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有资料，进入中国的菲佣已超过2万人。她们隐秘地寄身于各大城市的富人区。风暴来临，她们被卷入漩涡之中。
一
妮正在家中陪双胞胎女孩玩耍，男主人将她叫到面前，说有事商量。“我想你的工资应该降一降。”男主人告诉珍妮，现在中菲关系不好，警察到处在找没有签证的菲律宾人。他有些支支吾吾，说希望通过降低工资来减少自己的风险。
珍妮是一名菲佣。她在过去一年零三个月的工作里，一直受到雇主家的夸赞。她初到浦东这个富裕之家时，雇主的女儿才两岁多，现在这对可爱的双胞胎马上就要过四岁生日了。
珍妮试图跟男主人争论，南海的危机并不是降薪的理由。上海每年都会清理“三非”外国人。她的签证已经过期很久了，此前男主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提醒她外出时低调一些。
男主人显得不容商量，珍妮的薪水必须从6000元降到4000元。媒体上关于南海问题的报道越来越密集，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大，珍妮想雇主或许是受到了压力。不过，以降薪的方式保住工作机会还是让她难以接受。
珍妮是个未婚妈妈，两个女儿都寄养在菲律宾外婆家中。每个月6000元的薪水中，她会拿出5500元寄回菲律宾老家，作为两个孩子的生活和教育支出。两个女儿如今已经上幼儿园了。常年看不到自己的小孩，她把情感都寄托到雇主家的两个孩子身上，照顾她们格外细腻。
珍妮对男主人说，没有这些钱她很难生活下去，男主人没有说话。珍妮觉得是时候离开这个家庭了。她没想到遥远的海洋争端，会打碎自己的饭碗。
珍妮开始外出寻找工作机会。抛头露面意味着危险，地铁安排了警察查证件，她这样异于本地人的面孔，肯定是被查的重点。遥远的菲律宾还有一大家人指望着她生活，丢掉工作这个月，她不得不向同在上海的亲友借钱，才勉强凑齐定时汇给家里的钱。
在上海，很多涉外家政中介已经暂停菲佣业务，已工作的菲佣也被要求低调再低调。大多数在中国的菲佣都没有工作签证。
二
在虹桥区的一家家政公司里，我见到了失业快一个月的珍妮。她一身典型的菲佣装扮，宽松的黑色T恤，挎着白色布包，长裤运动鞋。干净利落。
寒暄之后，我同珍妮聊起她的家乡，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6小时车程的一个小镇。珍妮小时候和父母住在乡下，以种田为生，农忙季节全家人都要劳作。珍妮最害怕插秧，太阳晒得肩背裸露的皮肤生疼。
珍妮自小的梦想就是离开乡下，到外面去。进入社区大学学习后，她了解到即便在马尼拉工作，收入也很微薄，月工资相当于人民币几百元。如果要养活自己和家人，出国是不二之选。
菲佣成为菲律宾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和政府的大力推动关系密切。许多中学女校和大专院校都将家政学列为必修课，社区大学还将《雇主心理学》和各种急救知识列入课程，力图将菲佣打造成“超级保姆”。经过训练的菲佣细心周到，会帮雇主查询出差地的天气，以方便带足合适的衣物，考虑到上飞机安检，她们还会将行李中的打火机等管制物品拿出。
菲佣在接受急救训练 | 图片来自看客
系统性的教育使得菲佣成为世界家政业中的翘楚。服务品质好带来的口碑，使得菲佣的薪酬也一路水涨船高。我认识一位名叫凯莉的菲佣，她的前一份工作是菲律宾航空公司的空姐。35岁的凯莉觉得空姐的工作虽然体面，但挣的不多。穿梭于世界各地，她发现在加拿大、台湾、香港等地做帮佣的女孩子远比自己收入丰厚。
凯莉现在的雇主是在香港有业务的生意人刘东。刘东是南京人，儿子出生后，他和妻子因为“只顾自己偷懒，不管孩子”炒了好几个本地保姆。后来朋友介绍说菲佣很不错，做事踏实用心，还能教小孩英语。见过凯莉之后，刘东决定将她聘回南京家中，照顾小孩和老人。
小男孩调皮，坐不住，凯莉就带着他玩耍，用英语跟他聊天。她教他折纸、陪他画画、想方设法激起孩子学习的兴趣。刘东觉得她在教育小孩方面倾注的心力并不比自己少。
转眼七年过去，作为“住家佣人”，凯莉成了刘东家庭的一部分。刘东的儿子已经长成一个三年级的学生，他和妻子常年外出，凯莉和儿子建立起亲人般的感情。凯莉今年回了家乡，和一个加拿大人结婚，她希望也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刘东的儿子一直问他，凯莉什么时候能从菲律宾回南京。然而，凯莉被大使馆卡了工作签证，一时间来不了中国。
和凯利不同，珍妮的第一份工作在约旦，照顾雇主家里年迈的老人家。这份工作持续了五年，老人家过世后，珍妮跟随伙伴来到了上海。
珍妮很快就喜欢上了上海这个城市。宽阔的街道上满是高大的建筑，树木鲜花点缀期间，从步行街的梧桐树下走过，可以浏览那些明丽的橱窗，这些都是菲律宾所没有的。春日里，上海凉风习习，清爽宜人，而菲律宾常年烈日炎炎，每天都汗涔涔的。
珍妮在上海的第一个雇主是一个年轻的女店主，她和一个4个月大的婴儿住在一栋160平方米的豪宅中。年轻漂亮的女店主和男主人并不是夫妻。男主人在河南做煤矿生意，每月只“回家”三四天，女店主经营着一家连锁咖啡店，常常忙到夜里两三点才回家。
女主人去了加拿大以后，珍妮找到了浦东这个雇主。男女主人都是公司高管，他们的双胞胎女儿需要人来照顾。两个孩子意味着珍妮的工作量翻了一番，但她喜欢这两个孩子，她们让她想起自己的两个女儿。每天晚上，她都让这两个长得一样的女孩睡在两侧。根据和雇主的约定，珍妮每个月有四天休息时间，但她经常选择放弃。
在上海还有很多像珍妮这样的菲佣，她们每天的生活大同小异。她们每天按时买菜做饭，按照中国学校的作息时间接送孩子。下午放学之后，要陪孩子玩耍，教他们学习英语，晚上要帮他们洗澡。
这些事情对她们来说驾轻就熟，她们在出国工作前都要进行1到3个月的技能和语言文化培训。她们必须在216个小时的上岗培训中学会使用各种常用的家用电器、洗熨衣物、清理房间、烹饪和照顾老人孩子等。
在休息日，珍妮和菲佣朋友们常去古北的家乐福和南京路上的超市。她们在那里购物，然后一起聊天。偶尔她们也会去超市附近的肯德基坐坐。
上海滩虽然繁华，但珍妮始终觉得自己在这里是个局外人。她几乎不去外国人集中做礼拜的教堂。平时，她会用自己的平板电脑登陆主人家的WiFi看看新闻，周末就一个人到星巴克点一杯咖啡，上网，一坐一整天。
三
在中国两年多，珍妮从未回过家，每当想念女儿时，她会用Skype跟她们通电话。生分的女儿总是在她的要求之下，才会讲“我爱你”。小女孩们会带着天真的眼神告诉妈妈，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
想着女儿们争抢礼物的样子，珍妮就会开心起来。
“她们总会问妈妈什么时候把钱寄回来，却不会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家。”珍妮说女儿们或许也知道，如果她回去了，就没钱了。在中国这两年里，她的父母从乡下搬到了城市，她还花12000元给弟弟元买了一辆摩托车。
27岁的珍妮有着漂亮的褐色皮肤，看起来更像是个广东人，多数见过她的人都猜不出她来自菲律宾。她觉得自己还年轻，应该得到比较好的薪酬。珍妮告诉我说，南海危机出现后，她心里总觉得不安，伙伴们也相互通气说，警察一直在清查没有签证的菲律宾人。
失业后，珍妮借住在上海远郊的朋友家中，那是一间租金500元的小房间。在上海郊区，500元能租到的房子里没什么电器。小小一间屋，朋友和男朋友住着已经足够拥挤，她一来，更显得逼仄了。
一天夜里，因为害怕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被警察抓住，珍妮和朋友一起去了酒吧。在酒吧里，朋友被嫖客看中带走交易，剩下她一个人在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待了一夜。卖淫在菲律宾女孩中很常见。因为身份非法，不少滞留上海的女孩发现卖淫更容易挣钱，就不再从事需要抛头露面的菲佣。
“我爱上海，我喜欢去商场逛，那里有好看的鞋子和衣服。”珍妮有些不安地打着电话，她手上的诺基亚手机已经没有键盘，需要用发卡戳才能拨号。发现我盯着她，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还能用。
珍妮说，她相信苦日子很快就会过去。她并没有太多时间藏匿自己，为了尽快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她不得冒险一次次穿梭在上海的人流中。
电话响起来，是一个雇主希望面试她，她说她必须得离开了。我起身送她，临近公交车站时，我问她什么时候会回家？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在这里再待十年。”珍妮说，十年后两个女儿大学毕业时，就是她回家的日子。
作者雷磊，现为媒体人
编辑 | 马璇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7-24 03:50 PM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发表于 2016-7-25 12:16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