所有长辈更多的喜爱。刚五岁多一点，家里便送我上学，与二哥遐修同就读于城立第三初级小学。校长沈远举先生。我入学时，教室在楼下。我二哥读四年级，教室在楼上。我常上楼去找二哥，上课铃响还不走。二哥害怕，催我去上课也不走。我的心智的天地似乎仍然是混沌一团，入学不久，只好辍学。这是1939年春的事。

只过了半年，我将满六岁，好像知道要读书识字，就又去上学，读一年级下 （通称为二册，一年级上称一册），读满一学期。这一学期所见所闻所学全都忘光了，只有一件事印象深刻，铭刻在心。那时学校下午放学，按学生所住街道排队，出校门后继续保持队列，陆续回家。学校有一位教师陈鄂庭先生，长脸，嗓音洪亮，吐字缓慢，并且喜欢拖长声，因此不怒而威，见者觳觫。他也爱体罚学生，常有新招。有一天放学时，站好队后，他给大家训话，指出学生某某违反校规，应予处分。他叫原来的纵队按队列单双数，分别向左向右转，两两相向而立，将队尾调整补齐。各人举手前伸，握住对方的手，形成几个搭手“胡同”。陈先生此时把违反校规的学生从办公室拉出来，让他低头躬身穿“胡同”而过，当走到谁面前时，谁就松手给他背上或头上狠狠一拳。这叫“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小学生的拳头虽然不重，但挨打次数很多，对学生自尊心的打击和人格的凌辱更加严重。这是旧教育中反人性的落后的表现之一。我从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吓得心惊肉跳，看出学校隐藏着的可怕的一面。从此我成了学校很守规矩的“好学生”。我回家后向母亲讲起“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母亲听了，意识到此事对我的消极影响，便结合自己的感受讲读书的必要性，希望迅速驱散我脑海中的乌云。

1940年春，我升入二年级上（三册）。入学不到半个月，我突然病倒，两膝肿大，胫、股细瘦，疼痛难忍，终夜叫喊，很快就食欲不振，骨瘦如柴。中医称此病为鹤膝风，大约为西医的膝关节结核病，属膝关节结核菌感染所致，也与类风湿性关节炎近似。母亲听我啼号不止，心如刀割，整日整夜抱着我走动，以求减轻甚至分担我的疼痛。我虽然痛楚，但并不昏迷，有时睁开两眼，看到母亲涕泪满面。至今想起，这说明她心中的痛楚，比我双膝的痛楚，要超出十百倍。自患病以后，一直延请中医诊治。当时，湘乡西医刚刚设置，公立的县卫生院创办还不到一年，还没有威信，不像现在动辄注射普鲁卡因（打封闭），可以缓解一些时间痛苦，只能没日没夜煎熬，好像在地狱中遭受无穷无尽的磨难。治疗数月，医师换了好多位，毫无改善的迹象。所有能请到的医师，包括一二位有些回春圣手之誉的名医，都已表示束手无策而纷纷败阵。后来，医师们竟不愿再来问诊处方。一位医师回绝道：“还是另请高明吧！以免耽误府上的事情。”种种情况都使人深感绝望，死神似乎就在不远处向我招手。母亲悲痛万分，自叹自恨命薄，过继一个儿子都要得病，保不住。

我的鹤膝风在两万余人的县城里有了点小名气。许多人知道同林馆有个孩子得了怪病，吃多少药、花多少钱都治不好，快走了。这就招致关注，终于引出大智慧人，出现“救命王菩萨”。那时中医领域实际上已有鹤膝风的克星。我祖父的一位朋友许翰源老先生来我家叙谈，问起我的病情，祖父神色黯然，绝望地说：“没救了！”许老先生说把单方给我看看。祖父拿出一厚摞中药处方。许老先生一边过目一边说：“开错了！全开错了！这些方子再不能吃了。让我接手治治看，行不行？”祖父当机立断，孤注一掷，马上表态说：“好哇！什么行不行？我到哪里去找救他的人？你肯出手救他，就有希望了。”许老先生成竹在胸，濡毫拂纸，用漂亮的行书写了一张只有六味药的处方，交给我祖父说：“抓十剂，吃完十剂，十天后我再来。”祖父立刻叫人去照方抓药。

此方果然不同凡响，第一剂药服下，疼痛开始减轻，以后越服越显效，如汤泼雪，药到病除。十剂药吃完，双膝肿消痛止，症状基本上消失。母亲见我重获生机，开始绽出一年不见的笑容。但此时我仍不能走路，关节僵硬，骨肉无力。许老先生如约再至，看到牛刀小试，就产生奇迹，也很自豪，指点说：“很好。这个方子也不吃了。改吃虎骨，老虎膝盖骨，你们家能买到真货。”那时老虎还较多，湘乡山区偶然还发生伤人事件。虎骨似乎还不是罕物。虎骨买到后，需要药店加工炮制。其法：炭火炉上放瓦片，将虎骨置于瓦片上烤至滚烫，浸在糯米酒中，让其汲至饱和，取出再烤再浸，反复多遍，至虎骨全酥，然后碾末，许老先生规定，每天服用三次，每次一小撮，白米酒一小杯冲服。我此次患病服药事务，全部由母亲管理。吃过几对虎膝盖骨后，许老先生又说，虎骨也不要吃了，改喝湘潭协盛西特产史国公药酒，每天三次，每次一小杯，每瓶（斤）酒喝六天，每月五斤。喝完十多斤，约三个月，是不是继续喝，你们自己决定。

从这时起，我开始下地，在母亲关照下，像一岁小孩学习走路。所不同的，是一岁小孩总是在空地上摇摇晃晃练习前行，经常摔跤；我则是双掌贴墙，手、脚同时挪动，侧面前行，很少摔跤。母亲耐心陪我学走路，看着我的腿劲日益增强、关节日益灵活有力，打心眼里透着高兴和安慰。这是我人生第一大劫，祖父的执着求医，母亲的精心护理，许翰源老先生的圣明医学，共同作用，把我从鬼门关前硬拽了回来，给我再造残生，让我重新学步，复履人世。单说母亲的辛劳，仅服药（包括药酒）一事，一天二次（中药）、三次（药酒）煎、服，前后一年左右，何等琐细，何等漫长，而从不失时。母亲是全身心投入的。想到母亲病重，我没有一分钟侍奉药饵，实在无地自容，不堪回首。

1942年春，我可以复学了。家里认为，上城立三校，无论进前门、进后门，都要经过池塘。池塘里有凶鬼恶煞，我的重病未尝不是触犯鬼神，引起作祟。因此不让我去三校复学，改到城立四校插班，读二年级下（四册）。生活似乎又走上了阳关大道。但实际上家庭内部矛盾激化，暗潮汹涌，毁灭了我母亲的一生，也埋葬了我的金色童年。

祸起于我的继祖母曾氏。她是我祖父汉泉公第三次婚姻的配偶。曾氏继祖母进何家大约在1928年（因为沈氏祖母于先年9月17日去世）。到1942年也有十多年了，一直没有生育。她比我祖父小十四岁，只比我生父大四岁，比我生母大三岁，比我养父大八岁。要说她有接管、控制全家财务的野心，显然不是事实，因为她一字不识，祖父不可能把全家命脉交给她管。但像她这种情况，一定会为祖父身后自己的生存计，会利用尊长地位制造威严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会笼络祖父以外确有实权而在祖父以后可能掌权的人物。她很容易就看出我养父的厨艺能得到祖父的偏爱，将来同林馆一定要靠他振兴、发展。于是平日交谈闲话之间，她便有意、无意间散布一些对长房的不满、对二房的偏向，指责长房只会写算，而又人口多，消耗大，对二房不公平。祖父由于自己对两个儿子不公正的看待，便不能警觉挑起这个矛盾的极大风险，没有及时加以制止、遏制，而是任其泛滥。结果家庭生活数十年的和谐与安宁被毁坏，我生父、养父之间的兄弟阋墙之祸逐渐酝酿、发生，曾祖父母缔造的大家庭面临解体的形势。

母亲天性仁厚，对正在孕育的家庭危机，缺乏警惕、防范和自我保护心理。于是祸机先发到她身上。一天，曾氏继祖母的姐姐金姨奶从湖北来我家探视并小住。我家因为尊亲远来，热情款待。这位尊亲有自己的生活习惯，这很正常。她的酒瘾较大，每顿饭都喝酒，这却少见。晚饭时有人到柜上支钱，给金姨奶打酒。我母亲正在柜上，颇以为奇，付钱后顺口问了一句：“不是午饭才打过酒吗？”不料此话被曾氏听得，认为嫌弃她姐，不愿以酒相待，积怒积恨，蓄谋报复，力求一逞，以快心意。谁也没有料到，一句普通问话，竟成为引爆家庭矛盾的火线，产生毁灭性的严重后果。

自怀恶念后，曾氏开始在我祖父、我养父前挑拨，甚至造谣说我母亲行为不检点，与我父亲的朋友龚少元关系不清不楚，致使我父母亲感情迅速恶化，争吵不和，激起我祖父对这个儿媳也发生很大恶感。只在背后煽小扇子她还嫌不够，还搞起公开表演加以配合，造成更大的事端。据说，有一天早上，曾氏就坐在床上大哭大闹，并剪下一束头发，交给祖父，嘴里说“我要和她拼命”，接着就跑到我母亲房里，把我母亲揪住，推搡厮闹，不得开交。我母亲遭此突然袭击，手足不知所措，鉴于曾氏是长辈，不能还手，可怜竟白白挨打。（有传言说，祖父不但不制止，还连喊“打百步大王！”这是把我母亲视为银环蛇般的毒蛇。这与母亲的为人完全是风马牛。祖父人本善良，而信谗至此，真可慨叹！痛心附记。许多情况我过去竟完全不知道，近些年才了解，真是悲哀。）

关于龚少元，他是我养父的朋友。记得是个伤兵，因伤缺一胳膊，其妻失明，一女罗罗还是个孩子，家庭日常生活自然碰到许多困难。母亲可怜她们母女，有空便去帮忙做点家务。曾氏捕风捉影，制造暧昧话头，挑动父亲离婚。这时我的生母李淑媛实在不忍心自己的妯娌横遭污蔑，虽不能直斥长辈之非，仍仗义执言，对我养父恳切相告：“老二，像秀媛这样贤慧、勤快的女子很难得。她侍候你的种种辛劳、勤谨，想来你不会忘记。不要闹离婚，什么事也没有，和和美美过日子，不要相信那些没根没叶的话。久后你会知道我说的不错，不是害你。离了婚你将来会后悔的，那时就迟了。”父亲像是中了邪一样，这些一字千金的肺腑之言，不仅没有说服他回头，而且使他感到愤懑不平，认为嫂嫂贬低他，连我母亲那样平常的女子都娶不来。

我母亲虽然温顺、善良，但是并不懦弱。相反，她有强烈的自尊自爱之心，其性格有极刚烈的一面，柔中有刚，宁折毋弯，能为玉碎，不为瓦全，鱼死网破，在所不惜。她见父亲没有回头之意，认为婚姻无可挽救，就同意离婚。她做出决定后，亲自送我上学，在路上她小心翼翼地告诉我，她要出趟远门，好久回不来，要我照顾好自己，有事找伯娘（我生母）。在南正街一家店（其铺面对着横四牌楼口上，路过此店时，母亲指给我看说，就是这家店），给我定织有两双袜子，让我自己带凭据条子去取，已付过钱了。说着，她把凭据条子给我收在书包里。我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连连答应记住 了。等我进了四校大门，她就回景明寺娘家去了。过了些日子，我就听说她到法院递状，控告父亲。至此我已经意识到父母关系的破裂，求学阶段我会跟着父亲，要跟母亲团聚，需要我能自立挣钱养活母亲的时候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岁月，我对未来没有母亲的生活感到惊骇，难以想象。不久我又听说，父母亲的民事诉讼经安化桥头河省高等法院最后宣判，判决离婚，父亲是过错方，首先提出离婚，由父亲支付银洋若干（一说300元）作为母亲的生活费，母亲胜诉。又不久，传说母亲来信，大意是说，感谢祖父仁慈，她从小到何家，她的许多不是都得到原谅，没有说过她一句重话，此恩天高地厚，只好来世变牛变马来报答了。这封信我没有见过，但很像母亲的口吻。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瞬就是1942年秋，我按部就班升入三年级上（五册）。国语老师刘民珍先生正上课，我发现久别的母亲来了，贴着窗户往里看我。这是她与父亲离婚后首次来看我。瞪大眼睛望着我，就像一种精密医学仪器对我进行透视。刘民珍先生与我大哥熟悉，但不认识我母亲，因此没有注意窗外的参观者与教室里的谁有关系。我向母亲指了指刘民珍先生。母亲微微点头，表示理解。母亲似乎没有要与我交谈的意思，所以不到下课，她就走了。

随着年龄长大，我逐渐领悟，她的目的也只是来看看我，看我是否健康，如果她看到的是一张红扑扑的脸，也就满意了。按照她的性格，她纵然不教我更听父亲的话，也不会教我背弃父亲。她的艰难，她的痛苦，只会自己默默忍受，不会告诉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听。她怎么不想跟我交谈呢？但她更会尽量让我平静地读书用功，不会让我的脑海里掀起波澜。她赶在下课前离开，是压抑着自己与我谈话的愿望走的。

此后一年左右，我没有见到母亲。据姐姐说，她去了祁阳，住她姐谷嫚家。她姐夫大姨父是湘桂铁路一个小火车站站长。母亲就在那里做小生意，向来往火车上的乘客们推销小食品以为生计。这期间父亲再婚，贺氏进门。祖父叫我向她磕头，表示将照顾我生活的责任移交给她了。我对她既无好感也无恶感，这是上辈人的事，我没有权利置喙。我既没有理由也没有力量赶她走，家庭的这个局面不是她造成的。贺氏平静地接受我屈从现实的过分的礼数，没有什么表示。关于母亲的情况，我只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说她得到的作为生活费用的银洋都被外祖父拿走了，也有说她主动交给外祖父的。这件事我不大理解。这笔钱是母亲用一生的幸福（结局说明甚至是用生命）换来的。其中一个小数目用于孝敬父母或被我外祖父拿去使用，于情于理都是可以允许的，全拿去，我母亲变得一无所有，就不应该了。我母亲会这么做吗？我外祖父是这样的人吗？事情到底如何？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不久，又传说她害病，什么病？不清楚。

1943年秋或1944年春，有一天我竟然又见到母亲。我正急急忙忙上学，走进四校所在的吉升门弄子不远，迎面来了我的母亲。我看她步履如常，并无病态，还想看看其他方面有什么病状，没有来得及喊她。我们正要停下脚步。我看见她嘴角嗫嚅一下，马上走开了。多年以后我意识到，她想掩饰病体，不愿暴露症状，突然警觉不能张口说话，犹疑一下，断然离去。我因为要上课了，初小即将结业，不应迟到或旷课，也不去追母亲，就去了学校。后来，我听说她得的是鸭公痨。鸭公痨是中医学的病名，它是什么病，当时完全懵懂，现在仍然不很明白，大约是西医所谓喉结核或喉癌一类侵犯咽喉等部位的疾病，其症状主要是说话和吞咽困难，说起话来像公鸭咝咝样叫声。传说她得的鸭公痨，但从来没有说她不能进餐，则喉癌可能性小，喉结核可能性较大。这是我与母亲最后一次见面。

这就是历史。从母亲离家到此时约两年，到她后来逝世也不足三年，我与母亲见面两次，一句话也没有交谈过。这是历史的实际。我的不可原谅也在这里，因为这是母亲遭受最严重的伤害以后。她受的伤害有三个方面：一，无根据的谣言，诬蔑她的人格；二，离婚破坏她的家庭，使她失去亲人；三，脱离何家，丧失工作岗位，丧失生活来源。其中任何一方面的伤害，都是严重的，甚至致命的。

三管齐下，如泰山压顶，能把人压得粉碎。想想她当初毅然采取决裂步骤，定经过反复思考，只因她更重视清白名声和生存尊严，才情非得已，走这一着棋。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而家庭妇女谈不上任何经济独立。她童年进何家门，此时也才三十出头，在不到二十年里她不可能学技术，准备自立门户，只不过依据传统侍候和协助丈夫立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她此时个人生活的前途，完全是灰暗迷茫的一片，只有我健康地活着是其中唯一的亮点。因此，只有我热情对待、百计安慰她，才能医治她遭受的重创，抚慰她完全破碎的心，帮助她树立起生存的自信，激发起与命运搏斗的勇气。也只有这样，我们母子才有团聚的希望。我一点没有懂得这些道理，没有理解母亲的艰难、痛苦、危殆。

我的冷漠，我的怯懦，只能使她绝望。母亲在如日中天的年龄逝世，不能不是我的罪过。我还认为，她的鸭公痨与我的鹤膝风有关系，是她护理我而受的连累，是结核杆菌通过密切接触发生传染的结果。我辜负了她的慈爱，她在我病重时的辛劳、泪水和对我的挽救。几十年来，我逐渐认识这些问题，为时已经太晚了。

此后不久，日寇沦陷湘乡。我随父亲逃到继养母贺氏在羊婆洞的娘家。贺氏对照料我的生活已不耐烦。当时祖父与我们在一起，祖父只得麻烦贺氏的妹妹荷嫚（当时21岁，为人沉静、善良，体贴人）帮助，祖父后来赠以银洋一元作谢。到大山冲后，我的生活没有荷嫚照料，贺氏待我日益酷虐。我早已不计较过去生存的艰难，无意在她死后还控诉她的恶劣行径，提起这个话头仅仅是为交待变化的原因。我的生父馥秋公闻讯，冒雪到大山冲把我接到石子塘。

正是在石子塘，有一晚上我忽然得一异梦，梦见母亲领着我在一条长长的山路上奔走。母亲的模样如同往昔，精神很好，健步如飞。走到一处山冈上，略显开阔，一座三杈架草棚赫然在目。这种三杈架草棚，解放前在湘乡涟水河边很常见。假使有人要造船，便在链水河岸沙滩上施工，搭一草棚，供作厨房、食堂、卧室、工场等多种用途。草棚的形制，是用三根长杉杆，在地面上搭一长三脚架。搭建方法是先取两根粗长相似而稍短的杉杆，在距顶端尺许处左右交叉，缚牢，尾端两杆分开，直立地面，作门；然后取长杉杆，将其顶端搭放在门的杈丫里，缚牢，尾端直接放在地面上：三根杉杆与地面接触处都用木桩、铁钉固定，缚牢；最后，门上垂挂草帘或其它材料制作的遮蔽物，长杉杆两边则捆扎草帘、苫布、油布和后来出现的塑料布等作为顶盖挡风遮雨，棚内铺陈和其它用品也极简陋粗劣。母亲手指三杈架草棚告诉我说：“我就住这里。”我吃惊地说：“你怎么住这样地方？”她没有解释那个“怎么”，只连说：“就是，就是。”我一下就惊醒了。这梦好奇怪，我睁着两眼想，怎么会有此梦？我不得其解。但我要郑重说明，这是我千真万确的经历。学术工作者对社会的责任心，不允许凭空虚捏以渲染怪异，制造流言蜚语以搞乱思想。我还是解释不了这个梦。在我的潜意识里涌出一种想法，我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她死了，而且是被草草埋葬在一座山上。

这个想法明显是依据梦境推论出来的。我的思维、我的认识开始混乱。理智与经历在头脑里激烈冲突。我不相信灵魂，我也不相信感应。在传统的认识里，与我的梦近似的故事，不管是文字记载上的，还是口头传说中的，不是神仙显灵，就是鬼魅作祟。我母亲是个极平凡的妇女，没有做神仙的资格，我也不敢让她沦为鬼魅，鉴于大家都不能科学地解释这类故事，因而我平日不太愿意讲述此梦，以免引起误会。只有在寻求解释的时候例外。我的浅陋的知识和理解力，固然不足以给出合理的科学的答案，六十余年来我也不曾从别人的指点或著作中找到令人信服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写出来，等待科学更加昌明之日由后人去解释为好。

抗战胜利，我们都陆续回城。渐渐传来比较确切的消息：母亲确实已在祁阳辞世。大约是1944年冬，她在祁阳时间不长，病情发展很快很严重，终告不治，

饮恨而亡，具体时间和葬埋地点不详。抗战期间，殡葬草草竣事，在意料中。一切都如梦境所示，她最终住在“三杈架草棚”中。这是她的悲惨人生的延续。命运之于我可怜的母亲，可说是至为苛刻、至为残酷。

1945年夏秋间，抗战胜利后第一个中元节时，父亲回城后第一次设祖宗牌位祭祀。我用红纸书写了母亲的灵位，摆放祖宗牌位旁边，寄托一个少年对于人天永隔的母亲的无尽的思念。父亲和继养母都没有阻挠。我母亲的干儿子、我的好友黄凌德兄给了我一张我母亲的半身照片，我二哥遐修的一位初中同学年少而工画像，依据这张照片画成我母亲的悬挂用像。后来我又将德兄赠送的照片请王府井的照相馆翻拍，虽然效果不理想，却可以加印。有一年我回湘乡探亲，父亲听说我有母亲的相片，向我索要。当我听到他说“能不能给我一张”这句话时，感到一种意外的震撼。我知道父亲的第二次婚姻是彻底失败的。第一次婚姻的破裂给他自己和我们母子都造成极大的不幸。他像我生母预料的一样后悔了。我理解父亲的悲苦，他为青年时代的轻率、错误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我给了他一张母亲的照片，他马上装进挂在墙上的玻璃相框里。这张小照片，实际上是一张折磨他心灵的照片，象征着悲惨、往事不堪回首。我为此增添了对他的敬意。

父母离婚后，外祖父维持着对我的疼爱。每年红薯收获后，他总会带十多斤给我，放到与我家邻近的英华丽镶牙店萧南薰老先生家，通知我去取了放到我生父母处，可以陆续享用。这无疑也是母亲的意思。红薯是过去农民走亲访友常带的礼物，对我来说，它是亲情的象征、母爱的延伸，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此后有多年我外出读书，没有外祖父的消息。1960年1月，历史研究所刚补发我160元工资，颇有戚友问我要钱。初不料外祖父此时也有来信，说到地方经济困难，生活艰苦，迫切希望我给以支持。我记得母亲的大恩、外祖父的疼爱，将160元做了用途分配计划，寄给外祖父40元。但没有得到回信，以后也不再来信。后来我听说他收到了此款，但他没有多久就去世了。他的家中，雪舅和细嫚外出，只留下云舅一支。一大家子人，只经过几十年，也变得零落不全。人事沧桑，有如此者。

1962年6月，我回乡探亲，意外地在府馆巷口新迁的家中见到了云舅。可惜他因要赶路，饭后就走了，没有机会细谈，了解母亲的情况。云舅应是主动登门的，说明他和我父亲这两位过去的郎舅的重归于好，这也是我父亲内心忏悔的结果。云舅来过我家多少次我不清楚，以后我没有再见过他，听说他没有享高年。云舅的儿子、我表弟萧求林也来亲近前姑父， 与我也见过面。这种种情况反证出我父母亲之间本不存在积怒和仇恨，没有解不开的结，如果没有人从中调唆、挑拨，他们不会走到不可挽回的一步。这增加了我对母亲之死所抱的悲痛。

母亲埋在祁阳，孤单、寂寞。她一个人孤零零、静悄悄地躺在祁阳的某个荒山乱冈之上，虽属同省，却是异乡。每一念及此点，我就联想起《聊斋志异》的《婴宁》篇说的：“老母岑寂山阿”，“九泉辄为悼恨”。这十二个字多么像是为我母亲写的啊。我年青时没有像古代孝子那样去寻找她的遗骸，如今更不可能，倘若她真的泉下有知，对我这个儿子能不“辄为悼恨”吗？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历史所研究员，1933年生于湖南湘乡，近著有《清初复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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