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事 · 战略家外婆

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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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一个风险四伏的年代，

驾驶着她的先天不足的小破船

带领儿女们躲过暗礁，躲过飓风

她现实地活着，行能行的善行

过了还算是平静快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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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过最厉害的人是什么样的？

 思思妈妈，告诉小朋友，学会了两种外语的人会飞

我的外婆是一个无产阶级战略家。

我的外婆，和人家的外婆完全不同。她从来不会追着孙子说：“乖孙，多吃点，多穿点，学习压力好大哦。”也不会在饭桌上追着你布菜，也不会使劲给孙子塞零花钱。因为，外婆，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往“老年人”的归类中靠拢，没有进入“慈祥的外婆这个选项，还心里怀着年轻人的梦想。

话说外婆的家是地主，她是自己背着行李到川大考入法学系，国民党的大学包分配，于是分到川北法院，当书记员。 这是外婆显示出战略才能的第一次：地主小姐有几个非要接受高等教育的呢，都是在绣嫁妆啊。如果地主小姐留在农村，毫无疑问，土改就可以让一家人几十年不翻身。

解放前，大学本科的毕业生相当于现在的博士般金贵，可是在法院里只能当书记员（就是记录庭审的）。因为法官更加金贵，不能凭着学历高就分配。那是必须通过国家行政总署的司法考试层层选拔，才能把判决的权利交到你手上。我的外公也是农家子弟，从川大法学院毕业的，他是经过司法考试层层选拔，最终成为法官。可见伪法院的人才配置有多么高大上。 （这一段评论区的朋友说有点难懂，重新编辑了。司法权力非常重要：违法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执法不公会污水源。外婆说，国民党的法院里是绝对没有转业军人——不过也可能是他们坐江山年限太短，没有来得转业进来。）

两年后解放了，党接受了伪法院，没有动伪法官，伪书记员们。因为转业军人的数量不够啊，转业军人也需要点时间来搞懂法律，党也需要点时间来制定法律。

于是伪法院遗留人员们过了几年领国家工资又有社会地位的幸福生活。人们不打民事官司（大家没有钱）而且民法还没有出台，只有条例，就是不断严打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我的妈妈小时候常在法院门口看布告，骄傲的给小伙伴们宣布：“我的妈妈是书记！”

才开始三反五反，连毫毛都没有动到伪法院——不是党不想动，是党没忙过来。外婆就开始不安，各种焦虑，她疯了一样的想调动。其实外婆在法院里挺有升迁希望，但是她一边使劲工作，一面不断跑调动。在五十年代末，“调动”就和“投胎”的难度差不多。

听说，她时常动员外公：“你去找个单位，搞调动吧！”外公头都大了，因为全中国就一个老板，两个伪法院留下来的伪法官，往哪里调动呢？何况，外公是在路上走都不得踩死蚂蚁的，不得罪任何人，虽然永远的升迁无望，但是还是很有安全感。“我们又不惹事，人家不得整我们的！”外婆于是自己使劲，终于有一家国营企业（冷冻厂）愿意要她，当法律顾问。于是外婆欢天喜地的卷起包包走人，从机关单位到了企业单位。外婆怎么找到的这家单位，怎么说服领导要搞个法律顾问岗位出来，真的是个谜。

接着，反右，引蛇出洞！轰轰烈烈的战斗开始了！法院的反革命指标很高，每个法院都必须要抓出来百分之多少的反革命。外公虽然老实勤奋，但是出身不好，国民党，不整他整谁，难道去整从部队里下来的，又红又专的法官么。外公立刻成了历史和现行反革命（这样一个人就扛了两个指标）。批斗一番，送到河对岸去劳改，敲鹅卵石外加工资停发。外公的好朋友，一个才华横溢的伪法官，英俊年少，22 岁毕业，25 岁就当上仪陇法院院长，在反右当中给党提了一大堆意见，于是也和外公一起去河对岸敲鹅卵石劳改了。三个孩子留给了同样是川大毕业的，伪书记员的老婆（外婆的好友）。伪书记员本来也要被清算的，领导恻隐之心一动，妈老汉都去劳改，三个孩子谁带啊？于是动员伪书记员离婚，作为可以留用察看对象留在了法院领基本工资。这个婆婆也是非常战略的，凡是风向说“还是要对有决心改好的反革命分子一条自新之路”她就复婚。凡是说“坚决要把反革命分子打倒再踩一万只脚”她就离婚。

这时候就显示出外婆调动的战略眼光了：外婆所在的冷冻厂，除了平时可以偷偷买骨头，买渣肉喂饱四个孩子，还有反革命指标低的优势！工厂里全是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大老粗，贴反标都没人写的伸展。外婆平安的度过了这场灾难。因为外婆是绝对不会向社会制度，向领导大鸣大放的，她没有那个空闲。

沧海横流才显出外婆的女汉子本色。据说外婆在外公被抓走之后只小小的哭了几场，立刻召开四个娃儿的家庭会议。 外婆先摆数据：“你们的老汉工资没有了，我的工资不够家用。”然后简短的发布目标： “现在到处都在贴大字报，不可能用手写噻。老四，你字写得好，你来学刻蜡纸。”（印刷必要步骤）于是幺舅开始了长达 10 年的在家练字刻章刻蜡纸的生活。他真的能够接到红卫兵组织们的订单。今天刻帮这派骂那派的，明天刻对立面的。革命者们对他清秀的书法赞不绝口。 “冷冻厂还缺临时工，老三，你来当临时工！老二，你去印刷厂当临时工！”老三是女娃，二话没说跟到妈妈去厂里当临时工。每个月赚现钱，和汉子们一起抬半边冷冻猪肉，累到回家往床上一躺，什么都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干了。

“我们邻居老陈，他才生了个二娃，肯定搞不过来，他老婆说，要在乡下请保姆，我去给他说，老大你去当保姆，一个月只给 18 块好了，还不用在他家吃住！”于是我的妈妈去当了保姆，每个月都把现钱交到外婆手上。我的妈妈当保姆带的那个小朋友，一开口就背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惊呆一个院子的家属：书香门第出来的保姆就是和农村保姆不同！

事实证明，外婆的战略部署也是胜利的，整个外公劳改的 10 年，家里没有挨饿，没有求亲靠友，没有失散。 但是，这战略部署一直深深的被我妈抱怨。我的妈妈是感性的人，一直到现在都非常怨念外婆的当时决断，觉得“妈太那个了，老汉一进去当天就喊我们这个做这样，那个做那样，太那个了！” 我搞不懂，太“那个”究竟是“哪个”呢？是太现实了吗？ 外婆应该传统的以泪洗面，撑得没法了再让儿女去分担呢，还是该带起儿女投亲靠友？ 总之，外婆就是这样单刀直入，她的智商可能远远高过情商，没办法把战略和战术一起搞好（战略上引导群众直达目标，战术上充分尊重群众的感情）只能最短的线路达到目标。

外婆把生活费这一现实的问题解决了，于是不再焦虑，看着每一次出现的缝隙，让自己的儿女去捕捉机会，一点点改善命运。 渡口招工（相当于垦荒），让二姨去考，虽然二姨出身不好，但是实在渡口缺人，所以二姨从此当上了响当当的工人，不再是临时的了。 高考恢复，立刻让老二去考，老二考出了数学满分，虽然因为老汉的政治问题没有被北大清华录取，只录取到一个普通大学，但是留校任教，现在是领国务院津贴的专家。 外公一落实政策出来，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下余热报效哈祖国呢，组织正在耐心的找他谈话“当妈打了娃儿几下，就算打错了，娃儿也不能记恨妈吧？”动员他继续工作。外婆对“当妈的打娃儿”理论一声没吭，但是逼外公提前退休，把铁饭碗传给幺舅，于是幺舅也当上了国营的工人。后来幺舅自学考上重大，成为公务员一枚。

我的妈妈，本来该外婆退休，传冷冻厂的铁饭碗给她，外婆却各种眷念，不愿意退休，一直到最后国家一刀切（因为大量知青返城要上岗，老人再不让位，铁饭碗作废！）外婆才痛哭一场，让位给妈妈。我妈点评：“自私！” 但是她自己，神奇的被返聘（只补退休工资的差价），仍然上班，直到 70 岁才依依不舍的退休。

她的智商远远高过工作中对手，所以工作，对外婆来说，是娱乐，是游戏，是寄托，如果国家延长退休年龄到 75 岁，可能外婆是要跑到北京去游行表示支持的。常常是对方的法务部来追帐吵架，拍法律工作者证（80 年代律师很少很难考，大家考个这个证吓唬外行）在桌子上，滔滔不绝的对冷冻厂的法务经理讲了半天，冷冻厂的法务经理老太太笑眯眯的听完，拍出一张律师资格证，说：“你说完了。我给你分析一下。”然后把事件分析得一清二楚，说得法律工作者的脸都绿了。

外婆是什么时候考的律师资格呢？她几乎没有复习过。早上上班一样去司法局，晚上考了回来了，发证了就揣包里。 以 60 岁高龄通过的这个全国巨难的（通过率不到 10%）的考试，外婆并不太骄傲。因为伪法院的一批好友，都是国民党时代的大学生，都悄声没息的过了司法考试。

外婆和好友们（其中有和外公一起敲鹅卵石劳改的那位和伪书记员）拍着《六法全书》（这是从国民党法律全书）说：“有啥子难的，比我们学的法律简单多了。”因为共产党的法律是抄袭，而且是想起一块抄一块，国民党的法律是整体制定，所以律考的时候的案例，统统是国民党的法官纠结过了，分析过了，答案写进六法全书。

这一批国民党培养出来的精英，在政治斗争中虚度了半生的岁月，轻易的在八十年代初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律师。

当时常常有邻居来问：“老魏你为啥子要当律师，律师就是帮坏人说话的哈！”因为新中国法律制度被砸得稀烂，从五十年代开始人们就没有听过律师这个职业已经死亡。新中国的法院现在已经很丰满很充实了，大多数都是转业军人们，政治上绝对正确，思想上非常可靠。上岗前培训 3 个月法律制度。这一批老律师常常要帮法官写判决，因为法官翻不到条文在哪里。

并非外婆等伪法官们天资聪颖，而是伪法官们接受的教育更全面系统。川大的教授们都是鸿儒，留学回来的，法典的编撰者。现在的法律大专随时可以开一个，到了 9 月要开学的时候，学校还在从各个院系调年轻政治老师来教法律，安慰焦虑的，拿到新教材的政治老师说“政法反正不分家。” 现在看到律师助理们常常司法考试一考 7 年 8 年考不过，真想外婆复生，办个包过班来辅导一下他们啊！ 

八十年代法院就像搞运动，时常严打。严打的时候公检法把铺盖卷搬到法院打地铺，原本一年半要走完的流程一个月就签字画押送监狱。然后开公审大会大卡车拉着该枪毙的枪毙，该劳改的劳改。 外婆的著名的一次辩护是在乱糟糟的法庭，法官检察官公安局在流水线上作业，要判一个杀人犯死刑，外婆举出一大堆疑点，最后像拍惊堂木一样把卷宗一拍，气沉丹田大喝一声：“疑 罪 从 无！” 大家肃静，从卷宗堆里抬起疲倦的眼睛看着外婆。 外婆也觉得自己用词过于艰深，那时候还没有“无罪推定”这回事，都是说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坏人”，于是再次气沉丹田，再次一拍桌子，大喝：“杀人容易，但是脑袋掉了是安不回去的！” 窗格子都被震得嗡嗡响。

大领导笔下一悚，给这个幸运的家伙（他何等幸运，得到外婆的辩护）一个死缓，后来改判了无期。若干年后真正的杀人犯找到了，这人被释放。

外婆一生最大的战略失误，据她总结和分析，是当初解放前没有到台湾。八十年代末，允许两岸通信，过去的同学一位台湾检察官写来一封信。我们全家传看了那浅蓝色的精致的信封，还有小楷的毛笔字和印着老同学印鉴的信签纸。外婆回信时候忍不住发脾气了：家里的信纸不是南充地区冷冻厂，就是内燃机车厂，没有一张拿得出。指令我们去当地大的文具店买来一叠信笺（质量和品相当然无法和台湾同学的相比，但是好歹没有单位）。看见我们写新社会好的作文，她时常悄悄抱怨：”我觉得旧社会还好些！”当时外婆的妈妈还活着，外婆舍不得。51 年外婆的妈妈去世，外婆已经哪里都去不了，度过了老运动员的半生。

外婆的去世非常的突然。她七十七岁了，还是常常有人问她满 60 没有。她衣着考究，身体健康，玩乐的热情和年轻人一般高。去世的当天，她白天和一帮好友去农家乐打麻将，下午饶有兴致的自己逛街，晚上突然觉得胃不适，然后，心脏抽搐就去了。儿女都在跟前，还在讨论一个胃痛看急诊是不是太突然。外婆没有被死亡的阴影笼罩过，没有进过医院开过刀放疗化疗，连吊针都没打过。她临去之前估计还在想：“明天约的爬山我还去不去呢？” 第二天我来通知外婆的老伙伴们参加追悼会，大家震惊之余都说：“老魏这个是福气啊，我们到时候还不见得有这个福气呢。”也许是外婆办案所行的一点一滴，都累计成为她的福气，让她不但寿终正寝，还一点没有恐惧。

外婆去世已经十七年了。

如果她还活着，在我们的自由竞争时代是一个年轻人的话，至少要开一个律考包过班吧？

至少要办一层律师楼吧？

至少要当个女企业家吧？

我现在听到电视里播放讣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活动家某某某病逝”都会自动重复一句，“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魏代澍。”外婆是我见过最能够审时度势，最具有战略眼光的人，她在一个风险四伏的年代，驾驶着她的先天不足的小破船带领儿女们躲过暗礁，躲过飓风，她现实的活着，行能行的善行，过了还算是平静快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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