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县城来的穷姑娘，16岁靠拍段子改命，26岁靠直播卖笋改一个乡的命

源济

我，县城来的穷姑娘，16岁靠拍段子改命，26岁靠直播卖笋改一个乡的命

原创 自PAI 自PAI

2026年5月13日 23:55

这是《自拍》第534个口述故事

15岁时，刘幸（抖音号：@幸猴儿）带着550块孤身坐上了从家乡去深圳求学的列车。从小备受欺凌的她，发自内心地渴望变强大。在深圳，她凭借校园搞怪视频走红，是很多人记忆中的“古早网红”。流量中不免争议，因为总带着患小儿麻痹症的同桌一起出镜，消费他人的质疑声屡屡浮现。

高中毕业，刘幸全网粉丝近千万，却在风头正盛的“网红经济”和升学中选择后者。事业学业都没有落下，仿佛已经实现“逆风翻盘”的她却陷入巨大空虚，一时找不到人生的方向，直到她把脚踩进泥里，踏上一条风吹日晒的路。不寻常的选择，往往将蒙受更多误解，比如炒作，比如摆拍。

刘幸不得不习惯在误解中生活，但她憋着一口气：时间会证明真心。她也一直朴素地相信：评价一个人最终不是看她说了什么，而是看她做了什么。她走进田野、大山，将助农直播间扎根进一座座村庄。2026年4月，演员邓超“空降”刘幸为黄山老乡卖笋的抖音直播间，又亲临现场拔笋叫卖。更多网友因此涌来，他们踊跃下单，抢光了原本滞销的黄山雷笋。这让刘幸更加坚信，流量不仅能娱乐大众，也有改变自己和他人命运的可能。

怀疑过自己势单力薄的勇气是否是一种一厢情愿，但穿行在田间地头，她仍怀揣少女时代的英雄主义——扶起自己，也帮助他人。

以下是她的讲述。

不服命运安排

我叫刘幸，2000年出生。很多人因为“幸猴儿”认识我，他们以为这是一个讨巧的网名，一个搞怪标签。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喜欢别人叫我“猴子”，那让我想起贫穷和瘦弱的过去。后来我慢慢明白，猴子也有一个优点——韧劲强，只要有缝隙，它就会拼命往上爬，直到成为自己的齐天大圣。

小时候的我。

我是湖南邵阳人，很小就知道赚钱不易。小时候我妈在县城里租了四十平米的屋子开茶馆，就是那种老街坊打麻将、抽烟、吵架的地方。她端着茶水试图招呼好每个客人，但客人经常因为一块钱和她掰扯很久，甚至用难听的语言贬低她。

妈妈说租金贵，安排我在茶馆里卖冰棒。她的声音混在麻将声里：“没钱给你补课，你就练练口才，你读书不好，以后去商场当个销售嘴皮也厉害。”

小小的我面前摆着两个褪色泡沫箱，一床旧棉被，裹着冰块和冰棒。那是我能抓住的全部世界。

第一次我只卖了三根，怕化了浪费，自己偷吃了一根。妈妈当着一屋客人的面，扒下我的裤子用竹条抽屁股。竹条撕裂空气的声音和满屋的笑声，比疼痛更早抵达我的记忆。那种火辣辣的羞耻，至今还烙在某个角落。

我从小就特别瘦，大家都“瘦猴”“猴子”地叫我。

这是我在茶馆上的第一课：这个社会很现实，记住这些嘲笑声。我发自内心地渴望强大，渴望走出去，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

初中三年，我住在茶馆二楼用木板搭出来的夹层。楼下男人们的烟味，一缕缕从缝隙里钻上来，缠住我无数个夜晚，我经常咳着醒来。面粉没地方放，就放我睡的地铺旁边，每晚都有老鼠来“吃饭”。

最难的是洗澡。茶馆只有一个三平米的卫生间，磨砂玻璃门能看见人影，正对着茶馆大厅。人影幢幢，谈笑风生。我有时候不敢洗澡，怕别人看到，也怕客人催促，只能等到深夜最后一位客人趿拉着拖鞋离开，才敢拧开锈迹斑斑的水龙头。

爸妈忙的时候，我就跟着奶奶吃饭生活。我去野外撒欢，喜欢上山放羊、下水捉鱼，享受在土地上畅快奔跑。可能这是我后来公益助农最初的引线。

我和爸爸妈妈，还有妹妹。

也是初中时，外婆突发脑溢血，爸妈花了很多钱给外婆治病，家里一下负债几十万。我穿着破旧，又很瘦，脸上还有雀斑，同学都叫我“雀斑猴”。校园霸凌并不稀奇，穷孩子总是容易成为靶子。有人推我、骂我、笑我，老师也只是说一句：“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但在他们的眼中我看起来像一个弱者。我麻痹自己，甚至有点厌学。虽然成天被耳提面命要好好读书，但我当时一点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好好读书，读好书又能做什么？

青春岁月里，我觉得这一切可能源于自己不够强大，而我不甘于这样的命运。

老家环境不好，我爸决定送我去深圳读高中。为此，他向领导下跪借了5000块交学费。我记得上火车那天，我身上只有550块钱，怕丢，一晚上没睡着。

我在深圳借住舅舅家，那是一套几十平米的小房子，挤着一家四口。每次我洗澡，门外都会准时响起敲门声：“五分钟了。”舅舅的声音隔着门板，硬邦邦的。我在蒸腾的水汽里发誓要有一个自己的地方，一个无需担心、无需抓紧，只有水声和我呼吸的地方。

所以后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拼，我说不清。只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明白，自立是一个人不被嘲笑、不被羞辱、抬起头生活的底气。

靠流量改命，但不想只做一个“会赚钱的网红”

也是在深圳，我第一次真正看到城市的繁华，看到那么多“锦衣玉食”的同学。羡慕之外，我震惊于世界的参差。千里迢迢而来，我更加觉得不蒸馒头争口气，一定要做出点什么成绩。在无数个想放弃的关头，我都凭着这口气坚持下来。

我来深圳上高中，和当时的同桌合影。

那时候我爸充话费送了一个手机，拿给我方便联系。没想到这个手机成了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2016年那会儿，学生拿手机拍视频，会被所有人定义为“不务正业”。家里反对，学校也反对，大家都觉得你是坏学生。但我不管，我太想挣钱了，我想挣学费，想尽早经济独立。我是被现实逼出来的人：不靠自己，就没人靠得住。

我开始在课余时间拍校园搞笑视频，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内容定位、变现逻辑，什么有意思就拍什么。

16岁那年，我接到第一条广告，现在都还记得商品是纸巾，酬劳两万元。拿到的时候我都懵了，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原来镜头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高中有手机之后，我开始尝试拍视频。

完成课业之余，我越来越认真地做内容。高中时期我最出名的搭档是我同桌。他是小儿麻痹症患者，走路蹒跚，总是一个人。有同学说他身上有“不讨好的味道”，室友说他很少洗澡。很多人不愿意跟他做朋友，他甚至想过退学。我看着他，突然觉得那就是另一个我。只不过他的残疾写在腿上，我的贫穷写在脸上。

我把他拉进镜头里，跟他说：“以后你跟我了。”我让他配合我拍段子，很多人骂我，说我消费残疾，说我拿他当噱头。我没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声音，因为我一直注意着不拍到他的下半身。

我印象很深，2018年有一次我拍他抓蝴蝶，无意间拍到了腿，很多网友就问他腿怎么了。我没有回应，因为我很想保护他的尊严，尽力避免揭起他的伤疤。我不想靠踩别人的伤口去换热度，从小时候被扒裤子挨打起，我就知道尊严有多重要。

我拉着同桌拍视频，希望能让他的脸上也有笑容。

做这些的同时我也没有落下功课。高考后，我拿到深圳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时的我站在分岔路口，一条路是继续做网红，公司找我签约，很多人跟我说：“别读大学了，你们吃老本就行，你和同桌继续拍，早就挣几千万了。”我承认那种诱惑很大，一个从小缺钱的人，怎么可能不被钱吸引？

从高中到现在，我和同桌一直是相互帮助的搭档、好友。

但我还是选择了上大学。我想流量永远会有，但学习机会不是。互联网靠运气，人生不能靠运气，我不想当那种只会在风口上跳舞的人。

到这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些积蓄，有了大把可支配的时间，有了更多选择的空间，按理说一切都在向好发展，我却渐渐不如原来开心：原本只是想靠自己挣学费，想活出个样，可当你不断挣钱、不断往前跑，换来的不一定是自由，而是被索取。身边有人只看到“你是网红，你很能挣钱”，不愿意了解你背后经历过什么。

那段时间我陷入抑郁，看不到社会的真善美。我问自己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挣钱，那我拼命往上爬，爬到最后又能得到什么？得到更多的攀比、更大的欲望、更深的空洞吗？

因为淋过雨，所以我想做一个撑伞的人

回想那段迷茫的时期，我情绪较低，作息紊乱，有时候睁眼到凌晨六点才睡着，视频更新频率也大大降低。我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高中我能拍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可是现在我自己都不快乐了，怎么去给大家带来开心呢？我不想为了更新而更新。

为了改善心境，我四处散心，外界的开阔和新奇让我慢慢放松下来，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找自己”。就在这时，我收到了来自海南的助农邀请。那时候我对“助农”还没什么深刻的理解。说实话，好不容易从小县城走到大城市，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回到基层。我想摆脱那样的环境。

在全职做网红和上大学之间，我选择了后者。

可当我站在田里，看见几个黝黑的老人蹲在田埂上因为粮食卖不出去落泪，肩膀止不住颤抖。当我注视他们的皱纹和渴望，我突然想起我的奶奶佝偻着背走两小时山路，把舍不得吃的鸡蛋拿去集市一枚枚卖掉，换回我的学费和我爱吃的鸡腿。

一小时的直播，可以抚平老乡一年的愁容。流量不只能让人娱乐，还能把一个村庄的希望从泥泞的地里拽出来。让流量流向需要帮助的地方——我好像突然找到了我的价值所在。

我走上了直播助农路，在一场场抖音直播中售卖不同的农产品。

当然，助农这条路也并不好走。我虽然粉丝不算少，但可能和以往风格不同，最开始，很多网友看到了不感兴趣、不相信，刷到就划走了。还有老粉质疑我作秀，直播间几千人看热闹，可到最后下单的只有我爸妈和亲戚。老乡们也不大信任我，我一家家去跑，常被当成骗子。有一回在地里，扯着嗓子播了六个钟头，就卖了几百单。那老乡摆摆手：“卖不掉就走吧，别耽误工夫。”那天晚上，我们是连夜被人赶走的。到现在想起来，眼眶还发酸。

我知道这个时代最可贵的就是信任，大家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相信我。所以我坚持深入产地，了解产品，用镜头展示真实的乡土风貌。渐渐地，大家看懂了我这份发自心底的坚持。做电商的朋友辞了大厂的活儿，拿着不固定的薪水，跑来跟我干。从两个人到现在一个专业的团队，从一天十几单到一场几万单。

就这样，我把直播间开到一个又一个村庄，帮老乡叫卖农产品。在保障团队运转必需开支的基础上，我们把佣金降得尽可能低，希望能最大程度地惠及老乡、让利消费者。老乡们可能不善于表达，但当他们用力握住我的手，或者看着打包的货物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时，我感到难以形容的欣慰和满足。助农获得的佣金，还有部分捐给了村里需要帮助的学童家庭。那些孩子眼睛亮得像星星，我每次看他们，就像看见小时候的自己。

有人说公益是留给有钱人的体面，但我想：如果当年有个人愿意拉我一把，我是不是不用活得这么辛苦？我穷过、疼过、怕过，所以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因为淋过雨，所以我想做一个撑伞的人。

2025年夏天，我在甘肃民勤助农售卖哈密瓜。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抖音找到我们求助。2026年3月，安徽黄山市永丰乡副乡长私信我，说当地几百万斤雷笋滞销。其实他2月底就在我的直播间留过言，但我没注意到。

我不敢贸然答应。这几年助农做久了，我知道最怕的不是“帮不到”，而是“帮错人”。我让团队先去摸排，偷偷问村民真实情况。

确认情况属实，我立刻行动起来。3月27号，我来到永丰乡，每天跟着老乡上山拔笋。凌晨五点多起床，拔到十点多，山路难走得要命。当时笋季即将到来，雷笋易损耗、不等人，再好的山货卖不出去也只能烂在山里，老乡一整年的辛苦就会白费。

2026年3月，我赶到永丰后和老乡们一起拔笋、运笋。

乡里觉得我们也不容易，想让我们多挣点，我不愿意，我希望来了就实打实地帮助到乡亲们。为了吸引更多消费者，我一方面深入实地真实讲解，一方面免去佣金，给出6.9元的低单价。我也希望这种真心能感染更多有能力的人，希望这点星星之火，点燃更大的原野。

之前有的助农行动，因为在村里待的时间不长，其实更像是个过客。但在永丰乡，我踩在泥土里，站在人群中，我感受到和乡村的连接更深了。老乡看我直播喘不上气，深夜送来熬了四五个小时的梨子水；我被质疑，他们站出来说村民可以作证；十几个爷爷奶奶怕我没饭吃，不约而同送来自家饭菜。

永丰乡的爷爷奶奶们在深夜给我和同桌送来自己做的手擀面。

70多岁的爷爷奶奶们不会打字，却学着搜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他们听说“停留时间长一点，直播间就会被推流”，就用这种原始而朴素的方式支持我。

也有很多热心人在抖音上默默地关注着我们。超哥在我们最难的时候出现了。那天直播间状况不断，插线板断电、网络异常、人数一直卡在一百多上不去。我急得发抖，觉得自己特别倒霉。突然，公屏“炸了”，全是“邓超”“超哥来了”的弹幕。

2026年4月，演员邓超“空降”我们的抖音助农直播间。

我一开始不信，以为大家开玩笑。直到团队点开他的抖音头像，我才敢确认。他说：“正好刷到你们直播，看你们太辛苦了，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他连麦认购一千份雷笋，还唱了改编版《超级英雄》，说我们坚守在山里帮老乡卖货，都是最棒的超级英雄。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瞬间涌进几千人，订单数字疯狂跳动。我又哭又笑，积压一周的疲惫和压力烟消云散。

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超哥当时唱的歌，我其实是后来看录屏才完整听清的——那一刻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老乡们的笋，终于能卖出去了。最后，我们卖出了150多万斤笋，彻底解决了这次的滞销难题。

更夸张的是超哥直接出现在现场。没有提前通知，没有排场，他穿着简单休闲装走进堆满雷笋的场地，拿起一根笋就对着镜头吆喝：“来买笋啊！”他和我们一起拔笋，和老乡们闲聊。他一遍遍鼓励我：“你们做的事特别有意义，一定要坚持下去。”原来真心换真心不是我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真的有人会看见、会相信、会有回响。

超哥和我们一起拔笋、打包，鼓励我们要坚持，也要注意身体。

这次永丰乡助农，我们线上卖了两万多单，也有周边商贩看到直播赶来收购，线上线下加起来卖出一百多万斤雷笋。这些数字意味着，今年很多老人能喘口气，很多家庭不用再为生计发愁。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离开永丰乡的那天，一群爷爷奶奶敲锣打鼓捧着锦旗赶来送我，拿出自家的鸡蛋、自己采的茶叶塞给我，多得行李都装不下。那天，我的眼泪就没有干过。

离开永丰乡时，老乡们自发前来送别我们。相信和肯定我们的网友也越来越多。

我见过名和利，也知道赚钱的路，但在这一块钱、一根笋、一碗汤中，我找到安心的位置。我想要的自由，是可以选择把自己的时间、嗓子、腿、青春都用在什么地方。我愿意把它用在乡村里，因为我的根在乡村里，我的良心在那些期盼的眼神里。

未来，我希望找到更稳定而可持续的公益助农模式，长久地坚持下去；同时分享经验、带动其他有意向的抖音达人参与进来，让更多人一起做好事，做闪闪发光的“星农人”。

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小猴子，抓住一点缝隙就会往上爬。即使我还在半山腰，山路很陡，但爬着爬着，我也想为身后更多的“猴子”够一够天空。

*本文由刘幸口述整理而成，文中照片除特殊注明外均由本人授权提供。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刘  幸 | 口述

杨  树 | 撰文

猫  基 | 编辑

-THE  END-

这是我们讲述的第534个口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