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艺术品价格涨跌其实就是精神病

源济

顾则徐：艺术品价格涨跌其实就是精神病 

原创 2017-05-13 顾则徐 大家

文 | 顾则徐

我的朋友朱中原先生两个月前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题目是《梁启超“真书体”市场逐渐走热，理性认知尚待时日》，某网站文化栏目微信公共平台不久后转载了此文，题目改为《梁启超‘真书体’到底值不值钱？》。对此转载，朱中原先生在自己微信圈表示不满，一是转载没有标注原作者他的名字，二是改换后的题目他以为实在“低级恶俗”。其实类似事情在大陆范围很平常，经常写文章的作者们几乎无不经历过，心理缺乏承受力必然大损自己健康。

数年前朱中原先生曾问我梁启超的书法作品目前市场价格不高，似乎与他地位不符，我跟他说，如果不论某个书画家偶尔的成交价，而从经常性成交价说，梁启超活着时候他的书法作品价格是当时最高的。朱中原先生很惊讶，由此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便有了现在这篇《梁启超“真书体”市场逐渐走热，理性认知尚待时日》文章。这是篇很好的文章，我相信对今后收藏市场会产生重要影响，不过朱中原先生文章的本意并不在此，主要是从一个侧面说明梁启超在书法艺术史上理应有的地位。《梁启超“真书体”到底值不值钱？》这一题目其实也谈不上有多么“低级恶俗”，只是容易引起把金钱价格与艺术价值混一的误解而已。

不过，把金钱价格与艺术价值混而为一，确实已经是在当今中国大陆一些人群中蔓延着的一种“低级恶俗”观念。称之为“低级恶俗”其实也冤枉。不能怪有这样观念的人们，从我的角度，宁愿认为他们主要是由于不内行而如此。所谓不内行，其实又有种种的问题。什么叫“行”？如何分别？比如拍卖行，难道不是“行”吗？符合、跟随于拍卖行情分辨艺术品等级，难道不是懂行吗？这样一反诘，我平时跟朱中原先生等仨俩朋友聊艺术品时候，口语习惯说的所谓“不懂行”、“不内行”话语也是不容易站住脚跟。倘是一定要把艺术跟金钱联系在一起讨论，彼此目的不同、价值观不同、眼力不同，要形成共识实在很难。也许，这也正是“艺术”的魅力所在之一。

艺术品这个玩意，其实无价。所谓“无价”这个词，在汉语言中通常理解为价格无限前提下的价格难定，我的意思恰是相反，说其“无价”就是不值钱。当艺术品是非实用的时，它是不值钱的。实用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应该、必须是艺术的，但艺术品未必是实用的，甚至可以说大多是非实用的。当把不实用视作艺术品（包括工艺品）的一种基本属性时，这种非实用的艺术品其实并不值钱。

比如3000年前一个彩陶盆，当时作为一件实用器很值钱，只有贵族才有支付能力使用，但现在有人从地底挖出来，就已经没有实用性，根本不值钱了，所以挖的那人当是没有艺术品交易意识的在耕地的老农民时，就一锄头把它敲碎，或者嫌它碍事扔到地外去。痴迷艺术品的人心疼到要死，但这老农民的行为其实很实在，很朴实地给这3000年前的彩陶盆定了价——“一钱不值”。现代自以为很有知识的古董贩子（其实古董贩子大多并无多少知识）会以为这老农民很愚昧，实际不如这一锄头敲碎彩陶盆的老农民更明白古董的本质。

艺术品之所以有价，源于商品经济。凭着马克思《资本论》来讨论艺术品市场，必然是要发精神病的，因为劳动价值论无论如何不能解释其价格现象，哪怕有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的中国式辩证法口才也还是不成。

艺术品市场纯是商品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精神性产物，是万物皆有价背景下由幻觉、想象、推理、情绪等等构造出的价格子系统。艺术品价格在价值角度决定于证明、象征、迷恋、崇拜、癫狂诸要素，商品关系越是物质性则其价格越低，越是精神性则其价格越高；当交易越经常，则越形成出一个似乎稳定并等级清晰的价格等级，但这种等级由于建立在精神性基础之上，所以又经常会发生颠覆性事件，从而导致整个价格体系破碎。简而言之，艺术品价格与其说是客观的，不如说是主观的，而且其本质就是主观的，市场群体情绪低落则价格走低，情绪高涨则价格走高，达到癫狂则价格忽然暴跌忽然疯涨。

日本人占领时期在日占区曾经有过一个上缴金属制品的运动，比如北京市民住宅门上精致的铜饰件都被“贡献”掉了，日本人甚至把眼睛投向了故宫。对于日军而言，此类艺术（工艺）品是不值钱的，值钱的不过就是其金属材料而已。当初全面“破四旧”，导致时代并不远的民国普通瓷器在今天已经比较稀罕，有了越来越高的市场价格。

我有个中学同学，他的祖父在民国是做中医的，“文革”时候害怕，半夜用黄鱼车把家里的药罐子一车车偷偷运出去砸掉了，我的同学为此一直恨恨不已，认为当初要是没有砸掉，那些晚清、民国时期的坛坛罐罐留着就很可以值点钱了。列宁时期的苏维埃则又不同，想尽办法出口艺术品以换取外汇，对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来说，留着大量艺术品是没有意义的。

欧洲人到新大陆时候，印第安人见到他们的玻璃珠眼睛一亮，于是激动起来，欧洲人便用在欧洲十分廉价的玻璃珠，跟印第安人换取在欧洲十分昂贵的皮草，运回去大大地发财。在中国古代，从西域来的一只玻璃杯价格之昂贵，远非本土已经有的玉杯、金杯可比，西域商人窃笑着面对玻璃杯手舞足蹈的中原富豪发自己的财，反过来，欧洲人看到出自遥远中土的一只定窑白瓷盘也会激动地手舞足蹈，兴奋地让作为中间商的阿拉伯人换取黄金发大财。

艺术的价格是精神的，艺术的价值同样也是精神的。但是，艺术的价值评价相对狭隘甚至小众，往往决定于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们的美学价值观，并受历史承继、发扬、延续的取舍，相对而言具有稳定性，比如王羲之的书法无论崇王不崇王，其超一流地位终究难以撼动。

艺术价格的相对稳定性则很低，极受精神偏好所左右，时代越是动荡则越是变化不居。比如当代中国官本位文化特别泛滥，不仅超越民国，而且超越古代历朝，由此在艺术品价格变动方面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官本位文化精神躁动。官员的几个字，即使蹩脚到毫无美感可言，在当代却可能价格不菲，而其价格等级则决定于官员职位的等级。

民国时候的当初自己都认为没有什么文化的土匪，依靠枪杆子做了军阀，在当时不过很普通的私塾三年水平的毛笔字，今天可以被一些人视作为很高水平的书法作品，价格昂贵，究其原因，不过在于既然成了军阀也就是官僚，是所谓督军、督理、大帅、省主席、省长之类。其实从艺术价值角度，这种军阀的毛笔字并无收藏价值，中国历朝自秦始皇以降正史皇帝三百余人，“官”位总比这些军阀高，但一直至清末仍然可以被承认书法有价值的皇帝能有几人？

自清朝咸丰年以降，尤其百十年来，中国政治格外动荡，社会价值观反复无常，艺术品的价格也就格外跌宕起伏。我仍然记得上世纪70年代晚期，齐白石一幅尺方在主要面对所谓外宾、已经算是商品价格昂贵的商店里，售价不过20多元，今天则是要再加四个0才可以了。究其原因诚然可以归结很多条，但社会政治形势和价值观的变化则是影响其价格的根本所在。

就梁启超而言，他死于1929年初，他死后书法作品价格从中国最巅峰一路下泄，因此通常以他身前身后区分。以中国至少从明朝以后的艺术品价格规则说，象梁启超这样一流的书法家的作品价格，恰应该是身前较低，身后则呈现上涨趋势，也即通常所说人一死就更值钱了，而不应该发生梁启超这样的情况。

原因在哪里呢？在于恰是在梁启超去世前的1928年底，国民政府完成了北伐，建立了统一的政治统治。梁启超一去世，一批人要求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以其历史地位和贡献举行国葬完全应该，但也一下子令他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以国民党领袖胡汉民为首的人们马上对刚死去、离开政治舞台多年的梁启超展开激烈批判，不仅拒绝为梁启超举行国葬，更是彻底贬低其历史地位和贡献。国民党及其控制的国民政府一方面把孙文捧成国父，大举推行个人崇拜，一方面则试图把对于孙文最具有精神竞争力的梁启超搞倒搞臭。

胡汉民之类确实达到了目的，梁启超在中国从此“臭”了大半个世纪，他的书法作品价格自然也就一蹶不振。但是，梁启超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终究在着，历史也不是只会延续半世纪、一世纪，就像在台湾，一旦走上开放道路，就出现了梁启超研究热，他的书法作品价格也飙升起来。

总之，艺术无价，当发生交易而形成价格则决定于人们的精神状态，或高或低表征的无非是一个社会的精神状态而已。

【作者简介】 

顾则徐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