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担心孩子会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在 Houseknecht(1987) 的研究中,受到这一点困扰的女性更多,在以女性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有 74% 提到了这一点;男性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则只有 29% 提到这一点。
研究者认为,原因可能在于生育会直接导致女性工作的中断,以及女性会更多地被作为孩子的主要照养者。
Park(2005) 用马克思·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分析了男性和女性在不生孩子这件事上的动机差异。
最终得出结论,总的来说,女性在描述不生孩子这个与传统相悖的行为动机时,会更多地提到与情感导向、价值 - 理性导向相关的部分,比如认为自己缺乏母性的本能、抵抗女性作为孩子照料者的社会期待等等。
而男性则更多地提到工具理性导向的动机,比如分析投入产出比,计算需要付出的经济上的代价等等。
在这里,我们也不得不补充一点,很多时候我们或许没有真正的去理解「母性」的含义。
每个女孩,都仿佛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主动被动、有意无意地开始了对「成为母亲」的准备。我们不断从外界获取到「世上只有妈妈好」,「女人只有做过母亲,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母爱是最无私的」等等信息。
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母性」是一个被建构了的概念。
诗人、女权主义者 Adrienne Cecile Rich 在 1976 年提出了「制度化的母性」的概念。它指的是父权社会对母性赋予了一种期待。
母性被建构成了一种「无需讨论」的默认状态,一种绝对正义。
这种建构的结果是,社会主流认为,作为一个女性,「有一天会成为母亲」是一件不存在「选择」的事,是女性身份天然具备、生而有之的重要方面。
父权社会对于「母性」的第二层建构,在于把「母亲是子女的首要照料者」、以及「母性是始终把孩子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前的」,建构为前话语。
尽管越来越多的家庭也出现了父亲作为首要照料者的情形,我们还是会觉得「母亲照顾孩子更多」是我们在看到一个陌生家庭时首先会做出的猜测。
同样的,当我们听到那些母亲为了孩子放弃自己的利益的故事,我们会感动但是不会意外;而听到那些母亲剥夺了孩子的利益的故事,我们会感叹「怎么会有这样的母亲」?
社会对于母性的这两重建构,都影响着女性是否成为母亲的选择,和如何去实践「母亲」这一身份的内容和标准。
比如,Adrienne(1977) 提到「一个母亲似乎永远都在紧张的状态中,因为她们下了如此大的决心,要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正确』。」
她们不能不能表现出自己不舒服,不能在孩子面前哭泣,她们在与孩子的交往中应该是永远都充满幸福感和愉悦感的。当她们有时忍不住这样做了之后,就会开始困惑,产生自我怀疑、内疚、自责甚至抑郁。
对母性的制度化会给女性一种「限制感」。设定了种种在母亲这个角色上应有的内容和标准时,一个女性无法自然地去爱自己的孩子,也无法自由地做自己,及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她们被限制在母亲的身份中,无法去探索多种可能。
最后,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要不要孩子,会越来越大程度地成为属于一个个体自身的选择。
尤其是,一个女人,她能够有权利选择成为一个母亲,也可以选择永远不成为母亲。
社会、父母辈、乃至伴侣,都不能用污名、用爱的勒索、用暴力剥夺这份权利。
我们可以喜欢孩子,也可以不喜欢孩子——都不是罪。
我们相信一个人可以从要孩子或不要孩子的一生中,都获得可能有所不同、但同样丰富的许多东西。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