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香港、新加坡：顶级富人的南迁往事

源济

上海、香港、新加坡：顶级富人的南迁往事

原创 伢伢复盘 伢伢复盘

2026年5月24日 23:03

这几年在新加坡，时常会有微妙的感觉：讲普通话的中国人多了很多，他们有做家办和投资移民来的，有陪孩子读书的，也有老板从上海、深圳、北京来开公司的。

但不管是哪一种，似乎都没有把新加坡当做“终点”，有人把它当避险港；有人拿它做资金中转站；还有的把这当孩子拿国际身份的跳板，最终目的地是美国。

从这个角度讲，小坡岛更像是一个巨大的现代驿站，每个人都带着一点漂泊感，一边重新安顿生活，一边继续观察世界。

#马六甲海峡#

这样的场景，在华人史上并不新鲜，因为这不是中国有产阶级的第一次大规模迁徙，70多年前，他们选择的地方叫做：香港。

1949年前后，中国最有钱的一批人开始集体南迁，银行家、买办、珠宝商、电影老板、军阀家属、文人、裁缝、戏班……全都挤上南下轮船。

但他们离开时并不觉得是在移民，更像是逃难，因为那些年的金圆券贬值狂潮让他们苦不堪言，而港币背后挂着英镑，是少数仍然稳定的货币。

香港有英资秩序和国际银行，至少是一个还能暂时安放财富的地方。

于是很多人把它当中转站，有的只是把老婆孩子先送出来，准备以后还回上海；有人想借道转去美国，还有的计划去台湾。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暂住就是半生，而香港，也因为这场迁徙，彻底改变了命运。

像犹太人聚居一样，大量上海人和江浙人聚居的地方叫北角。

1845年，英国工程兵哥连臣中尉把香港岛北岸最突出的地方命名为“北角”，谁也没想到，一百年后这里会变成另一个上海。

那时的北角，是香港中环之外最摩登的地方之一，也是上海人的“精神租界”。

街上到处是上海裁缝、上海理发店、上海菜馆和俄式西餐厅，因为这些人带来的不只是资本，还有一整套近代都会文明。

#香港北角的上海理发店#

住在北角的，除了“上海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还有许多文化名人，比如京剧女演员孟小冬，以及海派作家张爱玲。

爱玲老师住英皇道的继园，互联网上流传最广的那张旗袍照，就拍于北角的兰心照相馆。

另一位大咖是金庸，他1948年被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后，便再未离开香港，后来《明报》的办公地点，也在北角英皇道。

帮他写稿的宁波人倪匡，也长期住在这里，而他们的近邻，是上海小囝张学友。

张妈妈40年代来到香港，几十年后，已经成为天王的张学友回上海开完了演唱会，还会去外婆家吃馄饨。

另一个住在北角的小孩，叫王家卫，他的父亲是海员，离开上海时，家里三个孩子只能先带走最小的他。

母亲缓解分离焦虑的方法，是每天接他放学后先去戏院看电影，看完再回家做饭，所以母亲是王导的电影启蒙。

他的《花样年华》虽以香港为背景，却充满浓浓的上海情调，因为故事就发生在北角。

旗袍、电风扇、麻将声、潮湿的楼道……全是王导的儿时记忆，他那拍的不是香港，是“流亡后的上海”。

有钱人到了香港，依旧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觉得香港又破又土，所以仍像原来一样的生活讲究。

于是在北角英皇道、春秧街一带，上海餐厅、上海裁缝铺和理发店遍地开花。

最有名的上海菜馆“留园”，是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后人所开，招牌菜是糖醋鱼块、烟熏蛋、苔条小黄鱼、蟹粉狮子头和油煎八宝饭，甜品冰糖鸡头米后来更是蜚声港岛。

吃饱之后，总要找地方消遣，于是璇宫戏院、丽池夜总会纷纷起来，璇宫戏院创始人欧德礼是俄裔犹太人，在埃及出生，在上海长大，毕业于上海圣芳济书院。

戏院开幕时，他请来当时的汇丰银行大班摩士爵士站台，很是风光，而洋大人之所以肯出席，主要还是因为汇丰的金主爸爸们多是上海人。

后来璇宫改名“皇都戏院”，各路人马继续传奇，不管是苏联歌舞团，还是美国流行天后，亦或是唱嗲歌的潘迪华和邓丽君都曾在此登台。

#昔日皇都戏院#

夜晚则是属于丽池夜总会，老板李裁法曾是杜月笙的门生，买下丽池后大手笔重装，把旧上海的那套娱乐都搬到香港。

泳池、舞厅、酒吧和餐厅，丽池中菜馆由上海有名的德兴馆大厨主理，保证百分百上海味。

对了，他还把上海的选美风气也带到来香港，在1946年的国际慈善游泳比赛中加入香港小姐竞选，这个我们之前还写过（链接：同样是白富美下嫁，她为什么没翻车？）

那几年的北角，很像一场小型文艺复兴，只是繁华的背后，站着的是一群失去故乡的人。

当然，也不是所有到香港的人都很风光，因为大件的资产无法带走，洋房带不走，厂房带不走，土地也带不走。

能塞进皮箱的，就只有现钞、金条、钻石珠宝，于是当时的香港，恍若巨大的“二手奢侈品市场”。

很多从上海逃来的人平日聚在酒楼茶馆里，谈论大陆，研究未来出路，虽然看起来依旧体面，实际上不少人现金流已经断裂，只能卖细软。

原本值一百块大洋的瑞士手表，此时连一半价格也卖不到，5克拉的大钻戒，也卖不上价，因为大家手里都是这些，都想出货，市场价格被砸穿。

精明的广东商人比初来香港的更懂本地市场，于是暗中操纵价格，一路压价。

有些人昨天还是霞飞路上的阔太太，今天就已经坐在中环的小铺子里，一件件的摘耳环、卖戒指，报纸上还天天写有人破产跳海，很残酷。

也正是这一波的财富迁徙，改变了香港的珠宝业，要知道早期做珠宝的人，主要从缅甸和新疆进货，然后在北京和山西销货。

因为北京官僚多，山西土财财主多，银号钱庄多，真正有消费能力的人都在那里。

到了晚清民国，局势开始变了，皇帝被打倒，旗人们败落，成了汉人口中的“臭旗人”；晋商衰退，银号也跟着没落，很多过去买珠宝的，开始靠卖珠宝过生活。

与此同时，新富阶层崛起，南方买办们发达起来，新一轮的军阀们起来了，而买办和军阀几乎都在上海租界内筑窝，于是中国珠宝业的中心，也开始从北方转向上海。

再后来上海的资本家南下，香港又接过这一棒，所以为什么香港后来会成为亚洲珠宝中心？因为它接住了中国近代财富迁徙的最后一波。

那些出逃的富人，也许失去了房子、工厂和身份，但他们箱子里的钻石、翡翠和金条，却养活了香港的当铺、珠宝行和拍卖行。

很多今天香港的老牌珠宝行，第一桶金都是那个年代赚来的。

有人坚守，就有人离开，当有的人到香港后发现，那边也不一定是天堂，贫富差异也很严重，自己又坐吃山空。

被漂泊感和身份焦虑困扰的同时，新中国初期的社会变化，又让他们觉得上海也没那么差，至少当时看是这样，于是有人南下，也有人北返。

但不管是去的还是回的，解放前后南下香港的，多是有一定财力的；而改开之后又移民香港的，也往往是这些人的亲属后代。

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与香港之间，本来就是一部有产阶级的迁徙史，而今天的新加坡，不过是这条迁徙链上的最新一站，从上海到香港，再到温哥华、纽约与新加坡。

华人精英不断迁徙，寻找的一直是那几样东西：稳定货币、教育资源、国际身份、资产的安全感……只是再精英再富有的外国人，移居到新地方都是“外来者”。

就像1950年代，宋子文想在纽约第五大道最繁华的街区买公寓，却遭到那些富有的白人邻居们拒绝一样，因为他们担心：“中国人会不会在楼里开洗衣店？”

慢慢地华人新移民们也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生存哲学，他们既不彻底融入新环境，也不真正放弃旧生活，无论迁居到哪里，都把日子过回从前的样。

在香港，上海人住北角；去了纽约，还是扎堆法拉盛；到了温哥华，又聚在列治文；如今的新加坡，则是乌节路、东海岸与各种国际学校周边。

戏照看，舞照跳，麻将照打，哪怕护照换了，住进了洋房公寓，骨子里依旧活在旧世界。

所以你看那些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看似属于纽约、香港或新加坡，实际上却像一块块漂浮在海外的“旧中国碎片”。

因为华人的迁徙，不只是地理上的迁徙，更像是背着故乡，一路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