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年我爸妈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差点就没在一起。
那时候老妈刚从农场进到城市里,在市郊的水泥预制厂做搬运工,每天上班都要走很远的路,这倒是其次,关键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要扛着又粗又重的水泥管道跑来跑去,在现在的我看来,这工作安排女人来做简直匪夷所思。但对当时的老妈来讲,没文化家里又困难,刚进城就能安定上班拿工资已经非常开心。
一场恋爱谈了大半年,娘家人向老爸要彩礼,老爸考虑许久,给老妈写了一封信,信里说自己兄弟姐妹众多,一个大男人实在没办法跟家里开口,关键是家里也确实没钱,希望老妈能找个好人家。
老爸没有撒谎,他们兄妹六个被爷爷从北京带来支援边疆,家里一无所有,据说搬家的时候卸了半车砖头,穷得全厂闻名。
分手信寄出几天之后,老爸像往常一样去车间上班,却被门卫叫了出去。他转过头,看见马路对面,老妈穿得很单薄,站在漫天飞舞的雪花里。老爸赶紧迎出去,看见她哭得两眼通红,正要开口安慰,老妈却说:“我跟家里人说了,彩礼我不要了。”
2.
我三岁那年,有一天老妈抱着我去上班,一脚踩空掉进了路边的窨井里,她奋力把我丢在井外,我吓得号啕大哭,她被赶来的路人救起。两天后一个一起从农场进城的老师来家里探病,觉得老妈的工作太辛苦,找朋友批了个条子,把老妈调进了热力公司。从此,老妈只用在每年的 9 月底到第二年的 3 月上班,其余大半年都可以在家休息,而且单位效益极好,夏天只比冬天少一些奖金。老妈离开预制厂的时候,同事们都很羡慕,而从那时候起,我也过起了其他孩子羡慕至极的只上半天幼儿园的逍遥日子。
老妈被安排在一个机关单位里的换热站里三班倒,工作内容就是每到整点抄一次水温气压表,把暖气里的水抽出来做化验,然后填一个很简单的报告单。那时候的老妈面容清秀,梳着一个长长的马尾辫,穿着白大褂。她认真地把一滴药水滴进烧杯里,一股臭鸡蛋的味道飘出来,烧杯里的水的颜色瞬间变成葡萄紫,她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圆珠笔,低下头很认真地记录,那张侧脸凹凸有致,是个十足的美人样子。
我年龄稍大一点的时候,每到冬天我们吃完了晚饭,我会和老爸一起给老妈送饭。我戴着毛线帽子和围巾,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个眼睛,手里提着一个微微烫手的不锈钢饭盒,在空荡荡的街上走,听着鞋子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的声音,穿过几条街区,在机关单位的岗亭前站住。
“叔叔好。我妈是这里换热站的,我去给她送饭。我要打开检查吗?打开饭会凉的。”
这种岁数的孩子卖萌,警卫员叔叔根本没有抵抗力,他很无奈地摆摆手,示意我快点进去,我开始撒丫子跑在前边,留我爸在身后继续跟他客气。
穿过一个长长的通道,在一个生锈的大铁门前使劲地敲,大约半分钟的时间,老妈会出来打开门,我跟着她穿过一个有很多水管和水泵的通道,耳朵会被震得“嗡嗡”响,钻进一个类似岗亭的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屋子里有一张床、一个试验台、一面镜子、一个挂钟和一块匾。
“辛苦我一个,温暖千万家。”
辛苦是真的,但要看跟谁比。
这工作最重要的要求是夜里不能睡觉,领导会半夜三更来查岗,或者会突然打电话过来,要求你立即报出过去几个小时来水和回水的温度。那时候没有手机,上班的姑娘们都会听着收音机打毛衣,但这个辛苦比起之前在预制厂搬水泥就不值一提。姑娘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年三十晚上的夜班不要排到自己。
3.
我 6 岁那一年北京申请亚运会成功了,精神饱满的学生们穿着印着长城和熊猫盼盼的白色文化衫,列队整齐地喊着亚运口号。我穿着格子衬衣、灰色短裤和皮凉鞋,手举着皱皱巴巴的毛票穿过热闹的人群,在阿姨的雪糕车前停下,纠结该买娃娃头还是亚洲汽水,虽然并不知道亚运会对我意味着什么,可这场景依然记忆犹新。
傍晚回家的时候老妈领着我在人民电影院门口闲逛,她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一碗凉粉,把凉粉捣碎了喂给我吃,转过头的时候,看见了电影院门口卖茶水的老太太,正赶上电影散场,她坐在那里默数走出来喝茶水的人。
5、10、15、20……
天哪,这生意简直零本万利。
那天晚上回家后她跟老爸商量:“以后成成上学要钱的地方很多,我打算学着做生意。”
那一年乌鲁木齐刚刚开始有个体户的概念,商贩们在新疆百货商店门口,摆着几个折叠钢丝床,卖一些廉价的棉麻衬衫,老妈不愿意整日跟院子里无所事事的小媳妇们聊天,她找到一个个体户老板,给他打下手。她的工作是站在一个大凳子上吆喝,不仅嗓门要大而且要手脚麻利。起初见到单位熟人她很不好意思,羞羞答答、满脸通红地大喘气,但过了一段时间,她终于想通??靠双手赚钱,不偷不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每天还有五块钱的收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有时候生意不好,她就假装是客人,有真的客人买东西的时候就跟过去,客人拿什么衣服她也跟着拿起来,假装跟客人是一伙的,向老板还价,等客人把货物买走的时候,她再把衣服还回来,圈子里把这个叫拉摊儿。
因为能吆喝,嗓门大干活又麻利,老妈负责的那个钢丝床很快就成为那三个钢丝床里卖得最好的一家。几周之后另外一个钢丝床的女老板来挖墙脚,她愿意每天给七块钱。老妈觉得对不起现在的老板,于是拒绝了。女老板下狠心,把价格开到十块钱,老妈终于动心,第二天就跳槽了。
这一干就是小半年,老妈每天站在百货商店门前喊到嗓子沙哑,用午饭的时间不定换来了家里生活的逐渐宽裕。当然,家属院里那排整天坐在楼下晒太阳的阿姨们则开始传:“你知道吗?他家那个媳妇儿,在百货商店门口做生意。”
那一年的秋天,有天下班的时候我去接老妈回家,女老板把老妈叫到跟前,给我的脚上套了一双旅游鞋。那年小孩子穿这个的感觉不亚于今天手里拿台苹果手机,我穿着那双旅游鞋很开心地往家疯跑。善良的老妈被感动个半死,于是继续给老板娘拼命干活,不知疲惫无怨无悔。
4.
翻过新年的时候老板娘彻底对老妈放心,有一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她叫住老妈,带老妈去发货点提货。老妈跟着她坐公交车到一个服装批发商城,当批发商报出价格时老妈惊呆了,她在心里默默盘算着自己卖出的差价。
她又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她跟我爸说起这个事情。“我想辞职,做个体户比上班赚钱。”她看了我一眼,“这孩子从小身体不好,又是一个男孩子,要早做准备才好。”
在一旁喝酒的四叔说:“你想做啊?我倒是有认识的人,不过你要想好,干个体好像很辛苦。”
一向谨慎的爸爸极力反对。话说回来,那个年代,有几个人有勇气放弃单位的稳定去做个体,更何况热力公司这么好的单位,不仅有假期,平日里还享受各种米、面、油福利。
见老爸固执,老妈想了想说:“我可以先不辞职,白天做生意,晚上跟单位的同事换夜班上。给我个机会试试看。”
几天后四叔介绍当时的城管办主任给老妈认识,在一起喝了一次酒,从此百货商店门口有了第四张钢丝床。
老爸老妈将钢丝床用一个两轮车推到百货商店门口,开始卖夏天穿的一种花裤衩,一条 20 块钱,这玩意儿样式新潮、穿着凉快,最主要的是价格便宜,进的货很快被一抢而空。于是老爸骑着自行车去批发市场提货,提来的货物刚扔到钢丝床上立马又被抢光,老爸只好再去提货。
做生意的第一天两个人赚了 237 块钱,这个 237 块钱的故事后来被反复地讲,那时候的苦中作乐,成了他们夫妻感情最有力的见证。而也是那天开始,老妈白天上摊晚上上班,不辞辛苦却没有丝毫犹豫。
有一天,一个小偷当着老爸的面偷我家的裤子,被拉摊儿的老爸一个耳光打傻了。我爸拿回裤子扔到钢丝床上对小偷狠狠地说:“我们是两口子。”小偷灰溜溜地走掉,顾客一头雾水地看,不明白旁边几个拉摊儿的阿姨为什么会笑得喘不过气。
这个花色的裤头一直卖了几个月,直到后来,不夸张地说,它席卷了全城所有的钢丝床和夜市,价格则从最早的 20 块钱降到 15 块再到 5 块钱,至今我都不知道这裤衩成本价到底是多少钱。只记得,后来家里给我买了我人生中第一辆脚踏车;不久之后,我家装了电话,成了那个年代家里最早装电话的;再过一年,家里换了一台电视机。
以此为代价,老妈的生意越做越忙,我过起了胸前挂个钥匙,每天一个人去饭馆吃饭的日子。
那一年年末老妈在单位拿了先进生产者奖,奖品是几十块钱的奖金和一个大陶瓷水缸,那个陶瓷水缸一直被保留至今,而她花光所有奖金请同事吃了一顿饭。她说这个奖受之有愧,怕同事眼红把她做生意换夜班的事情传到单位里。
每到过年的时候她总是让同事好好休息,自己上班来还平时欠下的人情,之后几乎所有的大年三十,她都要上班,到傍晚的时候再赶到奶奶家里吃团圆饭。通常那时候全家人的团圆饭已经吃完,她随便扒拉两口剩菜,然后跟大家一起看春晚,等待除夕夜的那顿饺子。
5.
几年后生意终于小有起色,老妈决定南下探市场。“先坐火车去上海,然后到福建。听说那边的童装质量特别好,价格也低,我已经打听过了,赵姐有个侄子在那边工厂里打工”。
她兴奋地说着,面对着台下所有人的沉默。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最终还是受不了她的固执,家里四处借债,凑了三万块钱现金,同意她一个人坐火车南下。
她去上海的那天我和老爸去火车站送她,我站在站台上神色慌张地张望,顾不得旁边匆忙行走的人群。瘦弱的她穿着白衬衫,转身上了车,隔着窗户笑着跟我挥手。几分钟后火车鸣笛,缓缓地驶离站台,直到站台变得空空荡荡我依然不肯离去。
从车站出来,我用老妈刚给的零用钱在地下通道口的小贩那里买了一张中国地图,回家贴在卧室的墙上,开始计算着老妈现在到哪里了。
许多年过后,我仍然记得那个夜晚,我望着那张地图发呆,身旁的电话响起,我拿起电话问:“请问你找谁?”
对面传来两声坏笑。
我兴奋地朝着电话那边喊:“妈。”
“你在干吗呢?”
“我在写作业。”
“屁,我都听见电视的声音了。还有几天就期末考试了,你就疯吧你。”
“我会好好考的,你放心,你进完了货早点回来。”
“好,把电话给爸爸。”
我转身把电话给老爸,自己则靠着床头,夜已深,我沉沉地睡了过去。
6.
时间最终给出了答案,多年之后,那些曾经鄙视或嫉妒老妈的人,终于也开始学着做生意。
“老蒋你现在厉害啊。还是你有眼光,我有个堂姐打算开个店,我把你电话给她,以后多多照顾啊。”
“你真的是我们当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幸亏你出来得早,现在单位可是不好干,工资低还要看别人脸色。”
她们围着老妈,希望能从她嘴里得到些经验,哪怕只言片语。
“哪有?我只是赶上了好时候,运气不错罢了。”老妈坐在那里,侧过头来看着我微微一笑,轻描淡写地说出那句话。
我低头不语,继续玩着手机。
6 岁那年她站在凳子上抱着 3 岁的妹妹,偷了吊在屋顶篮子里的窝头,姥姥回来打了干农活的姐姐,因为不相信两个小孩有这种能力。
12 岁那年她生了一场大病,发烧到奄奄一息,姥爷哭着问她想吃什么,她说她想吃天津大麻花,姥爷穿上军装说你等着我给你买,走出了门,然后她烧到昏迷,一直到醒来烧退掉,麻花也没有买回来。
33 岁那年她白天在百货商店前喊破了嗓子,晚上一个人坐在值班室里打一夜毛衣,为老板给孩子的那双旅游鞋,还有每天多拿到的十块钱沾沾自喜。
38 岁她独自一人揣着全家凑的钱坐在去上海的火车上,五天四夜,小心翼翼地护着腰间的小包,看谁都像坏人,困得要死却不敢睡去。
这些年,她还是那个对周围暗藏的机会敏感而又大胆,对暗藏的危机敏锐而又小心的农村姑娘,干净利落而又小心翼翼。
这些年,她还是哭红了双眼说我不要彩礼的姑娘,把所有的精力奉献给了丈夫和孩子,言传身教、遮风挡雨。
这些年,她自己吃尽了所有的苦,用母爱织了一个巨大的网,把我护得密不透风。
这些年,她大胆、干练、成熟而又果断,却低调地把一个个上天赐予她的礼物轻描淡写地描绘成运气。
老妈,曾被你爱着,我真的万分荣幸。
被母爱轻抚照耀着的时光,才是我此生最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