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西行漫记照片上的可爱小红军——山西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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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小红军——山西娃娃       来源: 正宗八宝饭 于

作者：云想衣裳
来源：飞扬军事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的这个可爱的山西娃娃（看起来和潘冬子还真有几分相像）。那么小年纪就参加了革命叫人钦佩啊。
这个山西娃娃本名叫 王东平，乳名月娃子。山西洪洞人。红军东征时。年仅12岁就参加革命。晚年就在我所在县城（山西省襄汾县）的柴村居住。其实就离我住的小区直线距离不过500米。遗憾啊。到老人过逝都没见过老人。最近和同事议论起革命前辈时同事才说道他老人家。自己身边就这么一个老革命。自己居然不知道。惭愧啊。


这是王老 1997年手捧《西行漫记》的留影。向老人家致敬。
王东平，原名王月，乳名月娃子。1924年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城关镇北关村，他刚满3岁，母亲就离开了人世，10岁时，父亲也因积劳成疾不幸病故。10岁的月娃子在邻居的帮助下向牛奶厂的张老板借了5块银元，处理完了父亲的后事。然而，月娃子无法偿还，只好到牛奶厂当童工抵债，在厂里，月娃子受尽虐待。
  
1936年春天，红军从陕北东征抗日，跨过黄河打到了洪洞县，牛奶厂张老板闻风携家眷落荒而逃。月娃子也趁机与两个小伙伴逃离工厂回到村里。村里已驻扎上了红军。他们不知红军是干什么的，便躲着红军走。令他们感到奇怪的是红军并不打骂他们，相反都远远地与他们打招呼，逗他们玩。他找到时为地下党员的表哥张吉祥，从表哥那里得知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是老百姓的队伍。在红军驻扎的日子里，他自告奋勇地为红军带路，传递口信。时间长了，红军战士特别喜爱这个勤快聪明的小孩，他也产生了当红军的念头，天天缠着王连长要求参加红军。连长看他身材瘦小，便一口拒绝：“你这么小，连枪都背不动，等能背动枪时再说吧。”见状，他便哭着不走，天天不离王连长左右，死缠硬磨。王连长实在拗不过他，就把他留在身边当起了通信员，成为一个年仅12岁的小红军。

月娃子换上军装，小小的个子居然增添了几分精神。不久，部队为了避免阎锡山的围追堵截，决定北上，经临汾、襄汾过黄河，他便跟随部队离开了家乡。行军路上，一位叫邓华的首长交给他一袋沉甸甸的“干粮”，让他背上，并叮嘱他好好保管。月娃子第一次领受任务，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一路上跋山涉水，“干粮”不离身。到达保安后，把干粮完整地交给首长，受到首长的表扬。事后，他才知道，那“干粮”是一袋银元。

到达保安后，首长看月娃子诚实又机灵，就把他调到内务警卫连，给罗瑞卿、何长工、杨尚昆担任警卫员。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负责首长的日常生活和勤务保障，虽然年龄小，但责任心特别强，加上又聪明，大家很快就喜欢上这个操着浓重山西口音的娃娃，称他为“山西娃娃” 。毛泽东、周恩来常常在院子里一边谈问题一边散步，有时碰到他，总是老远就招呼他，抚摸着他的小脑袋，亲切地问寒问暖，拉拉家常。有一次他到毛主席室内送文件，看到毛主席正在欣赏照片，就凑了过去，毛主席看到他好奇的神态问道：“小鬼，送你一张怎样？”月娃子如获至宝地接过毛主席亲笔签名的“全家福”，照片是毛泽东、贺子珍、毛岸英的合影。这张照片他一直珍藏在身边，转战南北都没有丢失，可惜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抄家时弄丢了。
  
1936年6月的一天，月娃子正在晾衣服，突然看到院子里来了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大个子，从没见过外国人的他吓了一大跳，远远地躲在一边好奇地打量。过了几天，他才知道这个大个子是从美国来的记者，叫斯诺。首长把他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安排他负责斯诺的起居生活。周恩来副主席找到他：“小鬼，斯诺先生是外国记者，是咱们中国人民的朋友，你要好好照顾他，要热情诚恳耐心，还要守纪律……”他把周副主席的话一一记在心头。刚开始他听不懂斯诺的讲话，两人只好靠打手势交流。有时，两人比画半天，谁也弄不懂谁的意思，双方都哭笑不得。

斯诺个大身长，睡在床上时，脚老伸在床外，只好屈着腿睡。月娃子跑了大半天，为斯诺扛来一个床板，给斯诺支成大床铺。看到长长的床铺，斯诺拉着娃子的手，一连说了几个“OK”和“谢谢”！时间一长，月娃子与斯诺混熟了，他便经常与这个汉语讲得不怎么样的外国人拉家常，斯诺用不太流利的中国话讲外国笑话，常常逗得他前俯后仰。

在陕北根据地，斯诺整天忙于采访，有时自己的衣服脏了也顾不上洗。趁斯诺不在时，月娃子就会抽出时间为斯诺把衣服洗干净。看着月娃子一双稚嫩的小手，斯诺说啥也不让月娃子再给自己洗衣服，并对他连声说：“对不起……”后来，斯诺的衣服脏了就自己动手洗。为此，他还对首长们说：“是月娃子改变了我懒惰的毛病。”
  
斯诺的汉语说得一般，但能与中国人对话。他经常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采访时，有的汉字不会写，便注上拼音。随着采访的深入，斯诺逐步正确地认识了中国、认识了红军，他用自己的报道为中国红军正名，写出了一大批反映中国红军斗争情况的报道。斯诺每次采访回来，月娃子都会迎上去为他接拿东西，端茶倒水，颇得斯诺的喜爱。

毛泽东习惯一个人沉思，很少有人去打扰他，但斯诺可以例外，他随时都可以找毛泽东交谈。毛主席也很愿意与这位外国记者交谈，让他以及世界所有的朋友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红军是怎样的一个党、怎样的一支军队。斯诺采访毛泽东，有时提出的问题十分尖锐，但毛泽东从不回避事实，都一一认真作答。有时他们为了某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月娃子进屋倒水时，经常碰到他们激烈的进行辩论，看他进来，两人又相视哈哈大笑，笑得月娃子莫名其妙。他们谈话时，从不回避月娃子，有时月娃子站在旁边似懂非懂地听他们热烈地讨论。毛泽东谈到兴头时，还偶尔问一下月娃子：“小鬼，你看我说得对吗？”斯诺对毛泽东渊博的知识十分钦佩，每次采访回到住处，总是竖起大拇指对月娃子说：“毛，这个！”根据地的生活相当清苦，斯诺受到了特殊的照顾！”根据地的生活相当清苦，斯诺受到了特殊的照顾，也只有吃到小米饭加两个菜。吃饭时，斯诺经常到其他首长那里转转，看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吃住竟是那样艰苦，但斗志是那样的高昂，他经常感动得流泪。在他的报道里，红军的生活是苦的，纪律是严明的，队伍是伟大的。斯诺经常把菜让给月娃子，月娃子说啥也不要，说这是纪律！一听是纪律，斯诺就只好点点头，不再坚持。

有一次，斯诺先后从博古那里要来一些面粉、糖和几个鸡蛋，还临时找来一个铁盒子作烘箱，自己动手要做西餐。月娃子在一旁为斯诺打下手，帮着烧火，好奇地看着斯诺忙前忙后做西餐，但斯诺的烤蛋糕技术很一般。结果，蛋糕的底层烤成了黑糊糊的焦炭，顶上仍是黏稠的面浆，大伙儿都乐了，笑得斯诺两肩一耸、两手一摊，一副窘相。

有一次，斯诺患了重感冒，无法出去采访，心里很着急。当时由于敌人的封锁，我军的医疗条件十分有限，斯诺吃了几片药后也没有什么好转。看着床上这位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外国朋友一脸痛苦的神情，月娃子急在心里，悄悄地出去了。等他回来时，手里拿着半截白萝卜、几块生姜和一把野葱。月娃子把萝卜、生姜切成片，与野葱头掺在一起熬汤，把熬好的汤汁端到斯诺面前说：“这是我们家乡治感冒的土办法，你喝下去用被子蒙住头睡一晚上就好了。”

看着月娃子那挂满汗珠的小脸庞和沾满炭灰的一双小手，斯诺感动得流下了泪水，把这碗汤汁一饮而尽。第二天，斯诺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斯诺说：“这是月娃子感动了上帝，我的病才得以好转。”他把月娃子抱起来转了好几圈，转得月娃子晕头转向，斯诺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大笑……

有一次，斯诺采访回来与月娃子拉家常时问他：“你为什么要当红军？”月娃子一听斯诺的提问，调皮地说：“你是不是在采访我呀？”月娃子满脸的认真劲，把斯诺逗笑了：“YES，我现在宣布对月娃子正式进行采访。”月娃子说：“红军为穷人打仗，是抗日，当一名红军多光荣啊，谁不想当一名红军战士！”后来，斯诺把这段话写进了《西行漫记》，而且对月娃子有一段描写：“他是圆滚滚的胖孩子，长着一张娃娃脸，只有12岁，但他已经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

在采访的日子里，斯诺与红军首长和战士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转眼4个月过去了，1936年10月的一天，月娃子正在忙着手中的活儿，斯诺把他叫到跟前说：“山西娃娃，我该走了，我给你照张相吧！”从没照过相的月娃子，一听说照相，高兴得直跳。他虽然负责斯诺的生活起居，看到相机也挺眼热，但从没有提过让斯诺为他照张相。月娃子赶忙整一整肥大的军装，拉正武装带，笑嘻嘻地把头一歪，只听见“喀嚓”一声，照好了。照完相的第二天，月娃子为斯诺收拾好行李，含泪与斯诺依依惜别。临行时，斯诺紧握着月娃子的小手：“我爱中国，我爱你们，我还会再来的，谢谢你这些天来对我的照顾。”月娃子双眼含泪使劲地点点头。后来斯诺先生先后又几次来中国采访，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他弥留之际所说的一句话便是“我热爱中国。”

后来，罗瑞卿、何长工两位首长把他们签了名的《西行漫记》送给王月时，他才知道自己就是斯诺笔下的“山西娃娃”。更没有想到的是，斯诺在出版《西行漫记》时，竟把他的照片刊印在书上，而且还专门对他有一段文字描写。

1938年王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一二九师警卫连当连长，他先后参加了上党、神头岭、黄土岭、临汾攻坚战等大小上百次战役，身上留下了多处伤疤。

王月作战勇敢，在当时的官兵中有口皆碑。1941年，时任警卫一连连长的他在带领全连官兵执行护送首长任务途中，遭遇一小股鬼子，企图偷袭首长指挥部。双方交战不久，就展开了搏刃战。一个鬼子偷袭了王月，刺刀刺进了他的大腿，王月手握着鬼子的刀刃，怒目圆睁，任凭手上的鲜血一滴滴地向下流，他全然不顾，只是一个劲儿地向前推动敌人，吓得鬼子丢下刺刀就跑，他上前结果了这个鬼子。这一仗，17个鬼子，他们消灭了14个，活捉了3个，为此，他荣立了特等功，从警卫连长提升为警卫营长。王月身上至今还昭然显示着当年鬼子给他留下的疤痕。就这样的伤疤，在王老身上有十几处。去年，他还做手术从头上取出一块弹片。

王老把满嘴的假牙摘下来，深深地陷入了昔日的回忆之中。那是1943年，他带领一名侦察员，执行侦察任务，被日本鬼子抓住。日本鬼子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但他守口如瓶，嘴里的牙齿被日本鬼子打掉20多颗，日本鬼子实在问不出东西，就把他关押在一间黑暗潮湿的房子里。后来被战友救出，躲在老百姓家的柴禾堆里藏了几天，伤势有所好转后，他马上返回了部队。

由于作战勇敢，他被派遣到山西洪洞县搞地下情报工作，成为太行军分区的一名情报处长。为了隐瞒身份，他把王月改为王东平，意为东方和平。他以店铺老板的身份出现，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与不怕死的精神，一次次把情报准确无误地送往前方，为我军在战斗中取得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谈及往日的峥嵘岁月，王老颇有感慨：“现在生活好多了，我们那时候吃不饱饭是经常的事，有时饥饿时，吃一种叫‘白干泥’的土粉充饥，很多人都得了大肚子病，有一次滕代远闹了这种病不能行走，我与另外一名战友抬着他在山西黎城西家镇一个庙里住下。敌人得知了消息，前来搜捕，我们只得抬着滕代远在这一代转悠，躲避敌人的追捕，整整抬了近一个月。滕代远痊愈后，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1989年，他应邀参加何长工同志追悼大会，意外地遇见了滕代远的儿子，说起此事，王东平老人热泪盈眶，滕代远的儿子一边叫伯伯，一边紧紧拥抱着老人，为老人擦眼泪，促膝长谈，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1986年，王东平得知何长工得病住院的消息，只身一人到北京看望老首长。何长工躺在病床上拉着王东平的手，激动地对老伴说：“这就是当年跟随咱们的“山西娃娃”王月，就是他把咱们的孩子送给邢台老乡的。”何长工夫人看着王东平，激动地说：“你就是王月，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她含着泪，拉着王东平的手问长问短。还有一件事令她几年来牵挂不已：“我的孩子现在不知在哪儿，你有空想办法去找一找

王东平英勇善战，先后荣立特等功、一等功并被授予战斗英雄勋章。1948年临汾解放后，他因伤残由部队转入山西襄汾县工作，先后担任襄汾县公安局副局长、区长、统战部部长等职务。他担任公安局副局长时，他带领公安干警在山西襄汾、临汾、运城一带进行歼特剿匪，先后取缔了“龙华会”、“一贯道”等反动组织。共捕获敌特分子174名。1949年1月，他带领公安干警创下了一月破6案的记录。特别是“一棒子打出8条枪”的故事被广为流传。当时刚解放，大部队已开拔，残余的各类敌特分子和土匪比较猖獗，襄陵地区政府工作队的8条枪被敌特分子盗走，一时间搞得老百姓人心惶惶。为了尽快稳定人心，他带领公安人员整日泡在村子里，明察暗访，终于抓住了一个重大嫌疑人，但由于证据不足，审问了3天，毫无结果。王东平看着熬红眼的干警和疲惫不堪的嫌疑人，心里很着急。屋外，狂风卷着大雪，王东平忽然计上心头，决定用疲劳战术，连续几天审问到深夜，嫌疑人由于几天得不到休息，已经到了生理的极限。这时王东平忽然迅速拿顶门用的一根大棒，呼啸而来，只听“喀嚓”一声，桌子顿时成了两段，他大喝一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正在似睡似醒状态的嫌疑犯，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我交待，我全交待……”。根据嫌疑人的交待，他连夜带人从野外的枯井里找出被盗走的8条枪支，并抓获了几名反动分子和一名特务头子。

文革期间王东平也一度受到了冲击，后来得到了平反。王东平曾几次到北京看望何长工等老首长，每次都是只身一人，带上干粮和水壶。当这些老首长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总是一句话：“没有什么困难，我就是想念老首长，来看看你们。”其实，当时他生活相当拮据，只是不愿给国家添麻烦.
1987年12月29日，王东平在广播里听到何长工逝世的消息后，禁不住失声痛哭。1988年1月他接到通知赴北京参加老首长何长工的追悼大会。在国防大学第二招待所，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了他，对他的家庭生活十分关心，并责成有关部门妥善安排他的晚年生活。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山西省委按老红军资历批准王东平享受副厅级生活待遇。

王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老伴杨玉娟是1948年入党的老党员，是一位牺牲战友的遗孀。他们膝下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现都已成家立业，老大在襄汾县粮食局工作，老二在家务农，两个女儿也已参加了工作，但他从未凭借自己的资历去拉关系，为亲人办私事，他鼓励儿女凭本事凭能力吃饭，坚决反对搞歪门邪道。

王东平离休后，主动担任了十几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名誉校长。几年来，先后为学校、工厂、企事业单位作过上千次传统报告，并被《中国老年报》聘为名誉顾问。1999年10月15日，当年的小红军走完了人生的旅程，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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