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你或许留意到,在各个视频平台上,有这样一首「背景歌」:「 如果/晚霞绕过火车/等着/恋人就能猜完/彼此情话/如果/最相爱的才能去天涯/你会不会和我一起/看浪花跃下/谁生来要做智者/我只想要入爱河……」这首歌名为《爱河》,创作者是一支叫ZaZaZsu咂咂苏的乐队。
今年2月,王菲在春晚上唱了他们原创的《你我经历的这一刻》。从此,这支小众乐队彻底被看见。
马懿和程锦远分别是乐队的主唱和作曲人。他们都毕业于北京大学,马懿学中文,程锦远学计算机。2017年初,一个人从创业公司退出,另一个人研究生休学,组成这支乐队。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寂寂无名,还经济亏损,但也乐在其中。
这支乐队有自己的幸运——大学生活散漫自由,志同道合的同学和朋友围绕左右,毕业后赶上大众创业热潮,让他们看到了既定轨道外的人生选择;写不出东西就松口气,任由拖稿自然发生,7年出两张专辑,节奏不紧不慢;在算法和AI 盛行的时代,他们的歌却因为表达心动而流行。
这也让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独特的风格。乐评人@耳帝评价他们的音乐「复古而精致,意向宏大又梦幻」,「歌唱追寻与冒险、爱情与陪伴、年轻与自由,还唱活在当下的哲学与乐观的生命体验」。这是一种很有生命力的表达,是对具体生活的向往。
初春,我联系到了ZaZaZsu咂咂苏乐队,他们刚刚结束休假,忙着整理新的工作室。被看见之后,生活被短暂搅动,意外和喜悦有了,机会也有了,但同样,他们也有了一些惶恐和迷茫。他们在学着融入大多数。
和他们聊天,很容易感受到慵懒和自由。在紧绷的当下,他们身上的这种气质显得十分稀缺。电话那头,马懿浪漫、热烈,语气活泼,有一些发散的畅想,程锦远则理性、具体。他们是不太一样的两个人,但又是两块吻合的拼图。流量变动间,他们还有自己的坚持,要用自己的肉身去感受具体的世界,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和爱意。
以下是马懿和程锦远的讲述——
马懿:
我们真正被关注是从去年《爱河》那首歌开始的。
写这首歌的过程很简单、很自然、很诚恳,所以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很放松,很治愈、很隽永。
2023年年初,我们在秦皇岛阿那亚参加了一个文学创作营,我在那儿待了三天,就写出来了一句:「谁生来要做智者,我偏要入爱河。」程锦远每天在沙滩上荡轮胎秋千,我们不像来创作的,有点叛逆。后来没有灵感,这句词就搁置了。
好久之后,我突然想到,小时候看的年代剧,站台上有很多离别,如果火车能晚点开走,有些心意是不是就能说出口?我就又写了:「如果晚霞绕过火车等着恋人就能猜完彼此情话」这一句词。
巴厘岛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看到了海浪和晚霞,「如果最相爱的才能去天涯你会不会和我一起看浪花跃下」,这句话也齐了。
灵感产生的时候,好像就是需要一些自由、散漫和随机性。
去年,有一天下午,我在楼下散步的时候。有两个不常联系的高中同学,给我发微信说,哎,听到你的歌了。我们才意识到《爱河》可能是火了,春晚节目组也是因为这首歌找到我们。
今年春节,大家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不是新年好,而是——你写的歌上春晚啦。大家都在微信上问,王菲唱的那首《你我经历的一刻》真的是你写的吗?
我非常喜欢《你我经历的一刻》,逢人就说这是我上张专辑里词写得最好的一首。我写词追求的是既要简单,又要生动,有画面感,还要有足够的美感。这首词字少,副歌只有两句,「要/穿越多少/宇宙的/段落我/才能来到/今晚的灯火/看到你经过/Oh/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在经历着的/一刻」——用非常简单的字描绘了很隽永的画面。它并不是情歌,而是一个关于永恒和孤独的命题,里面夹杂着我对缘分在宇宙中穿行的一些想象。
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写出来这两句词的,就是觉得自己很牛,也不知道有没有同样的灵感再出现。
我爸也很喜欢这首词。之前,他没有认真读过我写的词。春晚后,他每天都给我发来对词的文学解读。他觉得这首歌很有哲思,既有禅宗的感觉,又有庄子的思想。大年初一,他跟我说,听完这首歌突然想起我爷爷。或许,这首歌也会带出我们对故去亲人的思念。
乐队被越来越多人看到。特别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些作品是我们写的,但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旅程和它要遇见的人。比如说,去年,《爱河》莫名其妙在抖音上火了。更莫名其妙的是,《你我经历的一刻》这首和《爱河》是同一张专辑的,都发了一年多了,最后通过春晚被很多人听见和解读。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原本就是想要把对世界和自己之间关系的解读都写到作品里面。现在,这些作品真的带着我们的哲思开始旅行,去和不同人发生碰撞,是特别美好的事情。
也有观众不能完全理解这首歌词的意义,会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没关系,因为听歌不是做作业,也不是考试,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我们也不是审批卷子的人,(怎么理解)跟我们没什么太大关系。要怎么理解,本来就是他们的自由,是他们的游戏,他们应该玩得开心。
程锦远:
《你我经历的一刻》这首歌非常严肃,不是常规的流行歌曲,不会一直重复有明显的高潮,而是用了偏古典的作曲逻辑,有一些层次。
一开始,我们给春晚节目组提供了一些我们认为更「联欢晚会」风格的歌,但导演组非常尊重创作者和风格,他们说不要带着这样的春晚滤镜创作,要保留我们自己的创作风格,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样子。也许有人第一次听会感觉曲子太平,但其实创作是多元的,不是只为了跌宕起伏。艺术的价值就是这样,让不同时空的人都有共鸣,有反应,能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连接,这就够了。
我们的歌上春晚后,我爸妈也蛮开心的。他们是老师,对我的提醒更多,我妈妈说你这个歌是很好的,但你不要骄傲,人生还长,戒骄戒躁。
马懿:
原本,我们乐队的名字叫「背景音乐组合」,因为我们起不出名字,随便想了一个。程锦远又完全不在乎我们叫什么,就摆烂了。但这个名字很不好听,中文系出来的我肯定不能容忍。
我们写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每一首歌词都是爱情里跟心动有关的一个故事,我就想到了ZaZaZsu——意思是,心动后听见自己的声音。就是怦然心动的那个瞬间。
这是我们做音乐的初衷和底色——认出自己的心动。
乐队是在2017年初成立的,到现在快十年,一共发了两张专辑,节奏肯定不算快,但我们俩的创作习惯是有了一个灵感才开始写,再一起讨论。
我们都不算是体力非常好的人,比如说如果他有一天突然写了10首歌,跟我说,你接下来一个月把这10首歌录掉,我都坚持不下来。我不花个半年,也练不完(歌)。我们都是烂泥扶不上墙(笑)。
我们乐队成立的时候,北京有很多livehouse(音乐展演空间),大家很喜欢来线下看演出,我经常去bluenote、DDC、江湖。北京的音乐创作环境明显优于上海,卖票也比较容易,有大大小小的机会。2020年以后,有很多livehouse陆续关掉,我觉得很可惜。
刚毕业三四年,我没有做音乐,而是加入了互联网创业大军。当公司蒸蒸日上的时候,我却在2016年夏天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对工作的好奇心。
当时我负责两个部门和每天开早会。我会摸鱼,让部门经理开,或者磨蹭迟到。我一直很低落,就这么过了一个月左右。这对我来说是比较难以忍受的生活状态。
在我很困惑的时候,正好一个朋友的公司要办个小活动,问我能不能去演两三首歌,我就叫了一个乐手朋友一起去。演出那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兴奋和好奇,突然想起来,我原本是想要做音乐的。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爸妈是留学回来的,有一群留学生朋友,每年感恩节会去假日酒店聚餐,把小孩带在一起。酒店有驻唱歌手,那时我觉得现场演出氛围特别好,大家有互动,有摇摆,泡在音乐里很治愈。我那时想,长大也当驻唱歌手。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真的想过去搞音乐,但是我爸妈觉得那种生活太不稳定,我自己也没有勇气,不知道音乐行业到底是什么样子,要不然还是先谋生吧。
重新站在舞台上,我一下想明白了,现在提不起劲儿工作,是因为我心里有这个遗憾,还是想看看舞台到底长什么样子,想创作作品。我找到北大师兄杜凯——他有自己的乐队Mr.Miss,跟他说,我想要组乐队,但需要一个会弹乐器的人,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他就记在心上了,过了一段时间,他说找到一个学弟。
就这样,我见到了程锦远。
程锦远:
想做音乐只是因为我想。我保研的方向是计算机的一个细分领域,但我对是否一定要读研没有特别执着,所以当时听到马懿说,要不要一块做音乐,我就觉得蛮好、蛮靠谱。
杜凯(的乐队)当时已经很成熟了,我想试试做音乐的时候,他正好手头有一些活儿,他就说,正好你来帮我弹弹琴。编曲也是从他那儿开始学的,看他怎么做音乐,有什么技巧。后来,他一直夸我说,你的耳朵好使。我慢慢积累了一些底气,在艺术上蛮有自我认同感,同时也觉得做音乐说不定是一个能打动人的事儿。
马懿:
我是2010年考进北大的。我从小不算顶尖,但是特长比较明显,每天3点半放学,就去自己组的兴趣班。我成立了辩论社,经常跟朋友们一起组织辩论会。
我在上海长大,从小就非常喜欢中文,主动跟老师说想当语文课代表,声情并茂地领大家早读。有时早读读不完一篇,我回去一定会把这篇读完。到了高三,我很想系统学习中文,报(高考)志愿时,报的都是中文系。我爸妈说,你真的确定吗?你也可以读法律,读管理,可能更好找工作。但我说我真的想读中文,他们就没有再劝过我,开始帮我找各个学校中文系的资料。
进北大以后,我觉得很幸福。我身边不是和我一样优秀的人,而是都比我优秀的人,室友不是状元就是探花。这个落差没有让我自卑,因为我有很多爱好。一进大学,我就开始唱歌,后来又在外面演出。
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赶紧发现别人的长处,有什么我学不明白的课,我就问她们,期末前有这么多学霸大腿可以抱,还不好好利用(笑)。
甚至,现实比我想象中的大学生活还要理想。每位老师都能够把那些枯燥的、遥远的文章,讲得好像是作者站在你面前一样,这对我的影响挺大,让我觉得文字始终是很生动的。我感觉他们非常热爱这个学科,把很多古老冷门的东西,研究得津津有味。
大学不是职业培训学校。北大教给我的其实是探索世界的方法,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怎么提出问题,怎么回答问题。
大三,我在校园歌手大赛认识了杜凯,他带我做音乐。我和他们乐队的人一起出去玩,跟别人组成搭子演出,大量练习别人的作品。他是我心中的音乐领路人,我在他身上看到极其坚毅、极其纯粹的一面,像苦行僧一样。肉体上的难过,精神上的压力,经济上的拮据,对他来说都不成问题,都能解决。他创作音乐,有历史考古精神,像写论文一样搜集资料、写作。
他们乐队2015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在乐空间办首唱会,听到后面几首歌,我们几个朋友忍不住都在哭。很震撼,也给了我信心——没有音乐背景的人,也能在音乐圈走一条自己的路出来。
我们管杜凯叫「杜老」,还有个口头禅叫「杜老帮帮忙」。因为有杜凯,不管做音乐有多难,我们都不打怵。任何环节我不懂,遇到困难了,就问杜凯。我们做第一张专辑,录第一首歌,进棚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弄,就发微信给杜凯。他虽然很忙,但会说没关系,来帮你。我心里马上就有底了。
回想大学那段时间,除了上课就去跑一些演出,从来没有实习过。我们系没有那么卷,大家都蛮散漫的,每个人有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想,对那时的我们来说,「我乐意」可能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
直到现在,遇到一些看起来特别有商业价值和社会地位的事情,如果的确不适合我,我不乐意做,错过就错过了。
我不觉得一个人一定要散漫或者是不散漫,这是个人的选择,这个世界容得下很多种选择。我的选择是散漫的,当时也找到了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互相安慰,互相偷懒。但我身边也有很精进的人,也有非常追求效率的人,他们都乐意。只要乐意就行。这是中文系和音乐带给我的影响:我身边的老师、同学,还有我在文学里面读过的故事和人物,有这样的一种底色——顺心而为。
我就这么自由地过完大学四年,也很充实,对未来没有特强烈的设想。人在刚毕业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知道不想干什么。我很讨厌电梯,所以不想去高楼大厦里面工作。我想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就跟我的朋友一起创立了公司。
当时真的没想那么多,做就做了,大不了就失败,又能怎么样呢?失败并不是人生不能接受的事情。我没有觉得人生容错率低,你随时随地可以重新选择。
所以,做乐队也这样。
我第一次见到程锦远的时候,他戴个眼镜,穿格子衬衫,剪了一个不知道怎么描述的发型,人也比较腼腆。那时,我默认他也想做音乐,跟他聊的是,我们用一年时间先通过组乐队,帮彼此了解这个行业。做着做着,他自己就说要退学(研究生学业),我很窃喜啊(笑)。
现实和理想对撞的时候,会带来很强烈的恐惧和不确定感,我一个人不一定有这么多勇气,但多一个程锦远一起,我就会勇敢一些。
程锦远:
本科时,我很多时间都在玩音乐。
我爸是音乐老师,我钢琴一直练到六年级,在高中社团接触电声乐队,羡慕会弹吉他的同学,但我不会演这么酷的东西,后来我在北大的吉他协会弹吉他,和同学一块儿唱歌。我在这里知道,除了流行歌之外,世界上还有这么多音乐可以听、可以学。
大四正好有一个机会遇到马懿,要组乐队了,心里没有波澜,只想想人生蛮神奇、蛮幸运的,顺其自然走到了这里。
有人会说上北大却做音乐,是不务正业。我不认为读研究生是唯一能体现人生价值的事,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是很珍贵的。比如我们的师兄杜凯,他也是在读北大的时候发现最喜欢最想做的事是音乐,于是还没毕业就开始组起自己的乐队,后来2016年,杜凯他们的Mr.Miss乐队得了金曲奖,这为我们指了一条路——靠音乐是能往下走的。感谢杜凯师兄。
就像马懿说的,我们在大学里的目标不是为了把自己培养成什么职业候选人,而是去学习观察世界和认识事物的方法,去探索挑战未知的方式。当时学校里有好多「不务正业」的学生,如果你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想做什么都会有志同道合的一群人。
我的高中时光也很触动我。我算是个散漫的学生,同学们关系也非常好,一大半都是从外地到郑州的,周六周日住学校,一块儿自习,一块儿玩,去吃火锅。学校晚上11点要熄灯了,学生们就开始大喊,有一种不太遵循规则的态度。大家都有散漫的天赋。
整个大学四年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大家各忙各的,各自有不同的追求或者爱好。我对专业课没有那么紧张,对成绩也没太多感觉。在音乐社团里度过了畅快的生活。大四先选择了保研,但没那么兴奋。
所以,休学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我想,终于可以正经做音乐了。
我对马懿的第一印象——这是学生吗?她为人处事很成熟,能处理很多对外的事情,之前没有经纪人的时候,乐队的合同和事务安排都是她来统筹。
我爸妈知道我研一想直接退学做乐队,劝我不要那么激进,要不先休学试试,给自己一个缓冲,我猜可能他们也想有个缓冲。
过了两年,看我们还是坚持在这条路上,他们就接受了,还专门提醒我,要不要去学校办个(退学)手续。
我心里没有任何落差,但身边的熟人会比我焦虑,担心我浪费人生,他们还会发一些音乐类招生简章给我,希望我再读个相关学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会认真跟他们解释,我到底在做什么。以及,如果继续因为惯性去读新的学位,反而会耽误去做真正想做的事情。