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对经济活动进行更广泛的会计计量,会巩固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决策。我们赞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教授与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的工作,因为他们认识到,尽管事实与数字很重要——对于缜密的决策过程确实至关重要——但我们对于提炼经济价值的过时模式太过强调了。我们越是推迟对全球变暖污染等外部性进行适当的会计计量,就会对本来就脆弱的经济施加越大的压力。比如,忽视高碳企业真实风险状况,我们不仅无法良好地配置资本,还会产生数万亿美元的“次碳资产”。如果说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确实是“某个时机成熟的想法”,那么资本市场上最具破坏性的力量很可能是“某个突然过时的假设”。在经受现实的检验时,有关捆绑证券化次贷价值的普遍假设崩塌了,从而引发了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与此类似,当前市场上有关每天向环绕地球的薄薄大气层中排放9000万吨全球变暖污染物(仿佛它是一个开放的下水道)完全没有问题的普遍假设,如今也与现实发生了冲突。尽管我们无法预料这种假设何时会崩塌,但很明显它会崩塌——并且很有可能在与真正的长期投资者相关的时间跨度内。
披露与透明度对于资本的优化配置至关重要。我们强烈支持亚斯本研究所(Aspen Institute)以更负责任的方法进行投资和商业管理的呼吁,以及华盛顿智库——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在2009年出版的《重塑企业领导力》(Rebuilding Corporate Leadership)中公布的信息披露建议。我们还强烈支持英国的“碳排放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和《联合国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等动议,它们为企业提供了一个论坛,就他们认为与长期可持续性挑战相关的风险与机遇进行交流。这些动议,再加上《负责任投资原则》(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和国际公司治理网络(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Network)等投资者举措,为更好的长期资本配置提供了支持。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管理团队将获得实施长期策略的空间,为投资者提供做出更好投资决策的工具。这反过来又会使经济变得更强健、更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