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共识之变

卜丁

自冷战结束以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讨论就遵循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所有人都认同全球化是件非常好的事情。然而，主导讨论的是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代表。人们私下里认可一点：思想、以及投资和就业机会，是从西方向东方流动的。

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切。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西方代表看上去有些沮丧，并采取了守势——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甚至略显失常。在倾听了萨科齐对金融资本主义慷慨激昂的抨击后，人们无意中听见一名与会的俄罗斯人说道，这一场景令他高兴地回想起过去。他记得曾在前苏联听过许多类似的讲话。

如此嘲讽萨科齐并不公平。这位法国总统煞费苦心地辩称，他正努力把资本主义从其自身的过分行为中拯救出来。但萨科齐讲话的基调的确反映出某些西方领导人观念上的混乱。艰难应对不断膨胀的赤字与高企的失业率的西方领导人，正对奠定达沃斯论坛旧有共识之基础的许多观点提出质疑——他们不安地意识到，经济影响力的天平正在偏向东方。如今，对全球化最感惬意的是亚洲国家和大型新兴经济体，正是它们在敦促西方国家不要放弃自由贸易。

的确有证据表明，保护主义观念正在重新抬头。通过支持征收“碳边境税”，萨科齐向我们展示出，保护主义如何能够打着“拯救地球”的旗号卷土重来。“碳边境税”是一种对未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征收的关税。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求助保护主义时则要狡猾得多。他在达沃斯告诉听众，在25岁到55岁之间的美国男性当中，有五分之一的人目前没有工作。他指出，在上世纪60年代，该年龄段美国男性的就业率是95%。萨默斯特意表示，美国仍致力于开放的贸易，并且有能力从全球化中获益。但他同时还指出，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萨默斯的叔叔）主张，各国在与奉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进行贸易时，可以不适用自由贸易原则。不用说，这里的重商主义国家指的就是中国。

另一部分受到猛烈抨击的旧有共识，是达沃斯对全球投资银行之美德的信任。该论坛最圣洁的三类人，曾经是政界领袖、大企业家和金融高管。但在今年的论坛，抨击银行家超过滑雪成为最流行的运动。

一位担心保护主义威胁的西方著名商界人士从对金融高管的抨击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感谢上帝，政客们正在抨击银行家。这或许会让他们不再迁怒于中国。”但事实上，对金融高管的抨击和对自由贸易的抨击可能会融合在一起。印度一位著名官员蒙特克•辛格•阿卢瓦利亚(Montek Singh Ahluwalia)在论坛上指出，在达沃斯，投资银行家历来是全球化最积极的鼓吹者。但阿卢瓦利亚借用板球术语指出，“银行家已经因伤退场”。没有了银行家，西方鼓吹无国界世界之好处的声音就更小了。

由于美国人和欧洲人正在经受信任危机，达沃斯与会人士今年迫切希望向中国取经。人们可以听到，美国商界人士可怜巴巴地将本国“机能失调”的政治体系和想法怪异的政客，与中国果断而英明的领导层进行对比。中国还被广泛当作证明“国家资本主义”之优势的一个例子——与近年来所风行的制度相比，奉行这一制度的政府在引导经济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鉴于中国经济腾飞的起步时刻正是政府允许私人企业扮演更重要角色之时，把中国的成功归因于“国家资本主义”似乎有些奇怪。但毫无疑问，扩大政府的职能是今年世界经济论坛的主要观点之一。

其它占主导地位的主题是“抨击金融高管”、“质疑自由贸易”和“亚洲不可阻挡的崛起”。然而，分析的困难在于研判出在这些趋势中，哪种趋势具有持久力，哪种趋势最终只是现阶段一时氛围的反映。

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达沃斯论坛每年氛围变化的程度有多大。去年，大多数代表还在担心全球处在坠入另一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边缘，中国增长可与强劲美国经济“脱钩”的理论则被普遍认为是一派胡言。今年，几乎无人再担心全球会坠入另一场萧条，中国有能力在美国陷入困境时实现强劲增长也被认可为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

完全有可能的是，在明年的达沃斯，代表们会为美国经济振兴而欢呼，为中国泡沫破裂而叹息，诋毁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为金融高管唱赞歌。但我个人却不愿押注于此。看上去，达沃斯旧有共识的崩溃像是一种具有持久力的趋势。

译者/君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