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千万别回河南

源济

2015-01-29 张丰 大家

摘要ID：ipress

父辈都告诫我，能出郸城就出郸城，能出周口就出周口，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要留恋。

千万别回河南
by 张丰

1998年1月，我读大一，那是离开故乡后的第一个寒假。深夜中火车在陇海线前行，过徐州，朝西走，先经过一个叫砀山的小站，那是安徽的一角。车上“砀山梨”的叫卖声逐渐消失，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人都睡得东倒西歪，这时，列车员大声喊道：“醒醒，醒醒，前面就是河南啦。”

过了两年，我读到一本叫《河南人惹谁了》的书，里面讲了很多有关河南人的段子，这些段子充满了对河南人的“偏见”和“污蔑”。比如“董存瑞的故事”：董存瑞和河南籍战友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冲到了桥下，因炸药包没有合适的位置，战友提出，让董存瑞等着，他去找东西，来支撑炸药包。结果战友一去不返，董存瑞手举炸药包，炸掉了敌人的碉堡，死前高呼：河南人是骗子！——这个段子还可以改成黄继光版本，他穿上了河南战友给的防弹衣去堵抢眼。

读这本书，我才知道，列车员那句“前面就是河南啦”并不是提醒我商丘站就要到了，她提醒的是那些不下车的人：河南就要到了，就注意自己的行李啊。

苦涩的是，有关董存瑞的段子是假的，但它反映的“本质”确实真实的。夏天洗头，去小卖部买那种袋装洗发水，飘柔或海飞丝，撕开一闻，有烤红薯的味道，包装袋上印的厂址是：郸城县某某镇。这洗发水唯一真实的也许就是产地了。弟弟喜欢喝酒，有一年从外地回来，按酒量才到一半，但却大醉，他叹息：河南的酒真是喝不得。这些都是董存瑞故事的变体，但却是故乡的日常生活。

吊诡之处在于，最喜欢讲这种段子的，恰恰是河南人。在老家，邻居家的哥哥就给我讲过《河南人惹谁了》中的段子，而他明显没有读过这本书。书的立意，当然是反驳种种对河南人的污蔑，但是很明显，能传播的并不是“反驳”，而是“污蔑”。外地朋友消费这些段子，往往小心翼翼，而河南的朋友讲起来，则是眉飞色舞。他们会有点“自豪”地说：我们河南人形象就是这么差。几年后我到北京读研究生，从报纸上看到，河南省政府在驻京办事处举办活动，为河南人正名云云，可见，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力很大。

这些年来，中国流行各种地域攻击，这些当然不值一驳，但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污名化却反映出“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事实。

我开头讲的火车上的故事，当然不是段子，那是我第一次还乡之路的开始。我在凌晨5点半抵达商丘，天仍然未亮，走出车站，除了身后的“商丘站”三个字，什么都看不见，只得叫了一辆三轮车到汽车站。车夫年纪和我父亲相仿，几分钟后，他载我到一个小胡同，说：到啦。没有车站，没有车，甚至没有光。我知道自己被骗了，问：多少钱？他答：5元。我没有争辩，也没有戳穿，给了他5元，背着包朝反方向走去。走到大路上，问了行人，乘坐公交车到了“商丘汽车站”。

乘坐8点钟的汽车，前往郸城县城，再换成“蹦蹦车”（一种农用三轮车改装的交通工具），抵达一个乡镇，最后步行抵达我所长大的村庄。全部路程大约140公里，等我到家，已经是晚上9点了。

140公里，用了13个小时。8点的班车，在12点才正式离开车站，而到了另一个县城，所有的乘客全部被甩卖到另一辆车上，又要买一次票。后来我听说一个故事，一位沈丘县的大学生，在从商丘到沈丘的路途中被中途甩卖，他因为拒绝再买一次车票而被打死了，他的几个哥哥悲愤至极，每天拿着钢管、砍刀在路上等候，寻找仇家。第一次返乡，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懦弱：被骗5元，没敢争辩，中途被甩，也未敢拒绝重复购票。

我的沉默，是一种本能，或许是十足“河南性”的，如果大家都不沉默，他们又如何能够得逞？而他们，那些车夫和司机，也是河南人，他们正是那些到处传播的段子所形容的“客体”，他们是不是也代表一种“河南性”？

原谅我啰嗦这些路上的经历，因为这并不是专属于我的倒霉事。我那些在外地读书的同学们，多半都有类似的经历，而我不止一次地经历了这些。后来我才知道，在商丘火车站的对面，就是一个汽车站，也是最正规的车站，但在这个车站发往郸城的车，仍然会中途被甩卖。几年后，我到北京读研，换了一条回家的线路，沿京广线，从北京到郑州，然后再从郑州坐大巴回郸城。省城出发，车更高级，但是被兜圈和甩卖，仍是家常便饭。

在河南，你无法估计回家的时间，这种不确定性似乎是每个人观念的一部分，在家等我归来的父母无疑知道这一点，因此也并不特别焦虑。

回故乡，总是很难。第一次返乡，为了提高自己的安全感，我试图在商丘改说河南话，但是竟然一句都说不出，到县城，仍然只能讲普通话。面对恶行时的软弱和表达时的失语，我经历了双重的沉默。直到见到父母的那一瞬间，我才成功地捡起了乡音。而离开，总是那么容易，那么多年，从县城出发，不管是到商丘还是到郑州，总是非常顺利，从没遇到中途被甩的情况。从县城往大城市的班车班次很少，因此反而能够准时，而返乡时，那趟返回的县城的班车，并不容易碰上，所乘坐的大概是商丘或郑州司机营运的车辆，这种宰客行为，大概是城市对乡村的霸权？

我所生长的村庄，叫张老庄，距离安徽省只有500米。而张姓的坟地，距离省界只有50米。前年，周口市掀起平坟运动，作为退休教师和中共党员的父亲，必须表现出更高的觉悟，在规定的时限到来之前，他顶住压力，带头去把我家的祖坟平了。除夕上坟的时候，看到别人隆坟，他又随大流把坟堆起来了。

1999年，家乡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小麦减产严重，而秋季作物颗粒无收，但是政府所收款项不见减少，农民们决定上访，全村出动，乘坐十多辆农用三轮车，浩浩荡荡，准备开往周口市委。当时村里的公共舆论是，每一家必须出一个人前去“革命”，否则，家里死人，大家都不帮他埋。这大概是最严厉的恐吓，迫于这种舆论压力，我妈妈就参加了上访队伍。

这说明在那片教化无存的土地上，坟地仍是最神圣的场所。但是坟说平就平了，说隆就隆了，这大概也是一种“河南性”？我一直尴尬的是，我对坟地缺乏敏感，去上坟时，只能跟着长辈，因为搞不清楚，每一个土堆的下面长眠的是哪一位先人。长辈们不厌其烦地给我讲，那里是祖坟，这儿是太爷，这儿是爷爷，那里是二爷……但到现在，我也记不住他们所居住的方位。虽然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但无法深入了解它，这或许正是我和故乡关系最真实的写照。

读高中时，父亲和一位有出息的叔叔（县城做事）都告诫我，能出郸城就出郸城，能出周口就出周口，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要留恋。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我和弟弟高考填报志愿，所选一律是外地院校。我到青岛读书，又到北京读书，最后到成都工作，围着河南转了大半圈，而弟弟则从江苏到广东，转了另外一个半圈。

几年前，叔叔去世，我回去参加他的葬礼，这是我以成年人的身份第一次参加亲人的葬礼，之前爷爷奶奶的去世，我只是作为哭泣的儿童存在。我帮堂弟撰写了葬礼上的发言稿，在叔叔入土的时候，我挥动铁锹，用黄土慢慢覆盖他的棺材，最终圆成一个坟。这也是我第一次认真打量脚下的黄土。那种土没有黑土和红土肥沃，一旦下雨，路上泥泞无比，尤其是冬天上学，本来冻住的土地在中午变软变粘，常常可以把小孩子的胶鞋粘住，让他动弹不得。我读小学时，也被粘哭过，那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土其实并不能粘住人。

相比于土的贫瘠和动荡，水的消失就更触目惊心。张老庄如果是在江浙和成都，现在大概已经发展为古镇。1949年以前，它曾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寨子，有护城河，护寨墙，还有高高的城楼。这寨墙是用来防土匪的，据祖母说说，寨子被攻破的那天，土匪看到哭泣的儿童，就会把他扔进河里。土匪的夫人很漂亮，骑着马，但是谁多看她两眼，就会被割挖眼睛。

这土匪的故事，竟然是我听过的有关这村庄的最美的传说，我听这故事的年纪，城楼早没了，寨墙也只剩下一点点残余，但是围绕这村庄的那条河还在，仍然可以给人幻想。90年代开始，河水开始干涸，夏季随暴雨暴涨，秋季就消失，而到冬天，则一块冰都难以找到。没有河流的故乡，还能否称为故乡？

我的故乡，可以有另外的写法，比如，往北40公里，是鹿邑，那里据传是老子的故乡；往西60公里，是淮阳，那里据传是伏羲的故乡。孔子周游列国，在这附近溜达过，陈胜吴广起义，从这附近经过……但是属于我的故事，却注定是离开。

我常想，我的故乡或许不能用“沦陷”来形容，它是被遗忘，或被抛弃了。心理意义上的故乡在我这一代确实终结。一个证据是，延续了数百年的张姓取名方式，姓+辈分+字，这种固定的搭配，到我这一代出现了混乱，和很多伙伴一样，我和弟弟的名字都只有两个字。而再下一代，即使是村里的孩子，也彻底抛弃了那种取名方式，再没有人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我的故乡宣告灭亡了。

（本文原标题为：《我的故乡宣告灭亡了》）

作者：张丰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读书人，媒体人，现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