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兄弟持双枪杀害名流父母，自以为完美的谋杀，因心理医生的情人举报而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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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兄弟持双枪杀害名流父母，自以为完美的谋杀，因心理医生的情人举报而暴露

原创 乔安 没药花园

2026年4月24日 03:32

（字数：10890）

案发

家住加州比弗利山庄北榆树大道722号的梅内德斯夫妇，总是骄傲地宣称他们是一个完美的成功家庭，不容许他们的生活里出现一丝“失控”。

何塞·梅内德斯（Jose Enrique Menendez）先生在好莱坞的一家名叫LIVE Entertainment的公司做CEO，同时也是制作了电影《第一滴血》和《终结者》的Carolco电影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有认识何塞的人认为，他具有攻击性、甚至有些冷酷无情。他16岁从古巴来到美国，他的姓氏源自西班牙一个显赫的百年家族。这个家族，世代对成功很执着，这也赋予了梅内德斯先生为了目标不择手段的悍劲。

在工作中，他有极强的控制欲，在《第一滴血》的拍摄过程中，他甚至对影星史泰龙口不择言，几乎不容许任何人忤逆他的意志。

梅内德斯太太（Mary Louise Andersen），大家都叫她“凯蒂”，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中产家庭，曾是一位选美冠军。

凯蒂和何塞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读书时相识，毕业就结婚，早年也是一对令人称羡的佳偶。但在这座九百平米的地中海风格豪宅里，凯蒂早已不复当年的光彩，变得憔悴而神经质。她服用阿普仑等处方药维持表面的平静，在独处时就靠酗酒排解怨气。

梅内德斯夫妇有两个高大英俊的儿子。哥哥莱尔（Joseph Lyle Menendez）出生于1968年，时年21岁，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

弟弟艾瑞克18岁，即将去家附近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读商学院。

（左边是弟弟艾瑞克，右边是哥哥莱尔）

这对夫妇要求两个儿子必须是网球冠军，必须进入普林斯顿、UCLA这样的名校，必须像精密的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完美无缺。梅内德斯先生深信，他的儿子们绝对是整个比弗利山庄最无可挑剔的精英继承人。

（从左到右：莱尔、父亲何塞、艾瑞克）

梅内德斯一家拥有美国商业名流想要的一切：千万财富、显赫的地位、豪宅豪车与完美的继承人，但也藏着持续十几年的黑暗秘密。

（从左到右：艾瑞克、父亲何塞、莱尔）

1989年8月20日，在一个闷热的星期天晚上，在这栋豪宅的影音室里，发生了一件让全美国都惊掉下巴的血腥惨剧，也逐渐揭开了这个秘密。

当夜幕降临，比弗利山庄的街道安静得只有蟋蟀的叫声。

晚上十点刚过，吃完草莓冰淇淋的梅内德斯夫妇正窝在影音室的真皮沙发上。电视里录像带放着詹姆斯·邦德的电影《海底城》，梅内德斯先生把穿着真丝袜子的脚随意地搁在了咖啡桌上，眼皮已经开始打架。梅内德斯太太坐在他身边，半梦半醒。

这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家庭电影之夜。

然而，就在这时，那扇通向庭院的法式双开门外，传来了极其轻微的脚步声。两个黑影，正端着莫斯伯格泵动式霰弹枪，幽灵般地来到法式门前。

门，并没有锁。

砰！

震耳欲聋的一连串巨响，瞬间击碎了北榆树大道的宁静。被吓了一跳的邻居看了一下时钟，10点刚过。邻居开始以为是猎枪声，但转念又觉得，是谁家在放中国爆竹，毕竟在这样的街区，出现猎枪声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这不是爆竹声，也不是电影特效，何塞甚至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一眼是谁打扰了他的好梦，巨大的枪管就已经抵在了他的后脑勺上，无情地扣动了扳机。

根据尸检报告的描述，这处骇人的枪伤导致何塞的“大脑基本被掏空”，呈现“爆炸性身首异处”的惨状。何塞总共身中五枪，头部受到近距离致命射击，胸部、上臂、左肘及左大腿均被击中。

被惊醒的凯蒂试图逃跑，却发现另一把枪已经逼近她的脸部。她本能地跳起来并举起一只手试图保护自己，但巨大的冲击力将她掀翻在地。凯蒂倒在丈夫脚边几英尺外，面部骨骼全部碎裂，大部分牙齿被击碎，面容已完全无法辨认。她总共身中九枪，其中一枪几乎打断了她的右拇指。

原本应该在电影院看《蝙蝠侠》的兄弟俩莱尔和艾瑞克，此刻站在自家里，有条不紊地将一发又一发致命的霰弹，打进父母的身体里。木制百叶窗、咖啡桌以及华丽的波斯地毯上，都是刺眼的鲜血。

当一切重归死寂时，整个影音室里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电视机里的詹姆斯·邦德还在执行着他的秘密任务，而比弗利山庄的梅内德斯夫妇，就这样面目全非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晚上11点47分，贝弗利山警察局的911接线员接到了一个情绪崩溃的年轻人的电话。“是的，警察，呃……”电话那头传来背景里的尖叫声：“不！”

“出什么事了？”接线员问。

“有人杀了我父母！”打电话的哥哥莱尔抽泣着喊道。

“他们被枪击了吗？”接线员追问。

“是的！”

两分钟后，巡警到达现场。他们看到两个年轻男子并排从前门跑出来，径直冲向警察，边跑边绝望地尖叫：“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两人甚至扑倒在地，用拳头捶打地面，表现得极度痛苦。

（谋杀前两个月，艾瑞克高中毕业，穿白衬衣的是莱尔）

警方进入屋内搜索，在走廊尽头的影音室发现了两具尸体。现场没有抢劫和挣扎的痕迹。案发现场的猎枪弹壳全部不翼而飞，凶手显然仔细清理过现场。无论是环绕着整个豪宅的黑色铁艺围墙，还是法式大门，都没有人为损坏的痕迹，影院室的一扇窗户被子弹打碎。

由于同情这兄弟俩表现得极度悲痛，警探没有进行常规的化学测试——即检测他们手上是否有开枪残留的火药反应。

当晚，兄弟俩到警局做笔录，交代当天的行踪，两人的说法基本相似：他们在晚上前往世纪城购物中心的AMC影院观看了电影《蝙蝠侠》。

随后，他们驱车前往圣莫尼卡参加一个名为“Taste of L.A.”的美食节，原本计划与艾瑞克的网球教练佩里·伯曼（Perry Berman）会合，但他们走错了路了，到达时间太晚，未能与伯曼碰面。

11点30左右，当他们进门回家时，空气中弥漫着烟雾，之后他们就发现了父母的尸体。

哥哥莱尔向警探汤姆·埃德蒙兹（Tom Edmonds）暗示，除非警方发现家里有物品失窃，否则“原因肯定出在我父亲身上”。

莱尔描述其父亲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商人”，在好莱坞与一群阴险的人打交道，暗示父亲可能在生意上得罪了人，被买凶杀害。

媒体很快开始猜测这是一场黑手党的职业谋杀。毕竟，何塞·梅内德斯在商业谈判中极具攻击性，在商场上得罪过的对手很多。《华尔街日报》甚至在8月25日的头版刊登了题为“黑帮灭口迹象”（Hints of a Mob Rub Out）的报道。

然而，随着调查深入，警方对黑手党作案的理论产生了怀疑。黑手党杀手通常只会对目标头部进行精准的单发致命射击，极少会残杀无辜的妻子，更不用说这种直接闯入受害者家中进行毫无节制的疯狂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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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富翁孤儿们

不久，警方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了莱尔和艾瑞克这两位“孤儿”的身上。案发后短短三个月内，兄弟俩不仅没积极协助寻凶，反而开启了惊人的挥霍狂欢，总共花掉了70万至100万美元（其中50万美元来自初期人寿保险理赔）。

（左边是艾瑞克，右边是莱尔）

案发仅四天后，莱尔便带着弟弟走进世纪城高档的珠宝店，用印有死去父亲名字的美国运通白金卡，一口气买下三块劳力士手表（包括一块价值11,250美元的18K金劳力士总统表），总价近1.7万美元。

随后，莱尔买了一辆价值6.4万美元的银色保时捷911 Carrera跑车；艾瑞克则买了一辆1.7万美元的吉普牧马人（Jeep Wrangler）。

两人入住每晚1300美元的贝尔艾尔酒店豪华套房，乘坐MGM Grand Air的豪华航班往返东西海岸。莱尔一度以遭到黑帮追杀为由，聘请前警察做保镖，几天后又将其解雇。莱尔还收购了普林斯顿大学附近一家主打布法罗鸡翅的餐厅，将其改名为Mr.Buffalo's，希望能将其做成全美连锁品牌。

（莱尔身后就是他收购的鸡翅店）

这种急于挥霍享乐的行为，让警方开始怀疑，他们是为了提前继承巨额遗产而杀害父母。

案发当晚负责看守犯罪现场的安吉尔警官也回忆起一些反常的细节：当时只要警方的目光落在兄弟俩身上，他们立刻就会哭得撕心裂肺、痛不欲生；可一旦警官们转过身去，哪怕只是移开视线一秒钟，他们就会立刻停止抽泣，躲在角落里交头接耳。

另外，兄弟俩在笔录中提到回家时“闻到了硝烟味”，但在一个窗户被霰弹枪打碎的房间里，硝烟味是不可能停留那么久的。还有，莱尔在向警方讲述案发当晚去看《蝙蝠侠》和去美食节的行程时颠三倒四，曾多次改变地点和事件的先后顺序。

兄弟俩的嫌疑在后续的调查中不断放大。

案发当月，家族亲属和律师就拿出了一份何塞立于1981年的遗嘱。这份立于八年前的遗嘱明确规定：如果梅内德斯夫妇遭遇不测，高达1400万美元的巨额遗产将全部由莱尔和艾瑞克两兄弟继承。

但在案发一年多前，何塞·梅内德斯产生了改变遗嘱的想法。

1986年，何塞就任LIVE Entertainment的CEO，梅内德斯一家从居住了12年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搬到了加州富人区卡拉巴萨斯市（Calabasas）。

1988年夏天，弟弟艾瑞克犯下两起入室盗窃案。

第一起发生在卡拉巴萨斯的李斯特家，李斯特家的儿子和艾瑞克是朋友。趁李斯特夫妇赴欧洲度假、其子在家举办派对之机，艾瑞克与好友克雷格·西格纳雷利（Craig Cignarelli）作为派对客人，从李斯特家的卧室保险箱中，盗走了价值10万美元的珠宝及2400美元现金。

（左边是克雷格·西格纳雷利，右边是艾瑞克）

第二起同样是对朋友家下手。趁主人夜出时，艾瑞克和西格纳雷利割破后窗纱窗潜入，不仅洗劫了珠宝、瓷器、银器和电脑，甚至直接搬走了一个重达100磅的保险箱。（莱尔日后供述，自己与艾瑞克共同参与了这起案件，但因为证据不足，莱尔没有被追责）。

案件发生后，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匿名污点证人（普遍认为是同伙西格纳雷利）向警方举报，称艾瑞克的车后备箱中有被盗赃物。人赃并获下，艾瑞克认罪，随即被逮捕。

对于极度看重社会地位、并计划在未来竞选美国参议员的何塞·梅内德斯来说，儿子的犯罪丑闻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他担心这会彻底毁掉他的名誉，迅速动用资源进行了掩盖。

1988年9月16日，何塞带着曾代理过洛杉矶著名连环杀手案（小径杀手案）的顶尖刑事辩护律师杰拉尔德·查莱夫（Gerald Chaleff）来到警察局。他们用一辆面包车拉来大部分赃物还给失窃家庭，并诚恳道歉。对于艾瑞克已经花掉的钱和无法追回的财产，何塞直接开了一张1.1万美元的支票进行赔偿。

由于艾瑞克是未成年人且没有前科，失窃家庭也表达了谅解，于是律师与地方检察官达成了一项认罪协议：艾瑞克被判处察看缓刑，并为无家可归者做社区服务。案件在少年法庭内秘密结案。

这项协议中有一个附加条件——法庭强制艾瑞克（包括整个家庭）接受心理辅导和谈话。比弗利山庄的心理医生杰罗姆·奥齐尔（Jerome Oziel），从此进入梅内德斯兄弟的生活。

不过，何塞并非真的想让儿子做心理治疗，他聘请医生只是为了应付法庭的要求，提供一份正式的评估报告，以便快速结案。

尽管这事私下解决了，但艾瑞克的犯罪行为已经在卡拉巴萨斯市当地传开。出于强烈的羞耻感，何塞·梅内德斯决定带全家搬离此地。

他迅速斥资400万美元在比利佛山庄买下豪宅，全家在1988年10月搬入。

1987年秋季，哥哥莱尔凭借网球特长及家庭背景，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就读。1988年初（即大一第二学期），莱尔提交的一份作业被查出存在严重的剽窃，普林斯顿大学纪律委员会于1988年春季下达处罚决定：勒令莱尔停学（Suspension）一年，禁止其在接下来的1988至1989学年返校。

由于盗窃案和停学事件，何塞当时向儿子们发出了明确的威胁，表示要修改遗嘱，将他们从巨额遗产的继承人名单中除名（Disinherit）。

1989年8月20日案发后，梅内德斯家族的其他亲戚，开始在豪宅内寻找可能存在的新遗嘱。在搜查何塞的个人电脑时，亲戚们找到了一个名为“WILL”（遗嘱）的文档。然而，这个文件被设置了密码，亲戚们尝试了多次均无法打开。为了查明何塞的最终意愿，他们预约了一名电脑专家，准备在9月1日上门对该文件强制破解。

当时人在纽约的莱尔闻讯极度恐慌，在8月31日立刻飞回洛杉矶，火速聘请了一名电脑公司的专家来到家中。莱尔要求他找出并彻底覆盖删除四个名为“ERIK”、“LYLE”、“WILL”和“MENENDEZ”的文件，随后将整个硬盘格式化清空，最后还要求“弄得像你从来没来过一样”。

既然没有新的遗嘱，1981年的遗嘱很快正式生效。

深入调查中，警方发现了一份名为《朋友》（Friends）的66页电影剧本。这份剧本是案发前一年，艾瑞克与他的高中好友克雷格·西格纳雷利（就是前面和艾瑞克一起犯下盗窃案的那个人）合写的。

剧本的故事线与现实惊人地吻合：主角是一个名叫“汉密尔顿”的年轻人，他在遗嘱执行前杀害了自己的富豪父母，动机正是为了继承巨额遗产并摆脱父亲的高压统治。

剧本中不仅详细描述了凶手如何处理证据、如何面对警察的盘问，甚至连主角在作案后那种“如释重负”的心理描写，都与后来梅内德斯兄弟的表现如出一辙。警方立即意识到这绝非巧合，这个剧本提供了他们急需的证明兄弟俩“预谋杀害父母”的证据。

警方将找到参与剧本创作的西格纳雷利。他向警方透露，艾瑞克曾私下向他暗示过自己杀害了父母。1989年11月29日，警方安排克雷格在衣服里藏着窃听器，约艾瑞克在一家著名的海鲜餐厅共进晚餐，而探员们则躲在餐厅外的货车里监听。

警方希望艾瑞克在酒精和友谊的双重作用下，承认现实中的谋杀正是按照剧本上演的。

在晚餐中，西格纳雷利试图诱导艾瑞克谈论剧本并说出真相，但艾瑞克非常警觉，不仅矢口否认，还在西格纳雷利问到莱尔时称：“莱尔没有做，他当时和我在一起。”艾瑞克还表示，他愿意悬赏一百万美元，找出杀害父母的真凶。

到了1990年春天，警方基本确定是梅内德斯兄弟杀害了父母。比弗利警局的一位警探飞往纽约，约谈了莱尔的前室友多诺万·古德罗（Donovan Goodreau）。他们当时已经查出，兄弟俩在案发前两天，在圣地亚哥市的一家枪店，使用多诺万的驾照购买了两把莫斯伯格霰弹枪。

尽管警方掌握了大量旁证——无法证实的不在场证明、疯狂的挥霍、被销毁的电脑文件、购枪记录和谋杀剧本，但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他们无法申请对梅内德斯兄弟的逮捕令。

直到1990年3月，一个叫朱达隆·斯迈思的女子走进了比弗利山庄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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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医生和录音带

在1989年8月20日谋杀案发生后的两个月里，21岁的哥哥莱尔一直沉浸在自由挥霍金钱的快感中，但18岁的弟弟艾瑞克却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艾瑞克每晚都被可怕的噩梦纠缠，父母惨死的血腥画面和弑亲的巨大负罪感，让他濒临精神崩溃，并多次考虑自杀。

艾瑞克急需一个情绪的宣泄口。他想到了之前因为盗窃案而为他做过心理评估的心理医生杰罗姆·奥齐尔（Jerome Oziel）。

1989年10月31日（万圣节），极度抑郁的艾瑞克紧急约见了奥齐尔医生。由于艾瑞克情绪极度不稳，奥齐尔决定陪他在诊所外的一个公园散步。就在两人并肩同行时，艾瑞克的心理防线彻底坍塌，他哭泣着向奥齐尔吐露了那个致命的秘密：“是我们干的。”

听到这个足以震惊全美的供述，这个心理医生感到极度恐慌。回到诊所后，艾瑞克详细讲述了作案的过程。

随后，奥齐尔以担心艾瑞克失控崩溃为由，打电话让哥哥莱尔赶来诊室，陪伴艾瑞克。莱尔在得知弟弟竟然把这件“完美谋杀案”和盘托出后，瞬间暴怒，对奥齐尔发出了死亡威胁。他暗示，如果奥齐尔敢泄露给警方半个字，他就会让奥齐尔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

1989年12月11日，莱尔还对医生说，“任何和梅内德斯兄弟扯上关系的人，似乎都不太健康，因为他们总是容易死掉，而且身边总是散落着霰弹枪弹壳……”

（这段话被奥齐尔录音，之后被法官认定为具有强烈恐吓性质，于是，莱尔的死亡威胁在法律层面上产生重大影响。在美国法律中，心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谈话本应受到绝对的“医患特权”（Doctor-Patient Privilege）保护，不得作为法庭证据。但因为莱尔威胁了医生的生命安全，触发了加州法律中的“危险患者例外原则”，这使得奥齐尔后来的部分录音在法律上成为了合法的证据。）

面对两个刚刚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自己亲生父母的凶手，奥齐尔感到了真切的生命危险。在第二次治疗期间（1989年11月2日），为了自保，奥齐尔告诉兄弟俩，他已经把上一次所有的心理咨询谈话记录和录音带存放在了几个不同的银行保险箱里。一旦他遭遇任何不测，这些致命的证据就会自动寄给警察局。通过这种类似“核威慑”的手段，奥齐尔暂时稳住了莱尔。为了让艾瑞克获得平静，莱尔也同意陪着弟弟一起做心理咨询。

在向奥齐尔医生陈述作案动机时，兄弟俩将起因归结为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与长期的家庭冲突。他们表示，父母已经察觉到了两人的叛逆行为，正计划通过杀害他们来掩盖家丑、保全家庭名誉，两人决定先发制人。

他们称何塞在家庭内部实行高压控制，多年的精神压迫与体罚使他们积累了很深的仇恨，并将父亲的死亡视为切断这一控制关系的唯一办法。关于杀害母亲凯蒂的原因，兄弟俩给出的解释是，凯蒂在生活与心理上完全依附于父亲，不仅会在事后告发他们，且在失去丈夫后无法独立生存，杀死她也是让她“免受折磨”。【袜皮补充：吴谢宇在弑母后也提出了一模一样的借口，我很早前分析过这个借口和他暴力行为的矛盾。】

如果奥齐尔是一个恪守职业道德、私生活严谨的医生，这个秘密或许会随着死亡协议和医患保密特权被永远封存，但他不是。

已婚的奥齐尔医生正与一位名叫朱达隆·斯迈思（Judalon Smyth）的女性保持着一段极度扭曲的婚外情。朱达隆本来是奥齐尔医生的一个病人，情绪非常不稳定，心理上高度依赖奥齐尔。

在这段关系尚密切时，奥齐尔将艾瑞克的坦白告诉了朱达隆（也有说是朱达隆在诊所门外偷听到了部分内容）。奥齐尔在后续对兄弟俩的心理干预中，开始录音，而朱达隆不仅知晓这些录音带的存在，甚至还帮助奥齐尔去复印或处理过相关的记录。

然而到了，1990年初，奥齐尔和朱达隆的关系急剧恶化。两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奥齐尔试图结束这段关系，并将朱达隆赶出了自己的生活。朱达隆则声称自己遭到了奥齐尔的精神虐待、洗脑和身体暴力，决定摧毁他来报复。

而她手中握着的正是奥齐尔职业生涯乃至身家性命的最大把柄——梅内德斯兄弟的弑亲秘密。

1990年3月6日，朱达隆·斯迈思走进比弗利山庄警察局。她直接找到了一直在苦苦寻找凶器和物证的警探莱斯·佐勒（Les Zoeller），向警方抖出了所有的底牌：梅内德斯兄弟是杀害他们父母的真凶，兄弟俩曾在奥齐尔的诊所里亲口承认了罪行；奥齐尔手里握有他们认罪的录音带，录音带被藏在某个地方。

朱达隆的有力证词帮助警方迅速申请到了搜查令。1990年3月8日上午，警方突击搜查了奥齐尔医生的家、诊所以及他的银行保险箱。警方成功没收了那些录有兄弟俩供述的致命录音带和医生的笔记，并当场确认了录音内容。

当天下午，莱尔在驾驶吉普车离开住所时，被特警拦截并逮捕；在以色列的艾瑞克得知消息后，中断网球比赛，在3月11日回到洛杉矶投案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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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带”官司

逮捕行动结束后，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宣布对梅内德斯兄弟提出一级谋杀指控，并指出巨额的遗产是案件的主要动机，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面临死刑。

父亲梅内德斯家族和母亲安德森家族的长辈们，依然坚信莱尔和艾瑞克是无辜的，他们齐聚在比弗利山庄的豪宅中，想办法为兄弟俩找到最合适的律师。

最终，艾瑞克聘请了加州顶尖的死刑辩护律师莱斯利·阿布拉姆森（Leslie Abramson）；莱斯利的前同事和好友吉尔·兰辛（Jill Lansing）则成为莱尔的辩护律师。

（左：兰辛；右：阿布拉姆森）

检方手中最核心的证据，是心理医生奥齐尔手中关于兄弟俩治疗过程的录音带和笔记。检方虽然在1990年3月查获了这些录音带，但由于美国法律对“医患保密特权”有严格保护，检方能否在法庭上使用这些证据还不可知。

（从左到右：莱尔、艾瑞克、阿布拉姆森）

围绕录音带合法性的法律博弈激烈展开。法官詹姆斯·阿尔布拉赫特（James Albracht）最初在1990年8月裁定，所有录音带均不享有保密特权，这对检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两名辩护律师阿布拉姆森和兰辛为了阻止这些致命证据上庭，立刻提起上诉。

（从左到右：阿布拉姆森、艾瑞克、莱尔）

这起关于证据合法性的上诉案在司法系统中走了整整两年。1992年8月，加州最高法院最终作出一锤定音的裁决：驳回了下级法院的部分裁决，判定其中两次奥齐尔医生在治疗结束后，自己录音复盘的医疗记录不受保护可以公开，但另外两次带有兄弟俩原声认罪的关键录音带仍受医患保密特权保护，检方绝对不可以在法庭上使用。

另外，法官还同意了律师阿布拉姆森发起的动议，将艾瑞克创作的剧本排除在了法庭证据之外，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法律和逻辑漏洞：

首先，剧本是艾瑞克和西格纳雷利两人共同构思和撰写的。在法律上，检方和证人都无法确切证明，剧本中“为了遗产杀害父母”的核心情节到底是谁的主意。既然无法区分具体情节的创作者，在法理上就不能将其作为艾瑞克单方面“蓄谋已久”的铁证；

其次，被杀害的母亲凯蒂不仅知道这个剧本的存在，她甚至还亲自在电脑上帮这两个年轻人把剧本打字排版了出来。阿布拉姆森指出：如果这真的是一份真实的、充满恶意的谋杀计划，艾瑞克怎么会让母亲看到？母亲怎么可能帮忙打字？这证明了它只是一个青少年虚构写作的练习。

还有一个关键之处，英美证据法中有一个核心原则：如果一项证据可能对陪审团产生极大的情绪化误导（Prejudicial Effect），而其实质证明力（Probative Value）又很弱时，法官必须将其排除。“富家子弟为了钱杀害父母”是一个泛滥的虚构文学套路，任何一个有志于写作的青少年都可能构思过类似的夸张情节。如果将剧本当作物证，极易让陪审团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将虚构文学与现实犯罪强行画上等号。

经过冗长而复杂的各种法律程序，1992年12月，梅内德斯兄弟被捕两年零9个月后，大陪审团终于完成了听证并正式对梅内德斯兄弟下达了包含“共谋”在内的一级谋杀指控，但拒绝在起诉书中加入检方所主张的“为经济利益谋杀”的特殊情节。

【袜皮补充：在加州法律中，“为了经济利益”（Financial Gain）属于特殊情节（Special Circumstances）。这种情节不仅会加重刑罚，而且是区分“普通一级谋杀”与“死刑谋杀（Capital Murder）”的关键。我前几天写的知名歌手涉嫌谋杀、肢解未成年女孩，藏于特斯拉前备箱 检察官也给d4vd加了这个特殊情节。】

大陪审团认为，虽然兄弟俩在案发后挥霍了大量资金，但这只能证明他们花钱大手大脚，无法在法律上确凿地反推“为了钱而杀人”是他们作案的根本动机，因为他们从小就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父母对他们的物质要求几乎有求必应。

并且，莱尔本应在满22岁时正式成为家庭遗产的执行人，如果兄弟俩杀人是为了钱，莱尔完全可以再等六个月，直到他合法掌握执行人的权力。因为一旦成为执行人，他就能更便利地继承父母的财产。

大陪审团还审查了兄弟俩的一些早期记录：莱尔在狱中写给艾瑞克的一封长信中承认了两人杀害父母的事实，但明确写道：“我们做这件事绝不是为了钱。”此外，在他们向心理医生奥齐尔坦白的录音带中，也从没有将谋杀归结为对遗产的贪婪。

尽管大陪审团的这一决定对地方检察官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检察官帕姆·博扎尼奇（Pam Bozanich）宣称，起诉中缺乏这一特殊情节，并不会阻止检方继续将“贪婪”作为谋杀动机来呈现。

检方还根据艾瑞克和心理医生模糊的谈话推论，艾瑞克和莱尔是在1987年版迷你剧《亿万男孩俱乐部》的“启发”下，决定弑亲谋财。

（检察官帕姆·博扎尼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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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秘密

在阿布拉姆森担任艾瑞克的律师之初，她也一直迫切想要搞清楚，他们为何会用猎枪如此残忍地射杀父母，尤其是他们的母亲。她需要一个合理的答案。

在她看来，“为了母亲能够解脱”这样的理由，根本无法解释他们几乎用枪打烂了她的身体。

最初，兄弟俩保持沉默，就像在1990年6月，莱尔在狱中向艾瑞克写信道：“我们独自知道真相。我们独自知道我们家庭过去的秘密。我不准备向全国广而告知这些秘密。”

很快，富有经验的阿布拉姆森聘请了法医精神病学家威廉·维卡里（William Vicary）医生对他们进行心理评估。在早期的会面中，两人的防御心理极强。艾瑞克整个人显得支离破碎，频繁地颤抖、咬指甲，几乎不敢与医生有任何眼神接触。而莱尔则显得多疑且偏执，他表面上保持着彬彬有礼，但抗拒讨论任何关于自身心理的话题。

突破口最早出现在心理更为脆弱的艾瑞克身上。在第11次会面时，他告诉维卡里医生，监狱生活对他来说就像是“度假”，因为他终于可以设定自己的时间表，并且如释重负地认为“现在我们已经成功了（成功摆脱了之前的生活）”。

在第26次谈话中，艾瑞克彻底崩溃，揭露了令人震惊的真相：他的父亲何塞从他6岁起就以“按摩”为名对他进行猥亵，并在他10岁时强奸了他。事实上，由于内心极度压抑和抗拒，艾瑞克先将这个秘密吐露给了他在监狱的神父，随后才向维卡里医生坦白。

（左边是艾瑞克，右边是莱尔）

莱尔的坦露过程则显得异常艰难。起初，当防线被触碰时，莱尔坚决否认自己遭遇过和艾瑞克类似的事情，他告诉医生：“这种事绝没发生在我身上。”维卡里医生认为，这与莱尔极强的自尊心有关，他将这种受虐经历视为巨大的羞辱。

艾瑞克向医生透露，莱尔其实曾私下向他承认过自己也遭遇了父亲的性侵，只是发誓绝不会告诉任何人。最终莱尔承认了自己同样遭受过父亲的猥亵和强暴。但最让他痛心的，是8岁那年，他模仿父亲的行为，侵犯了弟弟，多年来他一直悔恨不已。

莱尔还告诉律师，早在案发前，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期间的一个深夜里，他和好友多诺万·古德罗（Donovan Goodreau）在一家中餐馆，相互倾诉了儿时都被性侵的不幸遭遇。

在向专业人士吐露心声后，兄弟俩面临着向整个家族坦白的艰难时刻。1990年，负责处理遗产的年轻律师史蒂夫·戈德堡在频繁的探监过程中，敏锐地察觉到兄弟俩有话要说。

在他的追问下，兄弟俩承认了谋杀，并提出了一个请求：他们要亲自向家人坦白。随后，戈德堡安排了他们的姑姑玛塔·卡诺和另外一个姑妈的丈夫——姑父巴拉尔特来到洛杉矶的监狱。

在这个会面中，艾瑞克流着泪挤出字句，不仅承认了杀人事实，还揭露了父亲的性侵暴行，现场的所有人都陷入了巨大的震惊与悲痛之中，哭成一团。

（左边是艾瑞克，右边是莱尔）

冷静之后，姑妈玛塔·卡诺追问作为母亲的凯蒂是否知情。

兄弟俩都表示，母亲凯蒂完全知道何塞的所作所为，但她选择了无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她就是虐待的“协助者”。

8岁的莱尔曾经告诉来做客的表姐戴安·范德莫伦（Diane Vander Molen，凯蒂亲姐姐的女儿），自己和父亲会互相抚摸生殖器。已经17岁的戴安知道这种事情的严重性，立即将此事告诉了凯蒂。然而，凯蒂的态度是，直接走到楼下，粗暴地拽着莱尔的胳膊把他拉回楼上，此后也再未提起过这件事。

（左边是莱尔，右边是艾瑞克）

莱尔也曾亲自向母亲哀求，让她要求父亲离自己远点、不要再摸自己。凯蒂不仅没有保护他，反而指责他是在“夸大其词”，并告诉莱尔“你爸爸爱你。你有时必须接受惩罚”。

艾瑞克说，就在案发前几天，他从父亲何塞的一次暴力性侵企图中挣脱并逃到楼下。当他在慌乱中遇到母亲时，凯蒂冷酷地对他说：“我一直都知道。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随着何塞性侵暴行的揭开，辩护团队决定将其作为反击死刑指控的核心武器。1993年7月初，也就是这场“世纪审判”正式开始前夕，阿布拉姆森律师通过《洛杉矶时报》的头版文章，正式向公众和媒体公开了兄弟俩曾长期遭受父亲性虐待的事实。

她向外界控诉，这两个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虐待环境中，沦为父母满足私欲的工具。这一极具爆炸性的披露，扭转了案件的舆论基调——梅内德斯兄弟的形象从贪婪的富二代变成了饱受虐待的无助孩子，很多民众开始同情他们，也为即将到来的激烈庭审拉开了序幕。

那么法庭上的证据交锋和证人证言显示，何塞对两个儿子从幼年起的性侵和虐待真的存在吗？它究竟是检方所称的，两个撒谎成性的男孩为了减轻罪责而编造的情节，还是辩方所称，两个男孩承受了十几年的真实创伤？

源济

第一次审判

1993年7月，该案在洛杉矶法院开庭。由于部分证据（如某些朋友的证词）仅对其中一名兄弟有效，且兄弟之间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利益冲突，法官斯坦利·韦斯伯格（Stanley Weisberg）罕见地设立了两个独立的陪审团，来分别审理莱尔和艾瑞克的案件。

案件的核心争议并不在于“是谁杀了人”，因为兄弟俩对此供认不讳，而在于“为什么杀人”。

（左边是莱尔，右边是艾瑞克）

检察官帕姆·博扎尼奇和莱斯特·栗山（Lester Kuriyama）主张，这是一起纯粹出于贪婪、为了继承巨额遗产并摆脱父亲控制的冷血一级谋杀。

他们强调兄弟俩在案发后伪造不在场证明、购买劳力士和保时捷的挥霍行为，并斥责兄弟俩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编造出从小受虐待的谎言。

（检察官帕姆·博扎尼奇和莱斯特·栗山）

辩护律师吉尔·兰辛（代表莱尔）和莱斯利·阿布拉姆森（代表艾瑞克）的策略是承认杀人事实，但力求将其降级为“故意非预谋杀人/激情杀人”。辩方主张，兄弟俩一生都在遭受父亲严重的肉体、精神和性虐待，案发当晚他们处于极度的恐慌中，出于对生命安全的恐惧，做出了应激的防御反应。

案发前一周，母亲凯蒂和大儿子莱尔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狂怒中的凯蒂当着艾瑞克的面，一把扯下了莱尔的假发。在此之前，艾瑞克完全不知道哥哥有严重脱发问题，一直戴假发。

母亲这一极具羞辱性的举动，彻底击碎了莱尔在父亲高压下苦苦维持的“完美形象”，让身为“保护者”的哥哥在弟弟面前彻底暴露了自身的缺陷与脆弱。

莱尔大约在18、19岁时就开始出现严重的脱发。由于何塞无法接受儿子在外表上有任何瑕疵，他亲自挑选并购买了极其昂贵的高级定制假发。他要求莱尔必须24小时戴着假发，并严守脱发的秘密。莱尔表示，这顶假发是他父亲对他生活进行全面控制的又一个象征。

辩方专家证人、社会工作学教授乔恩·孔特（Jon Conte）博士，在法庭上指出，假发被当众扯落是一个充满了极度强烈情绪波动的事件。

哥哥的伪装被无情撕碎，正是受这种强烈情感氛围的感染和驱使，艾瑞克决定向哥哥坦白自己内心深处最痛苦、最具创伤性的秘密——父亲多年来一直在对他进行性虐待。

艾瑞克在法庭上说，他本寄希望于上大学后脱离父亲的魔爪，结果父亲要求他就读家附近的UCLA，在一周中必须有三天住在家中，艾瑞克深感绝望。

莱尔也出庭作证说，父亲何塞对他的性侵始于他约6岁时。在8岁那一年，莱尔偶然发现父亲正在侵犯大约5岁的艾瑞克。出于保护弟弟的本能，年仅8岁的莱尔出面干涉，威胁父亲若不停止便会去告发。当时何塞答应不再伤害艾瑞克，并且在那次对峙之后，也确实停止了对莱尔本人的侵犯。

正是由于自身的侵害得以终止，莱尔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一直误以为，这场虐待早在自己8岁那年的干涉下，就已彻底停止。直到案发前夕，假发被扯落后，弟弟才告诉他，其实十年来他一直独自承受着伤害。莱尔听后感到极度的震惊与深深的自责，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必须保护弟弟的强烈责任感。

1989年8月17日，案发前三天，愤怒的莱尔就性侵一事与父亲对峙，威胁要报警并向全家揭发。何塞不仅毫无悔意，反而冷酷地警告莱尔：“我们都要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艾瑞克做出了他的。你也做出了你的。”

凯蒂则将这次冲突的根源归咎于受害者，对艾瑞克说：“如果当时你闭上嘴，家里的一切本来都会好好的。”莱尔和艾瑞克将父母在此事件中的反应，视为死亡威胁，深信父母为了保全名誉，会对他俩痛下杀手。

在认为父母可能合谋杀害他们后，兄弟俩陷入了创伤后的“过度警觉”状态，在案发前两天，买了用于作案的枪。

谋杀当晚，父母走进影音室并关上了门。兄弟俩确信父母正在房间里准备武器落实杀人计划。在极度恐慌与求生本能的驱使下，他们认定必须先发制人，于是拿着提前买来的霰弹枪冲进房间，乱枪射杀了父母。

在辩方的叙事中，谋杀动机并非为了遗产，而是兄弟俩常年遭受的虐待以及案发前几天内这一系列高压事件交织，引发的总爆发。

在长达半年的庭审中，控辩双方都传唤了大量证人出庭，进行了激烈的博弈。

控方试图通过多位证人展示兄弟俩在案发前后的欺骗性、谋杀的冷酷细节，并极力否定任何关于“受虐待”和“自卫”的说法。

杰罗姆·奥齐尔医生（心理医生）

奥齐尔医生是检方的“明星证人”，也是本案得以起诉的关键人物。

他作证称兄弟俩向他坦白了杀人事实，并表示他们杀人是出于仇恨，是为了摆脱父亲的控制和苛刻标准。他指出兄弟俩甚至讨论过这是一场“完美的谋杀”。最关键的是，他坚称兄弟俩在向他认罪时，从未提出过自卫，也没有提到遭受过任何身体或性虐待。

他在庭上遭到了辩方律师毁灭性的交叉盘问。辩方揭露了他混乱的私生活，指出他面临吊销执照的危机，还指控他伪造医疗录音笔记，为了未来敲诈勒索兄弟俩的遗产。

法庭允许播放了一段兄弟俩与奥齐尔医生的治疗录音。在录音中，兄弟俩提到杀害母亲是为了让她“解脱”，并未明确提及性虐待或自卫。控方认为这证明了谋杀动机；辩方专家则认为这盘录音是奥齐尔主导的“剧本”，遭受性侵的受害者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才敢在治疗中坦白。

克雷格·西格纳雷利（艾瑞克的朋友）

西格纳雷利是艾瑞克在高中网球队的队友，也是艾瑞克盗窃案的共犯，还是上文提过的艾瑞克的弑亲剧本《Friends》的合作者。

他作证称，在案发后大约十天，艾瑞克向他详细描述了枪杀父母的过程，包括莱尔推开门射杀父亲，随后艾瑞克射杀站起来尖叫的母亲。他表示，艾瑞克从未告诉过他杀人是出于自卫，也从未提过受到父母的虐待。

他承认自己后来同意作为警方的线人，佩戴窃听器来诱导艾瑞克说话。在辩方的盘问下，他关于艾瑞克坦白时间点的证词，也出现了前后矛盾，被质疑是为了迎合警方的调查时间线。

多诺万·古德罗（Donovan Goodreau，莱尔的朋友）

古德罗是莱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短暂的室友，他本身并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莱尔为了接济他，让他住进了学校宿舍。

检方最初传唤他是为了证实兄弟俩在圣地亚哥的一家商店内，使用了他的驾照购买霰弹枪。古德罗作证称，案发前他人在纽约，从未去过圣地亚哥买枪，也从未允许艾瑞克使用他的驾照（购枪记录上使用了他的名字）。

当被问及莱尔是否向他透露过受父亲性虐待的事情时，古德罗在庭上坚决否认（莱尔之前向律师提过，他在中餐馆里和古德罗相互倾诉儿时被性侵的经历，莱尔提过自己和弟弟被父亲性侵）。

这随即引发了巨大的反转——辩方当庭播放了一段由记者罗伯特·兰德早先录制的采访录音。

这段录音的杀伤力在于其录制的时间节点。

采访发生于1990年12月7日。

艾瑞克是在1990年8月，首次向神甫吐露性侵的事，秋季又告诉了狱中的心理医生和律师，随后兄弟俩向家人坦白。

当时公众和检方对此完全不知情（律师直到1993年才公开）。但作为最早追踪此案、信息源极广的调查记者，兰德在采访古德罗的前几天，不知从哪儿获得了这个线索（可能是那个遗产律师或者某个被告亲属）。

在1990年12月7日的那段电话采访录音中，兰德问古德罗：“我这周听到了一些风声，说性虐待可能会是他们试图使用的辩护策略。”

多诺万·古德罗回答：“……你懂我的意思吧——他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他们过去的事情，和我的过去很相似。我小时候也被猥亵过，我告诉了他，我想这算是打开了话匣子，然后他就告诉了我，当时我的反应就是，哇哦！”

兰德追问：“他有说过他被猥亵了吗？”

多诺万·古德罗回答：“我，呃，是的。莱尔和他弟弟都被猥亵过。但就像是他没有——他没说得很清楚。他从没说清楚过。（But it's like he didn't - he wasn't clear. He was never clear.）”

在法庭上，听到录音后，古德罗为了替自己的自相矛盾开脱，辩解自己在法庭上发过誓说的才是真话，而在私下电话里对记者撒谎，是不受伪证罪约束的。他说自己只是对记者胡言乱语，只是在告诉他想听的话，想打发他挂掉电话。

不管怎样，这一录音还是使古德罗的证词严重受损。如果他对记者说的是真的，便证明了“受虐待”并非兄弟俩为了逃避死刑而捏造的谎言，而是在案发前已向他人倾诉过的事实。

（罗伯特·兰德在梅内德斯兄弟被捕之前就跟踪调查了此案，并采访了包括兄弟俩在内的众多涉案人员。他后来撰写了真实犯罪纪实作品《梅内德斯谋杀案家族骇人听闻的故事与震惊全美的血案》。Netflix的剧集《怪物：梅内德斯兄弟的故事》即根据此书改编，该书也是写作本文最重要的资料来源。）

佩里·伯曼（Perry Berman，网球教练）

伯曼作证称，在案发当晚（8月20日晚）接到了莱尔的电话，莱尔听起来“有些紧张焦虑”，并约定见面，但兄弟俩最终没有出现。控方用此来确认案发当晚的时间线，并展示兄弟俩的反常。

在辩方的盘问下，他也作证了何塞极强的控制欲，形容何塞像“董事长”一样管理家庭，控制儿子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家中制造了一种紧张的氛围。

汤姆·埃德蒙兹（Tom Edmonds，比弗利山庄警官）

埃德蒙兹警官向法庭提交了案发当晚兄弟俩拨打911后，警方对他们进行的初步录音采访。在录音中，兄弟俩谎称案发时他们去看了电影，刚回到家发现闻到了烟味并发现了尸体。

埃德蒙兹承认，由于当时完全没有将兄弟俩视为嫌疑人，警方没有对他们进行火药残留测试。控方试图通过这段录音展示兄弟俩在杀人后还能冷静且有条理地欺骗警方。

辩方传唤了大量证人，以证实梅内德斯家庭内部的暴力、控制和性虐待。辩方证人主要分为五大类：亲属与家庭成员、心理学与受虐专家、教师与教练、用于摧毁控方证据的反证人，以及被告本人。

• 亲属与家庭成员

辩方传唤了多位何塞和凯蒂的亲属，展示了一个由暴力、专制和乱伦构建的畸形家庭。在这个环境里，父亲何塞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不仅对孩子施加暴力，还把儿子当作满足性欲的工具。母亲凯蒂也在其中扮演了极其冷酷的角色，不仅无视孩子的求助，还纵容丈夫的暴行。

在家庭成员中，表姐戴安·范德莫伦和表弟安迪·卡诺在证人席上给出了关于兄弟俩遭受性侵的证词。

戴安·范德莫伦（Diane VanderMolen，凯蒂姐姐的女儿）

戴安·范德莫伦是第一位在庭上向陪审团揭露性虐待的辩方证人。她作证称，8岁的莱尔曾向她求助，说父亲摸他的生殖器，但当她把这件事告诉凯蒂时，凯蒂完全不理会。她还指出凯蒂的越界行为，例如让莱尔帮她洗头发，以及兄弟俩会争论该轮到谁去和母亲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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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卡诺（Andres "Andy" Cano，何塞的姐姐玛塔·卡诺的儿子、艾瑞克和莱尔的表弟）

安迪·卡诺作证时刚满20岁，是中央佛罗里达大学学生。安迪称，当艾瑞克12岁、他10岁时，两人在野外玩战争游戏，艾瑞克突然问他，他的父亲是否曾给他做过按摩。安迪感觉到艾瑞克是在试图确认这种“按摩”在父子之间是否正常。安迪回答说自己父母离异，身边没有父亲，所以不清楚。

当辩护律师莱斯利·阿布拉姆森追问“按摩”的具体部位时，安迪在法庭上直言：“他告诉我他父亲按摩他的阴茎……他想知道是不是每个有父子关系的男孩都会经历这种事。”安迪当时想去问自己的母亲，但艾瑞克让他发誓绝对不要告诉任何人，两人甚至“拉钩（pinky promise）”保证。

安迪问艾瑞克为什么不告诉母亲（凯蒂），艾瑞克回答说：“她会对我父亲生气的。”大约一个月后，两人的对话继续，艾瑞克告诉安迪“按摩开始变疼了”。安迪作证说，艾瑞克当时看起来很紧张，并表示他希望父亲“停止对他所做的一切”。

安迪回忆说，大约一年后，他在和艾瑞克玩耍时擦伤了腿，在艾瑞克房间里注意到一罐凡士林。凡士林在美国经常用于促进小的伤口愈合，于是安迪便拿了起来，但艾瑞克立刻让他放下，并说“那不是干这个用的”。案发后，兄弟俩曾声称，何塞借助凡士林强奸他们。

在交叉盘问环节，控方质问安迪是否会为了表哥被轻判作伪证。安迪反击：“我现在没有为他撒谎，而且在宣誓之后，我绝不会为任何人撒谎。”

玛塔·卡诺（Marta Cano，何塞的姐姐，安迪的母亲）

玛塔·卡诺指出何塞在家中拥有绝对的控制权，经常公开羞辱和嘲笑他人，包括辱骂艾瑞克是“娘娘腔”。她指出凯蒂不仅对莱尔毫无感情、充满怨恨，甚至在莱尔还是婴儿时就忽视他的基本需求。她还描述了凯蒂精神状态的恶化，包括酗酒、依赖药物以及在撞车后肇事逃逸。

控方指出，卡诺在最初被警官询问家中是否有问题时，她的回答是“没有”。她承认自己曾为了维护家族的形象而向警方撒谎。检察官博扎尼奇质问卡诺，是否因为现在侄子们的生命危在旦夕，她又开始编造出家庭虐待的事。

（玛塔·卡诺后来告诉记者，他们的母亲在年幼时曾遭到家族中一个叔叔的性侵。而在她的童年期，她曾多次目睹母亲在家玩弄年幼的何塞的生殖器。）

特雷西塔·巴拉尔特（Teresita Baralt，何塞的另一个姐姐）

她证实了何塞对孩子们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他们“无论做什么都必须做到最好，仅仅尝试是不够的”。她作证称凯蒂对孩子们缺乏感情，对莱尔尤其漠视。她还透露凯蒂有瞒着丈夫偷偷饮酒的习惯。

艾伦·安徒生（Allan Andersen，凯蒂的侄子）

他作证称何塞经常用皮带抽打兄弟俩，并把他们锁在房间里几个小时，在此期间凯蒂会把电视音量调大以掩盖皮带抽打的声音。他详细描述了凯蒂疯狂的破坏行为，比如在极度愤怒时砸碎玻璃杯。他还指出了家中可能存在性虐待的迹象，例如父子在打完网球后一起洗澡。

凯瑟琳·西蒙顿（Kathleen Simonton，凯蒂姐姐的女儿，戴安·范德莫伦的亲妹妹）

她同样作证何塞经常用皮带殴打莱尔和艾瑞克，孩子们只能尽量变成“透明人”以避免挨打。她15岁那年，来梅内德斯家过暑假，当时8岁的莱尔曾经含着眼泪，求她去向何塞求情，希望何塞不要再打他们了。

凯瑟琳在法庭上承认，她当时拒绝了莱尔，因为何塞平时的暴躁脾气和威慑力让她自己也感到极度恐惧，她根本不敢去质问何塞。因为不敢找何塞，她转而去找了凯蒂，而凯蒂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她既没有阻止何塞的殴打，也没有向何塞提出过交涉，而是任由这种暴力在家中继续发生。

• 教师与教练

这些证人证实了何塞在家庭外部同样表现出的极端控制欲和残忍。

查尔斯·瓦德林顿（Charles Wadlington，网球教练）：他作证称何塞是他见过最严厉的父亲，对孩子们有着近乎残酷的训练要求。何塞曾指示他教导兄弟俩如何使用心理战术甚至作弊手段，来破坏对手的心态。

艾丽西亚·赫茨（Alicia Hercz，西班牙语老师兼前邻居）：她形容何塞具有极强的恐吓性、控制欲，并且极其残酷和喜欢挖苦人。她描述学生时期的莱尔是一个悲伤、可怜、孤独且缺乏幽默感的异常孩子。

桑德拉·夏普（Sandra Sharp，西班牙语老师）：她作证称何塞对艾瑞克期望极低，但要求莱尔必须完美，并曾严厉指责她无法教好有着“古巴基因”的兄弟俩。

• 儿科记录和儿医专家

辩方引入了早期的儿童医疗记录以及相关医学专家的证词，以提供客观的物理证据，佐证艾瑞克长期遭受父亲何塞性虐待。

1977年儿科医疗记录（7岁时的咽喉内部创伤）：这份留存的早期档案显示，艾瑞克在7岁时曾因咽喉部疼痛（hurt throat）被带去就医。医疗记录明确记载，其伤痕位于口腔极后方的隐蔽位置，包括咽后壁（Posterior Pharynx）、悬雍垂（Uvula，即“小舌头”）以及软腭（Soft palate）。

克里·英格利什医生（Dr.Kerry English，儿科医生及儿童虐待与性侵研究专家）：英格利什医生在法庭上审查并解读了艾瑞克1977年的医疗记录。他作证指出，对于一个7岁的儿童来说，正常的玩耍磕碰或吞咽硬物极难在软腭和咽后壁这种深处造成单纯的物理性挫伤或撕裂。他认为，这种特定位置的内部创伤，与强迫性口交造成的物理性创伤高度吻合。

控方指出，英格利什博士并不是1977年当年为7岁的艾瑞克看病的当事医生，他仅仅是在十几年后，被辩方聘请来审阅一份非常简短的陈年医疗档案。控方质疑他是在已经“预设”了性侵立场的前提下，过度解读了那份普通的儿科看诊记录。

另外，这种“喉咙疼痛”和轻微的内部挫伤也可能是由普通的儿童日常意外造成的，例如：玩耍时不慎跌倒时嘴里含着硬物（如棒棒糖的棍子、玩具零件）、吞咽坚硬或尖锐的食物等。

• 心理学专家

辩方还引入了多位心理学专家，以解释长期受虐对兄弟俩心理造成的扭曲，以及他们在案发前产生的“非理性恐惧”机制。

约翰·布里尔（John Briere，南加州大学精神病学教授）：他概述了男性虐童受害者的心理，指出他们通常不敢声张，因为害怕被严厉评判或被认为是同性恋。他指出，受虐儿童会遭受“过度警觉”（hypervigilance）的折磨，这是一种“对危险的持续恐惧”。

安·伯吉斯博士（Dr.Ann Burgess，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她从“恐惧的神经生物学”角度作证，解释了心理创伤如何“重塑”大脑，使受害者对恐惧产生更快速的生理反应。她认为艾瑞克遭受了性虐待，且凯蒂促成了乱伦的发生。她还指出，当艾瑞克去外地上大学的“逃生幻想”破灭时，他的焦虑会急剧上升。

乔恩·孔特博士（Dr.Jon Conte，华盛顿大学社会工作教授）：在与莱尔进行了60小时的交谈后，他认为莱尔的受虐描述非常可信。他解释了莱尔如何将满床的毛绒玩具作为一种没有治疗师指导的“游戏疗法”来处理内心的创伤。他详细梳理了案发前一周兄弟俩不断攀升的恐惧感，认为他们在解读家庭危险信号时，产生了极大的误判，从而深信父母要杀害他们。

源济

攻击控方的关键反证人

辩方利用这些证人来摧毁控方核心证据和关键证人的可信度。

多诺万·古德罗（Donovan Goodreau，莱尔的朋友）：他作为控方证人时曾否认莱尔透露过受虐之事，但辩方重新传唤了他，并当庭播放了记者录下的采访录音。在录音中，他亲口承认莱尔曾在案发几个月前向他哭诉过被父亲性侵的事。这极大地削弱了控方所谓“受虐是案发后编造”的论点。

朱达隆·斯迈思（Judalon Smyth，心理医生奥齐尔的情妇）：辩方传唤她的目的就是摧毁控方明星证人奥齐尔医生的信誉。她作证称奥齐尔对她进行催眠和精神控制，并经常违反患者保密协议。她揭露奥齐尔伪造了兄弟俩的医疗预约以诈取数千美元，还企图让兄弟俩投资他开设的车行。她指控奥齐尔没有举报这对兄弟，是为了在心理和经济上长期控制、剥削这对兄弟。

斯迈思同时遭到了控方的猛烈攻击。控方试图将斯迈思描绘成一个“因爱生恨的女人”，质问她之所以攻击奥齐尔，是不是因为她爱上了已婚的奥齐尔，而奥齐尔拒绝离婚娶她。斯迈思大声否认，称是奥齐尔想娶她，而不是她想嫁给奥齐尔。当博扎尼奇追问斯迈思曾向警方表示想要孩子时，斯迈思回答：“我可不想要长得像奥齐尔医生的孩子”。这句话引得整个法庭哄堂大笑。

• 被告本人

作为辩方最重要的证人，兄弟俩亲自登台讲述了杀人动机。

莱尔·梅内德斯（Lyle Menendez）：他在庭上情绪崩溃，详细讲述了自6岁起遭受父亲强暴和各种形式性虐待的经历。他作证称母亲不仅纵容此事，还会对他施加身体暴力和越界的性要求。他表示案发当晚是因为深信父母准备谋杀他们，出于彻底的恐慌才开枪。

莱尔作证期间，辩方律师向陪审团出示了多张照片——父亲何塞曾拍摄过的莱尔和艾瑞克年幼时的裸照。这些照片的构图令人不安：孩子们弯着腰，暴露出他们的生殖器，而且在照片的取景构图中，孩子们的头部被切除在画面之外。

艾瑞克·梅内德斯（Erik Menendez）：他详细分类并描述了父亲对他实施的性侵手段，包括使用针和图钉折磨他。他还曾尝试在父亲的茶和咖啡里放肉桂，希望他的精液味道不那么令人作呕。他说，当父亲在案发前一周，要求他在上大学期间定期回家过夜（意味着性虐待将继续）时，他曾考虑过自杀。他表示案发当晚的记忆是模糊的，自己在极度的恐惧和黑暗中，出于本能盲目开火。

在法庭上，艾瑞克作证称在案发前几天（1989年8月），由于极度害怕父母会杀人灭口，他试图去买枪自卫。他声称自己去了一家洛杉矶当地（西洛杉矶一带）的Big 5体育用品店，想要购买手枪（Handguns），最终空手而归，原因是店员告诉他购买手枪需要遵守加州法定的15天等待期，而他当时处于极度恐慌中，觉得自己等不了那么久。

在购买手枪的计划落空后，兄弟俩在案发前两天的8月18日，特意远离他们居住的洛杉矶比弗利山庄地区，驱车前往圣地亚哥，在当地的一家店里，利用多诺万·古德罗的驾照，购买了两把不需要等待期的12号口径莫斯伯格霰弹枪（Shotguns）。这两把霰弹枪正是最终用于作案的凶器。

为了驳斥这个故事，控方传唤了Big 5体育用品店的管理人员出庭作证。该证人提供了一个确凿的事实：早在1986年（也就是案发的三年前），Big 5公司就已经在全美所有门店彻底停售了手枪。这意味着，艾瑞克根本不可能在1989年去那家店里经历所谓的“讨论手枪的15天等待期”。“感到恐慌，亟需自卫”这部分经历完全是他虚构的。

控方指出兄弟俩在案发后满口谎言，与他们所声称的恐慌状态不符。

后来也有一些案件研究者认为，艾瑞克可能并没有撒谎，他当时可能去的是一家名为Sportmart的体育用品店，但他在法庭上记错了店名，称其为Big 5（美国很多既卖体育用品又卖枪支的店，装修风格、陈列模式都极其雷同）。

结案陈词

1993年12月，长达数月的梅内德斯兄弟案审判终于进入了最激动人心、也最为剑拔弩张的结案陈词阶段。在这个决定命运的环节中，控辩双方围绕着“冷血谋杀”与“恐惧反击”的核心争议，展开了一场极具戏剧性和视觉冲击力的法庭博弈。

在对艾瑞克的陪审团做结案陈词时，检察官莱斯特·栗山（Lester Kuriyama）率先发起了一场“视觉心理战”。他故意在展示板上挂了七张极其血腥的父母尸检和犯罪现场照片。

控方在陈词中坚称，所谓的性虐待全都是艾瑞克借由同性恋经历编造的谎言，并试图用这些惨不忍睹的尸体照片来激起陪审团对兄弟俩的愤怒，从而将案件定性为纯粹的冷血、有预谋的谋杀。

（检察官莱斯特·栗山）

当轮到艾瑞克的辩护律师阿布拉姆森上台时，她对控方的策略进行了猛烈反击。她控诉控方煽动情绪，让陪审团忘记去问本案最核心的问题：“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为了对抗控方用尸体照片带来的视觉冲击，阿布拉姆森向陪审团发问：何塞在艾瑞克12岁时将他按在床尾强暴的照片在哪里？她指出，这种直接记录虐待的画面是不存在的，它仅仅痛苦地留存在艾瑞克的脑海中。

紧接着，阿布拉姆森拿出了早前庭审中作为证据出示过的一张孩子们的裸照：孩子们弯着腰，暴露出他们的生殖器，将这张裸照钉在展示板上。

她一边把图钉狠狠扎进照片里大腿、臀部等位置，一边情绪激动地控诉：“我没法向你们展示何塞对他犯下的罪行，但你们听过他喜欢对这个小男孩做的事。其中一件，就是像这样把图钉扎进他的大腿和屁股，用针划过他的生殖器。”（此前艾瑞克曾作证，父亲在强迫他口交时，为了训练他忍受痛苦而不哭喊，会用大头针和图钉残忍地扎他、折磨他。）

最后，她向控方和陪审团宣告：“栗山先生告诉你们这一切都是编造的。但证明这一切并非捏造的证据，就是艾瑞克最终被逼成了什么样的人。”

阿布拉姆森恳请陪审团去理解一个被饱受折磨的灵魂，是如何在极度恐惧中走向极端的。

长达数月的审判结束，两个陪审团进入了艰难的审议阶段。

艾瑞克的陪审团形成了明显的性别对立。六名女性陪审员全部倾向于过失杀人罪，而大多数男性陪审员坚持谋杀罪。男性陪审员对辩方心理专家的证词持怀疑态度，并受到控方关于艾瑞克同性恋倾向暗示的影响。女性陪审员则认为控方没能确认虐待不存在。最终，在彻底陷入僵局后，法官于1994年1月13日宣布艾瑞克的案件流审。

莱尔的陪审团内部也存在巨大分歧。支持谋杀罪的陪审员认为莱尔是个满嘴谎言的“坏种”，有清晰的预谋。而支持过失杀人罪的陪审员则对兄弟俩的遭遇深感同情。在多次投票和激烈争吵后，由于无法达成一致，法官于1994年1月28日也正式宣布流审。

【袜皮补充：流审意味着谁也没赢，但究竟对哪方更有利呢？

首先，双方都在一审中看清楚了对方的底牌，下次再开庭可以修补漏洞。不过，每次开庭都要准备数月、数年，极度耗费资源和时间，有些证人下次可能不愿再出庭了。

对于被告有利的地方是，暂时可以获得喘息，这个结果证明检方并没有说服所有陪审员的压倒性证据。而检方为了腾出精力去对付新的案件，可能更愿意接受辩方提出的认罪协商（如从一级谋杀罪名降级为激情杀人，量刑也从死刑和无期降为有期徒刑）。

对检方有利的地方是，由于高昂的律师费，第一次审判往往会耗尽被告的遗产或积蓄。如果进入二审，被告人可能因为没钱聘请顶尖律师而处于劣势。事实上，兄弟俩在一审的律师费、专家证人费以及法庭调查费上的支出，总计超过了200万美元，这几乎榨干了当时遗产中可用的流动资金。

关于流审，我写过的纪然冰母子双尸案：原配跨海行凶，伪造性侵现场？（上）是一个典型的案子，嫌犯的丈夫是富豪，他可以不断和司法纠缠下去，就看谁先耗不起。

那么这两个兄弟的命运到底会如何？在28年和33年后出现的新证据，又能否证明童年时性侵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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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审判

第一次审判流审后，辩方律师莱斯利·阿布拉姆森名声大噪，而洛杉矶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则沦为笑柄。

就在此时，O.J.辛普森因涉嫌杀妻案被捕，并被关押在洛杉矶县男子中央监狱，恰好成为艾瑞克·梅内德斯的隔壁狱友。美国球星辛普森杀害前妻及其友人案：从情人到夫妻，再成为情人

艾瑞克隔着牢房门，建议辛普森不要与警卫讨论案情，并写长信鼓励他为了孩子振作起来。莱尔也在律师会见室与辛普森进行了上百次交谈，莱尔认为该案是过失杀人，并建议辛普森考虑认罪协商，但辛普森非常担心自己的名誉受损。

地方检察官加塞蒂在媒体上将两起案件联系起来，暗示辛普森可能会像梅内德斯兄弟一样使用“我杀了人但别怪我”的借口，这让艾瑞克和阿布拉姆森非常愤怒。当检方宣布不对辛普森寻求死刑时，阿布拉姆森指责检方虚伪，认为这是为了讨好特定选民，却对受虐待的兄弟俩寻求死刑。

兄弟俩在狱中收到了大量支持者的信件。然而，一位名叫诺玛·诺维利（Norma Novelli）的狂热支持者，在未经莱尔同意的情况下，秘密录下了长达四年的通话，并出版了《莱尔·梅内德斯私人日记》一书。

虽然出版商当时曾向媒体夸下海口，声称这些录音“将彻底让莱尔把牢底坐穿”，并且诺维利也主动向当局交出了这些成箱的录音带，但这些录音带中没有具有法律实际意义的内容。

它塑造了莱尔复杂的形象，譬如渴望名望，喜欢被人关注，有时显得很冷酷，对弟弟有保护欲，对未来很恐惧。对辩方最不利的内容是，书中提到莱尔在电话中暗示，为了让“受虐辩护”显得更可信，兄弟俩可能在证词中加入了一些夸张或虚构的细节。

最终，这些录音（即该“日记”的素材来源）并未被法庭作为证据采纳。

1995年秋季，梅内德斯兄弟案的第二次审判开始。与第一次审判相比，这次重审在法庭规则、辩控双方策略以及最终结果上，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虽然外界传闻，他们父母的遗产高达1450万美元，但实际上这包含了大量债务和税收，如巨额遗产税（约500万至600万美元），几个豪宅未结清的银行抵押贷款。在他们案发后挥霍以及支付一审的所有费用后，到 1995 年第二次审判开始时，兄弟俩吃惊地获知，他们已经破产。

法官任命莱斯利·阿布拉姆森（Leslie Abramson）继续担任艾瑞克的辩护律师，她在一审中收取了70多万美元的律师费，而二审改为由州政府财政拨付，年薪为12.5万美元。

莱尔的律师吉尔·兰辛辞职，公设辩护人（由政府出资、为没钱请律师的被告人免费提供的官方律师）查尔斯·盖斯勒（Charles Gessler）接手莱尔的辩护。

控方也换了新人，由检察官大卫·康恩（David Conn）和卡罗尔·纳杰拉（Carol Najera）接手。

法官斯坦利·韦斯伯格（Stanley Weisberg）裁定两兄弟在重审中共用一个陪审团，并且不允许电视转播。

法官极大地限制了辩方的证据，裁定过去的家庭虐待历史，只有在能直接证实案发时“恐惧心理状态”的情况下才允许被引入，并且拒绝引入他认为是“细枝末节”的虐待背景。

新任检察官大卫·康恩在重审中占据了巨大优势，因为他已经看穿了辩方的底牌。控方的策略聚焦于谋杀的残忍性、广泛的预谋以及贪婪动机。控方引入了工程分析公司进行高科技的犯罪现场重建。控方专家作证称，通过血迹和弹道分析，父母当时是坐着被偷袭的，而非兄弟俩所说的站立状态。

控方将奥齐尔医生的治疗录音作为“确凿证据”展示给陪审团，试图证明谋杀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预谋。更重要的是，控方传唤了多位证人，证明莱尔在案发后曾试图捏造证据，写信、打电话给他人教唆作伪证。

由于莱尔伪造证据，他很可能将在控方的交叉盘问环节一败涂地，于是莱尔的律师团队，决定不让他上台作证。既然莱尔不作证，法官则相应地禁止辩方传唤许多与莱尔受虐相关的家庭成员和心理专家。辩方证人从第一次审判的51人锐减至25人，大量梅内德斯夫妇涉嫌虐待的证词无法向陪审团展示。

艾瑞克孤军奋战、出庭作证，重申了自己遭受父亲长达12年的性虐待，坚称自己是因为极度恐惧父亲会为了掩盖丑闻而杀害他们，才在极度恐慌中开枪，绝非出于仇恨或金钱。

在结案陈词前，法官韦斯伯格做出了对辩方极其致命的法律裁定。他认定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激情杀人（heat of passion）”，并认为兄弟俩并没有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这一裁定实质上剥夺了陪审团对莱尔判处过失杀人罪的法律基础。阿布拉姆森愤怒地指责法官僭越职权，充当了“第13名陪审员”。

1996年3月21日，陪审团经过四天审议，裁定艾瑞克和莱尔犯有两项一级谋杀罪及共谋谋杀罪，并附带“埋伏伺机”和“多重谋杀”的特殊情节。这意味他们面临的只有两类刑罚：死刑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在随后决定生死的量刑阶段，法庭爆出了惊天丑闻：辩方心理专家威廉·维卡里（Dr.William Vicary）在交叉盘问中承认，他在律师阿布拉姆森的指示下，删改了24页关于艾瑞克的医疗评估笔记。

这24页包括，艾瑞克声称“等不及想杀了他们”，流露出对父母极深的仇恨，对他们财富的关注，并暗示杀人计划由来已久。在某些段落中，艾瑞克对维卡里医生表示，性虐待存在，但杀人并不是因为性虐待，甚至暗示性虐待的故事是为了辩护而夸大的（“The abuse stories were exaggerated for the jury.”）。笔记中提到艾瑞克曾说自己被保姆猥亵过，阿布拉姆森指示删除这一条，是因为她认为这会分散陪审团对“父亲是唯一施暴者”的关注。

笔记揭示了艾瑞克在杀人时的真实心理状态更多是愤怒、厌恶和解脱感，而非辩方在法庭上反复强调的“颤抖的、濒死的恐惧”。

这一丑闻迫使阿布拉姆森在法庭上短暂援引第五修正案，以避免自证其罪。其他辩护律师趁此机会，立刻要求撤换阿布拉姆森，并让此案流审，但被法官拒绝。

尽管辩方在量刑阶段因造假丑闻颜面尽失，但辩护律师们依然动情地恳请陪审团展现仁慈，不要判处死刑。陪审团最终决定判处两人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事后陪审员表示，他们相信兄弟俩遭受了心理虐待，但不相信他们在案发当晚处于对生命的恐惧之中。

后来也有陪审员透露，在发现辩方试图“制造证据”后，他们更倾向于相信控方：兄弟俩是冷血的骗子。

宣判前夜，莱尔通过电话连线，由阿布拉姆森代为交换戒指，与一直支持他的未婚妻安娜·艾瑞克森（Anna Eriksson）举行了代理婚礼。

两个月后，兄弟俩被残忍地分别送到加州不同的监狱，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再未相见。

（安娜·艾瑞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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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生活

从1998年开始，兄弟俩曾先后提出过多次法律上诉，试图推翻原审判决，但均被法庭驳回。

2018年，分离长达二十多年的兄弟俩，最终在圣地亚哥的理查德·J·多诺万惩教所（Richard J.Donovan Correctional Facility）获准重聚。

在多诺万惩教所，他们开始深度参与监狱环境与制度的实质性改造。受挪威人性化监狱模式的启发，莱尔发起并主导了规模庞大的“绿色空间项目”。他亲自参与蓝图规划，并联合外部机构筹集了超过25万美元的资金，试图用人造草坪、室外教室和服务犬训练区来取代压抑的混凝土操场。

艾瑞克则发挥其艺术特长，作为项目的首席壁画家，在冰冷的监狱高墙上绘制了多幅巨大的圣地亚哥地标风景壁画，从视觉上打破了物理空间的封闭感。

在心理干预与互助领域，莱尔创立了针对男性囚犯童年创伤与性侵经历的治疗项目，打破了狱中固有的耻辱文化；他还组建了“青年无期徒刑盟友”网络，专门指导那些绝望的年轻重刑犯，远离监狱帮派暴力。

2024年6月，莱尔和艾瑞克双双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C Irvine）毕业，获得了社会学学士学位，成为了该监狱内首批加州大学项目的毕业生。莱尔更是以3.95的优异GPA作为学生代表发言，阐述了教育在重塑囚犯尊严与社会身份中的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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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生活

莱尔在2001年和安娜·艾瑞克森离婚。

2003年莱尔在穆尔克里克州立监狱的探视区与瑞贝卡·斯尼德（Rebecca Sneed）结婚，他们在订婚之前已经认识了大约十年，2021年莱尔和瑞贝卡分开，但尚未有正式完成离婚手续的公开报道。

瑞贝卡表示，虽然两人不再是伴侣，但仍然是“最好的朋友和家人”。她将继续协助莱尔管理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并且依然坚定地支持并参与为梅内德斯兄弟争取自由的法律斗争。

艾瑞克则在狱中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家庭生活。

塔米·萨科曼（Tammi Saccoman）在前夫离世，女儿9个月大时，开始和狱中的艾瑞克通信并逐渐发展出感情。1999年，两人在加州福尔瑟姆州立监狱（Folsom State Prison）的探视室里举行了婚礼。婚后，塔米正式冠以夫姓，改名为塔米·梅内德斯。

（两人身后的壁画就是艾瑞克所画）

塔米坦言，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岁月里，因为缺乏物理上的亲密接触，他们的婚姻完全建立在极深的“情感亲密和忠诚”之上。们平时的沟通依赖监狱的付费电话。

每到周末，塔米都会带着女儿塔莉亚（Talia），驱车几个小时前往监狱探视。在探视室里，他们只能隔着桌子交谈，或者在狱警的注视下进行短暂的拥抱和亲吻。

在监狱残酷的环境中，塔米的存在成为了艾瑞克重要的精神支柱。艾瑞克曾对媒体表示，塔米的爱是他“在绝望中选择继续活下去的重要一步”；而塔米也始终向外界描绘艾瑞克是一个“善良、充满关怀且对婚姻极其投入”的丈夫。两人甚至在监狱的高墙内外建立了一种高度同步的日常生活仪式感，以维持婚姻的纽带。

尽管塔莉亚（Talia）是塔米与已故前夫查克的孩子，但在塔莉亚的成长轨迹中，艾瑞克完全填补了父亲的空缺。他通过成百上千封信件、日常的电话关照以及探视室里的陪伴，承担起了情感抚慰与教导的责任，塔莉亚从小就将艾瑞克视为自己的父亲，并使用梅内德斯作为自己的姓。

（艾瑞克专门为塔莉亚创作的壁画）

塔莉亚·梅内德斯如今已长大成人。她不仅极其维护这位继父，更是他对外发声的重要桥梁。塔莉亚接管了相关的社交媒体账号，定期向公众更新艾瑞克的健康状况，并为了替艾瑞克与莱尔争取重审或假释而四处奔走。

安迪·卡诺（Andy Cano）

2003年，梅内德斯兄弟的表弟、年仅29岁的安迪·卡诺意外过量服用安眠药而在睡梦中离世。

根据安迪的说法，在艾瑞克12岁、安迪只有10岁的时候，艾瑞克就向他吐露了自己被父亲何塞性侵的秘密。得知表哥遭受如此可怕的折磨却又被要求保密，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心理负担。

（安迪来到监狱，参加艾瑞克的婚礼）

案件发生后，安迪一直深陷于深深的自责之中。他反复责怪自己当年没有及时将艾瑞克受虐的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他在法庭上作证时曾痛苦地解释，当时没有告发是因为“忠于艾瑞克”，且年纪太小感到“太尴尬”而无法开口。

（从左往右是艾瑞克、安迪、莱尔）

即使审判结束多年，安迪的心理创伤始终无法愈合，常年依赖心理医生，并因为频繁做噩梦而患上了严重的睡眠障碍。长年的心理折磨最终导致他为了对抗连续三天无法入睡的严重失眠，过量服用安眠药而离世。

2016年12月，上文提到过的记者罗伯特·兰德作为NBC剧集《法律与秩序真实犯罪：梅内德斯谋杀案》的顾问，前往佛罗里达州拜访安迪的母亲玛塔·卡诺（Marta Cano），目的是核实一些相关资料。

在这次会面中，玛塔提到她可能保留了一些艾瑞克青少年时期写给安迪的信件。玛塔认为这些信件存放在她家阁楼里，装在安迪生前遗物的箱子中。

2018年3月，兰德再次从加州飞往佛罗里达拜访玛塔，专门寻找这些信件。兰德与玛塔坐在客厅里，开始逐一翻阅安迪留下的遗物。在开始寻找后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发现了一封艾瑞克写给安迪的手写信。信件的日期显示为1988年12月，即案发前八个月。

在信中，艾瑞克明确记录了父亲对他的持续虐待和他的极度恐惧：“有时候，我真希望我也能和她聊聊，你懂吗？聊些事情。尤其是关于我和爸爸的事。但她对他那种崇拜的样子，什么事都跟他讲，我很担心只要我一开口，她转头就会告诉他。我真的不能冒这个险。

[涂改]莱尔为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家族其他人一起过圣诞节的事，跟她大吵了一架。妈妈歇斯底里，说如果他想去，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伤害他。莱尔本想留下来，但爸爸不让他留。所以现在只剩我一个人被困在这里。我一直试着躲开爸爸。

安迪，那件事还在发生，而且现在对我来说情况变得更糟了。我无法解释。他胖得[涂改]让我不忍直视。我永远不知道那种事什么时候会发生，这快让我疯了。每天晚上我都不敢睡，就在想他可能会进来。我得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我知道你之前说过的那些话，但我害怕。你不像我这样了解爸爸。他是个疯子！他警告过我一百次，不准告诉任何人，尤其是莱尔。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懦夫吗？我不知道。我会熬过去的。安迪，我能挺住。我必须停止去想这些事。”

当兰德大声读出艾瑞克信中的内容时，玛塔·卡诺的情绪变得非常激动。他们立即联系了负责兄弟俩上诉的律师克里夫·加德纳（Cliff Gardner）。

律师极度惊讶，因为在过去两次漫长的审判中，从未有人听说过这封信的存在。这封信被视为极其重要的“新证据”，有力地反驳了控方一直坚持的“虐待指控是案发后编造出来的借口”这一观点。

五年后的2023年，一项关于何塞·梅内德斯的性侵指控首次曝光，再次佐证了梅内德斯兄弟多年来坚称父亲是“性掠夺者”的说法。

站出来发声的指控者是罗伊·罗塞洛（Roy Rosselló），他是1980年代红极一时的波多黎各拉丁男子偶像乐队Menudo的前成员（著名拉丁天王瑞奇·马丁也从该乐队出道）。

在案发时的1980年代初，何塞正担任美国RCA唱片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当时，Menudo乐队恰好与RCA唱片公司签下了一份长期录音合同，这为何塞接触到乐队的未成年成员，提供了极大的权力和便利。

（何塞和乐队合影，右下角是罗伊·罗塞洛）

这段被隐藏了近40年的黑暗经历，最早在2023年4月Peacock推出的纪录片《梅内德斯+Menudo：被背叛的男孩》（Menendez+Menudo:Boys Betrayed）中被详细披露。

罗塞洛在纪录片和随后的采访中回忆道，在1980年代初他年仅14岁时，就遭到了何塞·梅内德斯的下药和强奸。

他指控称，当时是Menudo乐队的经纪人埃德加多·迪亚斯亲自将他带到了何塞位于新泽西的家中，并在那里遭到了何塞的性侵。虽然罗塞洛最初披露的是一次发生在酒店房间的性侵事件，但在随后接受记者罗伯特·兰德的深入采访时，他表示这种虐待实际上在数年间，于不同的城市和国家发生过多次。

他甚至在镜头前指着何塞的照片愤怒地控诉：“就是这个男人强奸了我。他就是个恋童癖。”

（现在接受采访的罗伊·罗塞洛）

这项新证据对梅内德斯案具有重大的法律和历史意义。在1990年代的两次审判中，检方坚称何塞“不是那种会性虐待儿童的男人”。

罗塞洛不仅在纪录片中发声，还正式向梅内德斯兄弟的辩护律师团队，提交了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宣誓声明。

2023年5月，兄弟俩的律师团队以此为基础，正式向法院提交了“人身保护令”申请。罗塞洛的宣誓声明，连同此前发现的艾瑞克在1988年写给表弟安迪的求救信，构成了要求法院重新审理该案的两大核心新证据。

在美国法律体系中，这里的“人身保护令”并不是指我们日常语境中理解的“限制令”或“保护某人免受他人伤害”（比如免受家暴者的伤害）。

人身保护令是英美法系中一项古老且核心的宪法权利，原文是拉丁文“Habeas Corpus“，字面意思是“你应拥有身体you shall have the body”）。在法律上，它指的是要求政府或监狱长证明关押某人的合法性，主要（但不局限于）被用来作为审判定罪后的终极救济手段（试图推翻判决或减刑）。

梅内德斯兄弟的律师团队提交“人身保护令”申请，等于是在对法院说：由于新证据的出现，继续维持原判并关押他们已经构成了非法的剥夺自由，法院必须重新审理此案或释放他们。

有法律专家指出，这项独立第三方的性侵指控有力地印证了何塞的恋童癖倾向，证实了兄弟俩多年来的证词并非孤证。

正是这些新证据的出现，加上社会对男性遭遇性侵态度的转变，促使洛杉矶地区检察官在2024年底建议对兄弟俩重新量刑，并在2025年5月成功促成了将他们的刑期从“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减为“50年至终身监禁”的历史性裁决。

由于他们在1989年犯案时均未满26岁，根据加州的《青年罪犯假释法》（Youth Offender Parole Laws），这项重新量刑意味着他们立刻获得了申请假释的资格。

(左边是艾瑞克，右边是莱尔，拍摄于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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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Netflix关于该案的传记剧集《怪物：梅内德斯兄弟》在2024年底热播，这起尘封三十多年的案件再次引发了全美的广泛轰动。这种极高的社会关注度吸引了众多政界要人、社会名流介入其中。

2024年9月，金·卡戴珊亲自前往监狱探视了兄弟俩。随行的人员还包括在Netflix剧集中饰演艾瑞克的演员库珀·科赫（Cooper Koch）、她的母亲克里斯·詹纳（Kris Jenner）以及制片人斯科特·布德尼克等人。

卡戴珊还为NBC新闻撰写了一篇备受瞩目的个人长文，强烈呼吁当局重新审视他们的无期徒刑。她在文中直言，兄弟俩“不是怪物”，而是“善良、聪明且诚实的人”。

卡戴珊在文章中批评媒体将两人塑造成了“哗众取宠的嗜血狂魔”和“傲慢的富家子弟”，而当时的刑事司法系统在急于惩罚他们时，完全忽略了他们遭受长期性虐待的背景以及他们杀人的“动机”。

她主张，人不应该被永远定格在18岁时的错误上，并列举了兄弟俩在长达数十年的服刑期间一直保持着“堪称典范的纪律记录”。当检察官建议重新量刑时，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称赞“纠正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作为兄弟俩能否获得宽大处理的关键决策者，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对该案采取了极其严谨、客观的立场。

2025年2月，纽森正式下令加州假释委员会对梅内德斯兄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以确定他们在服刑35年后是否仍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并审查他们在康复和治疗项目中的表现。

面对外界汹涌的舆论，纽森在自己的播客节目中明确表示，他拒绝观看任何关于梅内德斯兄弟的Netflix戏剧化剧集。

纽森解释说，他不希望自己的判断被电视剧的编排所影响，他最终是否决定对两兄弟宽大处理，将完全依赖于专业团队的独立审查和假释委员会的法医心理学家报告。

2025年8月21日，加州假释听证委员会拒绝了艾瑞克的假释申请，理由是他持续违反规定以及对公共安全的担忧，但没有披露艾瑞克具体的违规行为。莱尔也在第二天被拒绝假释，委员会提到了他多次违反使用手机规定的行为。两兄弟将有资格在2028年举行第二次假释听证会。

当兄弟俩假释申请被无情驳回时，曾一度蜂拥而至的名人们却大多选择了沉默。这引发了家属的强烈不满。艾瑞克的继女塔莉亚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地质问：“那些口口声声‘倡导’释放兄弟俩的名人都去哪了？这简直太安静了。”她无奈地表示，在假释被拒的艰难时刻，唯一还在关心他们家庭的名人就只剩下库珀·科赫了。

（塔莉亚）

【袜皮：从1989年比弗利山庄那个血腥的夏夜，到1990年3月被捕，梅内德斯兄弟已经经历了长达36年的囚徒生涯，如今分别是58岁和54岁。

这起案件重回大众视野，引发了社会对男性（尤其是男童）受性侵犯的广泛反思和重视。

证据显示，童年时父亲对两个儿子的性侵应当是真实存在的。

至于杀人动机，我认为，是父亲的禽兽行为和母亲的漠视放任，激起了他们内心对父母的巨大仇恨，混合着对自由支配人生的渴望，和对遗产的觊觎，促使他们进行了杀戮。

为什么他们在短短几天内购买枪支并紧急动手？我认为，并不是辩方声称的，以为父母要杀他们灭口从而自卫，而是父亲在案发几天前的冲突中，明确提到了要修改遗嘱，剥夺他们的继承权，让他们觉得再不杀人就来不及了。

卡戴珊说他们善良、诚实，我看也未必。父亲在给他们造成巨大精神创伤的同时，他冷酷的实用主义和高度的操纵性，也深深影响了两个儿子，所以他们表现出了复杂性：既是擅长撒谎的凶手，又是脆弱和崩溃的受害者。

未成年时期的性虐创伤以及后续发生的弑亲、坐牢等一系列事件，究竟会如何塑造他们的人格，假释后，能否确保他们的心理稳定和对社会的安全，确实要经过专业的评估。专家评审的假释没通过，应当是有原因的。

最近没药花园发的几个案子，都显示，必须更加警惕对儿童的性侵犯，而它们通常都很隐蔽。及时曝光和干预恋童癖行为，不仅是保护受害者本人，也是防止一部分受害者成长为加害者，把痛苦和恶意施加给无辜的儿童，甚至一代代传递下去。】

参考资料：

Rand, Robert. The Menendez Murders: The Shocking Untold Story of the Menendez Family and the Killings that Stunned the Nation. BenBella Books, 2018.

Netflix ：Monsters: The Lyle and Erik Menendez Story

Law & Order True Crime: The Menendez Murders

Peacock ：Menendez + Menudo: Boys Betrayed

Novelli, Norma.The Private Diary of Lyle Menendez: In His Own Words! Dove Books, 1995.

"Hints of a Mob Rub Out."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5, 1989.

Dunne, Dominick. "Nightmare on Elm Drive." Vanity Fair, October 1990.

Abramson, Leslie. Disclosure regarding child abuse. The Los Angeles Times, July 1993.

Kardashian, Kim. "The Menendez Brothers Are Not Monsters." NBC News, October 3,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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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乔安 编辑：W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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