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国军,解放军,日本同志

Jinan90

记忆里的国军     刘振墉

       我这里所说的国军，泛指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仅限于1949年以前的记忆。1948年底，蒋委员长，或者说蒋总统，丢弃了广大老百姓，自己跑到了台湾宝岛，辜负了我们呼喊了无数遍的“万岁”。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国民党的军队，早期叫做“党军”，我的家乡是北伐时打过仗的地方，儿时常听大人们说起“联军、党军”打仗的事，联军是指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以后，好象一直称为“中央军”。直到1946年交警总队进驻我们的小镇，人们才改口叫国军，但很长时间叫不惯。

我见过的军队很多，有日军、汪伪“和平军”、国军、新四军、解放军，以及多个自封司令、团长的“游击队”。国军又分别有省保安旅、交警总队、县保安队、区乡自卫队、正规军，其实他们的差别很大。

日寇刚打来的时候，小镇上驻防有江苏省保安第四旅的部队，营部或是团部就设在我家的斜对门，有电话线从很远地方拉过来，我看了很希奇。部队住在南边的关帝庙里，每天看他们出操、唱歌，还唱当时最流行的义勇军进行曲。看上去挺威风的一支军队，却完全没有战斗力，日寇快来时，他们筑工事、演习、打靶，日军真的来了，胡乱放了百十枪掉头就跑，估计根本就没有看到日本兵的影子。还卸了我家门板去做工事的，所以印象特别深。以后几年里是日本兵和“游击队”你来我去，再也没见过正式的中国军队，直到1941年新四军来攻打本镇上的日军据点。

抗战后期，家乡是新四军的游击区，日伪军也常常来扫荡，日本人一投降，当然成了解放区。大概在内战正式开打的前两三个月，突然来了一支国军，又叫做“交警总队”。一式的皮鞋、卡其布制服、卡宾枪，当兵的个个年轻、活跃，到处闲逛，好象满街都是当兵的。纪律实在太差，乒乒乓乓的随便开枪，弄得鸡飞狗跳的，我亲眼看到用卡宾枪打民房的屋脊，房主人还在屋子里，几梭子弹硬是打缺口了才罢手，这是他们的娱乐。不过倒没听说有什么强奸、抡劫等行为。这支队伍半个多月后就调走了。

大约有两个多月时间，县保安大队的一个中队（连），住在我家前面的空房子里。直接接触后才知道，他们的纪律很严格，对老百姓基本上没有骚扰。白天出操时间长，没有自由活动时间，夜里放哨用点线香来记时间，有次惩罚士兵，让士兵伏在地上，用扁担杖打屁股。

军官的食宿与士兵分开。这个中队的督导员（大概相当于解放军中的指导员），在我家堂屋中间搁床住了十几天。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斯文、和蔼，除晚上住宿外，白天到镇上什么地方去，却从来没有看到他在连队里做工作。有一天夜里，共产党游击队摸到镇上，将另一个保安中队的督导员捉去杀了，这位督导员随即搬离了我家。

至于区、乡的自卫队，真无法恭维。自卫队的成员，多是本地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也有些外地人，往往是昔日的和平军，是一些兵痞。这些人敲榨勒索、欺压百姓最是内行，邻居里有家染坊，家道厚实，就三天两头有人去找麻烦。又有位郭家大哥，聪明机灵，开百货店兴旺发达，抗战时当过基干民兵。有一天夜里来了一群武装人员，抄家、抓人，却抓走了他的堂哥。抓去先一顿死打后才知道错抓了个穷鬼，只好派民工用门板抬回来，从此我再也没见他站起来，过几年就死了。我家一贫如洗，总不会有损失吧！一天，保长和自卫队带着几个民工，到我家来，将码成堆的两垛砖头挑去修炮楼了。原来我家围墙塌了一段，母亲就将砖头拾起来码整齐，将来有钱时好把围墙补好，这一下完啦！

我到县城读书后，才真正与国军的正规军有了接触。当时如皋城驻了一个整编师，如皋师范对门的定慧寺里住了上千的军队，只见他们经常在出操和军训，在一年多时间里，从未见过军官或士兵到我们学校里来闲逛，这是很难能可贵的。有两三个月时间，我住的同一个大门里，也住着百多军人，与居民互不干扰。在大街上，也看不到有军人闲逛。

在如皋东西大街中段，有一座房子坐北朝南，站在门口就看到里面是个大客厅，墙上贴了些有文字的纸张，桌上放有报纸，有时有军人走进走出，我试着进去看看也没人管，以后我就常去那里看报，记得看龚德柏主办的报纸，他反对孙科，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火力猛开，热闹、有趣。还在墙报上看到怀念驻防台湾时歌舞升平的生活，大概这支部队是从台湾调过来的。这里可能是军队政工部门的俱乐部或活动室，见到的军人态度都很和蔼。

47年秋季的某天，人们传说，当天在公园里放电影。我不但没看过电影，连幻灯也没有见过，这是难得的机会，也就赶去看。如皋公园是一片荒芜的空地，树木很少，任人进出。那天是驻军专门为老百姓放的露天电影，美国战争片，片名叫“南国佳人号”，是说一架取名“南国佳人”的美机，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英雄故事。

学校曾经请驻军的师长和政工处长来做报告，地点就在“中山堂”，里面没有桌椅，大家站着听演讲。我们都在军训课中接受过训练，每次演讲人提到“蒋总统”或“领袖”时，大家统统立正。政工处长是个知识分子，从他哪里，我第一次听到巴尔干这个名字。他说，巴尔干是个火药桶，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从哪里爆发，然后美军将从东西两路夹击。东路一定是从日本出发，通过我国东北，剑指西伯利亚，到那时，“苏俄被美国人打败，中共的问题自然解决了”。大概这时前方战况不妙，因而期盼三次大战之情溢于言表。

相比于普通中学，师范生有两个特点，一是年龄偏大，二是家里穷。在那个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的日子里，饥饿像一头嗜人的猛兽，女学生嫁给军官，或许是自救的一种办法。如果发现某女生两天没来上课，到第三或第四天再来时烫了头发，必然是结婚了，而且一定是嫁给了军官，课后就有一大盒水果糖在全班分发，我曾吃到过三、四次。我以后离开了这所学校，也不知道这些女同学后来的命运如何？

女学生愿意嫁给军官，说明了彼时军队的生活条件，要比老百姓好得多。我看到他们的军服整洁，士兵的伙食也比我们学生好很多。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所描述的国军的一副惨象，那是抗战期间，到了内战时期，生活条件已大大改善了。

军队下乡扫荡，我知道的就有两次。

我有一位远房姨父，与他的两个女婿在如皋城里合租了一套房子做寓公。三个人都是乡下的中小地主，还都在乡、保组织里有一定职务或名份，现在回不了家，躲在城里的流亡生活，过得也很艰难。47年底，一次军队下去扫荡，有大批的地方人员跟随，岳丈和他的大女婿也跟着下去收租，不知道成果如何。三年以后，翁婿二人均以“还乡团反攻倒算”的罪名被处决了。二女婿其实是三人中田亩最多的地主，但为人低调，没有跟随军队下乡收租，得以在三十多年后寿终正寝。

到了1948年，广大农村已完全失去控制，区、乡机构在县城里形同虚设。年中时，又开展了一次大扫荡。组织了不少人跟随军队下乡。我们的同学中，也有些人跟随下去的，都带了绳子、布袋，“匪区”里的物资，不拿白不拿。这次行动几乎是半公开的，事前就有班上的同学来告诉我，建议我也参加，我一向胆小怕事没有去。组织青年学生下乡参与抢掠，可能是校方所为，也可能是三青团，但非强迫，倒是自愿参加。

我看到的国军正规军，在驻防期间，都是纪律严明，训练刻苦，军容整洁，军官们也都有良好的素养，给我留下了正面的印象。      



中国人的自相残杀，血已经流得够多了，悟及此，我已经对内战的故事感到讨厌，好些年决心不看这些电影和电视片了。近日听到有人说“不要再分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让我感动了好久。中国的军人们，应该团结起来，枪口朝外，共同守护好祖宗留下来的这片残山剩水。

武参谋长一家人           刘振墉

从汤山镇往南京有一条三十公里长的柏油马路，传说是专为宋美龄到汤山洗温泉浴而铺筑的。就在这条柏油路的东端之西约一公里处。路北面的山坡上，有五六幢块石垒砌的小平房，炮十二师的领导每人住一幢，也不过五六十平方米，前面一套最大的，成了我们机要科的办公室兼宿舍。

参谋长武鸣亭家住在我们的正北面，相距约十几米。上班前后或者休息日，常看到他在门外做健身操。作为职业军人，其形象实在不敢恭维，身高不到一米七，脱去上身军装，就看到他挺着鼓鼓的大肚子，皮带束不住，所以只好用西式吊带。但他却是解放军中不多的，真正科班出身的炮兵专家。几年以后，在报纸上再看到他的名字时，已调任上海警备区的炮兵主任了。

武参谋长的夫人是个知识分子，听说在南京某中学教书。我们住房的西南角，是一片比较陡的斜坡，高度差大约有七八米，坡上长了稀疏的灌木和杂草。坡底下不远处就是公路，路边插有一块牌子，写着“招呼站”三个字，方便人们在这里上车下车。差不多每个星期六的下午五点多钟，就看到从南京过来的大客车在路边停一下，接着看见参谋长夫人拎着提包，抄近路沿陡坡一步步爬上来，因为从正路走，要多绕一二百米远。为什么不搭顺便车呢？更不用说派车子去接送了，我们师部每天都有车子去南京，秘书和行政管理员也不去主动安排。倒不是那个时代的人特别迂、特别呆，而是当时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是这样，认为公私分清、不搞特权是很自然的事。

武参谋长有个六岁的男孩儿，衣着整洁，特别懂事有礼貌，我们都很喜欢他。周围实在没有玩伴，就常常溜到机要科来，我们当年也只有十八九岁，很愿意逗他玩。记得有一回有人问他：“你长大了做什么？”他回答说：“毛主席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想了一会儿又补充说：“毛主席叫我挑大粪，我就买个口罩戴”。仔细算一算，这个天真可爱的小男孩，今年该有六十出头了吧！

身边的日本同志            刘振墉

一九五二年底，炮十九团准备入朝，正补充人员，我也就在这时候调到了这个团的团部。

炮十九团驻地在南京朱庄营房，位于紫金山的北麓。营房的设施简陋，会议室兼食堂，空空的没有一张桌子板凳，吃饭时八个人一组，蹲在地上围着一只大菜盆。这一桌或者说是一组，成员倒是相对固定，记不得当初是怎么形成这个组合的，主要是电台同志和后勤上的同志。电台就在我们的隔壁，所以很快就熟悉起来，跟后勤的同志接触少，仅仅是吃饭时点点头，打个招呼，同吃一个多月，他们各人的姓名、职务、工作部门，我都不甚清楚。

有一天吃饭时间发下《军人登记表》要大家填，我的一位同桌，或者说是同组食友，借我的自来水笔用，我只好待在旁边等候。无意中看到他在“民族”这一栏填的是“大和”，我大吃一惊，冒失地问：“你是日本人呀？”他笑着点点头。事后我才知道，他是我团后勤处的车管主任，连级干部，已经从军多年。他的名字已经忘了，只记得是个中等身材，年纪约三十岁。

听人说原来是抗战时抓到的日军俘虏，我当然不好直接询问：“你是俘虏过来的吧？”记得抗战时，我还在读初级小学，就听说过新四军优待俘虏的故事。说是新四军抓到日本俘虏，不但不杀，还煮老母鸡给他们吃，这样日本兵就肯传授军事技术给中国人。也许这位食友就是其中之一吧！

许多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但也有日本人真心实意地为中国人做好事，我们都应一一记在心里。

和平之神—炮三师             刘振墉

   

斯大林曾称炮兵部队为“战争之神”，而我们炮三师的人，却称自己是”和平之神”。

我于五三年初到炮三师时，师部住在福建莆田县的涵江镇。下辖两个炮团，一个团用的是122毫米苏式榴弹炮；另一个团是德国造152毫米加农炮，最大射程有一万米开外，拉火炮的大“道奇”，却是美国产品。炮三师在当时是少有的机械化部队，它的火力、射程、机动能力，还是具有相当的威慑力的。

部队驻防福建时，基本上太平无事。四月份离开福建去朝鲜，途中在江西上饶停了一个多月，等我们到朝鲜不久，就听到了东山岛战斗的消息。原来在七月十五日，台湾方面的海陆空军和傘兵共一万多人，袭击东山岛，经我军民英勇战斗，歼敌三千多人，取得了光辉胜利。

我们初到朝鲜时，正是三八线上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可是还没有等到交接完毕，兄弟部队还没有从前线全部撤下来，打了三年的朝鲜战争便嘠然而止。有老同志戏言，是我们炮三师给朝鲜带来了和平，因为我们是“和平之神”。他们还举例说，解放上海时，部队到达郊区，火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大上海就解放了。打山东长山列岛时，情况也差不多。

不打仗时要练兵，这是军队的老规矩，但练兵却是枯燥、辛苦的事，就有人在背后说怪话，说我们部队是“和平之神，练兵之命”。也有新内容，就是学苏联，苏联军队的三大条令，成为一段时间的学习重点。于是又有调皮鬼编起了顺口溜：“唸的苏联经，敲的美国钟；住的朝鲜庙，当的中国和尚”。 美国钟从何而来呢？因为部队分散住在山沟深处的坑道或掩体里，又极少有人有钟表，所以伙房烧好饭后，就以敲钟为号，通知各班去打饭菜。捡来一块美国人扔下来的炸弹皮，用铁丝串起来挂在树上，敲击后发出的声音，清脆、洪亮，能在山沟里传得很远很远，这当然是美国钟啦！

刚进入五五年，部队就有传说，三师要撤回国内。二月上旬的一天，领导通知我参加先遣队去南京，完成任务后等待与大部队会合。先遣队有八九个人，临行时领导交待很清楚，部队将直接去浙江，准备参加解放大陈岛的战斗，所以我们到南京的任务之一是领取浙江的军用地图。从驻地到丹东，再乘火车到南京，日夜兼程，第三天半夜时分到达了位于长江路上的华东军区炮兵司令部。炮司大门进去是一座平房，用作会客室或俱乐部，里面比较宽敞，我们进去后摊开背包倒头就睡，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好好睡觉，实在疲倦极了，炮司值班员来安排我们去招待所休息时，多数人已呼呼大睡叫不动了。

等到我们一觉醒来，看到炮司的同志们正纷纷来上班，同时传来了一个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消息：大陈岛解放了。和平之神又一次挥动了她的橄榄枝，于是我就没有能去浙江，在浦口站上等了两天后，上火车随大队伍去了无锡。

炮三师开到那里，或者要到那里，就将和平带到那里，这不是”和平之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