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No.564：触不到的丈夫

源济

摄影/赵赫廷  编辑/王崴  2016-04-08

沉默的“爱情”

文/刘倩儿 罗京运

“别人家也有和同性恋结婚，然后过一辈子的，你怎么不行？”朱兰（化名）因为丈夫是同性恋而提出离婚时，她的公公婆婆的回应让她一辈子也忘不掉。

朱兰曾独守婚房，不知丈夫的去向，夫妻生活的尴尬和不愉快难以对外言说，她被压抑得每星期都要掉眼泪。

根据青岛大学医学院张北川教授等人的保守估算，中国大陆已有1600多万女性嫁给了同性恋或者双性恋的男子，但大部分选择保持沉默，其中90%出现了抑郁症的症状。

长期关注同妻群体的张北川教授认为，同妻已经构成了一种社会现象，但常常被掩盖，“说到底还是歧视。”张北川表示，中国的性别文化要求女性成为贤妻良母，社会还缺少让女性成为性的叙事主体的空间，这使同妻成为转移性向歧视压力的“完美受害人”。


欺骗与谴责

婚后半年，朱兰才得知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恋。婚前她的丈夫向她隐瞒了性取向，婚后两人也没有夫妻生活。平日里朱兰还会遭遇丈夫的冷暴力：不接话不搭话，用恶狠狠的眼神盯着她，甚至无端指责。这些生活中的不愉快让朱兰一度以为是自己不够好。

得到答案的那天是七夕。她借助朋友的qq号，在和自己丈夫的聊天过程中，丈夫承认是同性恋。

朱兰觉得，终于可以解释丈夫对她的冷漠和嘲讽，但她却依旧走不出真相带给她的压抑感，“这事太丢脸了，我不能和父母讲。”随后，在与丈夫的对质中，丈夫向朱兰声称自己并非同性恋而是双性恋，将夫妻生活的责任全推到朱兰身上。

“原来从始至终都是我的问题，”朱兰那时变得自卑，“他觉得我做什么都不对，觉得我不配买衣服”，“我觉得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才会让丈夫这样厌恶。”

她与丈夫单独在家里，但她每靠近丈夫一些，丈夫就躲开一些距离。“我问他喝不喝水，他不说话狠狠盯着我，又甩头走了，”朱兰有些慌张，不知道自己是否做了错事，看见丈夫背起包准备出门，便跑到他跟前询问去向，“他还是不说话，一把推开我就出门。”

两人尝试夫妻生活失败，朱兰的自信心被击垮，觉得是自己不够好，丈夫才无法对她产生兴趣。那时的她与丈夫在生活中已没有太多交集，像个“透明人”。

没过多久，朱兰再度通过QQ聊天记录发现，她一直努力讨好的丈夫是同性恋，而并非他所说的双性恋。这是丈夫对她的二次欺骗。朱兰觉得心寒，下定决心要起诉和离婚。但由于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不足以构成婚外恋的事实，再加上取证等困难，朱兰最终只拿到了6万元的赔偿，几乎净身出户。“我就是觉得这样没意思才离婚，”她强调自己并非想要赔偿。

“不是丈夫，是前夫。”朱兰笑着强调，有时她会用“骗婚的”代指自己的前夫，“我现在特别舒畅，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差，特别好。”


孩子

与较为软弱的朱兰不同，山西霍州的玉梅在面对同性恋丈夫时更加强势。在得知丈夫曾把同性恋人带回家后，她近乎崩溃。为了不让外人到访，玉梅故意将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玉梅还曾将自己的朋友带回家试图找丈夫评理，却被丈夫拉进厨房。玉梅个性强悍，抓起切面的刀子与丈夫争吵，丈夫力气更大些，夺刀，拽着玉梅的头便往墙上撞去，两人厮打在一起。

“我孩子当时还在家，都看见了。”玉梅回忆。朱兰庆幸自己没有孩子，可以果断地离婚，而玉梅和丈夫育有两个孩子，这是她的软肋，让她在这段婚姻中变得身不由己。关于丈夫的性取向，玉梅告知过亲友，对外却讳莫如深，“为了孩子的名声”。这也是她选择不离婚的理由，“毕竟是小地方，一点点事情都会传得沸沸扬扬”。

丈夫的事情让玉梅变得敏感，让她和两个孩子几乎无话不说，包括讲述丈夫性取向和言行的“不正常”。

“尽早接受到这样的教育，不要像她们爸爸。”玉梅说，她回忆女儿有一次从学校回家，提起女同学因为收到男生的纸条而被老师责罚。“如果换成她收到男生的纸条，我应该很开心，因为至少不是收到女生的纸条。”

“等孩子上高中或者上大学，我就要走了，”玉梅轻叹道，她觉得自己不需要离婚，只是等孩子们长大后，“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


社会现象

朱兰和玉梅都是同妻群体的一员。在狭义上，同妻是指男同性恋者为主体的，有某种同性性关系的男性的异性恋妻子。根据青岛大学医学院张北川教授的研究，中国80%的男同性恋者会迫于传统婚姻，或者是传宗接代的压力而选择结婚，并且大部分在婚前不会告知自己的性取向。

“她们不是极小数的个人，她们是上千万人，她们经受的苦痛，代表的是上千万人的权利的缺失。”张北川教授说道。此前，同妻几乎只能在公共媒体上偶然发声或在同妻QQ群里抱团取暖，仍是相当弱势的群体。

张北川认为，同妻已经构成了一种社会现象，但常常被掩盖。“说到底还是歧视，”张北川教授表示，中国的性别文化要求女性成为贤妻良母，社会还缺少让女性成为性的叙事主体的空间，这使同妻成为转移性向歧视压力的“完美受害人”。

“其实我们国家不是不知道啊，”张北川教授说，他认为同妻被掩盖的原因还在于，相关组织担心因此强化对男同性恋的性向歧视，“但这个坎必须要过。”

张北川曾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只有打破性别歧视魔咒，坚决反对压迫女性，男同才能够在彩虹旗上写下平等、自由和公正等字眼。”他期盼能就此推动男同社区主流文化的健康发展，“这种发展会使全社会懂得一个简单道理：积极包容性向少数群体，就是善待自己。”

张北川教授公开呼吁，同妻应该要被“讲出来”，他认为同妻之于社会，缺少沟通，缺少被民众知晓的渠道。张北川说，积极把同妻的私人悲剧告知社会，有助于引导人们正视同妻现象，像正视艾滋问题一样，有助于社会文明的进步。他相信，中国同妻研究也将成为显学，“学术的主要使命是解释社会，改变社会则需要无数有识者的苦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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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7号，山西霍州。玉梅结婚十五年， 育有两子。一次她偶然翻阅丈夫手机聊天记录，发现了丈夫的同志身份。在得知丈夫曾把同性恋人带回家后，她近乎崩溃。为了不让外人到访，玉梅故意将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关于丈夫的性取向，玉梅告知过亲友，对外却讳莫如深。在家中，夫妻两人形同陌路，几乎没有任何交流。根据青岛大学医学院张北川教授的研究，中国80%的男同性恋者会迫于传统婚姻，或者是传宗接代的压力而选择结婚，并且大部分在婚前不会告知自己的性取向。





玉梅个性强悍，曾抓起切面的刀子与丈夫争吵，丈夫力气更大些，夺刀，拽着玉梅的头便往墙上撞去，两人厮打在一起。“我孩子当时还在家，都看见了。”玉梅回忆。为了孩子的名声，她选择不离婚。





玉梅同儿子站在窗前，用窗帘遮盖着面部，她不希望别人知道她的身份。她说自己曾无数次想过离婚，但是因为要维护孩子的名声，她始终没下定决心，只能在漫长的同妻生活里挣扎。但是她说，等孩子上高中或者上大学之后，她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





2016年1月31日，山西太原，每到深夜，姚青便经常因微小的声音从床上惊醒，醒了之后便在房间里踱步到天亮。这样的失眠状态是她在2013年发现丈夫的同志身份后开始的。17年的婚姻，姚青觉得“一切都是一场空”。丈夫跟她出柜后，明目张胆地出去跟其他男同性恋者幽会，有时甚至把人带到家里，使得她痛苦不堪。





“他就是脾气好，不管我说他什么他从来不做声。有次我实在受不了了，要跟他离婚。他就跪下来求我，还给我写了一份保证书，承诺以后再不出去鬼混。”但写完没多久以后，姚青发现丈夫还是经常出去，有次还笑嘻嘻地说，他就是喜欢男人的那个东西。姚青打算等孩子考上大学后，彻底同丈夫断绝婚姻关系。





2014年7月14日，北京，下班后张萍站在自己公司的走廊里。2013年张萍认识了丈夫，婚后不久便有了孩子。一次偶然间，张萍看到丈夫的微信聊天记录，怀疑丈夫是同性恋者。在追问中，两人发生争吵，张萍被丈夫推倒，腹中胎儿流产，目前张萍正在向法院起诉丈夫。





2014年6月27日，河北保定，胭脂（网名）在深夜梦游似的走到家门口，喃喃自语，她说自己好像听到孩子在门外呼唤自己。同丈夫结婚四年，有了孩子后，胭脂发现丈夫的同性恋身份。受到家暴后，胭脂回到娘家。但她跟父母如实倾诉丈夫的情况后，父母并不支持她离婚，反而认为她是因为跟丈夫经常吵架所以变得疯疯癫癫。





胭脂曾想过服药自杀。在发现丈夫的聊天记录后，她歇斯底里地摔碎了丈夫的电脑和手机。同妻身份所带来的情感伤害是对其造成的最直接、最猛烈的冲击。据统计，90%的同妻出现了抑郁症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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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31日，湖北武汉，张秀丽和丈夫车建宇在家中几乎没有交流，在发现丈夫同志身份的时候，张秀丽已经同丈夫经历了十五年的婚姻并有了孩子。这期间她想过离婚，想过轻生，但迫于孩子和生活的压力，只能认命。两个人在家中已经分床睡了多年，车建宇下班后回到家便坐在床上盯着手机。维持家庭的唯一出发点是孩子。中国的性别文化要求女性成为贤妻良母，社会还缺少让女性成为性的叙事主体的空间，这使同妻成为转移性向歧视压力的“完美受害人”。





车建宇下班后躲在家楼下拨通了一个陌生的号码，通话方是他在网上认识的一名男同性恋者。他称自己婚前并不知道什么是同性恋。2013年，他在互联网上了解到同志的信息，并与一名同志发生了关系，从那以后他才知道自己的性取向是同性。“如果早知道自己是同志，就不会跟她结婚，现在有孩子了她也没工作，离婚了她和孩子怎么办？”在两个人的婚姻中，车同样觉得痛苦。在同妻婚姻中，存在着相当一部分“性盲”问题，婚前女方或者男方并不了解自己的性取向就走进婚姻，也是导致出现同妻现象的一个问题所在。





“有次我带孩子外出，回来以后在家里发现避孕套和润滑剂，我就问他是不是带人来家里了，他不说话。”张秀丽拿着从家里翻出来的性用品。尽管她经常发现丈夫的行为，但也拿他没办法。





一个雨夜，车建宇约到了一个“圈子里”的朋友，他找借口出了家门，在宾馆开好房间。在等对方前来的时候，他进浴室洗了个澡，手机放在床上时不时弹出消息，都来自于同志聊天群。大部分同志通过社交网络约会见面，很多群在网上便能搜到。





在房间等待了很久，来的是一个40左右的中年男人，两人刚见面有些尴尬，便坐在一起攀谈起来。来的人和车建宇一样，都结婚有了家庭。不同的是对方已经离了婚，原因是妻子受不了他的冷漠，但并不知道他的同志身份。“像我们这种人就不应该结婚。”车建宇说。





车在激情过后显得很沮丧。他不想回家，觉得这样的事情虽然不是第一次，但每次经历过后都会觉得很空虚，觉得对不起家人，甚至觉得懊恼。“同志的圈子是很现实的，很多人都喜欢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圈子里也没有什么感情，都是为了追求刺激和身体上的快感。”在发现自己是同志后，车几乎没有跟妻子发生过关系，但又控制不住自己同性生理方面的需要。





2014年7月12日，重庆市，26岁的朱兰在家中独坐。婚后半年，朱兰发现丈夫的同志身份，感觉自己被欺骗，并向法院提起诉讼。离婚期间丈夫不知去向。受社会及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同妻会选择沉默，但小部分同妻也会勇敢对同性恋配偶说“不”，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益。





朱兰曾经利用聊天工具冒充同性恋者在网上与丈夫聊天，尽管已经确信丈夫的身份，但对方却拒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他家就是想要他赶紧结婚生个孩子，听说要离婚，他还忙着去跟别人相亲。”朱兰庆幸自己跟丈夫没有孩子，可以果断离婚。





2014年7月21日，重庆市江北法院，朱兰聘请了律师，在朋友和家人陪伴下向丈夫提出起诉，要求赔偿。尽管拿出许多录音和聊天记录的证据，但丈夫矢口否认自己的身份，很多证据不构成直接证据存在，虽然法院判两人离婚，但朱兰并未拿到自己预期的赔偿。同妻在诉诸离婚时存在着诸多的制度阻碍，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不足以构成婚外恋的事实，此外，还存在无重大过错、军婚、婚姻赔偿、孩子抚养权等法律方面的阻碍。





2015年12月16日，浙江杭州，深夜曼青陪着丈夫文迪在家中作画，文迪是个画家，正在进行一组同志题材的绘画创作。32岁的曼青因没有找到合适的婚姻对象，便在2013年和曾经认识的朋友文迪结婚。婚前曼青知道丈夫的同志身份，两人协商结婚，婚后生活互不干涉，目的是给双方家里一个交代。某种程度上属于形式婚姻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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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两年的婚姻生活，两个人慢慢产生了情感，对文迪来说，“我觉得是亲情。”曼青觉得自己把丈夫“掰直了”，因为文迪跟她承诺以后不会跟别的男同性恋者发生关系。在同妻群体中有少部分同妻存在着自身原因，她们在婚前就知晓丈夫的性取向，但是出于侥幸心理和对爱情的向往，她们认为男同在婚后可能会转变性取向，抱着这样的希望走进婚姻。





杭州的街头，两个人穿着情侣装逛街。在婚姻生活里，两个人的关系很多时候都小心翼翼，在生活里很少发生摩擦，很多家里的事情达成一致就一起去办。





刚结婚的时候文迪会带曼青去自己以前经常玩的同志酒吧，曼青和丈夫很多同志朋友都认识。后来随着两人关系的变化，文迪很少再去gay圈里玩。尽管是同志身份，但他曾说过自己很爱老婆，因为有了孩子。





2016年2月2日，福建泉州，32岁的小德兰（网名）曾经因家里压力，在父母介绍下跟前夫结婚，婚后两人从没发生过性关系。半年后，丈夫对她出柜，小德兰才意识到自己跟一名同志结了婚。后来，她提出离婚。





2016年2月3日，泉州一家艾滋病疾控中心，同妻的身份和经历改变了小德兰的人生轨迹。小德兰离婚后从武汉辞去全职工作，来到泉州投奔了一个做公益项目的朋友，呼吁社会关注同妻。同妻属于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小德兰在朋友的帮助下一起从事同妻和同性恋者艾滋病干预方面的工作。





小德兰建了很多同妻群，通过社交网络结识了很多同妻，并建立联系和沟通。开始的时候，她每天在群里不停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同妻的身份她也接受过媒体采访。





2016年2月5日，泉州一家同志酒吧。赶在春节前，小德兰带着上百盒安全套来到这里。她每个月都会到泉州当地同志聚集的场所发放安全套和做艾滋病干预。在这些地方，有很多同志都走进了异性婚姻，小德兰觉得同性恋者也有自己的苦衷，但导致同妻群体产生的原因主要来自社会和家庭的传统观念。她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帮助，而不是成为敌人，她不想再看到“同志”走进异性婚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